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前闭幕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赶考”话题，基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极大的努力去学会接收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城市？
文 | 关山远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接收”变“劫收”
“赶考”的教训，远有李自成，一支百战雄师，却在攻陷北京后迅速腐化，如烈日下巨大的雪人一般坍塌，“不当李自成”，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反复强调的镜鉴。
近有国民党，抗战胜利后，无论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还是蒋介石本人，声望都达到了巅峰，但短短四年时间后，败退台湾，蒋介石发出如是哀叹：“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抗战胜利后，原来沦陷区的人们，欢欣鼓舞等待政府接收人员到来，却发现等来的是一场噩梦……
史载：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各级接收机构和官员竞相抢掠，大发横财，北平被接收的日、伪物资，入库的数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据为己有。上海市长钱大钧，盗卖日伪物资价值法币42亿元。人们把这种接收讽刺为“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更经典的说法是“五子登科”——接收官员疯狂掠夺票子、位子、房子、车子、女子。
因为“接收”肥水太大，国民党内部还闹起了内讧，比如上海，集中了东南地区半数以上的敌伪产业，一时间，军方派员、潜伏特务、地痞流氓和被策反的伪军，像一场“蝗灾”铺天盖地地压下来，啥都要咬上一口、插上一腿。大量的现金、物资、汽车、住宅、机器被一批批来路不明的人劫掠走；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的接收，无明确的管辖范围，往往是数十个互不买账的帮伙恃力争抢。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争夺一处日军俱乐部展开枪战，死伤多人。宣铁吾的上海市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多次火并。
国民党的权贵发了大财，但老百姓倒了大霉，称这样的“接收”为“劫收”。
本来，抗战胜利后，收复区人民曾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希望，然而事实却如人们所说的，“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政府的“劫收”，使人民对它的希望迅速归于破灭。
1945年10月24日的《大公报》发表《江浙人民呼吁》的社评，怒斥：“这一带无数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社评直言不讳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给广大人民带来“一片胜利的灾难”。
1946年春天，未来的著名作家王鼎钧，当时还是国民党军队里一个低级军官，跟随军队从陕西到南京，再到上海，又到沈阳，他的回忆录《关山夺路》，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在南京，他们住在一个日本人建造的库房里，“库房干干净净，可以说寸草不留……（接收的）这些人有后台，胆子大，可以把一座一座仓库搬空，因此京沪报纸把‘接收’写成‘劫搜’……”
到了上海，王鼎钧认识一个辎重团的汽车班班长，“区区班长居然租房子包女人”，这个班长还告诉他：“如果现在还不能发财，命中注定一辈子穷到底”……
最刺激王鼎钧的，是他到了东北沈阳后目睹的怪象，当地老百姓把国军队伍称为“五强”，他不无讽刺地写道：“五强”，本来是个荣誉称呼，二战结束后，美英苏并称三强，加上法国和中国，合称五强。当时在中国，“五强”常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但这个词后来变味了，成为讽刺国军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的“五强”作风。
王鼎钧笔下沈阳的“强娶”是这样的：“团长或师长级的带兵官选中了对象要成亲，他的年龄可能比岳父大，说媒求亲纳彩下聘样样按规矩来，花轿抬到门口，你还想怎样？”
可以说，国民党的大“劫收”，急剧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尤其给国民党政权自身造成了致命的恶果，使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道德风尚和吏治等各个方面，严重动摇甚至基本毁掉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最终导致在大陆迅速覆亡。
1949年7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2个月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极度沮丧的信，坦承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信中写道：
“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所有战役中，没有一次是因为缺乏武器或弹药失败的，重庆所发现的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他们的领袖已经证明无力应付，他们的部队已经失去人民支持，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政权和一个丧失了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考验的。”
蒋介石痛心疾首，他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言及战后接收中的贪腐乱象时，捶胸顿足地呵斥：“你们这样乱来，不想想党国，不想想自己的前途，也要想想你们的家人啊！”
然而，并没有啥用。
2 从农村到城市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当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提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时间，解放军气吞万里如虎，一座座城市先后回到人民手中，时至今日，许多城市都有一条“解放路”，铭记着当年大军进城、群众沸腾的历史荣光。
但与此同时，严峻的考验也接踵而来——长期在农村地区工作生活与战斗的中国共产党，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能否适应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
电视剧《亮剑》中有一个情节：
李云龙部攻占了一座城市，发现了一座军需仓库，遂命令麾下的连长王有胜贴上封条守住仓库，但其他部队的首长上来，直接把门上的封条撕了，搬走了战利品，王有胜犹犹豫豫举枪试图阻挡，未果，反而被扇了一巴掌。堂堂男儿，只能委屈地一边哭一边骂这群不讲道理的人：“要战利品有种自己打去，抢我们的战利品，叫什么能耐，蛮横的东西。抢我们的东西，不要脸的玩意儿……”恰逢李云龙过来了，问清缘由后大怒，他让王有胜上去回敬了一耳光，把抢东西的人一下镇住了。对方见李云龙不好惹，只好放下东西，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个并非艺术虚构。中国共产党在接收城市之初，暴露出不少问题。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开篇指出：在解放城市过程中，“许多机关团体和部队，在城市中占领与争夺公共房屋家具，或一个小机关占据极大极多的房屋，任意糟蹋毁坏，不负任何责任；许多干部擅自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设立私人的公馆，取用家具，或以家具赠人，搬入乡村。”
1948年4月19日，时任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就华北地区接收城市的问题，给毛泽东递交了一份专题报告，报告写道：华北接收城市，走过一些弯路。收复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曾经发生过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了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接管工作虽有所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至于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
这份报告还写道：进城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来，邯郸、焦作、运城等几个城市也发生类似的情况。在城市的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的经验，混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
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份报告，做了一条重要批注：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华北以至全党都曾经按这一精神，在广大干部中进行教育，区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界限，端正政策。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到，毛泽东当时从提出反对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到要求“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地接管好城市，其间贯穿着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我国经济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但比起农村，城市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少量的近代工业也主要集中在那里，在我们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采取更为谨慎的政策，保护好城市这一部分较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基础，其意义就是很大的了。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进城”。
全会确定，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迎接新的斗争。毛泽东作报告，铿锵有力：
“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3 接收沈阳！
1948年10月29日，一列火车从哈尔滨开出，向南疾驰而去，目的地：沈阳。就在轰隆向前的列车上，连续开了三场紧张的会议，会议主题：接收沈阳。主持会议的是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此时，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1月2日下午3点，沈阳解放。黄昏时分，陈云率队乘坐17辆大小汽车，驰入沈阳城，全城停电，还能听到零星枪响，三五成群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在四处游荡，暗中还有匪特阴狠的窥探。
翌日，陈云召集接收大会，他说：沈阳是我们党接收的第一座大城市，一定要接收好，不能让我们打下来的城市变成死城，“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了，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好！”
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沈阳及其周围城市鞍山、本溪、抚顺共同构成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区。接收沈阳这样一座特大型城市，是此前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未曾遇见和经历过的。但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奇迹！
解放4天后，各系统接收工作完成，沈阳街头呈现新的面貌，人们看到的是电车在城中穿梭，听到的是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市场重新开业，工人回厂上班，报贩上街售报……到11月25日，每天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绝大部分工厂已恢复了生产。
1948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陈云撰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沈阳的经验，解决了接收工作中的两大难点：一是怎么做到接收完整，二是怎么迅速恢复秩序。
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实现迅速而完整的接收，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例如迅速恢复电力供应，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收缴警察枪支徒手服务，利用报纸传播政策，妥善处理工资问题……
陈云还专门提出，要组建专门的接收班子：“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惧怕问题，而是以“问题导向”来举一反三解决问题。先是总结了“济南经验”“沈阳经验”，而后妥善接收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不断遇到新问题，又不断总结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外，对国民党政府旧人员如何安置，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
北平和平解放后，给傅作义旧部军官1.8万人每人发三个月薪水，遣散回绥远，但他们并不满意，有些人回去就成了和平解放绥远的阻力。
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后，把旧人员裁了2.7万人，引起波动，最后还得由人民政府负责安置。
这两件事，毛泽东均给予批评，强调要“包下来、管饭吃”，他还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
接下来，这一块的工作也理顺了，一方面，要改变国民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的作风，人员要进行精简，但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举办培训班，发生活费，保证他们及家属的生活，改造后量才录用。另一方面，旧人员“包下来”，“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同这些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适当降低待遇，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新中国成立前后，财政十分困难，但没有出现大面积失业，对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很好的作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4 共产党的生命线
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接收城市的最大底气，还是因为高度的纪律性。
陈云在《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中写道：“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军管会各负责人，要坚持接管原则，秉公办理，全力制止争房子、争汽车、争工厂等纠纷。这次能做到一般未发生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军管会本身坚持原则，不偏不私，模范行动。”
1949年，中国大地上，既满目疮痍，又生机勃勃，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浪潮不可阻挡，中国共产党获得军事胜利的同时也获得政治胜利。那些长期在农村工作、“土得掉渣”的城市接收人员，进入了五光十色的城市，不是去当官，更不是去发财，而是去做事。
直到今天，回故那段波澜壮阔的进城历史，很多细节，依旧令人动容。比如，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修改，用来指导从未进城的农民士兵进入城市时的行为，既有“不经允许不得开枪”“不占民房和店铺，不扰乱剧院等娱乐场所”，也有“不在街上吃东西，不在街上手拉手走，不挤进人群”“不在墙上乱涂乱画”。
美国学者胡素珊在其代表作《中国的内战》一书中写道：“在上海，甚至反共的外国人都被感动了。那里，像别处一样，士兵拒绝接受作为礼物的食物和其他物件。后勤人员用背驮的方式将器材运进城而不征用民用车辆。
保守的美国报纸《大美晚报》称，进城的人民解放军的行为‘堪称典范’。编辑伦德尔·古德，注意到他们努力地将撤退国民党人员征用过又丢弃的车辆归还给失主。他写道，这些努力让他想起四年前的情形：归来的国民党官员争夺日本汽车供自己所用。”
接收城市，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同样在上海，就有着鲜明的对比：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澍，利用职权侵吞日伪房产1000余幢，汽车800多辆，黄金1万多条，一时暴富，惹起其他势力眼热，先是他的汽车被人打黑枪，接下来特务头子戴笠与“皇亲国戚”宋子文勾结一起发难，吴绍澍迫于无奈，跑到重庆疏通关系，拜访各路“神仙”，花钱消灾，一直找到蒋介石，才摆平。
上海解放之初，发生过震惊一时的“欧震事件”。25岁的欧震是南下干部，上海解放后，他成为上海市公安局榆林分局接管工作的军代表，1949年6月8日，他奉命参加公安部查处国民党军空军司令部第21电台台长毕晓辉私藏武器案件时，看上了毕晓辉的姨太太朱氏。
当时，毕晓辉早已随国民党军南逃，家中只有留了一妻一妾，她们非常惊慌。欧震利用对方的恐惧心理，在当天晚上又返回毕家，威逼利诱，迫使年轻漂亮的朱氏与他同居。欧震还在外找了一处房子，开始“金屋藏娇”。后来因为在办公室把玩一块银元，欧震露出了破绽，毕竟当时民警生活清苦。他试图向组织隐瞒，但很快被查清事实。
欧震犯案时，距离上海解放还不到半个月！时任华东公安部部长、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的李士英震怒，欧震就是跟着他从山东南下上海的，他在欧震案件的报告上批示：欧震敲诈勒索，诱奸妇女，目无法纪，应予枪毙，以维纪律。报告、判决书呈报陈毅市长核示，陈毅写下四个大字：同意枪毙。
1949年8月15日，《解放日报》以醒目的版面公布了欧震的罪行，并发表了《革命纪律不容破坏》的短评。
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
今天，再重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仍然能够感受到激情澎湃之下的理性思考：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何谓“经典”？经典，就在于生命力！在进城前夕，在西柏坡简陋的会场，这是何等经典的宣言。许多年后，仍不过时，仍振聋发聩，仍发人深思。 |
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惟有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