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看到了《李大钊的座右铭》一文，该文源自《人民政协报》，写得非常好。其中写道：
凡是读过《李大钊传》的人，都能熟记那脍炙人口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据史记载: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归国后到北京创办《晨钟报刊》担任总编辑时，由他亲自设计，每天出刊的报纸社论要配印一古钟图案，并在图案上刻一条警语。第六期警语，便是李大钊书写的他常吟咏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名句是李大钊的座右铭，是他高尚革命情操的真实写照，而李大钊的名句的由来鲜为人知，据史印证，李大钊是借用了明代忠臣杨椒山的名对，原文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杨继盛，号椒山。河北容城县人。明嘉靖年间，他出任南京兵部员外郎中，笃实刚正，不畏权势，因勇敢弹劾大奸臣严嵩未果，反而惨死在严嵩的屠刀下……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住处同王任重、刘建勋等谈话中，还曾吟咏杨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一言”。
李大钊借用杨椒山的名对，只将“辣”字改成了“妙”字，这一字的改动非常精当。其内涵是凝重的，他勇敢地担当起创造“青春中华”的大任，把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觉醒上，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我们从李大钊这名句中感悟到他那强烈的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境界，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正是用鲜血实现了自己的箴言……
笔者的父亲即是文中提到的刘建勋。我在多年收集党史资料的过程中，对这段情况略有所知，感觉此文所述稍显简单。今整理成篇，以寄怀念先烈、缅怀领袖之情，同时以飨关心党史的读者，并望得到专家的指正。
首先，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李大钊烈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名句，是他应章士钊之妻吴弱男女士之请所写的条幅。吴弱男是国民党的第一个女党员，也是中国妇女运动先驱之一。
李大钊烈士推陈出新、化古成奇，将“丹心照千古”的明代忠臣杨继盛临刑前写下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只改动了一个字，并身体力行、贯彻始终，激励了百年来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故而，2009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就高度评价道：
“这幅对联，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晚年居住在北京的南沙沟国务院宿舍，客厅中悬挂的正是李大钊烈士的这件条幅和正面遗像。
当时我们两家相距甚近。当年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彭真亲自谈话并批准了我母亲陈舜英的入党申请，中共平汉线省委省委宣传部长兼直中特委书记李雪峰进行入了党前谈话并主持入党宣誓仪式，而随后办理母亲入党手续的具体审批人正是李葆华叔叔。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会和8月2日接着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即后人俗称的‘庐山会议’）在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446大楼后面的西餐厅召开。
我的父亲刘建勋在会上的态度是相对稳重和低调的。有与会者记录下了他在7月3日的小组会上的一段发言：
“去年许多措施、作风，使干群之间有隔阂。缺点那么多，讲了就完了。再不搞什么八百斤、千斤省之类虚名了。给农民小自由非常重要。人心思定。政策三定，粮食归户，群众最满意。刘建勋特别强调广西煤的问题。”（引自《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2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第二天，7月4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河东路180号美庐别墅接见了刘建勋、王任重和梅白三人。
王任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他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父亲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建国后，他们二人在李先念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曾在湖北省共事年。
梅白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他曾受邀帮助修改毛主席的《七律·到庐山》，被毛主席连连称妙，尊其为“半字之师”。
刘建勋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两年前的1957年6月，因广西遭灾，广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韦国清遂请求“派熟悉地方工作的同志到广西当一把手”。后由邓小平总书记提名，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刘建勋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任上调到广西。
毛主席在与他们三个人谈话时，自己首先吟颂了明代诗人杨继盛的两句诗：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
“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青年时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前一句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使有时能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者流亡愧俸钱’，这寥寥七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详见《北京青年报》1991年12月10日第4版）
在谈话中，毛主席明确表示“我从青年时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并且谈了自己“这几十年的体会。”同时，他还高度评价道：
“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
这充分说明毛主席和李大钊一样，都是杨继盛老先生的“拥趸”，更都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赓续者和发扬者。毛主席在党的重大会议期间，向高级干部表达的正是要他们“遇事虚怀观一事，与人和气察群言”的要求和期望。
“庐山会议”的7月15日会后，时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的周惠拉上父亲边吃饭、边聊天。他提到1958年无非有三种人，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
父亲赞同地答道：“……你说的三种人不错，许多同志是样样沾了点。于我来讲，还是官僚主义为主。”
接下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先后落座。王任重也诚恳地说：“唉，要讲三种人，我是官僚主义啦，是老老实实把假话当真话说了。”……
就是这次老战友们无所顾忌、推心置腹的席间闲聊，传了出去，竟成了一个“闲话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
直到7月20日，周恩来总理出面，专门为此事召开了一次会议进行了批评，才把事态平息下去。
后来是毛主席将周惠的名字从“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中勾掉，但他被降为交通部的一名副局长。“文革”后，周惠复出就任内蒙古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0年前后的某天，我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父亲。父亲告诉我：“今天周惠叔叔来看我了。”我反问父亲：“为什么他来看你呢？”父亲平静地说：“我们是老朋友啦。庐山会议时，他给毛主席写检查，写好后找别人帮忙修改，人家不敢，他偷偷找我，我帮他改了改……”
帮周惠叔叔修改检查的事，父亲以前从未向我和我爱人耿西林说过只言片语。这回，父亲竟然又说得如此轻描淡写。此后，他也再没有提及。
周惠叔叔说：“庐山我倒了霉，你对我不错，像个朋友。”（详见《刘建勋纪念文集》，第403-40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发行）
父亲病逝15年后的1998年6月，初夏时节。年近八旬的周惠叔叔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悼念之情，全然不顾自己身患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穿了一身棉衣，双手肿的可怕！”（引自郑思远夫人赵静阿姨给我的信——笔者注），他沾墨挥毫，一笔一划，用正楷给我和姐姐写了一封充满情感的三页回信。
周惠叔叔的夫人范博阿姨曾数次告诉我，她也曾陪同周惠叔叔多次到医院看望父亲，有时周惠叔叔繁忙或不在北京，还专门嘱咐她代表自己前去。
当年父亲从庐山下来后，就告诉秘书：家里除了正常开销外，一定要保证有点存款，以便能够随时提取。他嘴上的理由是准备捐给农民打机井。而事实上，那也是做了最坏打算的。他唯独放心不下的，就是多病的母亲以及还在上学的姐姐和我。父亲只是要未雨绸缪、以防不测。
据广西党史办公室黄莺女士提供的统计显示，父亲在广西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南局的正确领导，他与韦国清伯伯的配合默契，加上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使广西的国民经济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其中：
广西的固定资产投产总额1961年与1957年相比增加了48.50%，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增加了76.35%，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中仅住宅一项增加了86.67%。在交通、能源方面，全区从1957年到1960年的四年间，县乡公路总里程从3052公里增加到8107公里，增幅约为2.66倍；专用公路从278公里增加到1225公里，增幅约为4.41倍；地方电力建设装机容量从1957年的431千瓦增加到1961年的8022千瓦，增幅约为18.61倍。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全区从1957年到1961年的五年中，有效灌溉面积从734万亩增加到1078万亩；旱涝保收面积从554万亩增加到863万亩；除涝面积从19万亩增加到53万亩；水土保持面积从314万亩增加到429万亩；解决饮水困难群众从26万人增加到55万人；造地造田从66万亩增加到81万亩。
那几年的发展也为广西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1年6月，毛主席深夜召见、单独谈话后的次日上午，刘建勋即奉命单枪匹马，赶赴河南省救灾。由韦国清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965年-1975年的十一年间，广西的国民经济六项主要指标的增长速度在全国23个省区（排除3个经济结构有明显区别的直辖市和3个经济规模过小的省区）中，取得总排名第三的好成绩。
在这23个省区中，国民经济六项主要指标的增长速度总排名第一是河南，总排名第二是甘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