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土豆: 被朱元璋和读书人联手颠覆的大明 |2021-01-11

2021年1月11日0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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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坏土豆 陪我的一起逆袭
公众号|坏土豆不哭(htdcry)
注:本文为孤独的皇帝,300年宿命姊妹篇,独立阅读,讲述除土地兼并外王朝覆灭的第二大历史规律-利益集团,并讲解古代王朝的运行规律。

要支撑一个王朝的运转,税赋是最主要的来源支撑,它直接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亡,当一个朝代的税征收不上来,或者征收的税入不敷出,最终朝廷无法应付军队的开支与官员的俸禄,就离崩溃不远了。

 

在我们通常的认知中,中国古代历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是因为中国古代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最大的原因就是皇帝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

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

税赋太重了,除了揭竿而起,再没其它活路了。

 

可是,在中国大一统的王朝时代,皇帝们从小饱读诗书,都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尤其从小读史记,开篇就知道暴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所以皇帝们动不动就说:永不加赋

十税一都算高的,从汉到明,三十取一的税收才是常态。

 

3.3%的税收,老百姓怎么就活不下去了呢?要知道,老百姓但凡有口饭吃,都不会提着脑袋去造反。

王朝的运行体系,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所有的皇帝都不敢收重税,但百姓就是没活路,到底是怎么了?

第一部分:趣味解读王朝的运营;

第二部分:朱元璋与贪官的养成;

第三部分:大明人口之谜;

第四部分:读书人的特权与利益集团;

第五部分:王朝的收益模型;

第六部分:被大家群策群力摧毁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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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单纯的看赋税,会发现税收并不重。

支撑王朝运行并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赋税是四项:

田赋、丁税、徭役、盐铁税

 

首先是田赋;

田赋是支撑王朝运行的主项目,但我们经常能查阅到的各项资料,是从汉代就开始的三十税一到最重的时候也是十税一,而且皇帝动不动就说永不加赋,这里都指的是田赋。

这个税收,怎么看都是不重的。 

要知道,同一时期的中世纪,不说领主,光教会就要收取什一税,即生产总量的10%,加上领主征收的税,一般会达到征收的50%左右;

对比中世纪欧洲,中国简直是黄金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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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丁税,丁指人口,丁税即人口税;

根据各朝代的不同,一般是从最早的「秦」7岁,最晚的「汉」23岁开始征收。

人丁税,各个时代差别较大,一般相当于农业税收的1/5-1/10,我们就很难得到一个清晰的概念,即具体缴多少。

 

如在汉代,是规定一个青壮年男女每年缴纳人丁税120钱。在晋朝,是每年应纳绢三匹、绵三斤。

我反复换算,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概念,大约相当于现在每个人一年缴纳300-1000元左右。

 

其实我们看古代税收,都是一个模糊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信息化的程度和今天是无法比拟的,即使是田赋,县太爷也不可能让衙役到每家每户去看,一年的收成是多少,而通常是根据当时的技术估算一亩地的产出大约是多少,根据平均产出来核算每亩地所需要缴纳的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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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和信息的落后,也是为什么古代都重农抑商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农业人口和土地都是摆在那里摆着的,但是商业税统计不出来啊。

 

那个时候又不像今天,所有的税务系统都联网了,投资了多少赚了多少一下就查出来了,古代的商人到处跑,赚了钱换算成白银就埋地窖里了,朝廷怎么算的出来?

古代的商业税,以明代为例,一般为1/15-1/30,根据商品过路过桥,和在市集上进行收缴,但是可想而知,偷税漏税的空间很大,多数王朝没有将商业税作为国家的核心收入来源。

 

而除了丁税田赋,真正对百姓造成沉重负担的是徭役

现代国家要搞大基建,会出钱找工人来修路盖楼,这样一个方面能沉积国家固定资产,另外一个方面还能解决就业率,工人拿到工资,还能促进消费。

但是在古代,要修路,要盖衙门,包括运输军粮,修理河堤,都是无偿征调百姓来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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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能作」的皇帝,那老百姓就倒了血霉了,最夸张的是在秦代,全国人口为一千万,服徭役「含兵役」的人就超过了两百万。

要知道总人口里面还含了老人、儿童、妇女,几乎成年男子每两到三人就有一人在服役。

 

但是秦历两世而亡,包括大兴土木修大运河的隋代也快速崩溃,这给了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鲜活的教训,中国历代帝王从开始接受教育读书就开始学「暴秦无道、二世而亡」的道理,一般都不敢乱作,稍微明事理的皇帝都是轻徭薄赋

 

如明代的成年男子每年须在本县服1个月的无偿劳役,从事地方的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劳动。如果不想去,就缴税来进行替代,按照比例来换算,这个税率是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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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是从春秋齐国开始的「盐铁专卖」,而其中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是盐税,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几乎要用到。

春秋时期,生产盐的商人必须食盐卖给国家,由国家统一进行销售,仅此一项,齐国大发其财,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因此盐铁专卖被各个王朝所采用。

要么是国家统一经营,要么是在朝廷下发许可证后,由朝廷认可的盐商进行销售,国家统一收税。

 

到大唐末期,盐的税收上涨了10倍,导致私盐贩子层出不穷,而最大的盐贩子黄巢,最终干掉了大唐。

在明清时代,盐税一般为15%-33%,因为盐价本身较低,正常情况下并不能对百姓的生活造成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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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综合以上,田赋、丁税、徭役、盐税这四项,形成了古代农业帝国的基本管理体系,支撑朝廷的运转。

按道理来说,在多数大一统的王朝,以上都不算特别重,至少不至于让老百姓活不下去去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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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王朝的标准模型,开国皇帝的想法,是一个让大家都HAPPY的治国模式。

假设有一个大的土豆村,村有200户人家1000个村民,假定每个人5亩地,一共5000亩地,每亩地产粮折算10两银子

每个村民的年收入是50两银子

那么根据国家的税法,理想状态下是:

1、十税一,土豆村5000亩地每年上缴5000两银子的田赋;

2、每个人每年上缴2两银子的人丁税,一共2000两;

3、每个人每年有30天的时间被县衙征调服劳役;

最终,国家在这个村子里每年收税700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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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个村民每年收入43两银子,每年抽一个月给朝廷打工,这样的生活状态,不说富贵,糊口至少没问题,所以朝廷和老百姓相安无事。

 

可这是理想状态,事实却是,王朝经过100年,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千疮百孔了,民间往往是大量的人口食不果腹,饥寒交迫;而另一方面,帝国人口越来越多,征收的税却越来越少,到100年-150年左右如果不改革,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们在孤独的皇帝中说过,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民间经济必然是马太效应,土地不断以加速度进行兼并,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如在张居正改革时,根据数据统计,已经是5%的人占据了全国90%以上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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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古今,都必须要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与两级分化,否则,经济必然发生崩溃,一方面有钱的人不仅消费能力有限,而且甚至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让国家更加收不上来税,如美国,伴随资本对政权的控制,出现了倒挂,穷人多缴税,富人少缴税,加速马太效应的发生,而且美国政府年年入不敷出;

另外一个方面穷人想消费没有钱,富人消费能力有限却集中了绝大多数的财富,最终经济出现停滞。

 

可恰恰相反,古代王朝的各项制度不是不干预贫富分化,是客观上促进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

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权贵集团的不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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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1722年登基,此时大清不过建朝86年,且经历了康熙盛世,但已经将各朝代的毛病全部体现了出来,国库存银不过800万两,已不够支付国家的开销,中央和地方长期亏空,贪污成风,大清感觉很繁荣,却收不上来税,而且老百姓都已经劳苦不堪。问题出在哪里?

 

大清已经是中国大一统王朝发展了近2000年的最后一个朝代,各种制度的漏洞被所有的官员摸得非常清晰,所有的制度在颁布后都开始围绕权贵集团进行旋转,而且大清将大明的很多弊端几乎完整的继承了下来。

 

朱元璋是大明开国平民皇帝,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各项制度对官员苛刻,对百姓宽容,对各级官吏的要求之严格,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但遗憾的说,正是因为朱元璋,让大明的贪腐达到了古代王朝的巅峰。

 

大明之前的历朝历代,有贪官,但也有清官,而整个终大明一朝,几乎就只有一个清官,就是海瑞。

因为在大明,要做清官,就需要做圣人,做苦行僧

 

大明的县一级县太爷,年薪是各种银两、布帛、粮食折算为90石大米,到了后期张居正改革,折算成白银是年薪45两,折算下来,相当于2021年的生活标准是年薪15000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每个月挣1200块钱左右

 

注意,那个时候没有医保、没有社保、各种福利补贴通通没有,县太爷夫人又没工作,他一个人要养一大家子,怎么才能活下来?

所以海瑞只有在他母亲60岁生日的时候才能够买两斤肉,平时根本不进荤腥。

 

按照大明的税率和徭役,理论上,如果不被贪官剥削,普通农民的收入比县太爷高多了;

然而培养一个县太爷,成本要比农民高多了,10到30年寒窗苦读,是不产生任何经济收益的,就为了当官。

 

结果现在可好,吃那么多苦,而且智商超群,在至少10万人里面脱颖而出,几十年亏本读书,就找个连最普通百姓工资都不如的工作,这如果不贪污,谁当官谁不傻逼吗?

朱元璋的恶政让贪腐成为了大明官员的日常工作。

所以,在唐代,在宋代,要整顿吏治,是可行的,毕竟,王朝再怎么腐朽,读书人毕竟读圣贤书长大,十个里面总有两三个信奉孔孟之道,有理想有追求的,尤其是宋代,官员俸禄足够高,地方州县官员,县令每月二十千钱,禄粟月五至三石,这还是基本工资。

 

而基本工资就已经是明代县令的5到10倍以上,不仅如此,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均由政府埋单,数量也相当可观。

 

结果到了明代,这下可好,制度就是告诉所有的官员:你们要奉公守法做青天大老爷,就要吃一辈子苦。

等于是牧羊人养了一只牧羊犬,连伙食都不给它吃,让它自己想办法,牧羊犬没吃的,根本打不过狼,这就是逼着牧羊犬去吃羊。

 

所以,从明代开始,官员的贪腐成为了正常,不贪腐才不正常,只要出一个清官,全天下都当他是怪物一样看。

大清的初期,全面沿用了明代的俸禄制度,事实上就是鼓励官员贪污:没钱给你们发工资,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养活自己。

 

而从大明张居正开始的一条鞭法,有很多积极意义,但也产生了一个额外效应,就是将贪污从「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

在一条鞭法之前,农民的上缴税收是各种杂七杂八的各种实物,有大米的缴大米,有布帛的缴布帛。

当法令没有标准和规则的时候,是最容易有空子钻的,官员借此大发其财,各种手段捞钱,比如说农民缴纳的布帛和粮食质量有问题,需要多缴纳,比如农民不给官员好处,官员就各种挑刺。

 

从张居正改革开始,所有的纳税大多直接折算成了白银,别的东西不要了,农民也需要到市场上把米卖了换成白银缴税,这样一来,就把漏洞给堵死了,因为白银的成色是标准品,地方官没法挑毛病。

 

但是,很快的,大明的官员们就发现了新的漏洞。

因为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交的是碎银,各个地方总不能把全国的碎银都交到朝廷去,否则朝廷又得晕了,各级州县需要将碎银子熔炼后再铸成标准的银锭即官银,统一运往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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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张居正是省事了,但是官员们也找到新的发财门道了,由于老百姓的的碎银子纯度质量不一,加上熔炼铸锭的过程中一定出现损耗,

某个县收了1000两的碎银,但是熔炼成大块银锭,就只剩下960两了,而剩下的40两,当然地方官不会自己出钱去补贴。

所以,地方官可以多征收一定比例的白银作为熔炼时候的损耗。

 

按照正常科学的角度来说,最多不应该超过2%-5%,但是朝廷并没有给出标准。

没有标准,就必然发生贪腐,如同徭役,县太爷可以让百姓干一个月的活,也可以让他们干五个月的活,这都是县太爷说了算。

 

很快,在整个官员贪腐的基础上,谁的火耗收的少,谁就是傻逼,大明的官员开始变着法的多收火耗。

朝廷的税收本来是三十税一,但是短短几年的时间,火耗的收取已经超过了朝廷需要的田赋,根据记录,正常一点的州县,火耗是每两银子收4钱到5钱,即多收40%-50%,但是到了后期,更多县城的火耗已经超过了朝廷要求的田赋,收到没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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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税一直接变成了十税二或者更高。

 

大明的后期,对火耗根本没人管,大清的初期,康熙做过多次要求,但收效甚微,而康熙朝,南征北战,从三番、台湾省到额尔丹,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康熙最后也不管了。

于是,火耗,成为了地方官名正言顺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收入。

这样,百姓的负担直线上升,但田赋造成的损失还是有限的,真正影响大的,是人丁税和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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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时代,让老百姓叫苦不迭的往往是徭役,因为国家统一的徭役是有限的,国家型的大工程为数不多,但是到了地方上,做多少基建,搞多少建设,都是地方官说了算。

当腐败与贪污已经成为惯例的时候,徭役成为了地方官剥削百姓最有力的工具,本来正常状态下是一年老百姓服一个月的徭役。

 

现在可好,反正让老百姓服役不需要自己花钱,那就可劲的用。

三月修桥,四月修衙门;

六月修河堤,八月盖驿站;

你说要耕田没时间服役,那就交钱,交了钱就可以不用来了。

徭役,成为了官府发家致富最有利的工具。

 

而人丁税,更是成为了官员的明面收入。

人丁税从汉代开始,是各朝代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人丁税直接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瞒报人口,并造成大量的流民和仆役。

因为地是死的,是瞒不过去的,上级官员过来就能看到,但是人是活的,是可以流动的,所以人丁税的征收难度远远高于田赋。

 

朝廷也是搞人口普查的,具体的搞法,由州、县政府牵头,乡村的里正、保长等基层官吏拿着朝廷的户籍档案,一家家调研访谈,摸清楚家庭的人口数量、男女数量、年龄、身体状况,没记录在册的人口,官府需要重新录入,已经死亡的人口,官府帮你移除户籍信息。

 

1381年朱元璋在位时,洪武14年,明代第一次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全国1065千万户,5987万人

可是,随后明代276年,人口最高峰仅仅达到了7000万,以后再没有增长。到了明末的天启年间,人口居然只有5165万人,还不如明初。

这里面一看就知道猫腻太大了,大清仅从雍正到乾隆的几十年间,人口就达到了3亿以上。

 

要知道,除了明朝后期的战争,大明相对来说是比较太平的,而且相对前期各朝代,农耕技术在不断发展,耕地面积在增加,统计的850万顷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1.8亿甚至更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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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人口,是一个谜。而根据后世各种历史学家的调查,大明各州县至少瞒报了8000万到1亿的人口数量。

 

因为大明各州县的官员非常清楚,朝廷之所以要统计人口,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征收丁税,如果一个县有人口四十万,只给朝廷报二十万,相当于官员直接拿走了一半的丁税。

 

于是,大明的丁税,朝廷拿走一小半,官员贪了一大半;

 

而另外一个方面,徭役制度呢,更是已经瘫痪了,因为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即士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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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寒窗苦读10年,就为了当个县令那每年1万的年薪吗,当然不是。秀才是参加科举,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和门票,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门槛。即使从底层的秀才开始,就拥有了特权。

随便例举几个基本权力。

第一、见官不拜:在公堂之上不用下跪磕头,见到县官,作揖就可以了,并且,秀才可以随时到衙门递名帖见县令,这也是普通人办不到的;

秀才不用拜官,官老爷也对秀才多一层照顾,因为秀才再往上走,到举人,就是朝廷的候补官员,以后有很大的概率同朝为官,当然要相互照应。

而且,在那个时代,能够读书的,九成以上家里都是不愁温饱的读书人。

第二、免除徭役:再不用给公家干活了,当官府去征收壮丁的时候,秀才可以悠闲的看书喝茶,修堤坝补路这些以后根本不关他的事。

第三、免交粮免除人丁税:家里有田,好啦!都是自个的,不用给国家交赋税了。

第四、免刑:如果作奸犯科了,站在县太爷面前,大老爷可不能一怒之下打读书人的板子,如果要打板子首先县太爷得去省里找学政,把你的功名革去。

根据大明的状态,考取功名的难度,举人相当于副教授,秀才相当于重点大学的学生

而在朝廷的制度漏洞下,终于形成了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巨大利益集团,即士绅集团。

要知道,根据朝廷的法令,享受特权的不是秀才举人他们个人,而是他们一家子。

 

如果某个村子里出了一个秀才,会出现什么?

能在一个村子里考取秀才的,本身就是家境比较富裕的一群人,田产和人口在村子里是最多的,而在得到功名后,更是要利用制度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于是:

村子里有几户人家,都将自己的田产挂到了秀才的名下,这样大家都不用交田赋了,当然,秀才不会这样白帮忙,国家的赋税是10两银子,秀才就收3两;

于是,秀才名下的耕地越来越多。

秀才不用交丁税,不用服徭役,但是村子里其它的人,不管有多少地,有多少财产,都要缴丁税服徭役,根据朝廷的法令,有100亩地或者还是1亩地都没有,都需要每年上缴5两银子的人丁税。

有钱人无所谓,但是没钱的人根本就缴不起,如果缴不起,在大明可不是开玩笑的,是要吃牢饭的。

于是,穷人还不如成为秀才家的奴仆或者佃户,这样,就不需要给国家和官府缴税,也不需要服徭役了。

 

于是,最终形成了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士绅利益集团,他们的收益远远高于普通农户,而在普通人家被官府残酷剥削的同时,更是对土地兼并推波助澜。

 

现在,我们来看实际的赋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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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村有200户人家,1000个人口,假定每个人5亩地,5000亩地,每亩地产量10两银子,

国家在这个村子里收税7000两银子;

村民年收入50两银子,缴税5+2=7两,结余43两,每年抽一个月打工,不说富贵,糊口至少没问题,所以朝廷和老百姓相安无事。

 

但是,张大户家里有读书人,有钱有势,他在不断的兼并乡民的土地,张大户一个人就有了村里2500亩的土地,他们家有500人,含佃户和仆役。

而李县令巧取豪夺,我们看最终发生了什么:

 

一、田赋

 

张大户的2500亩土地不用缴税,朝廷实际只能收到2500两银子的田赋;

县太爷要额外征收一倍的火耗,就是额外有2500两银子落到了县太爷的荷包,十税一变成十税二,每个村民上缴1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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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丁税

 

村子里1000人口,减去张大户家里的500人,实际人丁应该是500人,结果县太爷就给朝廷上报了250人的人口;

朝廷在人丁税上就收到了500两税收,县太爷自己咪了500两;

 

三、徭役

现在徭役就要了老命了,原来村子里修堤坝,每个人干1个月,现在张大户家里的人不用干活,劳动力去掉了一半,只有500人,结果需要每个人干2个月。

而且县太爷有村民当劳力,不用白不用,让每个人每年干4个月的活。

不仅要无偿劳动,还要自带干粮,出现了工伤县太爷也不管,自己负责。

这样一来,村民不仅连耕地的时间都没有了,还要累个半死,找关系找衙役说好话,徭役说每个人给10两银子,就干1个月活就可以了。

村民们不想交钱,于是衙役们就让他们在大太阳下面搬石头,动作慢点就往死里抽,最后都交了.....

 

于是现在还是干1个月的活,衙役们收了5000两,大部分上缴给了县太爷。

现在我们来算账:

朝廷税收成了2500两田赋+500两人丁税=3000两,比原计划少了一半以上;

县太爷赚了2500两火耗+500两瞒报人丁税+5000两徭役减免=8000两银子;

县太爷的收入是朝廷的几乎3倍;

张大户挣的也不少,但是没有县太爷多,所以张大户发狠心,让儿子都去读书,一定要考更大的功名。

 

终于,朱元璋辛苦了一辈子,想压榨官员,最后整个朝廷再给读书人和官员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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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

200多年过去了,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朝廷统计的人口数量却永远是那么多;

但是每年的乡试、会试在不断进行,开科取士不会停止,考取功名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人考取了功名,就一批人不再缴税,享受特权的人越来越多;

国家要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维护国家的机器不断增大,应付各项事务的开支不断增加,而税收却不变,皇帝再怎么省钱,都不够花。

而大明除了官员和读书人,还有更大的一个蛀虫,就是朱氏子孙,老朱家的子孙,加官进爵,不仅不事生产不缴纳粮饷,而且还需要朝廷进行供养。

 

朱元璋的算盘打的很美,想拼命的剥削官员,不仅不给钱,也不给他们假期,但是对自己的子女,那是无比的关爱。

整个明朝,共封了87位亲王,924位郡王,郡王之下的各级子孙,更是几何式增长,数不胜数,到了明朝后期,朱元璋的这些子子孙孙达100多万,每年消耗巨大,成为大明最大的蛀虫。

 

这些宗藩们的俸禄除了正常的财政支出外,还有各种临时补贴,比如婚丧、建造宫殿、节假日等等,最后大明朝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嘉靖后期,缴纳的粮食为84万3千石,但禄米达到192万石,不仅仅没有结余,明朝朝廷还得倒贴钱。

在万历年间,宗藩们的开支已经占到了朝廷的1/3.

 

于是,除了田赋、人丁税等,朝廷开始了苛捐杂税,有练饷,有辽饷,只要钱不够,就开始饷。

但是对于整个朝廷的官僚体系来说,三大受益人:朱氏宗藩、官僚集团、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士绅集团,他们占据了整个大明财富的80%以上,却永远加饷加不到他们头上。

朱氏宗藩是皇帝的亲戚,自然没人敢跟皇帝说拿他们开刀;

官僚集团和士绅集团基本就是一个整体,都是在朝廷的功名体系之下,官僚集团在朝廷,士绅集团就是官僚集团在民间的根,明朝任何一个官员,都在老家是大地主,兄弟们鱼肉家里,谁都不敢吭声。

 

所以,大明不是没有钱,而是就靠产出只有20%的穷人供养整个大明。

 

到了最后,一旦王朝有任何的风吹,都靠着对只占财富20%的穷人敲骨吸髓的剥削,朝廷一旦加饷,地方官员至少咪一半最后才到皇帝的手中;

皇帝要赈灾,往往是粮饷还没到灾区,已经被贪污了一大半;

大明的问题出在哪里,所有的官员心里都是门清,但是谁都不说话。

他们自己本身就享受了巨大的利益,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动自己的利益呢?

而且谁如果把这个问题指出来,就是和整个大明利益集团为敌,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自己就会首先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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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王朝的后期,都是极度的两极分化,穷人食不果腹,卖儿鬻女,却承担着朝廷所有的苛捐杂税,有钱有势的读书人,饱食终日的朱氏宗藩过着风花雪月的日子,完全不知民间疾苦,对朝廷的安全不用承担一点责任。

 

根据历史学家的评估,最低估的大明人口也有1.2亿左右,当穷苦人民终于活不下去的时候,终于揭竿而起,只有要10%的人暴动,就足以让大明王朝崩溃。

 

大明末期,福王朱常洵倚仗父皇的宠爱,富可敌国,在封地洛阳为所欲为,终日声色犬马,纵情歌舞。唯一能激发他兴趣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吃喝。

此时,恰逢农民叛乱如火如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人祸未平,天灾又至。

 

过惯了太平日子的朱常洵毫不在意,该吃吃,该喝喝,好像这一切和他无关,1641年,农民军围困洛阳,守军建议朱常洵拿钱出来激励士气,抵抗农民军,结果福王充耳不闻,一毛不拔,最终被攻破洛阳的农民军煮成了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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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人家的,总归是要还的。

 

大明只是大一统朝代时期的一个缩影,几乎将所有的恶政集于一身,但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以世袭爵位体系为代表的王公贵族;

以官僚体系为代表的权利集团;

以恩科体系为代表的士绅集团;

 

最终都成为了朝廷的三大蛀虫,成为不可撼动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颠覆了整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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