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博士黄国平的论文致谢，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
出身于大山，12岁时母亲离家出走，17岁时父亲因交通事故离世，一个命途多舛的寒门子弟，“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终是通过读书，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理想不伟大，只愿年过半百，归来仍是少年，希望还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不辜负这一生吃过的苦。最后如果还能做出点让别人生活更美好的事，那这辈子就赚了。”
黄国平博士身上的自强不息让人感动，饱尝人间苦难后保有的那份温暖纯良更是让人动容。
在这里，先祝愿所有有着类似经历的朋友们，都能走出困境，得偿所愿。
也祝愿大家在历经波折之后，仍能相信世间的温暖和良善。
“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在被命运捶打了千百次之后，黄国平靠着这一信念，完成了人生的逆袭。
读书是普通人（尤其是穷人）改变命运门槛最低的一条通道，没有之一。
它是普通人向上晋升的希望，是路径依赖，是支撑着大家一步一步爬出生活泥潭的信念。
但也是因此（有太多人指望着靠读书逆袭），教育的竞争也会特别激烈。
从这一点来说，“读书改变命运”和“教育内卷”，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体两面。
而且古代其实比今天更卷，因为录取名额远比现在要少得多，存量竞争的现象更加明显。
就拿清朝来说，从1645年-1905年（1645年清朝恢复科举，1905年废除科举），殿试举行了112次，共录取进士26849人，平均每年为103人。
而北大清华每年在内地招生的数量都在3000人上下，合计超过6000人。
由此可见，古人考进士比今天考北大清华要难得多（有些人可能会想，古代和现在的人口基数不一样，但清朝巅峰时期的人口已经达到了4亿，大约为今天的30%）。
清朝科举的260年里，累计有46万人考取了秀才，平均每年约1769人。
而2017年，全国985高校招生15.6万人，985+211高校合计招生45.6万人。
也就是说，古人哪怕是考个秀才，都比今天考985/211要难的多。
但一旦考上，就可以被视为是统治阶级的预备军，并享有一定的特权（秀才就有权见官不跪，免除钱粮徭役等）；
部分地区甚至还会给进士在家乡的宗祠立碑，光宗耀祖。
由此可见，科举制度既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也是古代读书人实现阶层跃升的通道。
除了科举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才选拔和晋升机制？
即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和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再任命官职。
事实证明，一旦采用推荐的方式，就会有各种操作和舞弊的空间。
这些门阀阶层互相吹捧，相互提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曹操掌权后，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09年）下令，将人才选拔机制改为“唯才是举”。
即不论出身，不论品行，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以有入朝为官的机会。
这是那个时代底层和寒门的时代红利，但无疑也触动了门阀阶层的利益（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门，指的是门第势力较低的家族，而不是指贫民阶级，而今天的“寒门”已泛指贫寒家庭）。
为了获取门阀阶层对他的支持，曹丕又把人才选拔机制改成了“九品中正制”（又名“九品官人法”）。
“中正”指的是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都由他们进行评定。
“九品中正制”本质上察举制的2.0版本，这正是门阀阶层所欢迎的。
为了巩固政权，司马懿父子向门阀阶层让渡了更多的权利以换取支持，“中正”也由此被豪门望族所垄断。
从此，对人才的评定陷入了“只论门第，不论才能”的恶性循环。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形容的就是当时森严的门第等级制度。
甚至统治者有时候也不得不向地方豪强退让三分，九品中正制沦为了世族地主阶层干涉政权的工具。
直到隋朝建立后，为了打击门阀势力，开创了科举制度，这才让寒门庶族重新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相比于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科举考试真的要公平太多，太多。
所以从隋朝到清末的1300年时间里，科举制度始终作为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而存在。
对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论断：
从寒窗苦读，到考取功名，再到实现阶层跃升和获得社会声望。
读书所带来的现实回报在不断地证实“读书改变命运”这一观念，并在漫长的历史中，成为了一种中华民族的集体信念。
正是有了这份信念在，才有了黄国平这样自强不息的励志经历鼓舞着我们（“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但也正是因为这份信念的存在，让中国的教育竞争变得无比激烈。
这背后是“公平选拔”和“教育竞争”并存的一体两面。
对于一个给定的系统，运行效率和系统的稳定性总是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工程上给出的实际解决方案，就是在效率和稳定性上寻求一个最优的平衡点。
在关于“公平选拔”和“教育内卷”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
中小学阶段借鉴德国模式，大力发展公立学校，并力求让公立学校之间实现均衡化发展。
大学教育则采取多层次并进的方式，让北大、清华这样的顶级高校在培养学生时借鉴美国模式，尽可能培养一流的精英，而普通高校则侧重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维持我们的工程师红利不丢失。
高中到大学的选拔环节，则依然要坚持中国传统的高考制度（某种程度上，高考制度相当于科举制度的升级版）。
有人问，大力发展公立学校也会伴随“学区房”房价高企的问题，这不是变成拼爹了吗？
但如果我们的教育改革真的能像德国那样，在中小学阶段实现均衡化发展（德国的公立学校，好一点的和差一点的水平都相差不大，非常均衡），那学区房的性价比会越来越低，学区房的概念自然也就会逐渐淡化了。
综合来看，这是一个更加普惠的方案（毕竟，绝大多数普通人还是要依赖于公立教育的）。
还是那句话，现实中有很多问题不可能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是在权衡利弊的时候，通过找到那个平衡点来作为最优解。
这些观点放在西方舆论环境里，肯定要被批评是“政治不正确”，但它确实是我观察对比后的一些思考。
自二战以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包含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
就好像新加坡，虽然地理位置在东南亚，但因为新加坡的国民中，华人占了3/4，所以它在文化上无疑更接近于东亚国家。
以上这些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顺利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认为这和中华文化“崇尚读书”的这一传统，是分不开的。
读书不仅能获取知识，“崇尚读书”这件事本身，其实还隐含了自律、努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气。
其实不仅是非洲发展不起来，事实上，以黑人为主体的国家，就没有一个是能够发展起来的。
海地是加勒比海北部的一个拉美岛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早在1804年，海地就宣布独立，成为了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独立国家。
放在整个美洲来看，其独立时间也只比美国晚了20多年。
但在折腾了200多年后，今天的海地却成为了全美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没有之一。
而海地的邻国——多米尼加，人均GDP则超过了8000美元，是海地的10倍。
要知道，这两个国家就处在同一座岛上，地缘条件和历史脉络也非常相近。
两国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在于，海地的国民中95%是黑人，而多米尼加则以混血为主，黑人的比例只占了11%。
19世纪初，美国有一批释奴主义者（主张释放奴隶），希望把黑奴送回非洲。
于是美国人干脆在西非买了一块地，作为安置黑奴的地方。
建国后，利比里亚完全照搬美国的制度和宪法，甚至连国旗都效仿了星条旗，还获得了美国的大量援助，所以也被称为“小美利坚”。
作为非洲第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利比里亚如今沦为了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作为农业国，全国可耕地面积380万公顷，粮食却不能自给自足。
和海地一样，利比里亚无疑也是一个由黑人建立的失败国家。
为什么以黑人为主体的国家，无论在美洲还是非洲，都发展不起来。
我觉得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黑人缺乏“崇尚读书”的传统和文化。
PISA是OECD（经合组织）搞的一个国际学生评价项目，每三年进行一次。
这个项目通过测试学生的阅读能力、数学能力和科学能力，来反映各国的教育水平。
测试对象为平均年龄在15岁上下的学生，题目也相对比较简单（侧重于对基础知识的应用），所以体现的是各国的基础教育成果。
中国内地第一次参加PISA测试时，可能是对本国教育水平缺乏信心，所以名义上只让上海的学生参与了测试（其实其他省份也有安排学生陪考，但不正式参加国际排名）。
没想到上海考生以三项（阅读、数学、科学）均为第一的成绩，拿到了第一名。
2012年，上海考生在PISA的测试中再次包揽三项第一。
2015年，中国内地派出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的考生参与PISA的测试，这次排名掉到了第10。
2018年，把广东换成了浙江（即北京-上海-江苏-浙江），重新问鼎世界第一。
这说明了我们国家发达省份/地区的基础教育质量，在全球都属于一流。
美国在历次测试中，几乎都处于OECD的平均水平偏下一点。
以2012年PISA的测试成绩为例，一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测试，OECD的平均分为497分（阅读496，科学501，数学494）。
而美国学生的平均分为492分（阅读498，科学497，数学481），略低于平均水平。
但如果把美国的各族裔拆分后进行排名，结果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多族裔/混血美国人以507分的成绩，排在25位（和OECD的平均分相比，依然有10分的优势）。
而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平均分，则分别为465分和434分。
尤其是非洲裔，和拉美裔比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和亚裔更是完全没法比，平均分的差距高达114分。
所以你看，黑人在美国都学不好，你还指望他们在非洲、在拉美会崇尚读书？
比如黑人在历史上曾长期遭到不公平对待，导致黑人普遍经济水平差，教育资源有限，所以成绩不好。
1882年，美国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这是美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种族歧视的条款写进了法律，而且时间发生在南北战争之后（当年林肯是打着人人平等和解放黑奴的旗号打动战争的，结果黑奴被解放后没多久，就开始歧视和排挤华人了）。
到了二战时期，因为美日交战，十几万日裔美国人被美国政府关进了集中营。
而同时期，美国和德国、意大利也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却没有对德裔和意大利裔下手。
这种区别对待的背后，是美国政府对黄种人赤裸裸的歧视。
再到今天，黑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已经明显超过了亚裔。
但在读书这件事上，亚裔就是比非洲裔要强，而且强很多（这也让亚裔获得了相对不错的经济地位）。
所以黑人读书读不好这件事，可能无法单纯从历史和社会地位方面去进行解释。
问题的根源，很可能出在黑人自己身上——他们缺乏“崇尚读书”的文化传统和集体信念。
相反，在中华文化圈影响下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不仅读书强，经济的发展也更具备可持续性。
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非常顺利地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以上观点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而非严谨的论证。
我相信“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同样也适用于国家。
因为国家本身就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一个民族的集体信念，最终会反映在这个国家的整体特质之上。
我相信黄国平博士的经历，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
在“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之后，我们的祖国终究会走上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