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叔说：国家崛起，对中国城市意味着什么？ |2021-02-05

正值各地纷纷提出制定本地“十四五”规划建议、各大中心城市尤其一马当先之际，这些中心城市需要充分认识清楚：国家崛起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只有在搞清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既不踏空错失机遇，又不误入歧途反受其乱，并对机遇带来的副作用具备充分的前瞻性认识，以利应对。

究其原因，中心城市的发展及规划，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凝聚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实绩举足轻重；而中心城市的发展实绩，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国家发展大势的带动。

若一个国家处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洼地，其中心城市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也多处于边缘之地；如果国家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和高地，即便这个国家内部的边缘之地，这个城市也会成为外部众人仰望的发展极。

文 | 梅新育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 李雪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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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越是大城市，越是需要看准国家在全球地位变动的走势，从而准确定位本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实现本地最大程度的发展；而当前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综合实力加速崛起。

在“十三五”圆满结束、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这种崛起在“十四五”期间会更加全方位体现：

中国加速崛起，首先体现为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进程提速，领先于美国之外其它国家的优势加快拉大。“十二五”之末的2015年，中国GDP为688858.2亿元；到2019年，中国GDP已经扩张至986515亿元，与美国并列人类历史迄今仅有的两个十万亿美元经济体，遥遥领先于其它经济大国。

注：2019年GDP按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30日公布的GDP现价总量最终核实数为准。初步核算数为990865.1亿元，最终核实数为986515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减少了435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0%，比初步核算数下降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关于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核实的公告》。

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达到1015986亿元，成为全球当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国，美国等其它经济大国GDP则无一例外全部显著萎缩。“十一五”之末的2010年，中国名义GDP首次超越日本；现在，日本经济规模虽然仍保持着世界第三地位，但相对于中国已经萎缩到中国GDP的1/3上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世界十大经济体的GDP规模更是只相当于中国的百分之十几。

至迟从本世纪初起，“中国经济规模何时赶超美国”话题在国内外学界、政界、舆论界和商界就从无到有，日渐升温。2020年，由于抗疫成功，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8%，经济体量赶超美国的进程也可望大大提速。

我国官方在制定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时并未明确将超越美国定为目标，官方舆论也不热衷于讨论这个话题，反而不时对此降温，但这种表现只是一种自信的沉着，国内外各界对此话题讨论热烈，认为中国GDP能在2035年之前超越美国者不乏其人。

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近日预测，中国GDP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比之前的预估提早5年，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见证历史，我们更在创造历史。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在生产能力继续扩充、升级的基础上，消费和国内市场扩张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只有做大做强国内消费市场，才能既为中国产业提供无与伦比的需求支撑，令中国制造业得以发掘、实现全世界最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又为贸易伙伴提供日益增多的市场机会。

强大生产能力与巨大消费市场两者结合，才能奠定中国经济“双循环”战略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才赫然提出了第五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我整理计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数据，发现从完成战后经济恢复的1952年到1972年，由于遭受全面贸易封锁，按美元折算，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相当于当年出口总额的9—14倍。

1972年尼克松访华，西方全面对华贸易封锁正式解除，中国出口开始高速增长，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到2007年，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对出口的比例跌到81%的建国以来最低点。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国内消费对出口的比例总体呈上升态势：

2015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0.8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41255亿元）的213%。与此对应，从1999年至2015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比重从11.2%提升到了17.1%。

2019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0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72342.3亿元）的239%。同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比重为17.4%。

至迟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件消费品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在最大的日用消费品——汽车市场上，2019年，中国国内汽车市场销量达2576.9万辆，是美国销量（1748万辆）的1.5倍。

2021年，甚至2020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可望超越美国，跃居世界最大国内市场；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的优势还将持续显著拉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提出“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消费市场相对规模的这一变局，则意味着未来我们将见证越来越多贸易伙伴与中国市场、中国规则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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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决定中国城市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技术、文化发展从领行世界转向全面落后，即使受益于五口通商、太平军兴而从松江府下县治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也相当低下，在不少方面甚至低于周边原属中国藩属国、后为欧洲殖民地的一些城市。

从鸦片战争后开埠至1870年（同治九年）后数十年，就在上海城市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里，从茶叶、生丝、桐油、猪鬃等原产于中国的传统优势出口商品，到大米、小麦、棉花等国内大量消费的日用大宗必需品，这些货品无论是出口、进口，还是国内贸易近海航运，都日益集中于上海，国内市场定价权相应逐步从其它生产和交易中心城镇转移到上海，而上海行情则取决于海外而与中国农民、手工工人的生产成本无关：

茶价决定于伦敦；

丝价决定于里昂；

桐油、猪鬃价格决定于纽约；

上海小麦、棉花价格决定于美国小麦、棉花；

……

最令人惊骇的是，甚至上海和长三角居民当时一日三餐食用的大米，上海米价也是决定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首府西贡和英属印度殖民地缅甸首府仰光，内地对应商品收购价格再在上海口岸价格基础上逐级压低。

由是观之，当时上海在国内地位虽然持续上升，但在这些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甚至逐步沦落成为欧洲殖民地的殖民地。这样日益沉沦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地位，给当时的中国城市发展设定了相当低的天花板。

今天，中国国势持续上扬，正在给中国城市创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机遇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大放光芒。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公认一线城市自不待言，成都、武汉这类新一线城市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武汉、杭州、成都、重庆是最普遍认可的4座“新一线城市”，剖析其中离海岸最远、又不濒临长江航道的成都，可以最充分地看到这一点。

2015年和2019年成都与全国发展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2019年GDP按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30日公布的GDP现价总量最终核实数。

整理对比“十三五”期间人口（城镇人口）、GDP、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这4项衡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如上表所示，2015—2019年间，成都在人口（城镇人口）、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项上面跑赢了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成都人均GDP指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0%之多。

从国内视角看，发展速度持续跑赢全国平均水平，推动成都在全国城市排名榜地位上升。论GDP体量，2015年成都排名全国城市第八，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武汉；到2019年，成都GDP排名上升至全国城市第六，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

见多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故事，更需要关注的是发展的抗冲击能力，横扫世界的2020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提供了一个检验各国、各地区、各城市增长基础扎实成色的机会。应该说，内陆“新一线城市”在这场“大考”中交出了一份优良的答卷：

整理对比1—11月和全年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九项宏观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及其细分项目如下表所示，成都在所有项目上都继续跑赢全国，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贸易出口增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3倍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增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倍。

就GDP而言，全国GDP增长2.3%，成都市增长4.0%，比全国增幅高出1.7个百分点、74%；四川省增长3.8%，比全国增幅高出1.5个百分点、65%。

2020年成都与全国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全国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成都市统计局等。

由于是疫情最初的“震中”，武汉的情况不可比，但也从三季度起全面强劲复苏。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转向“双循环”战略，随着长江经济带优势日益凸显、潜力日益发挥，预计成都、武汉等内陆“新一线城市”能够在“十四五”至2035年间保持充沛的发展活力。

从历史角度看，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领先世界优势最大的唐宋时期，成都攀上了迄今其全国经济影响力的最高峰，留下了唐宋时期“扬一益二”的称呼。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巴蜀一隅之地竟能提供整个南宋近1/3的财政收入。

注：学界普遍认为，南宋政权站稳脚跟、完成经济恢复之后，每年财政收入总额一亿缗左右；高宗建炎、绍兴年间，四川每年税收为3342万缗，孝宗淳熙年间达3667万缗，这一时期四川每年向中央政府输送税款约3000万缗，亦即四川提供了南宋财政总收入的三成多。

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之所以诞生于一千年前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的四川，就是建立在当时当地实体经济部门位居全国、全世界前列的基础之上。

今天，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回归历史常态，随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日益落实成为现实，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印发和纳入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正在掀开新的篇章。

对内，发挥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功能，成为驱动整个中国经济的“第四极”；对外，依托“一带一路”成为扩大开放新支点；成渝双城经济圈在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定位前所未有，前景可期。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进展已经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城市，2019年成都GDP与芬兰相当，而芬兰是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拥有发达高技术产业和丰富资源、环境优美、生活品质高的高收入北欧国家，在全世界约200个国家和地区中GDP排名第42位。随着成都持续发展，相信全球各国GDP排行榜上成都能够比肩的国家位次在“十四五”至2035年间还会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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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显著改变产业和消费的中心。在今天国人心目中，意大利品牌、意大利制造是服装奢侈品牌的标志，米兰是时尚的中心；但在历史上，意大利在欧洲国家中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从1861年统一至1976年，出洋谋生的意大利人合计约2600万，相当于该国2019年人口（6024万）的43%。

2020年12月29日，法国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溘然长逝，引得无数消费者为之哀挽。但这位法国时装大师本是意大利人，若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移居世界时装之都巴黎，而是呆在家乡威尼斯，无论他如何才华横溢，也不可能在世界时装界扬名立万。

随着意大利经济的发展，米兰逐步成长为堪与巴黎比肩的世界时装之都。那么，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从一度的边缘洼地回归中心高地，发展跑赢全国平均速度的中国城市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如何演变？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

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及其邻国均需与欧美接轨对标，即使是毗邻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也常常要通过欧美中心进行。在这样的环境下，巴蜀之地虽然能搭上长江经济带之尾，却是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口）袋底”。

而在中国日渐回归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心高地而引人仰望的进程中，周边国家越来越多地无须接轨对标欧美，而是可以直接与中国市场接轨对标，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都也好，重庆也好，正日渐成为面对东南亚方向开放经济发展的“袋口”；继上海、北京之后中国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不是别的沿海一线城市，而是深居内陆的“新一线城市”成都，既让人看到了成都力图跻身国家门户城市、泛欧泛亚门户枢纽的雄心，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变迁所带来的经济地理学巨变开端。

如果成渝双城做好协作，它们在国际化竞争中还会实现携手共赢。从“十三五”之前的国内区域中心城市，到“十三五”的国家中心城市，再到“十四五”及其后的世界级中心城市，中国城市发展定位正在步步上升。

在围绕“一带一路”的讨论中，成都的声音目前更多地集中于取道西北线路的中欧班列等等。实际上，无论是地缘、人缘、对华经济政治联系还是经济增长态势，东南亚也具有巨大的潜力。

无论产销，中国都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第一汽车业大国，2019年产量2572.1万辆，占全球汽车产量（9178.7万辆）的28%，相当于整个欧洲地区产量（2131.21万辆）的1.2倍，整个南北美洲产量（2010.28万辆）的1.3倍，美国产量（1088万辆）的2.4倍；国内汽车市场销量达2576.9万辆，是美国销量（1748万辆）的1.5倍。

中亚五国合计，2018年汽车产量不过252212辆，相当于中国的千分之九；销量169312辆，相当于中国的千分之六。根据这几个国家的人口等基本面，他们的汽车市场在可预见未来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但即使不算整个东盟，只考虑与中国陆地接壤的中南半岛国家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他们的人口和市场容量是中亚几倍？

本世纪初中国与东盟就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中国与中亚之间并无这样的协定。在中国的同心圆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东盟与日韩并处于最内核、最紧密圈层。我们要看到2020年前三季度，成都国际班列开行2991列，增长45.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632列，增长55.9%；成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欧盟、东盟贸易额分别增长39.7%、36.9%、26.3%；我们更要看到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看到未来长久可持续的增长前景。

西南边境汉语文全面通行，中老泰铁路正式动工之前十年，云南勐腊县就在本县中学开班，培养对面邻国老挝的汉语人才，到铁路正式动工之时，对面勐腊县培养的通晓汉语的人才已经数以万计，为该县收获铁路红利打下了广泛、稳固的基础。而在西北方向，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曾长期受阻，遑论向邻国大规模开展汉语教育了。

……

“美洲首都”——名声赫赫的迈阿密（Miami）人口其实不过数十万，在全美城市排名几乎到了第五十位，即使在佛罗里达州内也只能排名第二。但依托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依托美国在西半球超群绝伦的优势，作为美国面向拉美加勒比区域的门户城市，迈阿密赢得了“美洲首都”的显赫称号，被称作“国际大都市”。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持续上升，面向周边的中国城市又会赢得怎样的称号呢？

国势上升，必然还会推动一国消费的时尚、品位走向世界，其它国家的民众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强势国家的流行品位趋之若鹜。牛仔裤、格子衬衫等等出自美国体力劳动者阶层，流入巴黎这类世界时装之都后，曾长期被当地时尚男女嗤之以鼻；一战之后，随着美国崛起，这些昔日被斥为“粗俗”的商品被巴黎时髦男女竞相争购，一度将其价格炒到了天价，流行程度至今不衰。

随着中国国势崛起，哪怕是汉服这种最中国的文化符号也必然会在海外赢得越来越多的拥趸粉丝。对于已经将一年一度汉服文化节打造成民间盛典的浙江嘉善西塘古镇而言，对于中国第一个汉服产业全产业链街区——成都“池上锦”汉服产业文化街区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力图打造文化名片的成都、嘉善等城市而言，这张文化名片的含金量会怎样发展？

……

4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中国城市在满怀鸿鹄之志展望、发掘“十四五”和国势上升带来的发展机遇时，需时时牢记，再宏伟的工程也要从最基础的一砖一瓦做起，再美好的生活也要从日常一粥一饭的烟火气开始。

像成都这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它令人流连的魅力，就是从一盘地道的回锅肉开始。我们建设美丽城市，是要给人看的，更是要给人住的。

保障猪肉供应平稳这类最基础的工作，是所有中国城市永远必须直面的基本民生问题；而要解决这样的基本民生问题，又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探索改革创新。

在近年的“猪周期”波动中，坐落东南沿海的广州、厦门与位居西南内陆的成都等城市貌似干得较好。双节前夕的2019年12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我国首次开展“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的地方政府领导就是厦门、广州、成都三座城市政府相关领导。

2020年，成都猪肉供应保障水平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继续上升，三季度生猪出栏87.2万头，同比增幅高达39.8%，其中能繁母猪存栏增幅更高达48.1%，全年生猪出栏400.4万头，增长8.4%；表明成都猪肉供应保障未来更长时间可保无虞。

从中长期来看，要可持续地稳定猪肉生产和供应，需要优化其产能布局，有序推动养猪业产能从中心地区向国家边缘地广人稀区域适度转移。在这方面，这三座城市都做了一些探索，地域狭小的厦门打造了“本埠基地+外埠基地+合作基地”的猪肉供应体系，成都市政府和周边的市州建立了区域生猪生产合作机制……这样的跨地区合作体系能否进一步发展？

尝过成都友人馈赠的自家订单委托川西藏区农家喂养的走地猪肉，那齿颊留香的感觉给我印象颇深，我希望各中心城市进一步积极稳妥探索多样化的跨地区生猪生产供应模式，保障中心城市基本民生，带动边缘地区发展、脱贫。

从更大背景上考察，长久维系国家统一的强大力量在于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熔铸的认同，在于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紧密的人缘、经济等各方面联系。通过养猪业生产在国内的适度转移，通过顺应客观经济规律的地区分工发展，回锅肉、排骨汤、糖醋排骨、猪脑花……将潜移默化把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各地的人民联系得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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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国国势崛起同样不例外，它会带来一系列与此前截然相反的挑战，有些当下成功的操作，也有可能给未来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努力发掘利用国势崛起机遇的中国城市对此要有冷峻的认识。

如制造业基础的长久维护。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我们这个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尤其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部门而单纯依靠服务业生存发展。但从曾带领人类跨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到二战后的霸主国家美国，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依靠制造业起家的发达国家相继走向产业空心化之路，一系列经济社会“重症”随之而来，目前已经沉疴难返。

中国国势崛起，国民收入相对于竞争对手上升，国民面临更多更大貌似可以轻松赚大钱赚快钱的诱惑，社会上又存在强大力量可能推动环保等项政策法规走向过度苛刻而扼杀制造业企业活力，……在这样类似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前夕的环境中，如何避免走上与他们一样的致命歧途？“十四五”期间，我们必须就此开展足够深入广泛的探索。

又如近年一批城市的“抢人”大战，即对本科以上学历者开放落户。这在当前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在“抢人”大战中胜出的城市需要抓住当前青壮年人口净流入、社保收支等形势较好的时间窗口，争取在全国率先开展一些人力资源和社保改革措施，对退出这些城市者提供便利，牺牲一点当前的经济利益，成全相关个人实现其生活质量和自由选择追求，这些城市收获长期中的居民人口结构优化、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我在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看到，许多企业的外来工在那里工作一二十年后，按照他们的工资，在当地买房定居难于上青天；但如果要回老家省份就业买房安家，按照现行制度，他此前这一二十年在当地缴纳的几十万社保带不走。这一点拖得他们舍不得离开沿海地区返乡就业，而继续呆在沿海地区，住房等生活压力又太大，生活质量很受影响。如果他们在沿海地区这样低质量生活再过一二十年而逐渐老龄，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压力会更加成倍放大，沿海当地的社会发展活力也会衰减。

有鉴于此，趁现在青壮年人口净流入、社保收支等情况较好的时候，在“抢人”大战中胜出的城市不妨前瞻一步，争取在全国率先开展这方面的改革，允许外来劳动力返乡或流动时带走其在本地的社保缴费，牺牲一点当前的经济利益，但是有利于保证本地人口结构长期活力，对这些流动的劳动者，也增进了他们的自由度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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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诸如此类的新挑战，哪些城市会秉承前瞻眼光、发乎长期责任感而先行一步开展探索？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