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发展观察”（ID：ichinado），原文首发于2021年2月1日，原标题为《刘奇专栏 | 九园之乡：中国乡村的未来》，原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1期 ，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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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宜居宜业的家园
给农民一个既宜居又宜业的家园， 这是乡村振兴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宜居宜业关键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四生契合”。有些地方进行村庄大规模整合，把老百姓安置到一个新地方集中居住，农民生活质量提高了，但种自己的田要跑十几甚至几十公里，骑摩托或开车的油钱比卖农产品的钱还多，农民不满意。
不仅要生产、生活契合，还要和生态、生意相契合。要创造“身在青山绿水间，心在唐诗宋词里”这样一个宜居的环境，同时还要做好市场开发，有好产品，能卖得出去，卖个好价钱；有好景点，能引来游客，让风景产生价值。不然，再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市场不活跃，也是死水一潭。
二是“三产融合”。中国人多地少，小农户需要兼业，应在发展粮食和特色种养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村的二、三产业。新鲜农产品采摘后，最好马上装进冷库。很多农产品加工应在乡村完成， 如果把工厂建到城里，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合理。
农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是当前我国农业最短的短板，美国农民300多万，但美国为农业服务的从业人员却占美国总人口的17%—20%。应破除“谈农色变”的旧观念，大力发展农业服务业，为农民开拓“离土不离乡”的第三就业空间，为兼业者减少背井离乡的远征打工。
只有“四生契合”“三产融合”，农民才能就近就地就业、宜居宜业、安居乐业。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宜居宜业是当地农民的宜居宜业，不是外地人、城里人的宜居宜业。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子的人自己知道。因此， 乡村振兴一定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说了算，不能只顾宜居不顾宜业，更不能以旁观者的眼光去定位是否宜居宜业，这是我们未来乡村建设的大逻辑、关键点、要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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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品高效生态的田园
高效、生态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现代科技的植入，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农业的生态化远未成形。要实现农业的高效生态目标， 应坚持以低端传统产业对接高端现代需求的发展理念。
中高端现代需求就是有机、健康、绿色产品，目前我国的有机农业只占世界的6%，美国占47%。我国的有机肥施用占比不到10%，美国占比已高达50%以上。一亩高标准土壤，应有16万条蚯蚓，300公斤的真菌细菌，5%—12%的有机质含量。
好土壤才能产出好产品。我国推行“减肥增绿”计划大见成效，但是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差距还远，化肥、农药施用量依然很大。目前世界上农药有3万多种，食品添加剂也有3万多种。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做了一个实验，将死人身体上有毒的垃圾清理出来，平均3—5公斤，占人身体重量的4%—6%。另据我国科学家研究，使用化肥生产的小麦，与使用有机肥生产的小麦相比，钙含量减少76%。
100年前，美国农业部土壤所专家写了一本《四千年农夫》，记载了中国、日本、韩国的农民如何运作循环农业、生态农业，认为这是东亚地区农业的奥秘。这本书现在还被美国农民当作“圣经”来读。而我们却把祖先创造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和有机农业经验扔在一边，大学连美国农民都认为过时了的所谓现代农业，这是从学术界到政策界都应认真反思的大问题。
从有利于人的健康视角看，生态农业也是高效农业，世卫组织研究表明，现在全世界有30多亿人吃不起营养平衡的健康饮食，我国就有3亿多人处在“隐形饥饿”状态，表面上吃得很好，但食物中缺乏必需的营养成分。要把“病从口入”变成“病从口出”，让人们吃出健康来，最简便廉验的办法就是变开发植物动物的“二物思维”，为开发植物动物微生物的“三物思维”，发展生态有机健康农业，直接通过饮食调节营养平衡。
坚持以低端传统产业对接高端现代需求的发展思路，也是提高农产品价值的最佳捷径，中高端现代需求的农产品价格必然高于一般农产品。中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求发展既讲高产又讲高质的生态有机绿色农业，只有高产高质， 才能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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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休闲养生的逸园
纵观历史，人类财富积累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第二阶段是机器，第三阶段是金融，第四阶段是教育，第五阶段是康养。
如今人类正处于第五阶段，有人戏称现在是“忙人进城，闲人下乡；穷人进城，富人下乡；为生存的人进城，为生活的人下乡”，虽为戏言，但却折射出休闲养生已成为人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有关资料表明，中国人均每日休闲娱乐时间约为2.2个小时，而欧美国家约为5小时，这表明我国的康养产业拥有巨大的上升空间。而且，如今的消费结构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物质奢侈消费已逐步减少，健康养生消费比重正稳步增加。
未来到乡村休闲养生的人群主要有四类：富人、老人、闲人以及高智商的人，其中老人为主要群体。我国“未富先老”的状态已经呈现，农村老龄化进程比城镇更快。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将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概括为“诗意的栖居”，富有诗意的环境，能够点燃激情、激发活力，让人产生诗情画意的美感， 比如看到一片荷塘， 马上就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的诗句呈现出来。这种“诗意地栖居”才会让人产生和美恬静、舒适安逸的幸福感，才是适合人类休闲养生的理想状态。
人类已经进入“大（大数据）、云（云计算）、移（移动互联网）、物（物联网）、智（人工智能）” 时代，未来乡村建设，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因地因时制宜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让“逸园”中人跟上时代，“逸”得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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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的乐园
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始于工业革命。工业文明理念追求“人定胜天”，笃信人是自然的主宰，人可以改造自然；而生态文明认为“人是自然中的一员”，应与自然和谐共处。未来乡村建设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就必须破除“驾驭规律”“人定胜天”的旧理念，树立遵循规律、天人合一的新思维。
规律只能被认识而不能被打破，只有尊重规律，才不会被规律惩罚。我们现在面临的水、土、空气污染等问题，就是不尊重规律的后果。
工业革命超越限度，即成危害，塑料问世曾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发明，今天已经成为最严重的公害，科学家研究表明，我们每人每天都在吃塑料微粒，每人每周平均要吃进5克，相当于一张信用卡，这对人体会造成多大危害尚不得而知。塑料残留在土壤里会改变土壤性状和土壤结构，导致农作物减产。更严重的是，土壤里的塑料，可能几百年都降解不了。
水多、水少、水脏， 是人之与水关系越来越僵的矛盾点，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与水争空间。有调查显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70%的城市化都是建在跟洪水争空间的区域。生态恶化，河水断流，2013年，流域100平方公里的河流2.3万条，上世纪50年代是5万多条，半个多世纪减少一半多。
乡村振兴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最紧要的是做好三件事：改土、治水、净化空气，使动物植物各安其家， 快乐生长；让人与自然各美其美，和谐相处，创造一个山水田林河湖草、鸟兽虫鱼微生物共生共荣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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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寄托乡愁的留园
乡愁是中国人对家乡的特有感情。游子“叶落归根”，商人“衣锦还乡”，官员“告老还乡”。泱泱大国，炎黄子孙，对于家乡的情感关系可以用两个“真好”概括，年轻时终于离乡出游，“真好”！年老时终于归乡安居，“真好”！南怀瑾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八万里悟道，终究诗酒田园”是他的人生心得。纵观历史，古往今来，从贩夫走卒到文人雅士，从乡野渔樵到庙堂乌纱，他们的心路历程都表明“吾心归处是故乡”。
今天我国正在高速推进城镇化，新中国成立伊始城镇化率仅约为16%，发展到今天已经超过60%。自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跨越半个世纪，从乡村走进城市的几代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很多人还长期处于“一脚城里一脚乡”的两栖状态，他们对乡村的记忆和怀念深深地刻在脑海里，乡愁也是这几代人特有的情感，是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留住乡愁，就是为他们留下那段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让他们在人生的后半场能够找寻到“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场景缅怀。
因此，乡村建设，必须坚守“迭代”而非“换代”的理念。“迭代”即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决不可推倒重来，务必尽可能多地保持当地特有的原生态格局、原乡土风貌、原民俗韵味。
传统村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宝库，中国的自然村落从改革开放前的400多万个已经减少到目前的200多万个，每个村落都蕴藏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一个传统村落的消失也将意味着一种传统文化基因的消亡。保护传统，留住乡愁，并非排斥现代，尤其民房的改造，应遵循“外面五千年”（保持传统）、“内里五星级”（追求现代）的理念，让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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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传承的故园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载体。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农耕文化正遭遇断崖式沉没。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呼声渐高，重视程度渐深，但在具体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其表象，如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工艺品、木雕、戏曲、刺绣等等的收集、整理，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做好的工作，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中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以及制度建设的传承。
例如，“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国农民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农业哲学思想，它是中国农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被国外学者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
遵循自然规律是中国农业得以万年传承、生生不息的根本，中国农民想问题、办事情从来都按照这一思维方式谨言慎行，不越雷池。这些思想的精华、思维的逻辑，应成为我们乡村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的核心。历经成百上千年积淀，一些切实可行、长盛不衰的乡里制度，耕读传家的家风、家训、家教等优秀传统文化，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需要我们收集、整理、传承、活化。
总之，传承农耕文化不可只重表象，丢弃本质；只重形式，失去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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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社会压力的后园
民谚云“小乱避城，大乱避乡”。这是因为乡村可以长期与外界隔绝，自我形成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系统，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能够在那里繁衍生息。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便是明证。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一些人便搬离城市，到乡间别墅居住躲避疫情。人类正面临诸多难以预测的移动性背景，当突发性新型灾难降临时，人口密集的城市没有退路，乡村的救助疏解功能显而易见。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人与劳动的关系根据时代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业文明时期，是“人与无偿劳动的抗争”，工业文明时期是“人与无益劳动的抗争”，计划经济时期是“人与无效劳动的抗争”，人类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将出现“人与无处劳动的抗争”。以色列学者赫拉利预测，未来世界是“1%的神人和99%的闲人” 组成。
如何解决“无处劳动”的矛盾？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发挥乡村的人口“蓄水池”和内循环作用，让赫拉利笔下的“闲人”到乡村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价值和乐趣，使乡村成为缓解社会压力的后园。
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有一种声音认为要“终结村庄”，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论调。
有研究表明，我国的城镇化率上限为70%左右，意味着未来将有几亿人仍然生活在乡村，目前世界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也只有13个。只要人类还需要吃饭，就必须有农业，有农业就必须有农民有农村， 面对一个14亿张口的庞大群体， 吃饭永远是头等大事。中国的村庄不会消失，因此，不可盲目终结村庄。城与乡就像一对夫妻，各有功能，谁也不能取代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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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矛盾调处的谐园
中国农民聚族而居，世代沿袭，形成村落。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社会关系相对稳定。大规模撤村并居，一旦打破这种稳定与平衡，就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乡村就会面临更多新的挑战。中国乡村的治理，历来依靠的是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被称之为“第三领域”。
自古以来，遇到兵荒马乱，王朝更替，只要某地有一位德高望重者利用这种力量鼎力维护，就能稳住一方，偏安一隅，待到新的王朝建立，便又马上和新生力量对接。城里人发生矛盾，靠的就是利用正规制度打官司，乡村如果单靠正规制度解决问题，恐怕一村设一个法庭， 天天开庭都解决不完。
乡村调处矛盾绝大多数靠的就是一些德高望重者出面调停，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十分有限。他们可以说是国与家、上与下、官与民、公与私的对接枢纽，是乡村各种矛盾的缓冲带。中央提倡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结合，把自治放在首位， 就是对乡村这一传统治理精神的发扬光大。
有学者指出，新乡贤通过调解民间纠纷、评判是非获得权威，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获得声望，通过维护村庄共同利益获得地位，在村庄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正是当下需要挖掘培育的乡村治理新动能。
“乡村落后，需要按照城市文明的思维加以改造”，这是西方人的逻辑，是一种野蛮文明，在中国水土不服。地相近，人相亲，心相通，情相牵，邻里和睦，乡风文明，才是乡土中国的特色，才是治理有效的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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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家园红利的福园
中国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在长期相处中建立起彼此信任、互帮互助的紧密关系，这是乡土中国的宝贵资源，它像是一座无形的“村庄银行”，诚信就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存款”。在这个熟人环境里只要讲承诺守信用，严格用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约束自己，就会积累成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社会福利，即 “家园红利”。
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家园红利”，在资源配置、矛盾调处、邻里互助、临时救危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代际传承，福荫子孙。遇到急难险事，不须号召动员，邻里就会立即伸出援手。乡里乡亲，急需用钱，“家园红利”积累丰厚的人家不需要写借条、找抵押、付利息，马上伸手可得。
反之，一旦在这个熟人圈子里失信，他将被熟人社会的成员集体抛弃，甚至祸及子孙。一般没有人敢用“诚信”作为抵押物，做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的勾当。
这种熟人环境积淀的社会福利，是乡村社会自我平衡、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有效机制，是乡村德治的重要内容，对于完善乡村治理价值巨大、意义深远。
在乡村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熟人社会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家园红利” 逐步弱化，校正乡村迷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成当务之急。
当前，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应充分挖掘这一世代积聚的宝贵资源，大力弘扬这种诚信为本的传承精神，重构乡规民约，加强乡村的信用体系建设，让“家园红利”成为打造幸福乡村价值链的重要环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