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要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了起来，建军北伐。
国共能合作，有个共识，就是驱逐帝国主义的狗腿子，北洋军阀是帝国主义最大的狗腿子，北伐的目标，就是北洋军阀。
在这个共识下，国共合作了起来。
1927年，北伐军还没有打到上海，上海的工人阶级就在我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光复了上海大部。
帝国主义的军舰就借口保护侨民，向我国土开炮射击。帝国主义这么做，说明北伐打到上海，还比较成功，要驱逐帝国主义，引起了帝国主义的重视，北伐真的可以打败他们的狗腿子。
帝国主义者就不乐意。
打败了帝国主义的狗腿子，就出现了分歧。
国民党的右翼和别人不同，驱逐帝国主义的狗腿子，国民党的左翼和我党，想的是进一步推动民族解放事业向前进。
国民党右翼想的是，这狗腿子不能由北洋军阀当，要由我来当。
一开始出发的时候，两拨人可能会因为一个相同的阶段性目标走到一起。但是走着走着，一旦阶段性目标达成，分歧就要出来。
比如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想的是建立市场经济，升级产业结构，让居民富起来。
美国人想的是，转移劳动密集型企业到成本低的地方去，让利润打起来。
在前面的时间段，双方可以有共识，我们要引进产业，来达到升级的目的。
美国人要输出产业，来达到降低成本继续赚钱的目的。
一方要引进，一方要输出，这是阶段性的共识。
于是我们可以愉快合作。
我们的产业继续升级，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美国的产业进一步空心化，成为了只在价值链高处的国家。
我们要卖欠高端产品，美国要买欠高端产品，一买一卖，还能愉快合作。
但是，当我们的芯片技术达到即将突破，当我们的5G技术已经引领全球，当我们的特高压供电冠绝世界了，美国人不乐意了。
站咋我们的立场，中国人民要站起来，要富起来，要强起来，这是必由之路，要走。
站在美国人的角度，美国的价值链地位要一直保持，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可以放出去，这是基本立场，要守。
阶段性的共识带来了合作，但是，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分歧就要大于共识。
陈独秀同志是我们的老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这个问题上就犯了错误。没能及时的发现阶段性的合作已经结束。
在国民党右翼日渐转向新军阀的关口，盲目的保持着过去的印象，这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不考察局势的变化，按照经验来处理问题，这无疑是在打赌，所以叫做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保守的经验主义。
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搞了清党。
在旧中国，武装是一切的核心，在过去的阶段，共产党人手里没有自己的武装，选择和国民党合作，陈独秀的路线就要出问题，最终由机会主义变成投降主义。
南昌起义一声枪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才有了后来的井冈山会师，才有了中央苏区根据地，才有了铁流两万五千里，才有了百万雄师过大江。
阶段性的共识带来了合作，但是，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分歧就要大于共识。我国和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
枪杆子不能握在敌人手里，高新科技更不能。现在被美国人卡脖子的场景，就仿佛当年没有武装的样子。
盲目的保持着过去的印象，以为美国人还能好说好商量，这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一步发展，就要搞投降主义错误，换来的一定是同志的牺牲，事业的顿挫，人民的苦难。
怎么办？建立我们的自己的武装，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怎么办？
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突破卡脖子的瓶颈，深入帝国主义势力薄弱的亚非拉，用第一生产力带领世界人民，走向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