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皮埃尔·特鲁多是最了解铁幕背后的东方阵营的西方领袖。这和他从小就喜欢冒险、求知和挑战权威的习惯有关。他的领袖天才也是从小就有的，小时候他是街道里的孩子王，因为他父亲教了他拳击。如果他那街道里的孩子和其它街道的孩子发生纠葛冲突，他的伙伴们就找他为他们出头，怂恿他把邻街另一伙孩子揍一顿。读书入学了，他发现他最好的朋友不和他在一个班里，他很沮丧，回到家要他父亲去跟校长说一声，把他调到他好友一个班上。他父亲不答应，说，这是你的事，你自己去跟校长说。他胆怯地去敲校长的门，见到校长，头都不敢抬，就跟校长提出调班的事情，不料校长满口答应。这对他以后处事绝对有巨大影响。他父亲从小培养他的独立自主的性格。
蒙特利尔有英语学校，也有法语学校。入学时特鲁多的父亲把他送到英语学校，四年级又把他转到法语学校。中学他就开始学古典，学拉丁文和希腊文。多种语言的学习对大脑发育以及读书的理解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他13岁那年，在他进入中学之前，他父亲带着他们一家到欧洲旅游，走了几个国家，在城市和乡村都居住过。住在巴黎的时候，他父亲会鼓动他带着他弟弟到城市里找便宜的二手古典书籍。
1941年夏天，他还不满22岁的时候，他就牵头找了另外三个伙伴，从蒙特利尔划船沿着渥太华河北上一直划到哈德逊湾。这绝对是冒险。
虽然特鲁多读的是天主教学校，教师都是教会职员，但他中学的教师都比较开明，提倡思想开放和言论自由。特鲁多好胜心特强，在家里就经常和父亲辩论，他总设法辩论的结局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以求占上风。他经常玩这种语言胜利的游戏。在学校也一样，他要压过老师，还设法不激怒老师，不让老师生气。他会耐心等老师把话说完，从不打断老师的话，在老师停顿的那一刹那，他会甭老师一句话，惹得全班同学大笑，不等老师反应过来，老师想发威的机会已经过去了。这些心理较量和思想较量的技巧，可能为他在冷战期间与苏联和古巴和睦而不激怒盟国的加拿大外交政策打下了基础。
特鲁多到了哈佛，很快就确立了个人自由的信念。然而，他更多的是受到人格主义的影响，而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1946年特鲁多到了巴黎读书，有幸见到了他崇拜的人格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哲学家和神学家Emmanuel Mounier。巴黎学习坚定了他的人格主义信仰。特鲁多致力于求索如何平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于他哈佛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缘故，他在巴黎和伦敦求学期间，积极主动的接触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家，与他们交流探讨。
1949年特鲁多回到蒙特利尔以后，立即投身到石棉矿大罢工中，成为罢工领袖之一。1950年夏，他求得渥太华枢密院办公室一份职位，这很符合他哈佛、巴黎和伦敦学习的背景，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渥太华政治运作。然而，1951年秋他辞去了这份光明坦途的工作，回到蒙特利尔致力于工会运动，成为一个改变魁北克社会的政治活动家。他以他蒙特利尔大学法学学历，为工会出头谈判解决劳资纠纷，谈判劳资合同。他也到各处为工会讲学，教育工会关于经济学基本原理。
加拿大的新民主党（NDP）的前身是英联邦合作联盟党（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英联邦合作联盟党（CCF）1932年在卡尔加里成立，是社会主义者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 的加拿大分支。1961年，由于CCF被指责为共产党，CCF和加拿大劳工大会（Canadian Labours Congress）合并成为NDP。CCF辉煌的时候，1944年成为萨斯克切温省的执政党。特鲁多在魁北克省推动工运的时候，他很多工运同志都是CCF的要员。后来NDP主张魁北克独立，特鲁多就与NDP分道扬镳了。无疑特鲁多从事工运期间，已经混迹于魁北克政治圈内。但他并非政府官员，而是普通加拿大公民。
由于工运的原因，特鲁多出国几趟，去了非洲，去了欧洲，参加政治科学会议。1952年他和4位加拿大共产党员一起到铁幕背后访问了苏联。2018年MacLean’s杂志刊物说特鲁多爱独裁者，制造舆论压力迫使小特鲁掀翻了与中国自贸谈判的桌子。二战是民主战胜独裁的胜利，中国和苏联都是二战的主战场，苏联是在民主一边。中国内战也是民主战胜独裁的战争，那时候蒋介石是独裁者。特鲁多当时是思想开放的学者和工人运动家，以开放的心态去探访铁幕背后的世界。当时美国正处在麦肯锡时代颠峰，特鲁多作为工运领袖和访问苏联而受到皇家骑警严密监视。1984年加拿大成立了国家安全情报局（CSIS），接管了皇家骑警的秘密档案。其中就有特鲁多的秘密档案。1989年CSIS销毁了特鲁多的秘密档案。特鲁多秘密档案被销毁一事30年后被媒体曝光，显然是制造舆论阻止小特鲁多改善加中关系。而且影射特鲁多通共，只是档案已经销毁，查无实证。2020年社交媒体不乏言论之间指责小特鲁多是为中共工作。
特鲁多通过《责任》（Le Devoir）报刊的记者参加石棉矿罢工运动。《责任》是一家支持工运的法语报刊。这家报刊有一个记者Jacques Hébert，他是特鲁多的好朋友，不仅是工运的同志，而且是趣味相投，也爱旅游，他旅游了130个国家。Jacques Hébert在报道Wilbert Coffin案件的时候，被法庭以蔑视法庭罪下狱。特鲁多是工人维权律师，为朋友两肋插刀，到法庭将Jacques Hébert解救了出来。他两可以说是铁杆哥们。1960年，特鲁多和Jacques Hébert两个人受到中国邀请，访问了中国，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1961年特鲁多用法文写了《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记述了他们俩到中国的经历。1968年这本书翻译成英文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2005年又翻译成中文。何为“天真”？只要对中国还有好奇心，还有了解中国的意愿，对中国不了解和不理解就不是罪过和错误，这就叫天真。但是法语和英语里Innocent这个词更多的是指“无辜”，纯“天真”含义的词是Naive。笔者以为，特鲁多在书名中用这个词，是以无辜的含义回应指责他们通共的说法。实际上，皇家骑警已经秘密监视调查特鲁多很久了，确实没有找到他们通共的证据，证明他们确实是无辜的。他们要了解铁幕背后的世界，并不是通共，不承担通共的罪名。Jacques Hébert在加拿大政坛里颇有名气。1983年他成为了国会参议员。1986年他为抗议保守党政府结束一个为青年提供慈善活动的政府项目而绝食抗议21天。1991年到1998年他是参议院里自由党的党鞭。
特鲁多在他《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的前言第一句就说，这本书几乎就起了另一个书名：新版黄祸——被Jacques Hébert和特鲁多修改了、更正了、显著放大了。显然，特鲁多要以他六周访问中国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而这些刻板印象和偏见造成了西方社会惧怕和仇恨红色中国的社会心理潜意识。2021年的今天，鼓励更多的欧裔加拿大人多到中国旅游依然是打破西方反华仇华舆论的根本途径之一。
图：1960年皮埃尔·特鲁多（左）与 Jacques Hébert （右）在中国。
1960年9月16日，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的邀请，特鲁多和Jacques Hébert俩乘飞机从英国伦敦飞往俄国莫斯科，17日从莫斯科飞往鄂木斯克，18日从鄂木斯克途经伊尔库茨克飞到北京。他们在机场受到中国人民外文化协会的欢迎。欢迎晚宴上，文协征求了他们感兴趣参观的地方。他俩是搞工运的，特鲁多又是哈佛政治学硕士，而且很关心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于是他们提出了许多方面，包括要看纺织厂，看儿童医院，看监狱等等。他们还想看国庆庆典。
19日，他俩被安排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紫禁城和雍和宫。晚上看了一个百货商店，还看了一场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纪录片。20日他们走访了北京监狱。特鲁多发现，中国监狱的原则，并非惩罚罪犯，而是教育罪犯重新做人。21日他俩去看了几个人民公社。22日上午他们又访问中苏友谊公社，路上特鲁多问到少数民族问题，陪同于是下午就带他们访问了民族学院。特鲁多问到少数民族宗教问题，在民族学院他参观了穆斯林的祈祷室。特鲁多不停顿地提出种种问题，他发现北京和渥太华对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完全相反，渥太华用住宿学校来消除原住民文化和同化原住民，而北京则反其道而行之，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22日晚上10点半，特鲁多俩上了列车软卧，离开北京去东北。23日下午5点到达长春。
24日上午，他俩参观了长春铁车辆制造厂，在那里特鲁多了解了国有企业经营方式和加拿大私营企业的不同。下午，他们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特鲁多了解了新中国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他俩还看了电影《白毛女》。25日星期日上午，他俩参观了毛毯厂。特鲁多要求去看长春天主教堂。到了天主教堂，特鲁多要看神父，被告知神父到农村参加秋收了。下午他们参观了长春汽车制造厂，感受到某种浮夸风。他俩还看了工人宿舍，看到了中国的贫穷落后。晚上他俩睡在去沈阳的软卧列车上。
26日上午，他俩参观了第一机械制造厂，了解到那原来是日本的工厂，国民党撤退时拆掉了，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又重新建造起来了。特鲁多想看看山里的和尚庙，而对外文化协会则一心向他们显示新中国新建设的成就。下午，他们看了医学院和医院，知道中国的大学生还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每年还要下乡劳动两个月。他发现医学院除了教西医以外，还教中医。
27日他俩先参观鞍山钢铁厂，他看到一个弱小女孩操作一个巨大的吊车，特鲁多担心的问，为什么不找一个男工做这活？答复：她是最优秀的。特鲁多看到的工人都特别自豪和骄傲，和西方反华宣传的奴隶劳工完全是两回事。参观了鞍钢，特鲁多看到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他坚信中国的崛起。
28日，他们回到北京，参观了民族文化宫。晚上看了杂技。29日上午，他们参观了劳教所。下午，他们参观了棉纺厂，发现中国工会和加拿大工会完全是两码事，青年工人的集体宿舍也让特鲁多很好奇，问那些青年女工为什么不回家住，她们说集体生活快乐。和工人交谈中，特鲁多发现中国人热爱劳动喜欢做工人，想当劳模，这和西方观念大相径庭，给特鲁多很大的震惊。这让他想起来参观监狱的时候，犯人关禁闭不能参加劳动是一种惩罚。但特鲁多能理解，因为解放前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劳动和生活恢复了中国人民的人的尊严。
30日，特鲁多俩拜访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那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了。特鲁多请教了路易·艾黎很多关于中国的疑惑。晚上，特鲁多俩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晚宴。10月1日白天，特鲁多俩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游行，晚上，参加了招待外国记者的鸡尾酒会。记者招待会后，又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国庆烟花，观看烟花时周恩来在人群中与不同的人交谈握手，两次和特鲁多握手但没有提及加拿大总理或魁北克省长。然后他们又回到人民大会堂，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毛泽东握手。回旅店途中，特鲁多悄悄离队，独自到天安门广场与群众狂欢国庆。
2日上午，他们听了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的讲演，听他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工业的整体状况。下午，他们参观了国家历史博物馆。3日上午，他们与其他在京外国人一起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讲话，介绍新中国的变化。4日一早他们乘上了去上海的快车。5日上午到达上海，住进和平饭店。饭店门口还和11年前一样，只是没有了《华人与狗不得进内》的牌子。他们登上楼顶俯瞰上海，陪同为他们指点哪块是以前的法租界，哪块是以前的日租界，哪块是万国租界。上海还是11年前特鲁多来过的上海，楼和街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路上没有了衣衫褴褛的难民，没有了搬运的苦力。晚上他们去了文化宫，就是旧上海的大世界，看到工人排练歌舞，还看了一场彩色电影《聂耳》。6日上午他们去了中苏友好大厦看工业展览馆和手工艺馆。下午他们走访了药水弄，见证这个解放前的棚户区的变化。晚上11点，陪同睡觉了，他们偷偷留出旅店，来到外滩，已经找不到酒吧了，只见双双男女恋人搂腰搭背倚栏江边。
7日上午，他们参观了纺织厂。接待的人很想向特鲁多展现上海最先进的工厂，但特鲁多不想看机器，他想了解工人生活，要看工人宿舍，幼儿园，学校，医院，食堂。特鲁多还询问了女工的产假。56天带薪产假，显然比加拿大女工的待遇要好。特鲁多了解了工人的文艺体育生活，进修学习机会等。特鲁多看食堂，发现有个小厨房专门为回族工人准备清真饭菜。特鲁多还与业余大学的教师交谈。下午他们去了一个人民公社，一位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26岁的公社书记，领导一个2万3千人的公社。特鲁多很快就发现了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别，他认为这不公平。晚上又看了一场电影。不过，那时候的中国生活习惯，9点就熄灯睡觉了。特鲁多两人又溜出旅店自由行夜上海。
8日上午，他们乘渡轮渡过黄浦江，来到浦东，参观中国羊毛精仿公司，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刘经理每月有500元工资，另外每年给他们家2千万资产的5%的利息，刘经理作为家族一员每年得到其中的7万5千元。刘经理能讲流利的英语，能不用翻译与特鲁多交谈。
9日是礼拜日，他们参加了徐家汇天主教堂的晨6点的弥撒。教堂7点、8点、11点和下午5点还有另外四场弥撒。参加晨6点弥撒的有近百教徒，高大的教堂里依然显得空空荡荡。教徒大多数是老年妇女，几乎没有青年。弥撒完毕后特鲁多会晤了神父。神父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还是找了一个翻译，神父不想在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交谈。他们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在中国，特鲁多的哈佛论文研究。下午，他们去了少年宫，去看中国的未来。
10日，他俩先分开，Hébert去参观师范学院，特鲁多和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会谈。接着他们一起去看了郊外的一个寺庙。然后他们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杨永直与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冯契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晚上，他们乘火车到了杭州。11日上午，他们上了游艇荡西湖，去了灵隐寺。下午看了两场电影。晚上还是电影。12日上午，他们去了黄龙洞和中山公园等名胜景点。下午参观丝绣厂。晚上9点乘上去广州的火车。13日一天在火车上探讨计划经济的价格、工资和供求等问题。
14日他们住进了爱群大厦9楼临江一面，他们可以看到江边住在船上的疍家人，看到码头搬运工干着重体力活。白天他们参观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讲习所旧址，晚上去了文化公园。陪同也习惯了他俩离队浏览市容的习惯。广州夜市要比北方热闹多了，晚上十点半街边还有擦皮鞋和卖水果的小摊，但没有乞丐和妓女。街上还有过往的掏粪车。他们一直走到沙面。沙面已经不同过去了，已经看不到洋人了。15日上午他们参观了一个公社，看了人力建筑公路，人力修筑大坝建水库，特鲁多已经看过很多西方媒体荒谬地把人民公社说成是“劳动集中营”，但特鲁多也知道中国农民是不会希望回到旧社会的。特鲁多坐在水库大坝上的凉亭里，吃着西瓜，向社长问了许多农民的问题。下午回到广州到了一个著名酒家，吃了一顿三十道菜的大宴席，高朋满座，有各界头面人物。
16日，又是礼拜日，特鲁多要求去天主堂参加弥撒。陪同无法拒绝。17日，他们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18日下午到达北京。19日去了颐和园和圆明园，还去了百货商店购物。20日去了长城和十三陵。目睹长城之雄伟，遐想古时候多少人力来建造如此伟大的工程，特鲁多忽然顿悟出中国超强的组织能力。仅建国十年，已经让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鲁多坚信中国工业化将势不可挡。晚上吃过告别晚宴。21日一早他们就到机场赶8点的飞机，结果伊尔库茨克在下雪，等了一天雪也没有停。22日一早他们再次赶到机场，8点伊尔库茨克雪停了，但有雾。一直等到11点飞机才起飞。
特鲁多在他《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对于我们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更多地了解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虽然这句话是60年前写的，但这句话至今没有过时，今天西方社会的人尤其需要了解中国。
特鲁多60年作为公民私人访华，不能说就完全了解了中国。在中国访问了5周多，也不能说就完全消除了偏见。但他的这个经历使得他对中国的了解要比其它西方政客更多，偏见要比其它西方政客更少。
1960年是中国建国最困难的时期，是三年灾害时期，也是蒋介石反攻大陆蛮厉害的时期。中国处于非常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既希望外交了解中国，又要严防外国势力渗透。特鲁多访华全程有陪同，既是热情也是戒备。安排的访问人和地也是安排过的，不可能是全部的中国真实。尤其是天主教在解放战争中是支持蒋介石的，大部分教会人员都随蒋介石到台湾了，所以特鲁多弥撒后与神父交谈也令陪同特别警惕。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40年了，西方重启对华冷战，再次设立新的铁幕，以西方媒体舆论强化对中国的偏见。希望西方有更多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能像老特鲁多那样有了解中国的意愿，以降低世界大战的风险。
图：1960年皮埃尔·特鲁多（左）与 Jacques Hébert （右）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