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支撑一个王朝的运转，税赋是最主要的来源支撑，它直接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亡，当一个朝代的税征收不上来，或者征收的税入不敷出，最终朝廷无法应付军队的开支与官员的俸禄，就离崩溃不远了。
在我们通常的认知中，中国古代历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是因为中国古代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最大的原因就是皇帝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
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
税赋太重了，除了揭竿而起，再没其它活路了。
可是，在中国大一统的王朝时代，皇帝们从小饱读诗书，都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尤其从小读史记，开篇就知道暴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所以皇帝们动不动就说：永不加赋。
十税一都算高的，从汉到明，三十取一的税收才是常态。
3.3%的税收，老百姓怎么就活不下去了呢？要知道，老百姓但凡有口饭吃，都不会提着脑袋去造反。
王朝的运行体系，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所有的皇帝都不敢收重税，但百姓就是没活路，到底是怎么了？
第一部分：趣味解读王朝的运营；
第二部分：朱元璋与贪官的养成；
第三部分：大明人口之谜；
第四部分：读书人的特权与利益集团；
第五部分：王朝的收益模型；
第六部分：被大家群策群力摧毁的王朝；
如果我们单纯的看赋税，会发现税收并不重。
支撑王朝运行并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赋税是四项：
田赋、丁税、徭役、盐铁税
首先是田赋；
田赋是支撑王朝运行的主项目，但我们经常能查阅到的各项资料，是从汉代就开始的三十税一到最重的时候也是十税一，而且皇帝动不动就说永不加赋，这里都指的是田赋。
这个税收，怎么看都是不重的。
要知道，同一时期的中世纪，不说领主，光教会就要收取什一税，即生产总量的10%，加上领主征收的税，一般会达到征收的50%左右；
对比中世纪欧洲，中国简直是黄金时代了。
接着是丁税，丁指人口，丁税即人口税；
根据各朝代的不同，一般是从最早的「秦」7岁，最晚的「汉」23岁开始征收。
人丁税，各个时代差别较大，一般相当于农业税收的1/5-1/10，我们就很难得到一个清晰的概念，即具体缴多少。
如在汉代，是规定一个青壮年男女每年缴纳人丁税120钱。在晋朝，是每年应纳绢三匹、绵三斤。
我反复换算，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概念，大约相当于现在每个人一年缴纳300-1000元左右。
其实我们看古代税收，都是一个模糊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信息化的程度和今天是无法比拟的，即使是田赋，县太爷也不可能让衙役到每家每户去看，一年的收成是多少，而通常是根据当时的技术估算一亩地的产出大约是多少，根据平均产出来核算每亩地所需要缴纳的田赋。
统计学和信息的落后，也是为什么古代都重农抑商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农业人口和土地都是摆在那里摆着的，但是商业税统计不出来啊。
那个时候又不像今天，所有的税务系统都联网了，投资了多少赚了多少一下就查出来了，古代的商人到处跑，赚了钱换算成白银就埋地窖里了，朝廷怎么算的出来？
古代的商业税，以明代为例，一般为1/15-1/30，根据商品过路过桥，和在市集上进行收缴，但是可想而知，偷税漏税的空间很大，多数王朝没有将商业税作为国家的核心收入来源。
而除了丁税和田赋，真正对百姓造成沉重负担的是徭役。
现代国家要搞大基建，会出钱找工人来修路盖楼，这样一个方面能沉积国家固定资产，另外一个方面还能解决就业率，工人拿到工资，还能促进消费。
但是在古代，要修路，要盖衙门，包括运输军粮，修理河堤，都是无偿征调百姓来干活。
碰到「能作」的皇帝，那老百姓就倒了血霉了，最夸张的是在秦代，全国人口为一千万，服徭役「含兵役」的人就超过了两百万。
要知道总人口里面还含了老人、儿童、妇女，几乎成年男子每两到三人就有一人在服役。
但是秦历两世而亡，包括大兴土木修大运河的隋代也快速崩溃，这给了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鲜活的教训，中国历代帝王从开始接受教育读书就开始学「暴秦无道、二世而亡」的道理，一般都不敢乱作，稍微明事理的皇帝都是轻徭薄赋。
如明代的成年男子每年须在本县服1个月的无偿劳役，从事地方的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劳动。如果不想去，就缴税来进行替代，按照比例来换算，这个税率是1/12。
第四项是从春秋齐国开始的「盐铁专卖」，而其中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是盐税，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几乎要用到。
春秋时期，生产盐的商人必须将食盐卖给国家，由国家统一进行销售，仅此一项，齐国大发其财，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因此盐铁专卖被各个王朝所采用。
要么是国家统一经营，要么是在朝廷下发许可证后，由朝廷认可的盐商进行销售，国家统一收税。
到大唐末期，盐的税收上涨了10倍，导致私盐贩子层出不穷，而最大的盐贩子黄巢，最终干掉了大唐。
在明清时代，盐税一般为15%-33%，因为盐价本身较低，正常情况下并不能对百姓的生活造成严重冲击。
所以综合以上，田赋、丁税、徭役、盐税这四项，形成了古代农业帝国的基本管理体系，支撑朝廷的运转。
按道理来说，在多数大一统的王朝，以上都不算特别重，至少不至于让老百姓活不下去去造反。
我们根据王朝的标准模型，开国皇帝的想法，是一个让大家都HAPPY的治国模式。
假设有一个大的土豆村，村有200户人家，1000个村民，假定每个人5亩地，一共5000亩地，每亩地产粮折算10两银子，
每个村民的年收入是50两银子。
那么根据国家的税法，理想状态下是：
1、十税一，土豆村5000亩地每年上缴5000两银子的田赋；
2、每个人每年上缴2两银子的人丁税，一共2000两；
3、每个人每年有30天的时间被县衙征调服劳役；
最终，国家在这个村子里每年收税7000两银子；
而每个村民每年收入43两银子，每年抽一个月给朝廷打工，这样的生活状态，不说富贵，糊口至少没问题，所以朝廷和老百姓相安无事。
可这是理想状态，事实却是，王朝经过100年，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千疮百孔了，民间往往是大量的人口食不果腹，饥寒交迫；而另一方面，帝国人口越来越多，征收的税却越来越少，到100年-150年左右如果不改革，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们在孤独的皇帝中说过，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民间经济必然是马太效应，土地不断以加速度进行兼并，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如在张居正改革时，根据数据统计，已经是5%的人占据了全国90%以上的耕地。
在理论上，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古今，都必须要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与两级分化，否则，经济必然发生崩溃，一方面有钱的人不仅消费能力有限，而且甚至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让国家更加收不上来税，如美国，伴随资本对政权的控制，出现了倒挂，穷人多缴税，富人少缴税，加速马太效应的发生，而且美国政府年年入不敷出；
另外一个方面穷人想消费没有钱，富人消费能力有限却集中了绝大多数的财富，最终经济出现停滞。
可恰恰相反，古代王朝的各项制度不是不干预贫富分化，是客观上促进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
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权贵集团的不断膨胀。
雍正1722年登基，此时大清不过建朝86年，且经历了康熙盛世，但已经将各朝代的毛病全部体现了出来，国库存银不过800万两，已不够支付国家的开销，中央和地方长期亏空，贪污成风，大清感觉很繁荣，却收不上来税，而且老百姓都已经劳苦不堪。问题出在哪里？
大清已经是中国大一统王朝发展了近2000年的最后一个朝代，各种制度的漏洞被所有的官员摸得非常清晰，所有的制度在颁布后都开始围绕权贵集团进行旋转，而且大清将大明的很多弊端几乎完整的继承了下来。
朱元璋是大明开国平民皇帝，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各项制度对官员苛刻，对百姓宽容，对各级官吏的要求之严格，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但遗憾的说，正是因为朱元璋，让大明的贪腐达到了古代王朝的巅峰。
大明之前的历朝历代，有贪官，但也有清官，而整个终大明一朝，几乎就只有一个清官，就是海瑞。
因为在大明，要做清官，就需要做圣人，做苦行僧。
大明的县一级县太爷，年薪是各种银两、布帛、粮食折算为90石大米，到了后期张居正改革，折算成白银是年薪45两，折算下来，相当于2021年的生活标准是年薪15000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每个月挣1200块钱左右；
注意，那个时候没有医保、没有社保、各种福利补贴通通没有，县太爷夫人又没工作，他一个人要养一大家子，怎么才能活下来？
所以海瑞只有在他母亲60岁生日的时候才能够买两斤肉，平时根本不进荤腥。
按照大明的税率和徭役，理论上，如果不被贪官剥削，普通农民的收入比县太爷高多了；
然而培养一个县太爷，成本要比农民高多了，10到30年寒窗苦读，是不产生任何经济收益的，就为了当官。
结果现在可好，吃那么多苦，而且智商超群，在至少10万人里面脱颖而出，几十年亏本读书，就找个连最普通百姓工资都不如的工作，这如果不贪污，谁当官谁不傻逼吗？
朱元璋的恶政让贪腐成为了大明官员的日常工作。
所以，在唐代，在宋代，要整顿吏治，是可行的，毕竟，王朝再怎么腐朽，读书人毕竟读圣贤书长大，十个里面总有两三个信奉孔孟之道，有理想有追求的，尤其是宋代，官员俸禄足够高，地方州县官员，县令每月二十千钱，禄粟月五至三石，这还是基本工资。
而基本工资就已经是明代县令的5到10倍以上，不仅如此，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均由政府埋单，数量也相当可观。
结果到了明代，这下可好，制度就是告诉所有的官员：你们要奉公守法做青天大老爷，就要吃一辈子苦。
等于是牧羊人养了一只牧羊犬，连伙食都不给它吃，让它自己想办法，牧羊犬没吃的，根本打不过狼，这就是逼着牧羊犬去吃羊。
所以，从明代开始，官员的贪腐成为了正常，不贪腐才不正常，只要出一个清官，全天下都当他是怪物一样看。
大清的初期，全面沿用了明代的俸禄制度，事实上就是鼓励官员贪污：没钱给你们发工资，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养活自己。
而从大明张居正开始的一条鞭法，有很多积极意义，但也产生了一个额外效应，就是将贪污从「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
在一条鞭法之前，农民的上缴税收是各种杂七杂八的各种实物，有大米的缴大米，有布帛的缴布帛。
当法令没有标准和规则的时候，是最容易有空子钻的，官员借此大发其财，各种手段捞钱，比如说农民缴纳的布帛和粮食质量有问题，需要多缴纳，比如农民不给官员好处，官员就各种挑刺。
从张居正改革开始，所有的纳税大多直接折算成了白银，别的东西不要了，农民也需要到市场上把米卖了换成白银缴税，这样一来，就把漏洞给堵死了，因为白银的成色是标准品，地方官没法挑毛病。
但是，很快的，大明的官员们就发现了新的漏洞。
因为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交的是碎银，各个地方总不能把全国的碎银都交到朝廷去，否则朝廷又得晕了，各级州县需要将碎银子熔炼后再铸成标准的银锭即官银，统一运往京城。
这样张居正是省事了，但是官员们也找到新的发财门道了，由于老百姓的的碎银子纯度质量不一，加上熔炼铸锭的过程中一定出现损耗，
某个县收了1000两的碎银，但是熔炼成大块银锭，就只剩下960两了，而剩下的40两，当然地方官不会自己出钱去补贴。
所以，地方官可以多征收一定比例的白银作为熔炼时候的损耗。
按照正常科学的角度来说，最多不应该超过2%-5%，但是朝廷并没有给出标准。
没有标准，就必然发生贪腐，如同徭役，县太爷可以让百姓干一个月的活，也可以让他们干五个月的活，这都是县太爷说了算。
很快，在整个官员贪腐的基础上，谁的火耗收的少，谁就是傻逼，大明的官员开始变着法的多收火耗。
朝廷的税收本来是三十税一，但是短短几年的时间，火耗的收取已经超过了朝廷需要的田赋，根据记录，正常一点的州县，火耗是每两银子收4钱到5钱，即多收40%-50%，但是到了后期，更多县城的火耗已经超过了朝廷要求的田赋，收到没边了。
十税一直接变成了十税二或者更高。
大明的后期，对火耗根本没人管，大清的初期，康熙做过多次要求，但收效甚微，而康熙朝，南征北战，从三番、台湾省到额尔丹，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康熙最后也不管了。
于是，火耗，成为了地方官名正言顺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收入。
这样，百姓的负担直线上升，但田赋造成的损失还是有限的，真正影响大的，是人丁税和徭役。
在王朝时代，让老百姓叫苦不迭的往往是徭役，因为国家统一的徭役是有限的，国家型的大工程为数不多，但是到了地方上，做多少基建，搞多少建设，都是地方官说了算。
当腐败与贪污已经成为惯例的时候，徭役成为了地方官剥削百姓最有力的工具，本来正常状态下是一年老百姓服一个月的徭役。
现在可好，反正让老百姓服役不需要自己花钱，那就可劲的用。
三月修桥，四月修衙门；
六月修河堤，八月盖驿站；
你说要耕田没时间服役，那就交钱，交了钱就可以不用来了。
徭役，成为了官府发家致富最有利的工具。
而人丁税，更是成为了官员的明面收入。
人丁税从汉代开始，是各朝代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人丁税直接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瞒报人口，并造成大量的流民和仆役。
因为地是死的，是瞒不过去的，上级官员过来就能看到，但是人是活的，是可以流动的，所以人丁税的征收难度远远高于田赋。
朝廷也是搞人口普查的，具体的搞法，由州、县政府牵头，乡村的里正、保长等基层官吏拿着朝廷的户籍档案，一家家调研访谈，摸清楚家庭的人口数量、男女数量、年龄、身体状况，没记录在册的人口，官府需要重新录入，已经死亡的人口，官府帮你移除户籍信息。
1381年朱元璋在位时，洪武14年，明代第一次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全国1065千万户，5987万人。
可是，随后明代276年，人口最高峰仅仅达到了7000万，以后再没有增长。到了明末的天启年间，人口居然只有5165万人，还不如明初。
这里面一看就知道猫腻太大了，大清仅从雍正到乾隆的几十年间，人口就达到了3亿以上。
要知道，除了明朝后期的战争，大明相对来说是比较太平的，而且相对前期各朝代，农耕技术在不断发展，耕地面积在增加，统计的850万顷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1.8亿甚至更多的人口。
大明的人口，是一个谜。而根据后世各种历史学家的调查，大明各州县至少瞒报了8000万到1亿的人口数量。
因为大明各州县的官员非常清楚，朝廷之所以要统计人口，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征收丁税，如果一个县有人口四十万，只给朝廷报二十万，相当于官员直接拿走了一半的丁税。
于是，大明的丁税，朝廷拿走一小半，官员贪了一大半；
而另外一个方面，徭役制度呢，更是已经瘫痪了，因为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即士绅集团。
读书人寒窗苦读10年，就为了当个县令那每年1万的年薪吗，当然不是。秀才是参加科举，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和门票，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门槛。即使从底层的秀才开始，就拥有了特权。
随便例举几个基本权力。
第一、见官不拜：在公堂之上不用下跪磕头，见到县官，作揖就可以了，并且，秀才可以随时到衙门递名帖见县令，这也是普通人办不到的；
秀才不用拜官，官老爷也对秀才多一层照顾，因为秀才再往上走，到举人，就是朝廷的候补官员，以后有很大的概率同朝为官，当然要相互照应。
而且，在那个时代，能够读书的，九成以上家里都是不愁温饱的读书人。
第二、免除徭役：再不用给公家干活了，当官府去征收壮丁的时候，秀才可以悠闲的看书喝茶，修堤坝补路这些以后根本不关他的事。
第三、免交粮免除人丁税：家里有田，好啦！都是自个的，不用给国家交赋税了。
第四、免刑：如果作奸犯科了，站在县太爷面前，大老爷可不能一怒之下打读书人的板子，如果要打板子首先县太爷得去省里找学政，把你的功名革去。
根据大明的状态，考取功名的难度，举人相当于副教授，秀才相当于重点大学的学生。
而在朝廷的制度漏洞下，终于形成了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巨大利益集团，即士绅集团。
要知道，根据朝廷的法令，享受特权的不是秀才举人他们个人，而是他们一家子。
如果某个村子里出了一个秀才，会出现什么？
能在一个村子里考取秀才的，本身就是家境比较富裕的一群人，田产和人口在村子里是最多的，而在得到功名后，更是要利用制度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于是：
村子里有几户人家，都将自己的田产挂到了秀才的名下，这样大家都不用交田赋了，当然，秀才不会这样白帮忙，国家的赋税是10两银子，秀才就收3两；
于是，秀才名下的耕地越来越多。
秀才不用交丁税，不用服徭役，但是村子里其它的人，不管有多少地，有多少财产，都要缴丁税服徭役，根据朝廷的法令，有100亩地或者还是1亩地都没有，都需要每年上缴5两银子的人丁税。
有钱人无所谓，但是没钱的人根本就缴不起，如果缴不起，在大明可不是开玩笑的，是要吃牢饭的。
于是，穷人还不如成为秀才家的奴仆或者佃户，这样，就不需要给国家和官府缴税，也不需要服徭役了。
于是，最终形成了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士绅利益集团，他们的收益远远高于普通农户，而在普通人家被官府残酷剥削的同时，更是对土地兼并推波助澜。
现在，我们来看实际的赋税情况
土豆村有200户人家，1000个人口，假定每个人5亩地，5000亩地，每亩地产量10两银子，
国家在这个村子里收税7000两银子；
村民年收入50两银子，缴税5+2=7两，结余43两，每年抽一个月打工，不说富贵，糊口至少没问题，所以朝廷和老百姓相安无事。
但是，张大户家里有读书人，有钱有势，他在不断的兼并乡民的土地，张大户一个人就有了村里2500亩的土地，他们家有500人，含佃户和仆役。
而李县令巧取豪夺，我们看最终发生了什么：
一、田赋
张大户的2500亩土地不用缴税，朝廷实际只能收到2500两银子的田赋；
县太爷要额外征收一倍的火耗，就是额外有2500两银子落到了县太爷的荷包，十税一变成十税二，每个村民上缴10两银子。
二、人丁税
村子里1000人口，减去张大户家里的500人，实际人丁应该是500人，结果县太爷就给朝廷上报了250人的人口；
朝廷在人丁税上就收到了500两税收，县太爷自己咪了500两；
三、徭役
现在徭役就要了老命了，原来村子里修堤坝，每个人干1个月，现在张大户家里的人不用干活，劳动力去掉了一半，只有500人，结果需要每个人干2个月。
而且县太爷有村民当劳力，不用白不用，让每个人每年干4个月的活。
不仅要无偿劳动，还要自带干粮，出现了工伤县太爷也不管，自己负责。
这样一来，村民不仅连耕地的时间都没有了，还要累个半死，找关系找衙役说好话，徭役说每个人给10两银子，就干1个月活就可以了。
村民们不想交钱，于是衙役们就让他们在大太阳下面搬石头，动作慢点就往死里抽，最后都交了…..
于是现在还是干1个月的活，衙役们收了5000两，大部分上缴给了县太爷。
现在我们来算账：
朝廷税收成了2500两田赋+500两人丁税=3000两，比原计划少了一半以上；
县太爷赚了2500两火耗+500两瞒报人丁税+5000两徭役减免=8000两银子；
县太爷的收入是朝廷的几乎3倍；
张大户挣的也不少，但是没有县太爷多，所以张大户发狠心，让儿子都去读书，一定要考更大的功名。
终于，朱元璋辛苦了一辈子，想压榨官员，最后整个朝廷再给读书人和官员打工。
以上都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
200多年过去了，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朝廷统计的人口数量却永远是那么多；
但是每年的乡试、会试在不断进行，开科取士不会停止，考取功名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人考取了功名，就一批人不再缴税，享受特权的人越来越多；
国家要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维护国家的机器不断增大，应付各项事务的开支不断增加，而税收却不变，皇帝再怎么省钱，都不够花。
而大明除了官员和读书人，还有更大的一个蛀虫，就是朱氏子孙，老朱家的子孙，加官进爵，不仅不事生产不缴纳粮饷，而且还需要朝廷进行供养。
朱元璋的算盘打的很美，想拼命的剥削官员，不仅不给钱，也不给他们假期，但是对自己的子女，那是无比的关爱。
整个明朝，共封了87位亲王，924位郡王，郡王之下的各级子孙，更是几何式增长，数不胜数，到了明朝后期，朱元璋的这些子子孙孙达100多万，每年消耗巨大，成为大明最大的蛀虫。
这些宗藩们的俸禄除了正常的财政支出外，还有各种临时补贴，比如婚丧、建造宫殿、节假日等等，最后大明朝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嘉靖后期，缴纳的粮食为84万3千石，但禄米达到192万石，不仅仅没有结余，明朝朝廷还得倒贴钱。
在万历年间，宗藩们的开支已经占到了朝廷的1/3.
于是，除了田赋、人丁税等，朝廷开始了苛捐杂税，有练饷，有辽饷，只要钱不够，就开始饷。
但是对于整个朝廷的官僚体系来说，三大受益人：朱氏宗藩、官僚集团、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士绅集团，他们占据了整个大明财富的80%以上，却永远加饷加不到他们头上。
朱氏宗藩是皇帝的亲戚，自然没人敢跟皇帝说拿他们开刀；
官僚集团和士绅集团基本就是一个整体，都是在朝廷的功名体系之下，官僚集团在朝廷，士绅集团就是官僚集团在民间的根，明朝任何一个官员，都在老家是大地主，兄弟们鱼肉家里，谁都不敢吭声。
所以，大明不是没有钱，而是就靠产出只有20%的穷人供养整个大明。
到了最后，一旦王朝有任何的风吹，都靠着对只占财富20%的穷人敲骨吸髓的剥削，朝廷一旦加饷，地方官员至少咪一半最后才到皇帝的手中；
皇帝要赈灾，往往是粮饷还没到灾区，已经被贪污了一大半；
大明的问题出在哪里，所有的官员心里都是门清，但是谁都不说话。
他们自己本身就享受了巨大的利益，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动自己的利益呢？
而且谁如果把这个问题指出来，就是和整个大明利益集团为敌，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自己就会首先被清理。
所以，到了王朝的后期，都是极度的两极分化，穷人食不果腹，卖儿鬻女，却承担着朝廷所有的苛捐杂税，有钱有势的读书人，饱食终日的朱氏宗藩过着风花雪月的日子，完全不知民间疾苦，对朝廷的安全不用承担一点责任。
根据历史学家的评估，最低估的大明人口也有1.2亿左右，当穷苦人民终于活不下去的时候，终于揭竿而起，只有要10%的人暴动，就足以让大明王朝崩溃。
大明末期，福王朱常洵倚仗父皇的宠爱，富可敌国，在封地洛阳为所欲为，终日声色犬马，纵情歌舞。唯一能激发他兴趣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吃喝。
此时，恰逢农民叛乱如火如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人祸未平，天灾又至。
过惯了太平日子的朱常洵毫不在意，该吃吃，该喝喝，好像这一切和他无关，1641年，农民军围困洛阳，守军建议朱常洵拿钱出来激励士气，抵抗农民军，结果福王充耳不闻，一毛不拔，最终被攻破洛阳的农民军煮成了肉汤。
欠人家的，总归是要还的。
大明只是大一统朝代时期的一个缩影，几乎将所有的恶政集于一身，但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以世袭爵位体系为代表的王公贵族；
以官僚体系为代表的权利集团；
以恩科体系为代表的士绅集团；
最终都成为了朝廷的三大蛀虫，成为不可撼动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颠覆了整个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