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每一代通讯技术变革，都伴随着相关科技企业的浮沉，同时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比如1G改变通信方式，2G打开网络世界，3G改变移动社交，4G改变人类生活，以及5G将改变整个社会。
如果将时间线再提前，通讯技术甚至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败。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洋深处是双方搏杀的主要战场，而鱼雷成为主要进攻武器。
但由于引导鱼雷的无线信号只能在一个频道上传输，敌方很容易就能进行电磁噪声干扰，从而避开鱼雷。
如何避免鱼雷发射信号被干扰，成为美军急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这时传奇音乐家乔治·安泰尔和好莱坞女星海蒂·拉玛，基于自动钢琴的原理实现了信号的“跳频”传输。
这样一来，对于不知信道序列的接收方来说，接收到的信号基本等同于噪声，毫无用处。
1940年，两人将一份说明送交至美国国家发明家委员会，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将这项技术运用到军事实战中。
两年后，海蒂和安太尔的“跳频通讯技术”获得美国专利，编号2292387，名称为“机密通讯系统”。
这项技术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比如在二战中拯救了无数前线盟军将士的生命，被广泛运用到军队计算机技术中，而且还直接催生了现在使用的CDMA、3G和WIFI技术。
海蒂·拉玛，这位美丽与智慧并存的传奇女星，也被后人尊称为跳频技术之母（或CDMA之母）。
在2005年出版的《高通方程式》一书中，著名通讯专家戴夫·莫克这样评价她：
“只要你使用过移动电话，你就有必要感谢海蒂·拉玛。要知道，这位性感的女明星为全球无线通讯技术所做出的贡献至今无人能及。”
然而，海蒂的设计专利曾长期都是保密的。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军解除跳频技术等多项通讯技术的管制，才允许其商业化。
此后，全球民用移动通讯业的大发展才正式开启，各国的科技企业也不断崭露头角，甚至登上巅峰。
1G时代，摩托罗拉一统江湖；2G时代，欧洲的爱立信、诺基亚迅速崛起；3G时代，高通强势突围；4G时代，苹果、谷歌成长为巨无霸；5G时代，华为、中兴开始领跑。
在这些通信巨头的进击与角逐中，专利成为了他们的重要砝码乃至“杀手锏”。回溯其中的历史，不乏一些影响行业格局的重要战役，而中国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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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G时代，全球通信标准“四分五裂”，但美国却一定程度上依靠专利战脱颖而出。
当时，北欧的NMT、美澳的AMPS，英国的TACS，意大利RTMI等等，都想把自家的通信标准推向世界，因为标准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专利垄断费用及行业话语权。
这种“谁也不服谁”的局面导致通信系统互不兼容，移动设备无法互通。比如全球流行移动电话“大哥大”，在各国之间未必能相互打电话。
若非得挑一个1G时代王者，恐怕只有摩托罗拉。因为它不仅发明了“大哥大”，而且还是美国通信标准的设备供应商。
为了抢夺市场，摩托罗拉采取主动融合其他国家的通信标准，打破了通信“隔离状态”。与此同时，他还祭出专利大棒，瞄准了欧洲的竞争对手。
1989年4月，摩托罗拉将一个装有16公斤文件的大箱子运到了芬兰，用来指控诺基亚侵犯了其9项专利。
“摩托罗拉向诺基亚宣战，我不得不接受这份声明。"时任诺基亚手机部门的律师负责人Palmu-Joronen说。
随后，摩托罗拉将诺基亚告上了国际贸易委员会和芝加哥的一家法院。对此，诺基亚败服，支付了超过1000万美元来解决。
在遭受首次精准打击后，诺基亚了解到专利在市场争夺战中的作用，并将专利视为公司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积极布局和积累。
同时，吃了败仗的欧洲也逐渐认识到，单打独斗非但无法占据优势，而且不同的通信标准也不利于征服全球市场。
于是，1991年，欧洲统一通信技术标准——“全球行动通讯系统”，简称即GSM。由于开放性和传输速率大幅提升，GSM很快成为2G时代的主流标准。
德国是第一个推出GSM网络的国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迅速跟进。不久，欧洲主要国家的GSM渗透率达到80%，沃达丰、O2、法国电信等企业也得以相继崛起。
但这背后也潜在巨大挑战。1985年，在“跳频”技术基础上，美国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硅谷成立，并悄悄地研发出CDMA无线数字通信系统。这家公司就是高通。
在2G时代，虽然美国推出CDMA与欧洲抗衡，但因不成熟、推出时间晚而未能力挽狂澜。然而，看似惨败的通信标准，最终在高通的改造下，成了美国通信标准的杀手锏。
高通不断完善CDMA标准，并将有关CDMA专利尽收麾下。与此同时，高通还将CDMA标准嵌入芯片，提供一整通信标准+芯片的解决方案，极大缩减了手机厂商的成本。
此后，越来越多的手机制造商开始用高通的解决方案。得益于此，高通不仅带领美国的2G通信标准CDMA战胜欧洲，还巩固其在芯片行业的霸主地位。
而在世界通信巨头掀起专利战同时，中国尚未重视专利的价值和意义。即便是华为，也是在1995年万门交换机突破后，才开始申请第一件中国专利，1999年申请第一件美国专利。
因此，九十年代，中国在通信专利领域完全属于跟跟跑状态，通信设备市场也被“八国制式”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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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G时代，为绕开高通之前设置的专利门槛，不甘示弱的欧洲于1998年底成立了一个叫“3GPP”的组织，以促使2G标准GSM直接向3G标准WCDMA顺利过渡。
美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仅仅一个月后，高通就领头成立了与欧盟相对的3GPP2组织，发展自家的CDMA2000技术。但经过试验对比，WCDMA明显比CDMA2000好用。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开发了TD-SCDMA的通信技术。不过这个标准借鉴了美国的CDMA标准，不属于自主研发。这意味着高通也能从中收取专利费。
基于中国吸收了美国通信技术，以及担心WCDMA标准成为3G唯一国际通信标准，美国便拉拢中国一起入伙主导国际通信标准。
就在这时，任正非看准了市场趋向，大力研发CDMA相关技术，同时在路由器、交换机和接入网市场披荆斩棘。但这引起了刚刚干翻3com的思科注意。
2002年，在亚特兰大展览上，思科总裁钱伯斯低调地亲自光顾了华为展台，驻足时间并不很长，随即匆匆离开。据说他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
此次展览结束后，思科迅速在公司内成立了名为“打击华为”工作小组，不仅内部网上设立专门主页，供其全球员工讨论如何打击华为，还开始为专利诉讼做准备。
而在专利诉讼启动后，思科提交法庭的诉状长达77页，包括了二十多项罪名，几乎涵盖了知识产权诉讼的所有领域。
诡异的是，为何思科不在其总部所在地硅谷进行起诉，而千里迢迢跑到得州东部呢？
这是因为得州东区法庭历来有偏向专利权人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美国风投基金怂恿李一男的港湾对华为反戈相向。很难说，这不是思科的“围魏救赵”之计。
此外，再加上华为一直与思科的竞争对手3com密切联系，以及中美政府之间的密切互动。这场战争错综复杂，牵涉极广，甚至被美媒炒作成检验中国市场开放决心的重要时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思科总裁钱伯斯出手凌厉霸道，务求置华为于死地。此后，华为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是华为历史上的至暗时刻。任正非心灰意冷，打算把华为卖给摩托罗拉。
得不到任何外援，一切只能靠自救。于是，华为成立了由数位副总裁领导，知识产权、法律、数据产品研发、市场、公关等部门参与的“应讼团队”。
华为制定的应对方针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应对的方法策略；二是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做事情；三是官司涉及中美两国最知名的两家公司，舆论传媒领域的战斗也是重点。
在危难时刻，郭平临危受命，成为应诉团队的总指挥。除诉讼外，他还是公关宣传及与3com谈判的总负责人。
他离深赴美时走得极为匆忙，以至于随行只带了两件衬衫。没想到这一去，在美国一呆就是半年。最终，通过数轮论战以及“合纵连横”，他带领华为应诉团队度过了这次危机。
而这一役，不仅让世界知道了华为，也激发了国内科技企业对技术专利的重视和布局。
一年后，为了争夺通信领域的主导权，通信领域的专利战争也扩展到了美欧之间。从2005年开始，高通就曾与诺基亚发生了多起专利侵权诉讼，涉及GSM、EDGE、CDMA等标准。
经过三年多的拉锯战，双方在2008年7月23日法院判决前达成和解，并宣布达成为期15年的相互授权协议。
据估算，诺基亚向高通支付了许可费用约为23亿美元，以在诺基亚及诺基亚西门子的产品中使用高通技术。同时，高通也被允许在芯片中集成诺基亚技术。
后来，在智能手机竞争的时代，诺基亚被安卓阵营打败，随之而来市场份额迅速下滑，并落得“卖楼”和“卖身”的境地。
但自从把手机业务卖出去后，诺基亚可并没有闲着。基于前期的殷实积累，坐拥大量手机基础专利的诺基亚，为保自身性命，就走上了“专利致富”的道路。
无疑，在挑落欧洲标准后，美国在3G时代主导了通信技术的发展。因此，思科与高通也获得强势的垄断地位，并进而利用专利大棒“扫荡”全球。可以说，华为与诺基亚都没有在竞争中被打败。
比如诺基亚交了学费后，在通信设备和技术领域持续耕耘，并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而华为则更是越挫越强，不断攻坚3G技术。这也推动中国在3G通信技术上取得了不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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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4G时代来临，通信领域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并且陷入世界性的规模“战役”。
比如2010年前8个月，我国联想、中兴、华为、斯达康四大企业在美国被告就达26个专利案件。这些案件的特点有：
第一，“韩国专利海盗”兴风作浪。韩国专利海盗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在美国成立了大量科技、专利公司，主要针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企业发起专利战。
第二，专利群落攻击，上下游一网打尽。这些案件往往集群把日本、欧美上游大企业列为主要被告，把中国零部件、整机制造商，以及外国进口商、大型超市等列为共同被告，力图一网打尽。
第三，软硬件一网打尽。这些案件大都集群攻击大批软件、硬件企业，让中外企业被告相互推诿、指责；原告通过分化被告，迅速打乱被告的抗辩队形，瓦解主要被告的抵抗意志。
仅就中国企业而言，联想、中兴、华为、斯达康四大企业介入的美国专利诉讼大部分都石破天惊，足以震动整个产业链，有些案件索赔额甚至高达数亿美元。
值得一提，在“专利海盗”规模作案时，华为也作出了有力回击。
2011年1月，华为向芝加哥联邦法院起诉摩托罗拉，称摩托罗拉出售大部分网络设备业务给诺基亚西门子的交易，可能导致华为的知识产权被非法转让。因此，华为要求法院推迟这笔交易。
两个月后，这项起诉获美国法院支持，双方和解、华为获得补偿。可以说，华为在这一案件中获胜，开创中国通信企业借助知识产权维权的先河。
然而，随着专利案件的大量增加，国内企业的应诉成本也在激增。在欧洲Option公司发起申诉后，欧盟提出针对中国无线上网卡厂商的“三反”调查。
当时华为、中兴占据全球数据上网卡制造商的前两位，销量占据全球80%以上的市场：中兴2010年销售了3000万支数据卡，而华为在2009年时，数据卡销量已经突破3500万支。
紧接着，爱立信在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对中兴通讯提起诉讼。除专利索赔外，爱立信还请求这三个国家禁止出售中兴通讯手机以及在德国禁售部分网络设备。
但后来双方握手言和，同意相互撤销针对对方的所有专利侵权诉讼，并签署了全球范围内的专利交叉许可。
“以和为贵”，中兴和爱立信的握手言和，也为当时此类案件的解决提供了一个重要实战案例。
不过，欧洲LTE数据卡市场启动在即，如果中兴、华为两家不能顺利实现交叉许可协议，中兴仍然会继续在欧洲市场进行低价竞争，而这极有可能再次引起新的 “三反”调查，并且“殃及池鱼”。
另一方面，上世纪，“巨大中华”四个字曾掷地有声。但2002年前后，四家企业的业绩呈天壤之别。巨龙没落、大唐势微，而同处深圳的中兴和华为却异军突起，先后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
但从2007年开始，中兴的“低价策略”搅乱了华为主打的欧洲市场。2010年第二季度，中兴的上网卡最低报价只有17欧元，已经低于成本。如此“虎口夺食”，显然让华为十分头疼。
基于此，华为也向中兴提起了专利诉讼，掀起“中华之战”。无疑，在专利壁垒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武器情况下，即便是同城兄弟，在刺刀见红的肉搏战中，亦是无法回避。
最终，这场专利战以中兴失败告终，德国法院的判决内容是，禁止中兴在其USB数据卡上使用华为的一项注册商标，并禁止销售印有受特定法律保护商标的USB数据卡。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便美韩企业不时“沆瀣一气”，但在利益执政下也大动干戈。
自2011年起，苹果和三星在全球9个国家发起了对对方的诉讼，同时两家公司又存在大量合作。
这起案件一直惊动到美国国会和两家公司数位高层出谋划策、“神仙打架”。2012年，加州法院陪审团裁决三星赔偿苹果10亿美元，但在三星的多次据理力争下，2018年法院判三星总共赔偿苹果5.38亿美元。
这也标志着苹果和三星的“世纪诉讼”，终于达成和解协议。
鉴于世界此起彼伏的专利战役，2013年，任正非曾预言：“未来5-8年，会爆发一场‘专利世界大战’，华为必须对此有清醒的战略研判和战略设计。”
此后，在华为以及中兴等企业推动下，我国主导的4G通信标准——TD-LTE，成为全球有核心竞争力的4G标准，与欧洲主导的FDD-LTE“分庭抗礼”。
拥有更多自主专利的4G通信标准，确实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多实惠和行业话语权。
通过这项标准，中国抢占了印度、日本，甚至美国的一些运营商。2017年，全球使用中国TD-LTE标准的基站有200万个，占全球总量的40%，支持的终端约4270款，支持的手机近3260款以上。
另外，4G还加速催生了一批小米、阿里和腾讯等一批互联网巨头企业，与美国互联网巨头同台竞技。
自此，通过一系列竞逐和4G生态孵化，中国的通信技术实现与国外“并跑”，而且真正进入了重视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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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起，5G成为各国都在争夺的科技制高点。
无论是韩国部署首个5G商用网络，美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叫停博通对高通的收购案，还是德国和日本相继宣布拍卖和分配5G频段，都在卡位迎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这样说，“5G竞争是美国必须要赢的竞赛。”
在与美国等国际市场的5G卡位战场，中国的布局体现在多个领域。其中，在通信技术标准上，华为与高通各领风骚。
不过，在这背后，公司、行业、国家之间不断上演着利益纠葛与争夺，尤其在5G标准的制定上。
由于3GPP是一个公开化的国际组织，因此有关三次会议的记录都有相应的文件。根据相关报道，在2016年8月第一次会议上，LDPC、Polar和Turbo三种编码方案被正式提出。
在LDPC上，高通占有70%的专利；Polar上，华为占大部分，这三次会议争夺的焦点就是“数据信道编码”和“控制信道编码”这两块。
其中，Turbo编码基本满足不了5G对网络的苛刻要求，LDPC在“数据信道”的优势突出，Polar在“控制信道”上的优势也明显。
产业链上下游厂商在三轮投票中，或各为其主，或合纵连横，硝烟弥漫。从老牌厂商诺基亚、摩托罗拉，到新晋企业小米、OPPO，纵横捭阖、插刀互助。
最终结果是，欧洲Turbo标准退出历史舞台，中美主导的Polar和Ldpc获得部分通过，并逐步“拼凑”出完整的5G技术标准。
这也说明，5G标准制定不单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也需要业界各方携手合作。而由于5G通信技术标准事关重大，也注定不能一家独大、你死我亡，而是你中有我、合作交融。
整体上，在5G时代，中国不再是比肩同步，而是走在了世界前列，实现“领跑”。
尽管目前可供选择的5G编码方案有高通、华为主导的两种，但华为作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已经成为引领了全球5G时代的唯一标杆企业。
但要注意的是，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服务，三流企业做产品。
不管是3GPP还是其他领域的国际标准组织，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厂家提交技术提案时，都会尽可能将提案与专利捆绑在一起，并希望这些提案被组织接受成为标准。
就智能和手机领域而言，一部手机的所有专利使用费，几乎等于所有零部件成本。其中，基带芯片和WiFi芯片的专利使用费最高。
以一代专利“收税官”高通为例。2016年，高通芯片的营收是154亿美元，利润仅为18亿美元。但专利收入达76.6亿美元，专利利润更是高达65亿美元。
在芯片价格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下，高通的专利收益却年年看涨。而为获得更多“奶酪”，高通对苹果等美国企业也绝不“轻饶”。
2019年4月16日，高通和苹果因专利折腾近两年的“世纪官司”突然和解。在消息公布几个小时后，英特尔黯然宣布将退出5G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业务。
但苹果与高通和解的代价可能相当高昂。虽然双方都不愿意透露金额，但根据瑞银分析师蒂莫西·阿库里的估算，苹果将支付给高通50亿至60亿美元的“和解费”。
此外，苹果还将补足过去两年“分手期”中使用高通技术的专利费。
时间往前推移三个月，苹果公司副总裁、首席诉讼律师克拉尔曾愤怒表示，“无授权，无芯片”是高通商业模式上很有问题的地方。由于没有谈判的空间，他们就像是被枪抵着脑袋。
不过，由于在5G技术的话语权降低及手机终端厂商抗议等，2017年11月，高通曾下调包括5G在内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费率，即降低了“买路钱”。
调整之后，单模5G手机的实际许可费率为销售价的2.275%；多模（3G/4G/5G）手机的实际许可费率为销售价的3.25%。另外，高通在调整中为每部手机的净售封顶价，也从500美元降至400美元。
可以说，这项举措部分“照应”了主打高端手机的苹果。但是，历来对供应链管理强势的苹果仍认为这是“霸王条款”，心怀不甘。
在与高通的多番专利博弈中，随着英特尔的5G基带芯片一次次掉链子，苹果先后与三星、华为、联发科流传过5G基带的“绯闻”。然而最后出于多种因素，还是不得已选择高通。
然而，在5G时代，高通的专利“收税官”角色，相对以往将受到极大削弱。
根据德国专利信息分析组织IPlytics发布报告，截止去年2月，华为5G专利申请量，以3147项位列世界第一，三星、中兴分别以2795项、2561项位列第二和第三。
这些通信巨头正凭借更强大的专利技术积累，向高通发起挑战。可以说，高通主导通信技术的时代即将过去。而在全球各国的群雄逐鹿中，中国的优势不断凸显。
结语
从1G的空白阶段，到2G的跟跑阶段，到3G的突破阶段，到4G的陪跑阶段，再到5G的领跑阶段，中国的科技企业及科研工作者在不断攻克通信技术同时，对相关专利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或许国人“苦外国专利久”矣，日前，华为宣布将从2021年开始实施专利许可收费计划，对单台5G手机的专利许可收费上限为2.5美元。对此，国内不少舆论叫好称快。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华为5G专利收费的意义在哪里？试想如果没有华为，或者华为不重视研发或知识产权保护，那么华为数以万计的研发人员将很可能跑到美国、欧洲、日韩的高科技企业工作。
他们会帮国外企业攻坚研发，获得大量专利。然后，这些企业就可以从国内收取大量专利费，而国内企业为抵消这一部分支出抬高销售价格，不仅降低了竞争力，也把这一部分成本转移给了消费者。
在消费者业务受美国打压下，华为采用收取5G专利费用无疑是一条能够开源的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庞大的研发费用支出。此外，华为的5G专利费用相比其他厂商而言并不贵，意义大于实际。
此举一方面可以向外展示华为成熟的5G专利技术，另一方面也能够改善国内知识产权环境，让更多企业明白尊重知识产权便是尊重技术创新，以及不断突破相关技术才能获得更多行业话语权。
近二十年来，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争端的主要焦点之一。但由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中国企业面临严峻知识产权竞争时，不仅长期被“收税”，甚至不乏一些企业倒下。
如今，在通信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强势崛起。但面临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有助于企业保护经营安全，在国际竞争中进一步掌握主动权，也将增强国家科技乃至综合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