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麓的通化城，正在跟新冠肺炎疫情苦战。
鲜为人知的是，75年前，通化也遭遇了一场苦战。
1946年2月3日，通化已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残余部队与国民党互相勾结，向中国共产党刚刚在通化建立的新政权发起了暴乱，史称“通化事件”。
当时，日伪与国民党纠集了上万兵力，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仅千人左右，人数对比极为悬殊，敌方经过了精心策划，我方却是猝然应对。但结果是我军大胜，而“通化事件”自此成为日本人心中难言的痛楚。
文 | 关山远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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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的暴乱
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通化城内电灯突然闪灭两次，而后全城一片黑暗，旋即，位于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城区不同方向三声长音哨响，暴乱开始了。
2月2日恰逢大年初一，这是通化人在日寇铁蹄下挣扎了14年之后，迎来的第一个祥和春节。经过白天的欢欣，人们都沉浸于梦乡，突然响起的枪声，打破了宁静。
诸多回忆文章都讲了这一夜的故事，其中爱新觉罗·浩的自传影响较大。爱新觉罗·浩其实是日本人，日本名字叫嵯峨浩，出身贵族世家，她的丈夫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伪满洲国政权也走向了覆亡。8月11日，溥仪和贴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甚至把从“新京”带过去的清朝历代皇帝的牌位都当场烧毁了。溥仪想乘飞机逃到日本，结果在沈阳被一支苏联红军空降兵俘虏，而嵯峨浩与“皇后”婉容一行，则从大栗子沟辗转到了通化城，一进城，就成了八路军的俘虏，被软禁在通化县公安局二楼一间屋子里，受到优待。
“寂静的深夜，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枪声。我慌忙起身去按电灯开关。电源被切断了，电灯没有亮。发生了什么事？我屏住呼吸听着。随着一阵杂乱粗暴的脚步声，一个男人跑进了我们的房间。一听声音，我知道他是个日本人，于是急忙对他说：‘这里是皇后住的地方。‘我是第一个到的中山，来救你们了。’那个男人喊着跑下楼去。楼下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从窗口往院子里偷偷一看，手提沾满鲜血军刀的日本军人来来往往，正从公安局往外搬运武器……”
这伙暴乱的日本军人很重视保护嵯峨浩，皇后倒无所谓了。众所周知，当年嵯峨浩嫁给溥杰，完全是一桩政治婚姻，其中包含着日本人的巨大野心——溥仪没有生育能力，关东军强迫溥杰娶嵯峨浩为妻，将来溥杰的后代继位后，就有一半日本人血统，慢慢地，伪满洲国不就变成日本人的王国了吗？
但是，日本人的春秋大梦很快破碎了，嵯峨浩在她的回忆录《流浪王妃》一书中写道，八路军开始炮击公安局，她身边的日本兵一个接一个中弹倒下，皇帝的乳母也中了弹，大家眼睁睁看着她死去，到了天亮，暴乱的日本人大势已去：
“天终于亮了。柔和的阳光射进被打得百孔千疮的房间。我悄悄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日本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房间里。
“‘唉，这里没有日本兵了，请不要再打枪了！’
“职员们一起喊了起来。枪声一下停止了。从窗口向外望，能看见那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山。八路军漫山遍野，正在向山上冲。”
史载，当时通化城内战况激烈，通化支队司令部、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市民主政府、市公安局、机场、红十字医院等都是敌人的主攻目标。但除了公安局外，其余阵地都未失守。敌人一度攻陷通化专署的一楼大厅，又冲上了二楼，时任通化专署秘书长的夏俊青不畏强敌，带领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紧要关头，援军杀过来，内外夹击，将攻楼的敌人全歼。
最终战果是：我军以较小代价，共毙俘暴乱日本军人近四千人，其中校级以上的军官八十八名，取得了抗暴斗争的胜利。
2
“第二个延安”
通化是个好地方，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交通便利，矿产与森林资源丰富，还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故乡，更是兵家必争之地，进，可直抵松辽平原，退，可据长白山天险。
二战后期，日本开始重点经营通化，想把这里作为战略后方基地，将抚顺、本溪的矿山机械迁过来，甚至打算日本本土危急时，把天皇也迁到这里。当苏军大举进攻后，日本关东军总部和伪满洲国一群人，纷纷逃到通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通化一时间成了风起云激之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日伪各种力量在此紧张博弈。
通化先是短暂成为伪满洲国的新“首都”，后被苏军占领，苏军撤退后，从山东渡海而来的八路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接管了通化，建立了民主政权和人民武装。到1945年底1946年初，东北民主联军的部分机构与航空队、延安炮校以及出版社、印刷厂、银行等，也纷纷搬到通化，成为当时我党我军在东北的第一个政治、军事后方基地。党中央高度重视通化的地位，称之为“汉高祖之汉中”，日本人则描述当时的通化是“第二个延安”。
看着通化变成“第二个延安”，国民党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但他们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一隅。蒋介石只得一方面利用美国军舰向东北运兵，另一方面通过国民党东北行营，派遣地下人员在国民党未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四处活动，建立组织，搜罗伪满人员、地主、土匪和日本军人，为国民党武装接收做准备。
蒋介石尤其重视通化，他试图占领此处，造成对东北民主联军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于是，一个叫孙耕尧的家伙，粉墨登场了。
孙耕尧本是通化当地一个汉奸，日本投降后，此人长袖善舞，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人品不堪，但国民党此前潜伏在通化的另外两个代表，一个被打跑，一个被击毙，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在通化的全权代表。
不过，孙耕尧在通化是个光杆司令，怎么办？他看中了日本人的力量。
文献记载：日本投降后，通化聚集了大量日本军人，有原关东军第125师团主力、第134混成旅主力，加上溃散至此的日军官兵，在当地矿山和“开拓团”就业的日本侨民，从沈阳、长春逃难过来的日本人和伪满宫廷人员，总数多达37000人，再加上当地的伪满部队、警察，人数就更多了。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死硬分子，不接受投降的结果，计划以通化为负隅顽抗的大本营，妄图再度“复兴满洲”，让日本人再度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关东军第125师团藤田实彦大佐，就率残部隐藏在山林中，等待时机。
在共同野心的驱使下，孙耕尧与藤田实彦搭上线了，两人几番密谋后，一拍即合：孙耕尧需要“借刀杀人”，让日本人充当打手炮灰；藤田实彦欲借重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师出有名。为表“诚意”，藤田实彦还加入了国民党，甚至取了个中文名“田友”。
藤田实彦被俘后，供认不讳：“我们日本人乘此次国民党势力伸入东北的时候，配合他们一起来打八路军，并驱逐他们出境，帮助国民党统治东北，求其保障日本人在东北的生命财产安全。”
孙耕尧被捕后，写下供状，刊登在1946年3月13日的《东北日报》上，他供述：“我在进行策动时，即与以田友为首的日本军人密切配合，决定在2月3日4时举行暴动，将通化共产党、民主政府、自卫军全部消灭，成功后即成立中日联合政府。”
这种罔顾民族大义的跳梁小丑，终究是黄粱一梦。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暴乱核心人物之一，孙耕尧在暴乱前因机密泄露被民主联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行刑时暴乱已经开始，全城断电，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等到天亮时，暴乱已经被镇压，战士们返回驻地时，发现孙耕尧等暴乱头目还在苟延残喘，遂一一补枪。
3
两员大将
今天再回溯“通化事件”，不得不感慨75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危机时的大智大勇。
国民党与日本军人勾结之后，谋划极度阴狠，行事极度隐秘，为了保守暴乱行动的秘密，电台通讯改用密码，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甚至还亲自指示藤田大佐暴乱行动时“要化装，走路三步一回头，拐弯抹角朝后看”等注意保密事项。他们选择的时机也极为讲究，正逢新春佳节，守军容易放松警惕，再加上民主政权的主力部队正在山里剿匪，城内兵力匮乏。
为何敌人机关算尽，阴谋最终仍未得逞？
首先，我军指挥者当机立断。
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通化分省委、通化军区，吴溉之任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刘西元任司令员，这二位都不是平凡之辈。
吴溉之是湖南平江人，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北伐，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吴溉之参加了南昌起义，又参加了平江起义，参与创建湘鄂赣根据地。
抗战时期，吴溉之参加过长征，长期在八路军总部从事政治工作，还担任过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可谓身经百战，见过大风大浪。在“通化事件”中，他作为我党在通化的最高领导，临危不惧，迅速确定总的作战方针：坚守阵地，粉碎敌人的进攻，等待天亮时援兵到来。
刘西元也是大名鼎鼎，他是江西吉安人，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他还是“红小鬼”的时候，朱德就预言他以后肯定能成为将军。
抗战期间，刘西元一直在前线对日寇作战。抗战胜利后，他是从山东渡海抵达东北的第一批八路军指战员。不过，让刘西元名闻天下的，还是抗美援朝时期，那时他任38军政委，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不顾严寒浴血苦战，牢牢占据三所里、龙源里，阻止敌人南逃北援，为扭转朝鲜战局立下不朽功勋，自此38军获得“万岁军”的无上荣耀。
在“通化事件”发生前夕，刘西元与妻子正好在参加当地的春节联欢会，观看演出时，他察觉现场气氛不对，一些神色可疑的人员，不看台上，光盯着他看。刘西元警惕性很高，立刻提前返回了司令部，一回到办公室，他就接到了敌人要暴乱的情报。此时，距离暴乱开始只有十个小时了，他与吴溉之连夜开会部署，调动兵力，安排防御，肃清内奸，同时抓捕暴乱头目……这些都为取得平暴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外，虽然敌军人数众多，但缺乏武器，士气低迷，我军人数少，但战士们个个骁勇善战，再加上提前防御，组成了敌人不可逾越的防线，一直坚持到我军的一支主力部队——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3000多人火速增援。
中国共产党的保密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当时的通化分省委设立在一个不起眼的院落内，这个指挥平暴的中枢，始终未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
当时的大势也对我军有利，孙耕尧等国民党特务在暴乱前曾大肆策反民主联军阵营，以通化人为主，但即使在威逼利诱之下，成功的也并不多。孙耕尧最大的败笔，是试图策反时任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应股股长沈殿铠。沈殿铠假装答应参加暴乱，深入虎穴，从敌人那里套出暴乱情报，及时报告了上级。随后，沈殿铠带领战士上门抓捕孙耕尧，孙这个老狐狸起初还想掩饰，一见带队的是沈殿铠，崩溃了。
其实想一想就能明白：东北人被日寇铁蹄蹂躏了14年，谁还愿意自己的家乡再度落入日寇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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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漏网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围困长春、血战锦州……跟这些著名的战役相比，“通化事件”往往不为人知。
但此役的意义在于，通过霹雳手段平息日本军人叛乱，使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大为提高，南满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起初，共产党和八路军在通化的基础并不稳固，嵯峨浩在《流浪王妃》中写道，她刚到通化时，被关在公安局二楼，发现公安局的职员们90%是伪满警察学院毕业的，日语都很好，“他们虽然在八路军的公安局工作，但却满不在乎地说话。甚至有人说，他并不是从心里相信共产党，而是迫于生计加入了八路军……”
嵯峨浩还写了一个细节：暴乱发生前夜，就是大年初一的晚上，通化公安局局长一定要带着嵯峨浩母女出去看电影，嵯峨浩害怕被非礼，想办法拒绝了，事后她才反应过来，那个毕业于伪满警察学校的局长应该是提前知道了暴乱的信息，认为拉上嵯峨浩母女在一起，算是给自己弄个保护伞。
嵯峨浩写道：“（局长他试图让）自己不会受到日本人的杀害，所以想把我们带去。”
从这个细节，可见当时通化城里人们思想之复杂，相当一部分人想着：万一日本人真的把共产党赶走了呢。
但共产党胜利了。平暴当天，民主联军就开始了全城大搜捕，在老百姓的协助下，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
嵯峨浩回忆说：“岸边枪毙人的枪声一直持续了两天。”
1946年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彭真给吴溉之复电，表扬了对“通化事件”的断然处置，他指示：对所有参加暴动的国民党党员暂时一个不杀，也不要释放，不用任何肉刑搜集各种证据、暴动组织计划及破坏行动，让其书面写出，准备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对参加暴动之日本人首要分子及战争罪犯应坚决镇压。所有参加暴动之日本人的财产应予没收。应乘机把日本法西斯在通化政治经济上的势力坚决肃清。应广泛宣传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唤起人民之警惕。
日本方面的首犯藤田实彦，在全城大搜捕的第七天被抓获，民主联军没有枪毙他。1946年3月8日起，通化市丁字街“裕丰厚”商店大楼——全市人流最密集的地方，举办了一场“通化事件”罪恶展览，藤田实彦被五花大绑，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罪行，每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
蓄着一把大胡子的藤田实彦，原本在滞留通化的日本军民中有着很高的威信，被称呼为“带胡子的大佐”。但正是因为他的野心和欲望，害死了大量同胞。
“通化事件”后，由于担心在通化的日本人迁怒于藤田实彦的两个女儿，民主联军把两个日本女孩送到“解放联盟”学习班，保护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藤田实彦是日军中比较知名的“军队作家”，代表作是中篇报告文学《战车战记》，他本人也参加了1937年的淞沪会战与随后的日军攻占南京战役。《战车战记》有一句话，无意间透露出了南京大屠杀的恐怖真相：“在难民所里每天都有数千名装成平民模样的支那兵被检举出来。”
藤田实彦的结局是：羞愤成疾，患了急性气管炎和肺炎，病情急速加剧，经抢救无效于3月15日一命呜呼。
历史，还是很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