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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乱世出英雄,为什么湖南能出伟人毛泽东?|202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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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陵说:    

湖南和毛泽东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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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决定一个地区上限

这种东西说起来虚无缥缈,却是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能走多远的根本保证,脱离文化底蕴谈政治、经济、外交和人物都是耍流氓。

就像做官需要权谋,但想成为大政治家,必须要有情怀。

一夜暴富却没有文化是什么样子,10年前的山西煤老板,已经做了非常深刻的反面教训。

近代湖南的文化底蕴来自王夫之

1644年满清入关,出生于湖南衡阳的王夫之,原本是一门心思读书科举的书生,但是在改朝换代的时代背景下,也被卷入风起云涌的抗清大潮。

随后几年时间,王夫之结交过抗清将领,联合过农民军,1648年父兄在战乱中死去之后,王夫之甚至和朋友举行过起义,只是兵力薄弱失败了。

各种门路都失败了,王夫之才去西南投奔永历皇帝,和李定国等人继续抗清。

我们都知道南明政权烂透了,啥事都干不成,内讧第一名,王夫之在永历朝廷工作的时候,差点被冤枉杀死。

王夫之无奈,只能回到湖南著书立说,并且发誓一辈子不剃头。

那是1651年。

到1692年去世,王夫之都没有出山,也没有剃发,反而写出《礼记章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等一系列哲学历史著作。
这些著作说起来复杂,其实后人看重的主要是几个核心观点:

1、世界是变化的,人类要根据世界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节奏,绝对不能一成不变

他在《周易外传》里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在《读四书大全说》里写到:“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

简而言之,世界是运动的,人也要动起来。

而运动的世界,必然是经常变革的世界,人类社会也要经常变革,最好七八年就来一次。

这就是王夫之“道莫盛于趋时的哲学观点。

2、天下是人民的,不是某人私有的

他在著作里说:“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所有观点总结起来,无非是“天下为公”四字。

3、做学问要经世致用,千万不要空谈误国

“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也就是说,学问有没有用,要做出来才知道,如果不能为人民服务,所谓的学问就是臭狗屎。

此外,王夫之还有华夷之辩、内圣外王等观点和论证,几乎用哲学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继承了中国先贤的心血,却又修正了很多BUG,给后人走出了一条新路

王夫之绝对是中国承上启下的人物。

不过清朝的前两百年,由于王夫之参加过反清战争,导致他的著作成为禁忌,一直隐藏在故纸堆里不为人知。

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夫之的学问才走出故纸堆,并且用极短的时间光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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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纸堆里翻出王夫之的,是他的湖南同乡。

1842年,湖南学者邓显鹤出版了王夫之的著作,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但相比前200年来说已经进步了,邓显鹤取名为《船山遗书》。

负责编撰《船山遗书》的人,也都是湖南知名文化人物,比如邹汉勋、欧阳兆熊,以及自称“湘上农人”的左宗棠。

这是王夫之的著作第一次面世,很快吸引了大批粉丝,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就是重量级铁粉。

10年后太平天国起义经过湖南,给湖南的民生造成严重破坏,同样也给了湖南崛起的机遇。

在湘乡丁忧的礼部侍郎曾国藩,用同年、同乡、同学和师生的方法,组建起一支团练,也就是名震天下的湘军。
他们为了保卫桑梓,也要维护中国自古以来的名教,拼命和信上帝的太平天国作战,经过屡的十几年,终于攻破南京,成为清朝的擎天柱石。

而当年编撰《船山遗书》的湖南学者,也在湘军的队伍里。

左宗棠自然不必说,已经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了,左宗棠的同学郭嵩焘是湘军大佬,邹汉勋是江忠源麾下的军官,欧阳兆熊是江忠源的同年,并且救过曾国藩的命。

于是,崇尚王夫之的学者把“王学”带入湘军,吸引了无数志同道合的人。

1862年,曾国藩给欧阳兆熊写信,想重新出版全套的《船山遗书》,请他收集王夫之的手稿。

那时的曾国藩统帅十几万大军,威震东南半壁,不过是想印一套书而已,哪有不同意的道理,更何况光大王学也是湖南学者的追求。

欧阳兆熊回到湖南,向王夫之的后人收集全部资料,交给曾国藩。4年后湘军攻破南京,新版《船山遗书》也正式发行了。

从此以后,《船山遗书》开始塑造湖南的风气。

因为攻破南京之后,曾国藩为了朝廷安心,裁撤了十几万湘军。此后湘军高层奔赴全国各地做官,那些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则带着抢劫的财富回到湖南。

战争刚结束,长沙的“宫保第”便多了13家,湘乡县二品以上军功地主有2000多家,此外军功地主最多的县也在附近,宁乡有468家、湘阴352家、湘潭302家。

他们在故乡疯狂圈地,给子孙置办产业。

比如提督章合才买田6000亩,建成两座庄园,每座庄园有房屋100多间。陈湜攻南京的时候一马当先,抢到很多财富,战争结束后用船运回湖南,买了数千亩田,就这还有不少存款,人称“陈百万。”湘潭的郭松林,因战功被封为一等轻车都尉,回乡后用十几万两白银买田建房。

可想而知,十几万湘军抢回多少钱去。

有钱,便有了传承家业的基础。

湘军的军官基本是书生,他们发家致富之后,开始聘请教师培养子弟,用的教材或多或少都有《船山遗书》,教育湘军后代要做实事、为公天下服务、变革沉闷的世道

很快,湘军的风气弥漫到整个湖南,把湖南打造成“遗世而独立”的地方,和清朝其他省份都不一样。

这才是近代湖南崛起的根源。
毛泽东则是湖南历史进程的一员。
“王学”在湖南传播以后,吸引了很多学者,其中几个人是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学生是谭嗣同,多年的耳濡目染,让谭嗣同发下“续衡阳王子之续脉”的宏愿。

“戊戌变法”的时候,湖南巡抚陈宝箴、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熊希龄等人筹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和唐才常为中文分教习。

他们有个学生兼好友叫杨昌济。

虽然杨昌济出国留学多年,但非常喜欢研究王夫之的《宋论》和《读通鉴论》,回到湖南一师任教以后,经常给学生们讲王夫之的著作。

而杨昌济最喜欢的学生,便是毛泽东与蔡和森。

后来毛泽东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以及改造中国和世界、为人民服务等观点,其实和王夫之是一脉相承的。

来源就是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和杨昌济的传承整理。

毛泽东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间的雄浑豪迈何其相似。

在百年前,唯独湖南人有这种雄心壮志。

倒不是说其他省份的人不爱国,而是其他省份的精神气质,没有湖南人硬朗。湖南人硬朗气质,便是王夫之留下的文化浸润成的。

而且革命思想在湖南传播很广泛,湖南人也能接受革命的思想,本质上来说,也是湖南文化底蕴和革命思想不冲突,甚至是殊途同归。

现在很多人以为毛泽东是顿悟,其实是湖南经过300年的积累,才提炼出适应时代的精华,塑造出横亘古今的毛泽东。

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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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文化底蕴就能批量产出人才,甚至是造就伟人?

还真不一定。

文化底蕴只是门槛,有了不一定能出人才,没有一定出不了人才。事实上,近代湖南崛起的关键是阶层

我们前文说了,曾国藩的湘军解散回乡之后,到处买房置地办教育,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互相联姻。

曾国藩便和贺长龄、郭沛霖、刘蓉、罗泽南、郭嵩焘等人成为儿女亲家,他们麾下的各级将领,也让儿女互相成婚,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

而且出征太平天国的共同经历,让湘军系统的成员有了共同记忆,比其他省份单纯用婚姻捆绑的关系,更加牢固。

于是某个湘军军官的孩子长大了,遇到同龄人的时候会说:“我爸爸当年打南京的时候……”另一个孩子也能接上话:“我叔叔也打过南京,是山字营的。”

再往下说,他们可能发现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你是我叔叔的表嫂的兄弟的儿子啊,嗨,原来如此。”

有了田产、财富、教育和共同记忆,湘军已经成为湖南的门阀士族了

不论做官或者人际关系,他们都会共同进退互相扶持,但凡条件允许,就一个都不能少。

类似于唐朝的五姓七家一样,虽然生活在中国各地,但总能找出点血缘关系,对于政策和时局的判断,都能保持惊人的一致。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牢不可破的联盟

既然可以互相扶持,那么就有无数机会和岗位,给同阶层的年轻人去锻炼,容易出人才,更方便在史书上露脸。

而且湘军组成的门阀阶层,总要吸收新鲜血液吧。
有能力的小舅子、表弟、二大爷之类的亲戚,慢慢的也会进入这个阶层,成为外围势力。小舅子也有小舅子,表弟还有表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圈子越来越大,几乎覆盖了半个湖南。

于是在湘军军官集中的湘江流域,形成以湘乡县、长沙县、浏阳县为中心的三个人才圈,我们知道的近代湖南牛人,基本都是这三个圈子出来的。

毛泽东的韶山冲,属于湘乡圈。

他的爷爷毛恩普没参加湘军,做了一辈子贫农,父亲毛贻昌苦的活不下去,出门参加湘军。
虽然没打过仗,但起码贴上湘军的标签。他回家后买了22亩田,每年能收84担谷子,并且经营农产品生意,资本一度积累到3000块钱。

毛贻昌的事业成功,到底和参军经历有没有关系?

所有书上都没写,咱也不知道。

不过也正是毛贻昌的发家致富,才能给毛泽东提供到长沙求学的费用,他报考警察学校、肥皂学校的报名费是1块钱,够普通人家生活很久了。

而毛泽东天赋禀异的资治,又得到长沙圈杨昌济的赏识,并且通过婚姻,跻身于湖南最牛逼的圈子。

所以杨昌济的地位,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名人,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师生。

他们的深层次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杨昌济同意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姻,把他带进湖南最大的阶层,等杨昌济去世之后,毛泽东顶替了杨昌济在这个阶层里的位置

哪怕他的信仰是打倒旧权贵,但湘军留下的阶层,依然给他非常大的帮助。

至于27年以后,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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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造就团队,团队化身阶层,根据“富不过三代”的理论,湘军的门阀阶层应该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其实在谭嗣同这代人出道的时候,湖南人已经没有曾国藩、左宗棠的地位了,大清朝廷的主导权,让给了李鸿章的淮系和皇族旗人。

不出意外的话,湖南人的命运应该是退出全国舞台,专门在湖南省内经营小日子。

然而湖南依然在不断塑造牛人,因为湖南的地缘太特殊了

近代中国的敌人来自海上,而受洋人影响最深的便是上海和广州。于是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江浙买办财阀,以广州为中心,出现了去海外筹款的孙中山和国民党。

至于长江以北,由于离朝廷最近,传统势力也最顽固,直到几十年后的革命年代,北方都不如南方积极。

而深处内陆的湖南,夹在江浙沪和广州之间,避免沦为洋人买办的命运,可以保持自己的中国特色,还能就近吸收洋人的科技和思想

简直是近代中国的天选之地,全中国都没有第二个省份,敢说条件比湖南优越。

这种地缘条件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北方的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虽然有一些爱国的情怀,但他们做的事情,和五代十国的节度使没有任何区别,指望他们救中国是做梦。

蒋介石做为江浙买办财阀的代理人,一辈子都改不了做洋人买办的命运,广东籍的国民党高层,始终在搞分裂。

唯独湖南的革命家,自始至终都有自己坚持的东西。

而且在北京政府和广州国民党交锋的时候,湖南始终是战场

比如保守派、维新派和革命党的交锋,湖南处于风暴中心,各种思想在湖南汇聚,各路人物在湖南往来,不仅增加了湖南人民的阅历,还种下第一颗革命的种子。

进入民国以后,国民党和北洋政府长期对抗,不论是国民党北伐,还是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战火都要烧到湖南。

所以从甲午战争到国共北伐,湖南就没消停过。

乱世为什么出英雄?

就是因为有无数机会去磨练人才,弱的都淘汰了,只有强者才能活下来。30多年不消停的湖南,怎么可能不出人才?

如果说混乱的近代中国是养蛊,那么湖南就是整个中国养出的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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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湖南的经济条件,完全能支撑起这顿折腾

自从康熙年间开始,洞庭湖一带经过多年开发,已经成为非常繁荣的农业区,再加上湘江连接南北,形成一条通往广州的贸易线,湖南经济开始起步。

尤其是湘潭,由于是南北药材交汇的地方,号称“天下第一壮县。”

时间进入近代,1904年长沙开埠、1905年常德和湘潭开埠,从此以后,湖南市场和世界连接起来。

市场经济必然摧毁自然经济,但湖南的新经济也在生长。

比如湖南的谷米供2000万人的口粮以外,还有7、800万石的剩余,每年卖到长江流域的省份,能换回3000万两白银。茶叶的年销量是2000万斤,桐油出口是全国第一,总价值达到1000万两。

毛贻昌以农产品生意发家,极有可能是赶上了长沙开埠的历史进程。卖出省外800万石谷米里,就有毛贻昌的一部分……

开埠的同年,湖南就建立起近代工厂。

湘乡的禹之谟在湘潭创办毛巾厂,梁鼎荷以7万两白银购买法国技术,于1908年创办华昌炼锑公司,带动起湖南办矿的风气。10年后湖南的锑产量位于世界第一,铅、锌等矿的产量是全国第一,赚了海量的财富。

此外还有宝善成制造公司、和丰火柴公司、樟脑化学公司等等,创办者都是湘军带出来的军功地主阶层。

到1917年,全省注册的公司达到941个,没注册的有几千家,拥有工人40万,所以工人运动能在湖南发展起来。

而且湖南的近代产业,都没有沦为洋人买办企业,反而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性。

所以湖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处于内陆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在沿海地区却能吸收外国的精华,位于南北交汇点方便锻炼人才,再加上崇尚实事的王夫之哲学传承、湘军留下的地主阶层互相扶持

这样的省份,怕是旧中国独一无二的,怎么可能不出人才?

于是近代湖南的人才队伍就没断档过:

道光年间出了云贵总督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河道总督李星沅、编撰《船山遗书》的邓显鹤。

平定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冒出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胡林翼等182名将领、6319名军功地主,号称湖湘子弟满天下。

维新变法的时候有谭嗣同、唐才常和熊希龄,这批湖南牛人的分量不重,原因其实就是时机不到。

等到清朝崩溃的以后,湖南人开始重新崛起,出现了在民国初年的黄兴、章士钊、陈天华、宋教仁、蔡锷、杨度、杨昌济……

但是和后一代湖南牛人相比,他们的分量又不够看了,因为在革命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恒、粟裕和陈赓等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这五代湖南人之间,看起来没什么联系,其实仔细了解一下他们的出生地和教育经历,就能找出一脉相承的传承谱线。

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

毛泽东是五代湖南猛人里最猛的一个,我们总说毛泽东是集大成者,其实他首先是湖南的集大成者

杨度曾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梁启超也评价过:“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若湘人也。”意思就是,只有湖南人才能强大中国。

从后来的结果说,还真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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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毛泽东这代人以后,湖南就没什么特别厉害的人物了,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那代人把湖南的天地灵气都吸光了。

其实没那么玄乎。

湖南不出牛人的主要原因是,所有的优越条件都不存在了

首先是学术传承。

在晚清民初的年代,王夫之的学术是一股清流,能吸引湖南才俊,但是到了1920年代以后,更加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来,谁还埋首故纸堆读王夫之?

尤其是现代社会,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选择,恐怕连湖南人都不读王夫之了吧。

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面向的是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于是湖南和其他省份的鸿沟被抹平,也就失去差异化竞争的基础。

其次是盘根错节的军功地主阶层。

现在的湖南肯定有利益集团,但他们的层次太低了,完全没有批量制造全国性牛人的能力。而且开国将帅们都没有回湖南故乡,不可能和湘军一样,形成庞大的地方势力。

那么生活在湖南的人们,也就失去了攀附的通道。

最后是时代变了。

湖南是内陆省份,这在百年前是非常有利的地理条件,可现在却成了制约湖南进步的门槛,导致经济不如广东和江浙,政治地位不如河北,战略地位也不如福建。

最关键的是,湖南曾经做为南北交战的战场,是个大型的养蛊场,把湖南人磨砺的锋芒毕露,现在天下太平,又能磨砺谁去?

现在的湖南平平无奇,别说出毛泽东一样的伟人了,连能上史书的人物都出不了。

百年前的湖南声势煊赫,所有人都觉得,能救中国的非湖南莫属,也只有那个年代的湖南,才能成就毛泽东。而毛泽东只有生在那个年代的湖南,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湖南和毛泽东,是互相成就的。

当那个时代过去以后,湖南的地位快速跌落,不复往日声势。湖南人也走出祖先的光环,和我们一样,过着普普通通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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