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作者都是宋代大儒朱熹。
朱熹集孔孟以来儒学之大成，创立朱子理学，其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成为宋末及元明清开科取士的标准典籍。
今天，库叔来讲一讲朱熹的“理”。
文 |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理想国2021年3月出版，原标题为《“存天理，灭人欲”，究竟什么意思》，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在讲朱熹之前，先要提一下“二程”兄弟俩：程颢和程颐。他们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学渊源，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物，新儒家的两大流派都是这兄弟俩开创的。弟弟程颐开创理学，后来由朱熹集大成，所以称为“程朱学派”。哥哥程颢开创另一门派，后来由陆象山、王阳明阐发完备，称为“陆王心学”。
这两大门派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理学和心学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世界，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
程朱理学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理的世界，另一个是具体的心的世界。陆王心学说，不对，世界只有一个，心就是理，我心即世界！
这个区别至关重要。当今中国的哲学，依然在理学和心学的延长线上。
1
理一直在
先秦时代的名家中，有一位公孙龙，他提出“白马非马”，用逻辑的方式提出了两个世界的问题，一个是抽象的马的世界，另一个是具体的白马、黑马世界。
中国哲学家比较讲究实用，对名家所说的抽象世界没有兴趣。一直到程颢和朱熹，才重新注意抽象世界的问题。
儒家不是要治国平天下吗？为什么朱熹对这个抽象的天理这么有兴趣？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唐宋转向”谈起，这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从唐末到北宋，发生了什么转折？转向了内在心灵秩序。
人与天沟通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董仲舒建立的外在的“天人感应”模式，但这种模式太神秘了，比较低级，经不起佛教的撞击。所以，“唐宋转向”在佛教的刺激下，转向“天人合一”的模式。这个“合一”，是天理世界与心灵秩序的合一。你不是要理解天理吗？天理与人性是相通的，想更了解天理，可以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像佛教那样探究人的心性。
朱熹有一句名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都山崩地裂了，但是那个至高无上的、抽象的天理竟然还岿然不动！
朱熹与柏拉图可以说是心有灵犀，柏拉图也说过，抽象的理先于具体的事物而存在。
“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抽象的形而上叫“理”，具体的形而下是“事物”。每一个事物的背后，都有它自己的道理。
人类在发明车和船之前，脑瓜子里面已经有了车船的概念。具体的事物总是有生有死，但理是永恒的，天理不死。你不要去问天理是否存在，天理的存在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应该”的问题，假如没有天理，就像西方人没有了上帝，那么什么恶都可以做。
2
月印万川
天理高高在上，又是存在于如此虚无缥缈的形而上世界，那么，人如何认识到这个至高无上的天理呢？
朱熹讲了一句话：“理一分殊。”
世界上最高的天理只有一个，但它太高了，你的确无法直接认识到天理。但是没关系，宇宙的天理只有一个，但它的表现形态却各有特殊性。朱熹怕人听不懂，还借用了佛教常用的比喻：月印万川。晴朗的夜空，月亮照在人间千万条河川上，呈现出无数个月亮。月亮只有一个，但它的光影却是千姿百态。
每个事物都有它的小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都暗藏着大道理的密码。你可以通过认识具体事物的理，来丰富对那个抽象的、最高的天理的知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些成语，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不同事物的理之所以能够相通，乃是因为背后的最高之理是同一个。
讲到这里，我们大概会发现，朱熹的哲学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你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一流专家，仅仅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世界上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你的知识面越是丰富渊博，越是有助于深化你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认识那个最高的知识，那就是宇宙与人生的大智慧。人生战场拼的不仅是专业的本领，而且是一种智慧的境界，对宇宙与生命意义的理解。
在南宋，朱熹是学问最渊博的人，又是最有思想的人。他著作等身，仅仅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不过，朱熹最重视的，还是《四书章句集注》——他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儒家经典的批注。据说他去世前一天，还在修改他的注。到了元代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成了科举考试的官方文本了。
3
两个自我
宋代的儒家与先秦的儒家是很有一些不同的。孟子谈人有“不忍之心”，就打住了，接下去最关心的是向外拓展，如何实践自己的道德本心。
但是到宋代，发生“内在转向”，从程颐到朱熹，更关心的是人心背后的人性和天理。先秦儒家是伦理学的，而宋代儒家更有哲学本体论的气质。
理学认为这个世界有两个，抽象的世界和具体的世界。这里涉及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心、性、理。
先讲心与性。宋明理学受到佛教的影响，非常重视心性问题。那么“心”与“性”是什么关系？“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这里的“心”，指的是感性的道德直觉，孟子讲人有恻隐、羞恶、善恶、是非之心，这“四端”都属于心的活动；“性”呢，则是抽象的人性，是仁、义、礼、智。
“心”与“性”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抽象的“人性”与抽象的“理”却是相通的，程颢讲了一句非常要紧的话：“性即理。”每一事物，都有其本性，所谓“本性”，不过是这个事物应该遵循的规范和标准，也就是它的小道理。因此，所谓“人性”，不过是人所应该遵循的道德伦理。
抽象的人性是善的，但具体的“人心”就不一样了。因为人除了道德的人性之外，还有自然的动物性。“人心”与张载说的“气”相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儿，各有各的不同。
这样，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两个自我，一个与抽象的“性”和“理”有关，代表道德的“大我”；另一个与具体的“气”有关，有常人的七情六欲，代表自然生命的“小我”。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又同时躲藏在每个人的内心当中，相互冲突，彼此厮杀，是一场道德与自然、大我与小我的永恒战争。
原来，朱熹对抽象的天理的兴趣，最终还是要回到人间。这与古希腊哲人为求知而求知还是不一样的！没错，朱熹的天理，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世道的昏暗，而世道如此昏暗，是人心出问题了，人欲横流，泛滥成灾。
天理，就像黑暗中茫茫大海里的一座灯塔，要照亮人心中的幽暗。
4
“幽暗意识”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张灏教授曾提出“幽暗意识”这一重要观念，意思说基督教文化对人性的幽暗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儒家文化对人性是乐观的，缺乏幽暗意识。相信人性善的孟子不就是这样吗？
不过，到了朱熹这里，因为受到佛教“无明”观念的影响，已经对人心中的昏暗有了相当正面的重视，所以才将“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宋明理学一个最重要的题目提出来。
一讲到“存天理，灭人欲”，很多人大概会觉得怕：我不要生活在宋代！连正常的七情六欲都要被消灭，让我怎么活啊？
其实，朱熹的原意，不是说人的欲望不能存在，而是要有节制，以人性中的天理来约束自然欲望。
有学生问朱熹：“饮食男女，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朱熹回答：“饮食者，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这话合情合理吧？只有那些过于贪婪的欲望，才违背天理，才是要灭掉的“人欲”。只是后面的道学家们念歪了经，将正常的七情六欲，也以天理的名义，灭了！
从朱熹到今天，1000多年过去了，文明有进步，人性却永远在原地踏步。世界上各种天灾人祸，很多是因为人性中的贪婪造成的。人性中的永恒战争，不就是一场克服人性异化的“天人交战”吗？用宋明理学的话说，这叫“复性”，将被异化的人心扭转过来，恢复与天理相通的人的本性。
不过，朱熹的“幽暗意识”比较起基督教，还是不够彻底。基督教认为，人性中的恶是根深蒂固、无法彻底消除的，所以，不要相信任何伟大人物，人格再如何光芒万丈，也一刻不能放松制度的规约。但朱熹呢，毕竟是继承孟子“道统”的儒家，相信人性中的幽暗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还是有圣王出现的可能。
5
内圣外王
作为道学家，朱熹是很严肃的，像正襟危坐的老夫子，对学问和做人都很严格。在孔庙里，朱熹的地位很高，他与孔子的弟子们一样，是有牌位供奉在那里，被儒生恭恭敬敬地称为“朱子”。一旦成为“子”，那就是一派学问的鼻祖了。朱熹总是劝人多读书，千言万语，博学最要紧。
不过，不要以为朱熹只是一只两脚书柜，仅仅满足于求知。
儒家与古希腊哲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对知识的渴望，最后都不是为了求知本身，而是为了认识天理。天理只有一个，孔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千言万语的道理，归根结底都是服从同一个“道”，既是天理，也是人道。儒家的使命感就是“士志于道”，认识天理，实践人道。
所以，朱熹注《四书》，最看重《大学》中的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家国天下，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但要担当如此沉重的使命，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做到的，必须有圣人的道德人格。
道德人格如何修成？朱熹发展了孟子的功夫论，从佛教那里学来一整套修身术，那就是“八条目”中的前四条。你要修身吧，首先要“正心诚意”，心地纯正，意念真诚，没有丝毫功利的杂念；然后是“格物致知”，通过亲身的实践，考察事物的各种道理，以实现对终极的天理的认识。
到了第三阶段的宋明理学，儒学的根本道理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四个字，指的是通过格物致知、正意诚心这套修身功夫，成为道德上的圣人，然后由圣人出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只修身而不救世，那是佛教；一味救世，但不修身，那是墨家；而儒家呢，修身与救世是两个不可缺少的面向，有道德人格的圣人，才有资格出来救世治国、平天下，又是道德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6
批判、妥协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朱熹不寄希望于制度，还是一心盼着圣王出现呢？
说到根子上，还是与中国文明的突破方式有关。
“内在的自觉”是一种“内在突破”的文明，这与“外在突破”的西方文明不一样。“外在突破”的文明不相信内在的人性，最靠谱的还是外在制度的刚性约束。但“内在突破”的儒家文明坚信人性可以与天理内在相通，人性的完善可以出现大圣人、大救星。
中国人最期盼的，就是“圣王合一”。尧舜禹三代为什么在儒家看来是永远的理想？因为有尧舜这样的圣王。
韩愈建立了一套从尧舜到孔孟的“道统说”，朱熹一生都在捍卫和坚守这个“道统”。因为在他看来，三代以后，圣与王，即儒家的“道统”与王权的“政统”已经分离了，成为两股道上跑的车，渐行渐远。
宋明理学这个“道统说”，原来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三代以后，王者竟然都不是圣，不能与天理沟通，不具有道德的合法性！儒学建立了与君主对抗的二元权威，到了宋明理学的“道统说”，发展到新阶段。
但是，朱子学不是后来成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吗？还有批判意识？
这是因为，宋明理学有两面性格，一面是“道统”对抗“政统”的批判性，另一面是“道统”不得不屈从“政统”的妥协性。
因为比较起基督教来说，儒学有一个致命的短处被王权捏住了，缺乏像西方教会那样的独立建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不得不进入政治，屈从于王权。
儒家的二元权威，到宋明理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但还不是它的最高峰。最高峰是明代的王阳明的心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