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报道，4月12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再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
算下来，这应该是蚂蚁集团第三次被约谈了。第一次是2020年11月2日，针对的是实际控制人的约谈，这次约谈应该是监管部门提出问题，同时主要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第二次约谈是在2020年12月26日，约谈的内容已经非常详细了，就是针对具体问题，监管部门指出了蚂蚁集团目前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法律意识淡漠，藐视监管合规要求，存在违规监管套利行为；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排斥同业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发消费者投诉等。
这次是第三次约谈，与上一次约谈相隔三个多月。相比上次，这次约谈目的更加明确，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代表四部门表态：此次金融管理部门再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有关人员，主要是要求蚂蚁集团必须正视金融业务活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整改工作的严肃性，对标监管要求和拟定的整改方案，深入有效整改，确保实现依法经营、守正创新、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本源，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在符合审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加大金融科技创新，提升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个表态，核心目的就是要求蚂蚁集团在进行整改时，必须从根子上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正视金融业务活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整改工作的严肃性”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彻底整改，这次约谈后是会承担相应后果的。整改得要多么彻底呢？监管部门的要求是：“对标监管要求和拟定的整改方案，深入有效整改，确保实现依法经营、守正创新、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所有的整改都必须对标监管要求和拟定的整改方案，不要在相关方案中打任何折扣，不要做任何讨价还价。
所以，准确地说，这次约谈是对之前工作的进一步强调，是在政治上再进一步的要求。这个约谈后，如果整改依然不到位，监管部门可就有话说了，相关的责任可能就得有人承担。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次约谈是有非常明确政治意义的约谈，蚂蚁集团必须绝对地服从，不能打任何折扣。这次约谈，某种程度上也是官方的一种示警性表态。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过去对蚂蚁集团的监管放得松，现在为什么突然又收得那么紧了？
其实答案很简单，过去放得松，是因为我们的金融过于传统，要放开了让企业去创新，目的是为了寻求金融领域的新突破，同时倒逼传统金融系统进行改革。现在为什么收那么紧呢？在占豪（微信公众号：占豪）看来，监管部门出手大幅收紧监管，释放了三大重磅信号：
在回答记者“金融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有什么考虑”时，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回答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切实防范风险。要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答案很清楚，一则这是中央最高决策，二则这是为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总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风险。“风险”这俩字，可不仅仅指金融风险，在这里是非常有内涵的俩字。请注意，这是中央最高决策，并非单纯职能部门的决策，所以其中内涵大家可以仔细琢磨与品味。
那么这些措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也回答得非常清楚，要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也就是说，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民间资本，都得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去做事，否则如果不加以约束，资本的逐利本性就会在市场上搞垄断、搞无需扩张，而垄断和无需扩张的后果，就是伤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利益内卷化的资本最终会成为与党和国家博弈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那样，资本就成了党和国家的对手盘，政策、资本、舆论会陷入内耗漩涡，这是不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做这一切不是为了把资本遏制死，而是把资本控制住，不要资本乱窜乱来，而是在国家划好的格子里运作或在指明的方向去开拓，规范和约束资本是为了资本为国家和人民所用。
再说直白一点，中国的资本也必须得为人民服务。钱可以挣，挣自己人的钱得合理，得注意风险，得有度，得利国利民。如果资本跑偏了，国家就用监管的方式把资本给拉回来。可能有人问，如果拉不回来呢？那后果大家都懂的。所以，不可能拉不回来，资本只能被拉回来，也必然拉回来。
因此，国家要规范和约束资本，要资本为国家和人民所用的信号非常明确，任何力量都不能与之抗衡，因为这是中央的决策，这是人民的利益。
这次约谈蚂蚁集团，在占豪（微信公众号：占豪）看来，其实是在技术目的上是非常明确清晰的，就是给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划边界、立规矩、指方向。
所谓划边界，就是告诉科技企业，创新应该在什么边界里边创新。就像占豪曾经说的那样，互联网金融企业不能把创新的手伸到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口袋里。央行是国家机构，其职能是政府职能，中国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国家职能让渡给企业或私有资本，党和政府作为人民的守夜人，这绝对是铁的底线。其次，金融体系是关乎国家金融安全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所以商业银行体系总体上国家是处于垄断地位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是不会被允许把创新的手伸到这些领域的。给出互联网金融企业创新的边界，这就叫划边界。
所谓立规矩，这在潘功胜的答问中也有明确表态，那就是一切创新都“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本源，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在符合审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一切一切的创新，都必须立足于这个基本的规矩，不讲这些政治规矩的创新，就是越界的创新，就是不符合规矩的创新，就是不被允许的创新。
事实上，国家也给创新指明了方向，潘功胜在答问中明确表示：“提升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就是让像蚂蚁集团这种超级强大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像华为那样去国际上开拓市场，去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而不是与民争利。通过提升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去发挥更大作用。
占豪（微信公众号：占豪）在这里再说得直白一点吧，那就是国内市场就这样了，就别再想靠所谓加杠杆搞所谓金融创新来获得超额利润了，要想或超额利润，去海外挣外国人的钱去！挣外国人的钱，降低国内的金融流通成本，尔后让中国人分享全世界发展的利益，这才是正道。海外的创新空间大，市场空间广阔，内部空间已经不大了，这就是大方向！
这次监管性约谈，毫无疑问是国家在对蚂蚁集团去杠杆，譬如整改的五方面内容中第一条就是“断开支付宝与“花呗”“借呗”等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纠正在支付链路中嵌套信贷业务等违规行为”。很显然，这就是要企业不能去乱搞信贷，无论“花呗”还是“借呗”，都得让有需要花的人和满足要求的人花，要需要的人和满足要求的人借。
在整改内容第三条中，蚂蚁集团整体申设确定为金融控股公司而非科技公司，既然是金融公司就不能打着科技公司的名义不考虑风险地创新，而且是必须每一个细节都得接受监管部门监管，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风险，健全风险隔离，规范关联交易。
在整改内容第四条中，监管部门要求严格落实审慎监管要求，完善公司治理，认真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控制高杠杆和风险传染。很显然，这就是去杠杆的行动。第五条是管控重要基金产品流动性风险，主动压降余额宝余额，这也是降杠杆控制风险的措施。
所以，这一切的行动就具体技术层面而言，还是在去降杠杆，目的是控制金融风险，也就是说避免资本继续加杠杆最终带来金融风险。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相比传统金融，互联网搞金融创新加杠杆太快了，风险也太大了，必须把杠杆降下来。事实上，无论是次贷危机还是我们国家2015年的股灾，其本质都是金融杠杆加得太高所致。
在中国，党代表人民领导一切，这是中国的最基本的政治制度，所以党也必然领导资本。资本在中国要想发展得好，就得听党指挥，党指哪打哪，为国家为人民去开拓新市场、为国家为人民攻坚克难！
在这方面，我们所有的企业都应向华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