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祖，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十二月的下午，广东这几天突然入了冬，我坐在深圳海边的一处咖啡馆，迎着寒风写下这封信。
我也是湖南人，来自郴州临武，1980年生，你可以叫我李齐，当然这是我临时编的一个假名字，因为我后面要讲的故事是这么离奇，实在不方便使用真名。
我看过你采访过很多异乡人来珠三角经历过的故事，有些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你去采访大朗毛织厂那个老板，说他们刚来广东时，只能吃香港司机不要的烧鹅肉，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你说的穿越塘厦那条重要的国道，人被撞死了跟死条狗一样，我也目睹过，我也被查过暂住证，也被飞车党抢过手机，我跟你们有着很深的共情，我忍不住想向你讲述这二十年来的人生，像一条鱼忍不住要游向深海。
临武是郴州很小的一个县，经济极不发达，除了有一座煤矿，好像什么也没有了。
我爸是一个普通农民，90年代初就到广东卖力气活，为了给家里三个小孩念书，一直在工地做炮工，炮工就是建房子时，打地基遇到坚硬的岩石，挖掘机挖不动了，需要有人钻到直径一米多的钻井里，钻炮眼、引爆炸药炸碎岩石，这种钻井有时七八米，有时几十米深，炮工在里面作业时，岩石粉尘漫天飞舞，工人那时最多戴个简单的口罩，很容易得尘肺病。
那些年，中国每一座高楼大厦的下面，都可能有几个得尘肺病的农民工。
我爸是我高一时患上的尘肺病，但他打工七年来都没有签劳动合同，工头也没有给他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1996年那会，也没有医保，这个病会让肺部纤维化，不能彻底治愈，他经常发烧，咳出浓痰，身体越来越差，不能继续干活。念到高二时，家里给他治病把钱都花完了，还欠了两万块钱，再没有人挣钱的话，我弟弟妹妹就没法读书了。
1997年夏天，17岁的我只好弃了学业，跟每一个湖南乡下年青人一样，去广东打工。
我去到的第一站是东莞黄江，因为有同村的人在这边打工，有个可以寄宿的地方。
我们要从临武到郴州火车站，坐绿皮火车到广州，再到广州火车站对面的流花车站坐中巴车，那种中巴车只能坐二十人，但通常塞进去四十多人，中间的过道都给你拉一条小板凳出来，车里面充斥着奇怪的汗臭味、烟味、脚臭味，只能打开窗慢慢开，有人在窗边抽烟时熏得我实在受不了，跟他说不要抽了，那人恶狠狠说关你什么事？揪住我衣服就要动手，车子里的人发出痛苦的劝阻声，说不要打了，会打到别人的。那人才收了手，一路都凶神恶煞地盯着我看。
车子摇摇晃晃开了三个半小时才到黄江，我下车时就在马路边吐了，1997年的黄江满天灰尘，像一个大工地，我半天才找到公用电话，同村人过来接我，带我去到东莞常见的那种农民房里，四间房里住着十几个老乡，大家一起凑钱做饭，房间里有一股挥散不去的油腻味，我那时住不起旅馆，就打地铺睡在地上。
我在黄江没找着工作，每家工厂招工时，面试的人山人海，一份普通的工作二十多个人抢，保安要拎着橡胶棍过来维持秩序才行，现在的人可能想像不到当年失业有多严重，我在人群里显得瘦瘦小小的，根本挤不过别人。
不仅没找到工作，还被职业介绍所骗走了两百块钱，收了钱后就介绍我一次面试的机会，那家厂感觉像监狱一样，里面养着几条大狼狗，门窗都用铁丝网封起来，老乡们给我打过预防针，说这种是黑厂，扣你半年工资的那种，不能进，我到厂门口看了一眼掉头就跑。
后来知道职业介绍所专门干这个，和黑厂一起骗钱，一开始就没打算给你介绍工作。
被黑介所骗过一轮后，我身上只剩五十块钱，急得打电话给家里求救，爸妈一个一个给亲戚打电话替我想办法，终于找到我表姐在深圳福永一家台湾人开的工厂做行政，她说那边缺个干磨光的，但是磨光异常辛苦，磨光一年，短命三年，问我愿不愿意干？
我哪里还有得选？只求在广东能活下来。就坐两小时车，跑到福永，经表姐介绍先做磨光学徒，前面两个月只给350元工资，扣掉吃住还剩两百。
磨光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痛苦的工作了，车间里磨光机的声音振耳欲聋，上班都得戴一个耳塞，磨光机又十分凶险，砂布转得飞快，一不留神就磨下好大一块皮肉，血流不止，而且我们是站着工作，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从早上八点站到晚上九点，车间里粉尘漫天，下班时人整张脸跟挖煤回来一样。
就这种工作，外面的人抢着进来，外面有太多活不下去的人。
我们的副厂长是个台湾人，常在车间里给我们训话，说这种苦不算什么，台湾女人都能干，我们这么年轻怕什么？十几年后我去台湾旅游，才知道他是在瞎扯蛋。不过磨光虽苦，赚得也多，是计件工资，我成为熟手后，一个月能挣1300块，2000年最高时挣到过1800块一个月，这在那时候是工人里极高的收入，我拿工资买了一台二手电脑，每天唯一的乐趣是洗完澡可以打几盘红警。
不过这时候我身体明显吃不消了，脚底板厚厚一层茧，两只手到处是伤口，磨烂了不知道多少双手套，更害怕也患上尘肺病，我当时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不能也病倒了，便请表姐调我去别的部门工作，最后调去做车工。
当然这也是一个假名字，我实在不方便说她的名字，请见谅啊彦祖。
杨琳皮肤白皙，笑起来左右有两个酒窝，头发乌黑，说不出来的娇俏，她那年只有19岁，刚来公司做车间文员，性格活泼爽俐，时常在上班前，站在三楼车间的窗口向下望，我们一群男生就涌到别的窗口前，有意无意地瞅眼看她。
我工作地方的前面就是她们文员办公室，前面是一面透明玻璃，我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她如月光姣白的面庞，她时常扎着头发，抬头看着日光灯想事情想得出神，高挺的鼻梁配着长睫毛在灯光下构成一道优美的弧线，我们全体男工友就一齐忘了工作，个个都屏息盯着她看。
那年冬天时，一次她在办公室里脱去外套，露出饱满的胸脯和细柔的腰肢坐下办公，车间里十几个工友齐声发出“哇”地赞叹声，然后一片“啧啧啧”地感叹起来。
我穿着一身油腻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把2.5cm的钻头，一时也看得呆了。
和我同龄的工友徐庆耀就过来使胳膊肘捅了捅我，抱着我肩膀说：“别想了，这种妹子不会是我们的。”
我低下头看了看手里的钻头，毫无底气地说：“想想也不行啊？”
徐庆耀那时候在追另一个车间文员柳玉眉，柳玉眉跟他做朋友但也没有表态，两人就常一起吃饭看电影，由于没有确立关系，不好意思单独外出，有时候就会拉上我跟杨琳做电灯泡。
我们每周工作七天，每天晚上加班到九点到十点，只有周日晚上不加班，我们周一到周六晚上下班，偶尔去工厂门口的小店吃炒米粉，只有周日晚上能去看电影，那家电影院一到晚上十一点就开始放李丽珍舒琪的三级片，到这时女生们就会被突然冒出来的色情镜头吓得站起来，好像被椅子烫到了一样一哄而散，电影院里一片稀稀拉拉椅子翻动的声响。
和杨琳吃炒米粉的时候，她总跟柳玉眉打打闹闹，我不由得多她看几眼，和杨琳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总忍不住把眼睛从大屏幕上挪开，转过头看她的脸庞。
杨琳是我枯燥而痛苦的工作时，唯一能抚慰心灵的寄托，那种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给台湾人做牛做马的日子，就是现在想想都会觉得恶心反胃，只要一天没看到她在办公室，没有听到她清脆的笑声，我心里头就七上八下，。
杨琳是唯一能照进我痛苦生活的白月光，既管她对我这个普通车间工人并没有任何感觉。
这种生活维持了一年半，徐庆耀终于在一次酒后跟柳玉眉半推半就确立了关系，我跟杨琳做电灯泡的作用从此消失，只是偶尔周末到他们同居的小屋打边炉，我每次望向杨琳时，她都会假装没有看见。
2002年夏天，就是韩日世界杯那年，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两次加班我请假去看了比赛，以致于韩国队诡诈的表现让我终生难忘，我请假时是徐庆耀代的班，他为了偷会懒，跑去仓库角落抽烟，扔烟头时不小心引着了火，差点引起一场火灾，他被组长、副厂长带到办公室劈头盖脸足足骂了三个小时，徐庆耀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从那以后每天就阴着脸过来上班，扔卡尺扔扳手时好像跟那东西有仇一样重重砸在工作台上，以发泄心里头的怒火。
终于有一天我们四个在打边炉时，他说他不想呆在工厂里穿着油腻的工作服耗费一生了，他也不想再过这种，下班时用洗手粉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指缝污垢的生活，他更不想再闻到冷冻油的气味，看到铜屑和铝屑掉进他的凉鞋里烫得他哇哇叫，他喝了点酒，说着说着竟动了情，哭了起来，他说他要带柳玉眉离开这家工厂，跟这种一个月挣一千二的生活告别，重新找门活路。
我小心问他打算去哪里，徐庆耀说他有高中毕业证，想去深圳关内闯一闯，我说关内要大学以上才能找着好工作，他说不管这些，一定要去关内闯荡，绝不能留在关外的工厂过一辈子了。
他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决心，为了获得安全感，还动员我们一起跟他去关内，我从来没有去过关内，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况，那时候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非常艰难，心里头没底，而且杨琳也没有表态，所以暂时没有答应他。
一周以后的一个下午，杨琳突然情绪很低落，不像平时那样活跃，她坐在办公桌上发了很久的呆，眼角隐隐还有泪痕，足足过了一个小时，她才从自我情绪里走出来，敲了敲玻璃，指了指徐庆耀，叫他去办公室聊事情。
徐庆耀在里面跟她聊了几句，回来后竟有些兴奋，他主动过来压着嗓子跟我说：杨琳决定一起去关内找工作。
彦祖，你应该记得，深圳那时候是分关内和内外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关内都是写字楼白领，关外都是脏兮兮的破工厂，要进关内必须办边防证，最早的时候边防证非常难办，普通人根本进不去，2002年已经好许多了，只要两块钱就可以，但边防证有七天期限，七天后边防证过期，查到没办暂住证的，要被送到樟木头的看守所里去。
一个月后，我们四个年轻人怀着一颗忐忑而热烈的心辞了职，办好边防证，一起进了关内。
徐庆耀本来想借住在亲戚家里，我们怕吓着他亲戚，在他家楼下等着，但他亲戚见到他来，冷着脸关了门，仿佛是仇人一般，我们四个只好到布吉关旁边的农民房里租房子住，400块钱一月的单间，房租平摊，那种房没有电梯，但还算干净，杨琳和柳玉眉睡床上，我跟徐庆耀打地铺，白天我们分头去找工作，晚上回来一起做饭，四个人在一起相依为命过了一个多月。
我们分头找到了活命的工作，但都不是什么好营生，我在一家餐馆送外卖兼打杂，杨琳去做了酒店前台，徐庆耀跟柳玉眉在超市工作，收入都很低，而且每天出门都要提防被查证件。
柳玉眉在关内只工作了三个月，受不了这里的消费和辛苦决定回家，几个月后跟徐庆耀分了手，徐庆耀失恋那天抱着我哭了半宿。
杨琳很喜欢深圳，经常拉着我们逛东门、金光华、华强北，她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就指着它大声说：“这个真好看啊，我将来一定要买得起。”
我们仨人相处最快乐的一次，是一起到杨梅坑的山顶悬崖看日出，我们晚上在海滩边喝得烂醉，疯疯颠颠地胡闹，晚上随便睡在租来的帐篷里，第二天早上我们五点就开始爬山，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山，2005年才建了度假村叫鹿嘴山庄，我们嘿咻嘿咻爬到山顶的悬崖边时，见到太阳正从远方冉冉升起，照得海面一片波光辚辚，我们兴奋得张开手大喊大叫，我看到张琳整张脸被朝霞映得红彤彤的，觉得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景色了。
在关内半年后，有一天杨琳过生日，徐庆耀劝我把话挑明了，白天时我约杨琳去荔枝公园划船，划到湖心时，我拿出给她买的一块电子表做生日礼物，很忐忑地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表白。
她没有收我的礼物，她跟我说她知道我的心思，但一直把我当哥哥。嗯，那年代女孩子拒绝人一般就是这种词汇。
她把电子表还给我，脸上没有悲喜，她跟我说：李齐，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改变主意决定来关内吗？
我说不知道。杨琳轻声说，辞职前一个月，跟她一起在福永打工的同班好友，出门被人飞车抢包，头撞在台阶上摔死了，她不想活在那样的工业园里，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说不定哪天出门时，也被飞车党摔死在那，还要被一群路人围观。
杨琳还说，她只想活得有尊严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她现在住在六个人的公司宿舍，上下铺，刷牙都要排队，她希望自己能活得越来越好，能在深圳有自己的房子，做一个真正的深圳人。
然后她反问我：李齐，你能让我过得更好吗？你能让我留在深圳吗？
然后她说：我们俩在一个战壕里相依为命，但不代表我们要同生共死啊。李齐，我来深圳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你啊。
我那一刻才明白她一直以来的想法，她就是看不上我，觉得我不配，我高中都没读完，只是一个普通的车间工人，不可能有好的未来，顿时觉得五雷轰顶，整个人都呆了。
杨琳最后说，其实她半个月前，已经在这边确定了一个男友。她把手表塞回到我的手里，跟我说：你拿走吧，我配不上你的感情。
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无情的嘲弄，天地都在旋转，她明明嫌弃我，居然说她配不上我，我气得站起来，将手表狠狠抛到了湖心，转身跳进了荔枝公园冬天冰冷的湖水里，我听到杨琳在船上吓得叫出声来，我不做理会，心里头一片悲凉，一口气游到了湖边，全身湿淋淋地爬上了岸。
我没有回头看她一眼，自怜自伤着一个人往租房走，走出两三公里，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我就蹲在一个垃圾桶旁边，跟个傻逼一样哭了半个小时。
回去后我发了几天烧，不久接到家里来的电话，我爸终于因尘肺病去世了。
做为家中长子，我急忙忙又赶了回去，将父亲的丧事办完，这时候才发现村里大多数人都建了新房，只有我全家人还住着90年代的破房子，我要回深圳前，弟弟妹妹都过来抱着我哭，说以后怎么办啊哥？
那一天我就突然长大了，23岁的我对人生不再有任何幻想，我咬牙切齿着说，你们放心，哥一定会赚很多钱，很多很多钱，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回到深圳后，我删掉了杨琳的电话号码，决定重新开始。
彦祖，这应该算是我前半生的故事了，从那以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人生开始另一段故事。
回去工作不久，我所在的饭店在华强北开了一家分店，我每天中午、晚上，主要给各个档口的老板送外卖，花了半年时间，将华强北远望、明通、飞扬时代、通天地、赛格、赛博、电子科技、桑达电子等几栋楼都摸得滚瓜烂熟，那时候的华强北龙蛇混杂，地铁口永远有站在出口处喊发票发票的大妈，四处游荡背着个破包包但里面有十几万现金的中年妇女、满头白发在街头突然卖艺的牛逼大神、四处拿货一脸青春痘但会说各种方言的小男孩、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
我当时已十分留心在哪能赚到钱，我不可能进大公司做高管，但华强北这片江湖对学历没什么要求，我觉得别人可以，我也一定可以。
我一边送外卖，一边想办法找机会加入他们，他们那只要一招工，我就上前问他们要不要人，但对方一看我身份证就退回来，我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有一次我去飞扬时代柜台找工作时，一头发乱蓬蓬的小伙看我又面试失败，一边磕瓜子一边笑我，招招手叫我过去，跟我说：“我观察你很久啦，你一直想找工作吗？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你？”
小伙子一边抖着腿，一边把瓜子磕得满地都是，说：“华强北虽然五湖四海的都有，但主要以潮汕人为主，他们在一起叽叽咕咕说潮汕话，你稍微走近一点，就充满警惕地看着你啦，他们要从香港走私硬盘、内存、CPU、手机过来，这栋楼，还有赛格最多干这个的，他们要找靠得住的老乡，你是哪个省的？”
我说是湖南的，小伙子说他是江西的，16岁就来华强北了，问我愿不愿意从零开始免费给他干三个月，要是愿意，就带我入行。
小伙子还说江西湖南不分家，你以后就跟着我混吧。我说从没听说过这句话啊，小伙子说他说系就系啦。
他提的条件其实非常苛刻，三个月不拿工资，没有人敢下这么大决心。
我当时只求能改变命运，总觉得没有比送外卖更没前途的事了，就站在飞扬时代人来人往的狭窄柜台前，咬牙答应了下来。
他那时刚好想从表叔那自立门户，手头也有些资源，正缺可以相信的同龄人，像我这种年龄合适又一张白纸的，正是他急缺的小弟，我跟着他入行后，才知道他也主要搞走私手机，货为两种，一种港版一种原版，贵手机港版差不多要便宜一千多，这中间就是利润差价，除了走私手机，还搞三码五码机，有时他还会拿出一些正品二手机来卖，价格低得让人怀疑有问题，但质量又不差。
我记得那时候卖过诺基亚5300，新品价2300元，是当时普通中国人一个半月的工资，我们九成新卖给客人只要1000元，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陈金凌按发货件数给我算提成，正式拿工资以后，第一个月居然到手六千块钱，我在台湾工厂里磨光磨死也赚不到这个收入，从此死心塌地跟了他三年，到2006年离开他时，我已经差不多能拿1.5万一个月了，我记得那时认识一个华为的员工，也才八千块一个月，所以我一直很感激这位小老板。
离开他是因为发现他卖的旧手机有问题，其实就是销脏渠道，飞车党在全广东到处抢劫，抢完后转手卖给华强北这些地下渠道，他们再把手机拿去从软件到硬件清理干净，重新拿出来卖，因为成本低廉，才卖得特别便宜。
因为这些事情，有一回我被牵连进去，跟陈金凌一起在看守所待了整整一个月，后来也不知道他想了什么法子我们都放了出来，不过却因此也认识了几个待在里面的潮汕人，大家在里面相互照应，从此有了狱友情份，居然就这样莫名其妙进了他们的圈子，半夜十一二点常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锅砂粥。
2006年从看守所出来后，我觉得跟着陈金凌风险太大，想自己另谋生路，便和他分道扬镳。
陈金凌那两年在山寨机市场杀出了好大的名头，大家都叫他“山寨机小王子”，外面传他身家数亿，不过都是谣传，做为他的贴身心腹，我估计五六千万是有的。
不过2008年政府大力打击山寨机，陈金凌被告上法庭，赔光了家底，老婆又带着剩下的钱跑路，突然妻离子散，家财散尽，陈金凌受不了这个打击，当年就疯了，经常在飞扬时代的楼底下跳舞，找人要烟抽。我那时只要路过华强北，就会去给他递烟，但他已经不认识我了，看到我只会咧嘴傻笑。
华强北改成步行街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陈金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独自创业后，起先也自己搞了个小柜台，但生意一直起不来，但到了2008年，转折点突然来了。
一是去香港越来越容易，二是苹果手机上市后卖得太火。
去香港容易后，带水货回来就方便，华强北这边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起先两边海关查得不严，带货还算轻松，除了人肉带货，还有人在深圳和香港之间拉铁丝送货，嗖一下就寄了过来，我当时主要对接武汉的段姐，湖北地区的港货苹果机，大概有十分之一是我这边走的货。
我生意这时候稳定了，徐庆耀也在超市混到部门主管，还跟一同事结了婚，我就叫他过来帮忙，一起打理生意。
到了2011年，无意间又跟潮汕兄弟学会了一门特殊的赚钱手法，原来苹果手机在美国是无条件包退换的，如果手机遇到问题，比如浸水火烧什么的，都可以到店里换货，只要你在美国找到黑人兄弟或者墨西哥兄弟，先去买一部苹果手机，然后再把手机里的重要零配件取出来换掉，或者干脆换成一台翻新机，再把手机扔在水桶里泡一晚上，说手机不小心掉水里了，第二天再拿去店里换一台新的苹果手机，这里面最困难的是要解决一机一码的问题，至于我们是怎么解决的，这个真不方便说了。
我们当时圈子里管这个赚钱的方法叫“薅资本主义羊毛”。
这块业务让我在2011-2013三年每年有一千万收入，也不敢做太大，直到苹果公司发现异常将漏洞堵上了。
2012年我尝试转做正行，因为手里有了不少现金，投资相对就容易很多，那年我开了一家跨境电商公司，做到今年差不多一年有近十亿的营业额了。
这中间我也交了四五个女朋友，但我再也感觉不到过去那种强烈的爱意了，生活阅历让我越来越精明，也让我失去了品尝生活的味道，每当有一个女生在我面前坐下来时，我就会忍不住想她后面会花掉我多少钱。
深圳一天天变得富裕，2008年取消了边防证，几年后连关口都拆了，市区建设得越来越漂亮，南山那一带完全是国际一线大城市的气势，但我从办公室往外看过去时，总觉得深圳说不出来的孤独和冰冷。
2012年时，朋友应酬带我去长安体验东莞的桑拿，据说那有东莞最大，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场子了，里面有两千多个女生，我见到了一辈子都没见过的场景，终生难忘，那家场子晚上整点都会走秀，客人们手里头都拿着一束玫瑰，看到喜欢的就上去献花，表示点了这个人，我站在台前，看着女生们穿着薄纱走了一圈又一圈，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追着秀台走了几步，喊出了她的名字：
柳玉眉在台上全身一震，低下头看到我的脸，认出我来，眼神慌乱，一脸的惊奇尴尬，我怕别人点了她，赶紧把玫瑰递了过去。
我们进了房间后，以前不碰烟酒的柳玉眉，显得老成了许多，她找我要了包烟，点着火，就坐在我的面前一根接一根的抽——她已经镇定下来，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我问她怎么在这上班，柳玉眉冷笑起来，她说：不就是为了钱么，难道是为了研究哲学？
柳玉眉抬起头，用一种奇特的眼神看着我说：李齐，我有听别人说过你的事，你前些年在华强北做走私发家，算正经工作么？
我被她驳得哑口无言，突然发现自己既没有道德高地可言，在人生这条路上，也没有更干净的选择。
我突然想起2002年我们四人从福永进关内时的兴奋场景，喉头一阵阵苦涩，从钱包里取出几千块钱，放在了桌子上，起身离去。
一年后，徐庆耀从我这辞职，他决定出去创业，要像我一样有自己的公司，要好好博一把。
如果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我宁肯让他在2013年投资两套房等待深圳房价2015年突然暴涨——徐庆耀太急于求成，做生意没有经验，连亏了两年，为了翻本，2014年下半年他去华强北老客户那里买了一套微信定位软件，通过微信站街的方式加附近的人，再卖一些加了西地那非的压片糖果当壮阳药给客人，2015年他搬去惠州开了三家公司卖压片糖果，2016年被抓时，一共赚了四千多万，被重判了二十年。
2017年比特币大火，当年和我一起在华强北发家的几位哥们盯上了虚拟币，邀请我入伙发币，我手里现金充足，就尝试入了股，2018年我们发行的虚拟币，让我赚到了近三亿人民币。
彦祖啊，我的跨境电商公司几百人一年辛辛苦苦，也不过才几千万利润，跑出来的都是流水，而虚拟币一晚上让我赚到了三亿，2002年22岁我进深圳市区时一穷二白，短短16年，38岁时居然身家以亿计，我也感觉自己这一生如梦如幻，一切都太不真实了。
而更魔幻的事情，就在昨天下午，2020年12月7日下午，居然又发生了。
昨天我去监狱里看望徐庆耀，下午回到罗湖，开车时发现车上没有烟，就把车停在春风路，到路边的士多店买了一包烟，从店里出来时，有一个中年女子从我面前打着电话路过，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是她那一眼可见的长睫毛和酒窝分外熟悉，我忍不住脱口而出叫出了她的名字：
我以为我们相隔十七年的碰面，至少是《甜蜜蜜》里那种相逢一笑的场景，但是杨琳只是愣了一下，仔细看了我两眼，好像才勉强回忆起什么，她伸出手指指着我，半天也想不起我的名字：“李……李…..李什么……”
我的热情迅速被残酷的现实浇灭了，我只好尴尬地提醒她：“李齐。”
她微微皱着眉，好像感觉我打断了她的正常人生，仿佛十七年前在荔枝公园里一样。
我觉得气氛尴尬极了，突然明白二十年来我在她心中其实多么不重要，一个为了她要跳湖的人，她连名字都不住。
我忍住要夺眶而出的泪水，说声打扰了，掉头回去开车，我脑子里晕晕沉沉的，不知道往哪里开才好，不知不觉竟一路开到了盐田，开到了杨梅坑，开到了鹿嘴山庄。
我在鹿嘴山庄的悬崖边坐了整整一夜，一年一年回想起这二十三年来在深圳发生过的一切，我一会哭，一会笑，跟个傻逼似的。
天亮时，我再次看到了中国最美的日出，见到太阳正从远方冉冉升起，照得海面一片波光辚辚，但是再没有人陪我张开手大喊大叫，柳玉眉没有了消息，徐庆耀在坐牢，陈琳已经形如路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一个人孤独地看着这世上最美的景色。
海风一阵阵从遥远的海上吹来，我只觉得全身一阵阵冰凉。
彦祖啊，我现在坐在海边的咖啡馆里，一边吹着冷风，一边写下这一封长长的信给你，我知道同为八零后，一起经历深圳这魔幻的二十年，你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
来深圳时，我只是湖南临武一个瘦弱的农家少年，我身无分文，是深圳给了我一切，塞给了我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但深圳也带走了我所有的热情，我越有钱，越孤独，我越孤独，却又越有钱。
我现在可以轻易在酒吧里，找到陪我一晚的年轻女生，却再也找不到当年对杨琳那份浓郁的爱意了。
对了，放纵的私生活也惩罚到了我，忘了告诉你，我有艾滋，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医生说，我应该活不过41岁了。
我已经将财产做好了安排，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大部分遗产给了弟弟妹妹，小部分留给了徐庆耀的儿女。
也许明年，当我的骨灰洒在杨梅坑的大海里时，继承亿万身家的弟弟妹妹，就可以过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生了，他们不用像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没得选，一辈子只能在黑暗里孤独地摸索成长。
我知道我的骨灰会沉入眼前这片蔚蓝的大海，我知道哪怕人生再来一次，我也会走向这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