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2 09:13 分类：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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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东西说起来虚无缥缈，却是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能走多远的根本保证，脱离文化底蕴谈政治、经济、外交和人物都是耍流氓。
就像做官需要权谋，但想成为大政治家，必须要有情怀。
一夜暴富却没有文化是什么样子，10年前的山西煤老板，已经做了非常深刻的反面教训。
1644年满清入关，出生于湖南衡阳的王夫之，原本是一门心思读书科举的书生，但是在改朝换代的时代背景下，也被卷入风起云涌的抗清大潮。
随后几年时间，王夫之结交过抗清将领，联合过农民军，1648年父兄在战乱中死去之后，王夫之甚至和朋友举行过起义，只是兵力薄弱失败了。
各种门路都失败了，王夫之才去西南投奔永历皇帝，和李定国等人继续抗清。
我们都知道南明政权烂透了，啥事都干不成，内讧第一名，王夫之在永历朝廷工作的时候，差点被冤枉杀死。
王夫之无奈，只能回到湖南著书立说，并且发誓一辈子不剃头。
到1692年去世，王夫之都没有出山，也没有剃发，反而写出《礼记章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等一系列哲学历史著作。
这些著作说起来复杂，其实后人看重的主要是几个核心观点：
1、世界是变化的，人类要根据世界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节奏，绝对不能一成不变。
他在《周易外传》里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在《读四书大全说》里写到：“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
而运动的世界，必然是经常变革的世界，人类社会也要经常变革，最好七八年就来一次。
他在著作里说：“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所有观点总结起来，无非是“天下为公”四字。
“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也就是说，学问有没有用，要做出来才知道，如果不能为人民服务，所谓的学问就是臭狗屎。
此外，王夫之还有华夷之辩、内圣外王等观点和论证，几乎用哲学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继承了中国先贤的心血，却又修正了很多BUG，给后人走出了一条新路。
不过清朝的前两百年，由于王夫之参加过反清战争，导致他的著作成为禁忌，一直隐藏在故纸堆里不为人知。
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夫之的学问才走出故纸堆，并且用极短的时间光耀天下。
1842年，湖南学者邓显鹤出版了王夫之的著作，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但相比前200年来说已经进步了，邓显鹤取名为《船山遗书》。
负责编撰《船山遗书》的人，也都是湖南知名文化人物，比如邹汉勋、欧阳兆熊，以及自称“湘上农人”的左宗棠。
这是王夫之的著作第一次面世，很快吸引了大批粉丝，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就是重量级铁粉。
10年后太平天国起义经过湖南，给湖南的民生造成严重破坏，同样也给了湖南崛起的机遇。
在湘乡丁忧的礼部侍郎曾国藩，用同年、同乡、同学和师生的方法，组建起一支团练，也就是名震天下的湘军。
他们为了保卫桑梓，也要维护中国自古以来的名教，拼命和信上帝的太平天国作战，经过屡败屡战的十几年，终于攻破南京，成为清朝的擎天柱石。
而当年编撰《船山遗书》的湖南学者，也在湘军的队伍里。
左宗棠自然不必说，已经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了，左宗棠的同学郭嵩焘是湘军大佬，邹汉勋是江忠源麾下的军官，欧阳兆熊是江忠源的同年，并且救过曾国藩的命。
于是，崇尚王夫之的学者把“王学”带入湘军，吸引了无数志同道合的人。
1862年，曾国藩给欧阳兆熊写信，想重新出版全套的《船山遗书》，请他收集王夫之的手稿。
那时的曾国藩统帅十几万大军，威震东南半壁，不过是想印一套书而已，哪有不同意的道理，更何况光大王学也是湖南学者的追求。
欧阳兆熊回到湖南，向王夫之的后人收集全部资料，交给曾国藩。4年后湘军攻破南京，新版《船山遗书》也正式发行了。
因为攻破南京之后，曾国藩为了朝廷安心，裁撤了十几万湘军。此后湘军高层奔赴全国各地做官，那些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则带着抢劫的财富回到湖南。
战争刚结束，长沙的“宫保第”便多了13家，湘乡县二品以上军功地主有2000多家，此外军功地主最多的县也在附近，宁乡有468家、湘阴352家、湘潭302家。
比如提督章合才买田6000亩，建成两座庄园，每座庄园有房屋100多间。陈湜攻南京的时候一马当先，抢到很多财富，战争结束后用船运回湖南，买了数千亩田，就这还有不少存款，人称“陈百万。”湘潭的郭松林，因战功被封为一等轻车都尉，回乡后用十几万两白银买田建房。
湘军的军官基本是书生，他们发家致富之后，开始聘请教师培养子弟，用的教材或多或少都有《船山遗书》，教育湘军后代要做实事、为公天下服务、变革沉闷的世道。
很快，湘军的风气弥漫到整个湖南，把湖南打造成“遗世而独立”的地方，和清朝其他省份都不一样。
“王学”在湖南传播以后，吸引了很多学者，其中几个人是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学生是谭嗣同，多年的耳濡目染，让谭嗣同发下“续衡阳王子之续脉”的宏愿。
“戊戌变法”的时候，湖南巡抚陈宝箴、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熊希龄等人筹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和唐才常为中文分教习。
虽然杨昌济出国留学多年，但非常喜欢研究王夫之的《宋论》和《读通鉴论》，回到湖南一师任教以后，经常给学生们讲王夫之的著作。
后来毛泽东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以及改造中国和世界、为人民服务等观点，其实和王夫之是一脉相承的。
来源就是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和杨昌济的传承整理。
毛泽东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间的雄浑豪迈何其相似。
倒不是说其他省份的人不爱国，而是其他省份的精神气质，没有湖南人硬朗。湖南人的硬朗气质，便是王夫之留下的文化浸润成的。
而且革命思想在湖南传播很广泛，湖南人也能接受革命的思想，本质上来说，也是湖南文化底蕴和革命思想不冲突，甚至是殊途同归。
现在很多人以为毛泽东是顿悟，其实是湖南经过300年的积累，才提炼出适应时代的精华，塑造出横亘古今的毛泽东。
文化底蕴只是门槛，有了不一定能出人才，没有一定出不了人才。事实上，近代湖南崛起的关键是阶层。
我们前文说了，曾国藩的湘军解散回乡之后，到处买房置地办教育，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互相联姻。
曾国藩便和贺长龄、郭沛霖、刘蓉、罗泽南、郭嵩焘等人成为儿女亲家，他们麾下的各级将领，也让儿女互相成婚，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
而且出征太平天国的共同经历，让湘军系统的成员有了共同记忆，比其他省份单纯用婚姻捆绑的关系，更加牢固。
于是某个湘军军官的孩子长大了，遇到同龄人的时候会说：“我爸爸当年打南京的时候……”另一个孩子也能接上话：“我叔叔也打过南京，是山字营的。”
再往下说，他们可能发现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你是我叔叔的表嫂的兄弟的儿子啊，嗨，原来如此。”
有了田产、财富、教育和共同记忆，湘军已经成为湖南的门阀士族了。
不论做官或者人际关系，他们都会共同进退互相扶持，但凡条件允许，就一个都不能少。
类似于唐朝的五姓七家一样，虽然生活在中国各地，但总能找出点血缘关系，对于政策和时局的判断，都能保持惊人的一致。
既然可以互相扶持，那么就有无数机会和岗位，给同阶层的年轻人去锻炼，容易出人才，更方便在史书上露脸。
有能力的小舅子、表弟、二大爷之类的亲戚，慢慢的也会进入这个阶层，成为外围势力。小舅子也有小舅子，表弟还有表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圈子越来越大，几乎覆盖了半个湖南。
于是在湘军军官集中的湘江流域，形成以湘乡县、长沙县、浏阳县为中心的三个人才圈，我们知道的近代湖南牛人，基本都是这三个圈子出来的。
他的爷爷毛恩普没参加湘军，做了一辈子贫农，父亲毛贻昌苦的活不下去，出门参加湘军。
虽然没打过仗，但起码贴上湘军的标签。他回家后买了22亩田，每年能收84担谷子，并且经营农产品生意，资本一度积累到3000块钱。
不过也正是毛贻昌的发家致富，才能给毛泽东提供到长沙求学的费用，他报考警察学校、肥皂学校的报名费是1块钱，够普通人家生活很久了。
而毛泽东天赋禀异的资治，又得到长沙圈杨昌济的赏识，并且通过婚姻，跻身于湖南最牛逼的圈子。
所以杨昌济的地位，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名人，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师生。
杨昌济同意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姻，把他带进湖南最大的阶层，等杨昌济去世之后，毛泽东顶替了杨昌济在这个阶层里的位置。
哪怕他的信仰是打倒旧权贵，但湘军留下的阶层，依然给他非常大的帮助。
文化造就团队，团队化身阶层，根据“富不过三代”的理论，湘军的门阀阶层应该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其实在谭嗣同这代人出道的时候，湖南人已经没有曾国藩、左宗棠的地位了，大清朝廷的主导权，让给了李鸿章的淮系和皇族旗人。
不出意外的话，湖南人的命运应该是退出全国舞台，专门在湖南省内经营小日子。
然而湖南依然在不断塑造牛人，因为湖南的地缘太特殊了。
近代中国的敌人来自海上，而受洋人影响最深的便是上海和广州。于是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江浙买办财阀，以广州为中心，出现了去海外筹款的孙中山和国民党。
至于长江以北，由于离朝廷最近，传统势力也最顽固，直到几十年后的革命年代，北方都不如南方积极。
而深处内陆的湖南，夹在江浙沪和广州之间，避免沦为洋人买办的命运，可以保持自己的中国特色，还能就近吸收洋人的科技和思想。
简直是近代中国的天选之地，全中国都没有第二个省份，敢说条件比湖南优越。
北方的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虽然有一些爱国的情怀，但他们做的事情，和五代十国的节度使没有任何区别，指望他们救中国是做梦。
蒋介石做为江浙买办财阀的代理人，一辈子都改不了做洋人买办的命运，广东籍的国民党高层，始终在搞分裂。
而且在北京政府和广州国民党交锋的时候，湖南始终是战场。
比如保守派、维新派和革命党的交锋，湖南处于风暴中心，各种思想在湖南汇聚，各路人物在湖南往来，不仅增加了湖南人民的阅历，还种下第一颗革命的种子。
进入民国以后，国民党和北洋政府长期对抗，不论是国民党北伐，还是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战火都要烧到湖南。
就是因为有无数机会去磨练人才，弱的都淘汰了，只有强者才能活下来。30多年不消停的湖南，怎么可能不出人才？
如果说混乱的近代中国是养蛊，那么湖南就是整个中国养出的蛊王。
最重要的是，湖南的经济条件，完全能支撑起这顿折腾。
自从康熙年间开始，洞庭湖一带经过多年开发，已经成为非常繁荣的农业区，再加上湘江连接南北，形成一条通往广州的贸易线，湖南经济开始起步。
尤其是湘潭，由于是南北药材交汇的地方，号称“天下第一壮县。”
时间进入近代，1904年长沙开埠、1905年常德和湘潭开埠，从此以后，湖南市场和世界连接起来。
市场经济必然摧毁自然经济，但湖南的新经济也在生长。
比如湖南的谷米供2000万人的口粮以外，还有7、800万石的剩余，每年卖到长江流域的省份，能换回3000万两白银。茶叶的年销量是2000万斤，桐油出口是全国第一，总价值达到1000万两。
毛贻昌以农产品生意发家，极有可能是赶上了长沙开埠的历史进程。卖出省外800万石谷米里，就有毛贻昌的一部分……
湘乡的禹之谟在湘潭创办毛巾厂，梁鼎荷以7万两白银购买法国技术，于1908年创办华昌炼锑公司，带动起湖南办矿的风气。10年后湖南的锑产量位于世界第一，铅、锌等矿的产量是全国第一，赚了海量的财富。
此外还有宝善成制造公司、和丰火柴公司、樟脑化学公司等等，创办者都是湘军带出来的军功地主阶层。
到1917年，全省注册的公司达到941个，没注册的有几千家，拥有工人40万，所以工人运动能在湖南发展起来。
而且湖南的近代产业，都没有沦为洋人买办企业，反而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性。
处于内陆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在沿海地区却能吸收外国的精华，位于南北交汇点方便锻炼人才，再加上崇尚实事的王夫之哲学传承、湘军留下的地主阶层互相扶持。
这样的省份，怕是旧中国独一无二的，怎么可能不出人才？
道光年间出了云贵总督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河道总督李星沅、编撰《船山遗书》的邓显鹤。
平定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冒出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胡林翼等182名将领、6319名军功地主，号称湖湘子弟满天下。
维新变法的时候有谭嗣同、唐才常和熊希龄，这批湖南牛人的分量不重，原因其实就是时机不到。
等到清朝崩溃的以后，湖南人开始重新崛起，出现了在民国初年的黄兴、章士钊、陈天华、宋教仁、蔡锷、杨度、杨昌济……
但是和后一代湖南牛人相比，他们的分量又不够看了，因为在革命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恒、粟裕和陈赓等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这五代湖南人之间，看起来没什么联系，其实仔细了解一下他们的出生地和教育经历，就能找出一脉相承的传承谱线。
毛泽东是五代湖南猛人里最猛的一个，我们总说毛泽东是集大成者，其实他首先是湖南的集大成者。
杨度曾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梁启超也评价过：“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若湘人也。”意思就是，只有湖南人才能强大中国。
自从毛泽东这代人以后，湖南就没什么特别厉害的人物了，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那代人把湖南的天地灵气都吸光了。
湖南不出牛人的主要原因是，所有的优越条件都不存在了。
在晚清民初的年代，王夫之的学术是一股清流，能吸引湖南才俊，但是到了1920年代以后，更加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来，谁还埋首故纸堆读王夫之？
尤其是现代社会，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选择，恐怕连湖南人都不读王夫之了吧。
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面向的是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于是湖南和其他省份的鸿沟被抹平，也就失去差异化竞争的基础。
现在的湖南肯定有利益集团，但他们的层次太低了，完全没有批量制造全国性牛人的能力。而且开国将帅们都没有回湖南故乡，不可能和湘军一样，形成庞大的地方势力。
湖南是内陆省份，这在百年前是非常有利的地理条件，可现在却成了制约湖南进步的门槛，导致经济不如广东和江浙，政治地位不如河北，战略地位也不如福建。
最关键的是，湖南曾经做为南北交战的战场，是个大型的养蛊场，把湖南人磨砺的锋芒毕露，现在天下太平，又能磨砺谁去？
现在的湖南平平无奇，别说出毛泽东一样的伟人了，连能上史书的人物都出不了。
百年前的湖南声势煊赫，所有人都觉得，能救中国的非湖南莫属，也只有那个年代的湖南，才能成就毛泽东。而毛泽东只有生在那个年代的湖南，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当那个时代过去以后，湖南的地位快速跌落，不复往日声势。湖南人也走出祖先的光环，和我们一样，过着普普通通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