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美开始接触，让苏联感觉到了“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加大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骚扰我国边境，中国政府的尽力忍让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1979年初开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越南当局采取的是“同志加兄弟”式的睦邻友好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的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中国曾是唯一对越南进行援助的国家，不仅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军需物资，还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军队建设和协助组织指挥作战。
在随后的十年抗美战争中，中国政府和人民更是不遗余力，从经济和军事上给予越南无私的援助。据统计，从1950~1978年，我国共向其提供了200亿美元的援助款项（其中无偿援助占93.3%，无息贷款占6.7%）、6.35亿美元的自由外汇，以及总量达94.3亿余吨的无偿军援。
不仅如此，应越南政府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了30余万高炮、铁道、工程和通信部队官兵，秘密出兵亚热丛林，直接担负起抗美援越的作战和保障任务。但狼子野心，不是一顿饭能给填饱的。在越南完成统一之后，他们把獠牙伸向了中国南部的中越边境和柬埔寨。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秉承一贯的和平外交政策，对越南当局的挑衅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不仅多次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改善两国关系，而且在边境事件中，严令我方边防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打第一枪。但这一切都被越方视为软弱可欺。最后，越方已经发展到了“谈判不成，劝告不听”的地步。
迫不得已，中国政府不得不换用一种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和越南当局对话。1979年1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访问美国。
在华盛顿，邓小平掷地有声：对于越南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美国总统卡特谨慎地提到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邓小平自信地回答：那要看是哪家的军队！据法新社2月7日河内报道，越南当局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南发动了为期一个月的惩罚战争。之后双方继续在边境对峙多年，但主要的伤亡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发生在这一个月中。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作战作风，勇敢战斗，不怕死，不怕累，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广西方向，突入敌纵深20-40千米，攻占了高平和谅山2个省会城市，以及河广和茶灵等11座县城，基本歼灭敌2个师、3个团和9个营，大部歼灭敌2个团和6个独立营，部分歼灭敌14个团和1个装甲旅，共计40671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摧毁了敌人一批军事设施。
云南方向，突入敌纵深40千米，攻占老街和柑糖2个市，以及孟康、沙巴、坝洒、封土和保胜5个县城，前出郭参、铺楼、外波河、黄连山口和封土地区，共歼敌16480余人。我军伤亡情况，云南方向是7886人，其中亡2812人，失踪15人。
此后，中越边界大部分地段己赢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越军虽仍在我边境地区挑衅进犯，但其行动己大为收敛，仅局限于部分地区，于是，才有了1981年的法卡山、扣林山之战，1984年的老山、者阴山之战。
18年之后的1997年2月19日，这场战争的决策人邓小平逝世。抛开人员伤亡不提，通过这次战争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全球战略利益，这是决策人邓小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主导策划对外战争行动。这场战争并不是必须打的，是邓小平的主动战略决策。这次出手之老辣，是越方无法想象的。
如果说这场战争是邓小平的主动战略决策，那么这场战争爆发的历史因素，则是中、苏、美、越四国所积攒的。
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的压力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的战略契机，实际上出现在1969年。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数次武装入侵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并炮击中国岸上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中苏关系彻底恶化，从貌合神离转向直接对抗。
中国当时虽然落后，但却是一个地方大国，且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顶尖的战略家。
中苏珍宝岛冲突后，1969年4月1日，在党的九大的报告上赫然出现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美帝、苏修)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
这一报告中，最重要的国际战略信号就是，中国最大的国家敌人由一个变成两个，从原来的“美帝”变成“美帝、苏修”。
据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实权派人物、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称，美国很快接收到这一重要战略信号。
在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且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背景下，美国认为此时继续打越南战争已不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完全可以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中制苏”，而不必去和中国为敌盲目消耗国力，美国就可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前提只有一条，就是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
也就是中美外交关系的解冻，中苏交恶达到了最顶峰，军事冲突无可避免。
邓小平说苏联不会攻击中国，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
中国发动进攻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谴责中国的“罪恶”攻击，同时又强调“英雄的越南人民……这一次仍然能够保卫自己”。
苏联的军事反应仅限于派一支海军特混舰队到中国南海，对河内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以及加紧中苏边境上的空中巡逻。空运武器既有地理因素的限制，也受苏联内部犹豫态度的制约。
归根结底，苏联其实并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风险。
战争结束不久，中国领导人用一句对苏联领导人大不敬的简练俗语总结了战争的结果：“他们威胁我们，在边境附近调动军队，派舰艇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手。所以我们还是摸了老虎屁股。”
邓小平嘲讽地拒绝了美国要他小心的劝告。1979年2月底美国财政部部长麦克·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时，呼吁中国“尽快”从越南撤军，因为北京“在冒不必要的风险”。邓小平不同意。在与布卢门撒尔会见前和美国记者谈话时，他表现出对含糊摇摆的轻蔑，嘲笑说“有人害怕得罪东方的古巴”。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作了这样的总结：“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失败了，我却认为它改写了东亚的历史。”
小平同志曾就此作过非常明确的表态：“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虽然我们当时的题目只是限制在中越边界范围内，但实际上不是从中越两国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会见美国参院外委会访华团时的讲话》1979年4月19日
也就是说，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中越两国之间的斗争，而是着眼于全球战略角逐，并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大国领袖的战略高度和战略眼光。
此外，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目的当中，另有一项也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方面的改革开放已然拉开了序幕。而对越自卫反击战与此同时，不乏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作用。
其间首先便是为改革开放创造更为合适的环境。毕竟群狼窥伺之下，若是趁着中国国内变革的同时发起战争，对于改革开放而言必有不小的打击。此外对越自卫反击战亦不乏吸引目光的作用，无论内外目光皆是如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
对外战争爆发的同时令中国人民更为坚固的凝聚在一起，有助于改革开放的落实与贯彻。与此同时，战争同样令其他国家将目光集中在了战场之中，相应减少了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目光，否则外部势力趁中国内部变革之时，煽动性的挑起矛盾也未尝可知。
总而言之，对越自卫反击战毫无疑问起到了为中国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作用，因此称这一场战争奠定了中国百年发展大计也毫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