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了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
这部纪录片的尺度很大，也是官方首次公开披露新疆问题背后的内奸和叛徒（纪录片中用词比较委婉，把他们称为“双面人”）。
更可怕的是，这些内奸和叛徒，竟然爬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高层。
一度掌控了新疆的司法、教育，并渗透到了党委政法委。
前面还有三部，分别是：《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以及《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
在这篇文章中，我会综合四部纪录片的内容，为你做一个信息的全面梳理，并补充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我相信在震撼之余，它会帮助你对新疆问题，形成系统性的思考。
如果没有那场恐怖袭击，她或许可以有一个平静且美好的未来。
2014年9月21日，迪丽·卡玛尔和母亲一起在新疆轮台县的步行街购物。
母亲想把她扶起来，却发现女儿的腿已经被炸成了两截。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我炸掉的小腿，就在我倒下的地方的旁边。”
经历了两次截肢手术，迪丽·卡玛尔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可她再也无法跳舞了。
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的连续几个月，迪丽·卡玛尔根本无法正常入睡。
因为一睡觉耳朵里就会有声音，然后惊醒，就像一场漫长的噩梦。
“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突然变成残疾，我真接受不了也想不通。”
他以非常坚定地语气告诉记者，他永远不可能原谅这些恐怖分子。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6年底，新疆共发生了数千起恐怖袭击。
1997年伊宁市“2·5事件”标志着恐怖袭击进入激增阶段。
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则把恐怖袭击推向了巅峰。
大量无辜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暴徒的殴打和追赶，警车被推翻，公交车被当街焚烧。
该事件造成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331间店铺和627辆汽车被烧毁，是新疆数千起恐怖袭击事件中最严重的一起。
无辜死难者中，汉族群众134人、回族11人、维吾尔族10人、满族1人。
事发后，整个城市的街头空无一人，所有的店铺都被关闭。
“7·5事件”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新疆的反恐工作也进入了高压态势。
2011年，喀什市发生“7·31”恐怖袭击事件，暴徒当街砍杀路人，并点燃了爆炸装置，造成6人死亡。
2013年，喀什巴楚县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5死2伤。
2014年4月30日，一伙暴徒把目标瞄准了乌鲁木齐的火车南站，而且手段极为残忍。
恐怖分子先是从背后突然对无辜群众进行割喉，然后点燃爆炸装置，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
2014年5月22日，同样是乌鲁木齐，5名恐怖分子驾驶越野车疯狂碾压早市群众，然后引爆爆炸装置，造成39人死亡，94人受伤。
2014年6月21日，喀什叶城县，恐怖分子驾车冲进公安局，点燃爆炸装置，并与民警发生激战。
所幸的是，13名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但也有3名公安干警在战斗中负伤。
2014年7月28日，恐怖分子在喀什莎车县制造了又一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伤亡。
一名卡车司机将妻子掩藏在后座，才让女主人逃过一劫。
2014年9月21日，轮台县步行街又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0死54伤。
上文提到的那个爱跳舞的姑娘（迪丽·卡玛尔），就是在这起袭击中失去了一条腿。
恐怖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恐怖袭击的范围，也不再仅限于新疆。
其中（新疆以外的）有两起性质特别恶劣：一起发生于北京，另一起发生于昆明。
2013年10月28日，3名暴恐分子携带31桶汽油、20个打火机、5把长短刀等作案物品，驾驶吉普车闯入北京天安门东侧行人便道，疯狂冲撞游客及行人，并点燃车内汽油，造成2人死亡、40余人受伤。
2014年3月1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火车站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一伙蒙面暴徒在火车站挥刀砍杀无辜群众，造成31人遇难、141人受伤。
因为恐怖分子在火车站砍杀无辜群众时，其姿态和脚步，可以说是泰然自若。
给你的感觉就好像他在逛商场一样，干的却是杀人的勾当。
因为搞宗教极端思想也好，实施恐怖袭击也罢，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
20世纪初，中国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曾试图复燃“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他们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东突”（“东突厥斯坦”的简称）组织的背后，有两大分支非常活跃——“东伊运”和“世维会”。
其成立之初，就得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资金支持，并持续至今。
乌鲁木齐“7·5事件”就是世维会前主席热比娅策划的。
“东伊运”的全称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恐怖袭击事件中更为活跃，手段也更加残忍。
他们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要消灭一切“异教徒”。
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恐怖袭击，绝大多数都是由“东伊运”策划。
这个组织的创立者为宗教极端分子艾山·买合苏木（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人）。
1993年10月，艾山·买合苏木因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被中国警方抓获，判刑3年，刑满释放后，他于1997年1月逃往国外，并在境外成立了“东伊运”组织。
根据被捕的核心成员供述，在“东伊运”成立的当年，他就带着团队在阿富汗寻求“基地组织”的帮助。
本·拉登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和“特殊训练”。
这些经历了“特殊训练”的恐怖分子，再潜回到新疆，实施恐怖袭击。
2003年，中国将“东伊运”列入最为警惕的恐怖组织名单的榜首。
但“东伊运”反而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甚至和ISIS相勾结。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大量“东伊运”成员前往叙利亚参加战斗，人数估计达到4、5千人左右。
这些“东伊运”成员，一部分加入了ISIS，一部分再潜回到国内，试图制造恐怖袭击，并且范围不再仅限于新疆。
比如上面这名“东伊运”成员，就图谋在石家庄实施爆炸恐怖袭击。
2012年，在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GS7554航班上，6名“东伊运”恐怖分子暴力冲击驾驶舱，试图在中国复制“9·11事件”。
所幸，机组人员豁出了性命和恐怖分子进行了搏斗，并成功制止了他们。
恐怖袭击事件在2013年和2014年进入了一个高发期，直到2016年底之后，才被阶段性的扑灭。
“东伊运”的骨干成员一般不会亲自发动自杀式恐怖袭击，后者往往由被洗脑的基层成员来实施。
他们会先在网上散布和恐怖活动有关的视频，“海选”出对这些视频感兴趣的人，然后通过线下见面的方式，做进一步的发展。
在物色“潜在成员”的时候，他们会特意挑选文化程度低的人。
一名被捕的“东伊运”的骨干成员表示：“他们（这些新成员）文化水平低，想对我提出不同意见也没有知识，所以只能听从于我。”
所以很多被捕的恐怖组织基层成员，其实对“伊斯兰教”一问三不知。
并且，“东伊运”在发展下线的时候，还会根据成员性格进行威逼利诱。
比如，对于性格软弱的新成员，他们会不断对其进行恐吓，谎称不搞“圣战”而死，来世就会遭到各种折磨。
而对于性格偏执的成员，他们会着重于进行利诱，宣称在“圣战”中“殉道”，就可以顺利进入天堂。
在“东伊运”描绘的天堂中，会有比天地更广阔的的乐园，会有72个美丽的妻室，还会有比人间更美味的佳肴，并且直至永恒。
一些恐怖分子在被捕后，依然毫无悔意，反而以自己做的事为荣。
对着镜头，这名恐怖分子非常坦然地说，自己每天向安拉祈祷100遍，希望自己不要被改变。
更让我感到惊愕的是，“东伊运”还把魔爪伸向了非常年幼的孩子。
甚至连训练用的模型，都是专门做成了中国警车的模样。
当我看到一个两三岁模样的娃娃，在镜头面前煞有介事地宣称，所有一切要通过“圣战”才能实现，要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枪才能实现的时候，真的是被惊到了。
恐怖分子如此猖獗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内部出了叛徒。
因为表现英勇，他在2001年被提拔为墨玉县公安局局长。
之后，希尔扎提·巴吾东一路高升至乌鲁木齐市统战部部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厅长、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
在反恐问题上，希尔扎提·巴吾东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打掉已经浮出水面的，不打击其他参与者或发展对象，让暴恐分子屡打不尽、死灰复燃，像韭菜一样割掉一茬冒一茬”。
实施恐怖袭击需要资金支持，希尔扎提·巴吾东就通过一对兄弟，为“东伊运”提供了上千万的资金。
这对兄弟还根据指示，还把一群14-18岁的孩子，送到境外接受恐怖组织的培训。
除此之外，希尔扎提·巴吾东还联合极端宗教势力的头目，为自己培养拥戴者。
沙塔尔·沙吾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工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教育厅原厅长、自治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领导小组原组长。
在他的任上，曾专门编制了一套荼毒维族青少年的“毒教材”。
维吾尔族实施双语教学，其中维语教材的编撰工作，由沙塔尔·沙吾提亲自指定。
沙塔尔·沙吾提还特意关照编撰者，要在教材中多加一些“民族压迫”的内容，多讲一些有关“突厥英雄”的故事，特别是要多提反抗国家、追求独立的故事。
在这套维语版的“毒教材”中，你看不到中国的国旗和国徽，反而会看到土耳其国父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国徽”。
比如有一个故事是，7个维族姑娘，为了“保卫家园”，和汉族士兵发生了战斗，最后被逼着跳下了悬崖。
把这种虚构的情节放在中小学教材中，会让维族的孩子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国家？
据沙塔尔·沙吾提自述，他的目的就是要煽动民族仇恨，要宣扬“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让孩子们从国外去寻找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起源。
从思想上控制他们，从小影响他们，把他们培养成分裂分子。
在“毒教材”的影响之下，一些维族的年轻人真的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
就拿维语版的“毒教材”来讲，其2003年完成编撰，于2004年开始正式使用，2016年因举报而被调查，然后在2017年被正式取缔。
但问题是，这种一眼就能看出问题的“毒教材”，为什么能够存在13年？
有一种猜测是，这套教材是原教育厅长沙塔尔·沙吾提组织编撰的，所以举报都被他压下来了。
但是，现在信息那么发达，举报的途径并不仅限于教育系统一个渠道。
这套“毒教材”能够存在13年，这件事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潜伏在体制内的“无间道”，恐怕并非是两个厅长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生态性”的问题。
尤其是，经历过“9·11事件”的美国，更应该站在全人类反恐的队伍中。
但在新疆问题上，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反而成为了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筹码。
因为和基地组织有染，早在2002年，美国就将“东伊运”列入恐怖组织的名单。
美国曾在阿富汗战争中抓获了一批中国籍的“东伊运”恐怖分子，在中国提出遣返要求后，美国以“非战斗人员”为由，试图将其释放。
在中国强烈抗议后，美国一会儿把这群恐怖分子移交英属百慕大群岛，一会儿又移交给了斯洛伐克，反正就是不交给中国。
2013年，“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在当年发布的《2013年国家反恐报告》中，以“中国政府没有提供详细的证据”和“不同国家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看法”为由，拒绝将该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
一些西方媒体也是一样，称中国政府夸大了“东伊运”的威胁。
可笑的是，有时候还是“东伊运”自己跳出来打脸这些西方媒体。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CNN和华尔街日报分别以《天安门冲撞案：恐怖主义还是绝望的呐喊？》和《中国绝望的“恐怖主义者”》为题进行了报道。
他们质疑中国对事件的定性（恐怖袭击），并指责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认为这起事件是少数民族在政府压迫下发出的“绝望的呐喊”。
直到“东伊运”主动跳出来，声称对该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还扬言要发动更多的恐怖袭击。
在之后发布的一段音频中，“东伊运”更是叫嚣，“这次‘圣战’让‘狂妄’的中国政府陷入了恐慌”。
其恐怖主义的面目暴露无遗，也啪啪啪打脸了这些西方媒体。
然而，更可笑的是，到了2020年底，美国干脆把“东伊运”从恐怖组织的名单中删掉了。
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埃尔多安（当时任土耳其总理）做了几件非常恶心中国的事：
一是把事件定性为民族矛盾，并试图把新疆问题闹到联合国安理会去。
2009年7月8日，埃尔多安称，“穆斯林占多数的土耳其将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展开讨论，结束新疆汉、维两族之间的暴力冲突”。
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中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中国内政，安理会无权讨论。
二是妄言新疆存在对少数民族的“种族屠杀”，并表达了对暴乱分子的同情。
新疆和土耳其隔了十万八千里，埃尔多安为什么要染指新疆问题？
埃尔多安的野心很大，希望把土耳其打造成全世界突厥民族中的带头大哥，以恢复昔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荣光。
“7·5事件”后，就有一些土耳其人跑到中国使馆外抗议，并焚烧中国国旗。
而在中国的史书中，维吾尔族的祖先称为回纥或回鹘，并不是古代突厥民族的一部分。
但在“泛突厥主义”的拥护者眼中，“东突民族”是一个有着近万年历史的“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其袓国“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
他们把新疆的维吾尔族也视为古代突厥民族的一个分支，是自己的兄弟。
这就是为什么掌管教育的“双面人”沙塔尔·沙吾提会说，希望让孩子们从国外去寻找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起源。
这背后其实有着很深的渊源（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就收缴了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武器和土耳其国旗，由此可见，早在清末，土耳其就开始染指新疆了）。
在新疆的反恐系列纪录片中，并没有正面提到过土耳其，这应该是出于外交需要，出于合纵连横的考虑。
但我们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土耳其这个国家，非常热衷于在新疆问题上上蹿下跳。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新疆问题是何其的复杂，治理起来真的非常之不容易。
自从2016年底以来，新疆再没发生过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这标志着新疆的反恐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实质性的成效。
一是公安、特警、网警持之以恒地对恐怖主义势力进行高强度的打击，掐灭他们嚣张的气焰；
即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实现“三学一去”，即学技能，学国语，学法律，去极端化思想。
避免他们因为没有文化而被“东伊运”分子利用和洗脑。
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一个人融入现代社会的分工协作体系。
一个社会，如果有大量的年轻人无法融入到社会的分工协作体系，就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势力的温床。
其目的，就是要打击新疆的就业，通过“穷疆”来实现“乱疆”，从而牵制中国的发展，阻挠中国的崛起。
教培中心的成立，为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们把“强迫劳动”和“集中营”等帽子一顶一顶的往中国头上扣。
但为了把恐怖主义势力扼杀在萌芽中，为了维族同胞有更美好的生活，即使被抹黑，被误解，这件事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
事实上，教培中心的创立，让新疆的维族同胞们，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孩子们终于知道，沙漠的那头，不仅仅有无边无际的沙漠，还有一个更大更美好的世界等着他们去探索。
这会让他们的人生变得更有意思，也获得了更多自我发展的可能。
如果因为外部的抹黑就放弃，这个后果不仅是维族同胞承担不起，我们全体中国人民也承担不起。
它不仅会造成肉体上的伤亡，还会给幸存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
2015年，即“7·5事件”发生之后的第6年，乌鲁木齐街头突然出现了数百人集体夺命狂奔的景象。
事后查明，起因不过是有两人发生了口角，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群众误以为恐怖袭击事件又回来了。
这恰恰也说明了恐怖主义势力，给老百姓带来的心理阴影，是何其的深远。
时至今日，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受害者需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来缓解“7·5事件”给他们带来的“后遗症”。
对恐怖主义势力，我们必须予以狠狠打击，坚决打击，绝不能心慈手软。
那就是03版和09版的“毒教材”，对新疆年轻一代的影响，恐怕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考虑到入学时间有早晚，从95后到整个00后的这批维族孩子，都有可能会受到“毒教材”的影响，而成为潜伏在新疆的“两面人”。
正是因为有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和恐怖分子作斗争，才让我们老百姓能够享有一份和平安定的生活。
一句是：“这个工作，（如果）我不来做就是你来做”。
感谢你们，为我们负重前行，把危险挡在我们的生活之外。
另一句是：“我有两个孩子，但一年里面，我估计有三百天没办法陪孩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肩上的任务特别重。”
如今我也已身为人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鼻头突然一酸。
正是因为你们舍弃了对自己孩子的陪伴，才让我们可以安心地陪伴孩子。
安稳的表象之下，暗流依旧涌动，更有境外势力虎视眈眈。
愿我们的孩子，能够继续在和平安定的大环境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