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对我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从国际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围绕智能技术和智能产业主导权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近年来，逆全球化沉渣泛起，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兴风作浪，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从国内看，我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充分利用要素价格低廉优势和出口导向战略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这条发展路子已越走越窄。靠跟踪和模仿技术已经难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国际国内环境和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意味着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有助于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有助于满足国内需求，有助于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也有助于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二、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重点。为此，《建议》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凸显党中央对加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高度重视。
实体经济是相对于以金融业为基础、金融资本为运行主体的虚拟经济而言的，指以制造业为基础、生产资本为运行主体的经济形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制造业兴，则经济兴，国家强；制造业衰，则经济衰，国家弱。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蒸汽机发明并在社会生产中广泛使用起，人类步入机械化时代。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和制造业的兴起，英、法、德、美等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并走上经济快速发展道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更是步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制造业为主体的国内循环是西方经济的基本特征。但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在内外矛盾的作用下西方国家进入去工业化轨道，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大量制造业企业和技术被转移到海外，西方多数国家的经济由国内循环为主演变为跨国公司主导的研发和设计在国内而生产和销售在海外的国际大循环模式，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国内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锐减，制造业严重萎缩，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曾经的大工业城市充斥破旧的厂房和锈迹斑斑的机器，政府债台高筑，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加剧，贸易赤字扩大，经济增速低迷，经济繁荣景向一去不复返。目前西方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都降到10％左右，而金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大都在75%以上。西方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非常值得总结和吸取。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没有赶上世界工业化的头班车。吸取过去工业化落伍、国力衰竭、任人宰割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把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基本国策和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党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就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赋能制造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利用优惠政策吸收国外直接投资，规模达2万多亿美元。现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是我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抗风险抗冲击能力强的重要原因。我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威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2012年的31.4%下降到2019年的27.3%。如果不对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加以控制，任凭其持续发展，必将严重削弱我国制造业优势和经济韧性，损害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安全。有人将西方制造业下降、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视为客观规律，是产业高级化的标志，认为中国也应该走上这条路，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和制造业严重萎缩是由其实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和对抗性，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政策，完全可以避免去工业化和制造业萎缩趋势，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合适的水平。《建议》首次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做出将加强实体经济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的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显示出我们党以国内循环为立足点，做大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在此基础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坚定决心和制度自信。
三、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建议》以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为主题做出了全面系统的工作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在工作中自觉加以落实。
其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提高制造业竞争力，最根本的是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厚植创新动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建立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面向未来，要深入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断取得基础性、战略性、原创性的重大成果，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只有这样才能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提供坚实技术支撑，提高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其二、立足国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我们要认真吸取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惨痛教训，严防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风潮的侵扰，立足国内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制造业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利用先发优势，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要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要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其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了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是强化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为此，要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它们对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具有决定意义。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提高经济的数字化水平。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要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要鼓励企业兼并重组，防止产业低水平重复，避免资源浪费。
其四、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要加快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用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构建智能化产业体系，着力促进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要完善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畅通城市与乡村的交通体系，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其五、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金融发展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协调稳定运行。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制造业产能过剩压力会加大，赢利水平会下降，制造业企业会面临较大的经营困难，社会资金会乘机流向容易赚快钱的金融业，推动金融业超常发展和快速膨胀，其后果是一方面加剧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萎缩，另一方面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拖累整个经济陷入危机和停滞。西方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强化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必由之路。《建议》明确提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其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为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提供动力。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头雁”、关键领域的“压舱石”，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推动国有企业做好做实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等工作，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在强化实体经济根基，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基础再造，提高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放开市场准入，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形成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有效市场奠定制度基础，切实发挥市场在强化实体经济过程中的激励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有为政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政府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