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辰 :反垄断，要学美国吗|2021-04-29

前言

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规定，针对阿里巴巴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总计罚款182.28亿元。这是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反垄断征求意见稿以来的首次处罚，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反垄断的最高处罚。在业内，此举一度被看作“萨拉热窝事件”前的枪声。

2008年，我国《反垄断法》正式生效。但在这之后的十余年里，执法部门几乎从未对阿里、腾讯、百度等国内互联网巨头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公开批准，或因未事先申报而严重处罚。而同期，以阿里、百度为首的互联网企业投资版图迅猛增长，同时体量急速“膨胀”。

2018年，我国反垄断机构迎来机构大调整，原分散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改委、商务部的反垄断执法部门，都集中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一个部门之下。随之而来的是编制缩减至不到50人。相比之下，美国、欧盟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人员编制规模都达到千人以上。

历史看来，欧美对反垄断的查究、判定和立法执法等已经有上百年经验，其中不乏与不同时代巨头的激烈博弈及一锤定音，最终促成产业发展进入新的周期。中国有句古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望美国百年反垄断史，或能对现在的我们有更多参考和借鉴。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石油、采煤、烟草和制糖等行业都出现了托拉斯组织。同时，这也是马克·吐温笔下批判的“镀金时代”，投机风行、政治腐败及社会灰暗。而在各种托拉斯的严酷压迫和剥削下，美国发生了多起劳工反抗运动。

随着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逐渐演变到了需要“修正”的时刻。于是，参议院议员约翰·谢尔曼提出了反托拉斯法案，并在国会上疾呼，“如果我们不屈服于一个皇帝，我们就不应该屈服于一个拥有阻止竞争能力和定价权的贸易独裁者。”

1890年7月2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主要用以禁止垄断及限制性贸易行为。这是世界首部现代反垄断法，但在颁布后却收效甚微。例如由于《谢尔曼法》在关键术语上措辞含糊不清，联邦法院常常作出偏袒托拉斯的解释和判决。

不久后，《谢尔曼法》掀起的风声便归于平静。1897年，南北战争名将威廉·麦金莱当选。执掌大权后，他对内奉行自由放任和稳定货币的经济政策，但对外却采取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这促使美国经济获得了强有力的发展，因而麦金莱获称“繁荣总统”。

但麦金莱不时对反垄断嗤之以鼻，甚至称《谢尔曼法》只是用来安抚民粹主义者的表面文章。此外，他的传记作家莫瑞斯说，麦金莱“心照不宣地承认，是华尔街而非白宫控制了经济”。至于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干预只会弊大于利，应当由市场自己解决。

威廉·麦金莱遇刺案假想图，T. Dart Walker绘

不过，这一切很快发生了急剧变化。1901年9月6日下午，麦金莱来到水牛城（纽约布法罗）的音乐圣殿与公众见面。这时，一名无政府主义刺客借着握手的机会，对这位总统连开了两枪。八天后，麦金莱不治去世，随后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誓成为临时总统。

虽然罗斯福宣布继续遵从麦金莱的执政方案，但敏感的人士依然察觉到潮水方向正在改变，甚至一切都将发生变化。比如J.P摩根听到消息后，瘫倒在办公椅上。而麦金莱临终前，他的密友马克·汉纳激动地公开表态：“你看，现在那个该死的牛仔要当上美国总统了！”

其实在麦金莱遇刺两周前，罗斯福就已经公开强调要抵制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明尼苏达的演讲中，他认为“有必要改变国家对资本的旧态度，要让国家来控制托拉斯，而不是托拉斯控制国家。”于是，在罗斯福上台后，美国政府与托拉斯的较量正式开始。

托拉斯虽然加速了美国工业发展，但也导致自由经济结构遭破坏、劳动群众生活恶化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于是，在就任后的首次国情咨文里，罗斯福表示，“工业联合体是经济发展自然规律，但当大公司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时，政府必须出面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当然，罗斯福也有其它方面辨析：反垄断是权力问题。20世纪之交，各托拉斯已进一步扩张成为石油大王、钢铁大王、烟草大王等等，其中以洛克菲勒和摩根财团尤为突出。但罗斯福决然不希望它们的经济权利转化为政治权力，从而影响美国政府的权力制衡体系。

另一方面，他不得不顾虑的是，各种托拉斯的压迫也刺激了工农运动不断兴起，并冲击着美国固有的两党制政治形态。1892年，以农民运动组织为基础的人民党就推举了大选候选人詹姆斯·韦弗。而人民党还有一个称呼“民粹党”，即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民粹为名的政党。

与此同时，随着民粹主义者进入立法和行政体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倒向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阵营。例如刺客乔·戈什便是在失业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并将麦金莱等首脑人物视为压迫的象征。他竟认为，杀死对方是自己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义务。

对罗斯福而言，无论是基于托拉斯的社会危害还是权力侵蚀考虑，果敢的反托拉斯运动已势在必行。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但J.P摩根却在火枪口上铤而走险。1901年，摩根并购了卡内基的钢铁业务，然后与旗下几家煤炭、矿业和运输企业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这一举动当时被称为“重组世界”，不过摩根并没有停下重组世界的脚步。同年，他成立了北方证券，陆陆续续与几家铁路公司展开谈判，并在不久后成为同时拥有大北方、北太平洋和芝柏昆铁路控股权的超级公司。自此，美国西北数十州的铁路运输都被摩根财团控制。

然而，摩根显然已擦枪走火。在北方证券攻城掠地时，罗斯福已指派司法部长严格调查其并购的合法性问题。调查结果公布几周后，摩根来到白宫求情。但罗斯福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随后，摩根找来最顶级的律师团队，将这场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

经过多番博弈后，1903年，最高法院以5：4的判决裁定北方证券违反《谢尔曼法》阻止了并购。对此，罗斯福后来回忆道：“这一诉讼让美国最大公司的老板意识到，他们不是、也不被允许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随着罗斯福的“第一枪”打响，美国的反垄断开启了新纪元。

在北方证券遭拆分时，美国的垄断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根据历史学家托马斯•麦克劳的研究：1897年至1904年，美国有4227家公司合并成257家，同时三百多家托拉斯已逐步控制全美2/5的制造业资产。这导致美国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同时反垄断形成了极强的民意基础。

1904年，罗斯福在一片呼声中再次当选总统。随后，他挥起大棒一顿猛打，接连解散了牛肉托、烟草、公路和航海等行业的托拉斯，人送外号托拉斯“爆破手”、“驯兽师”。但对于两大豪强，由于摩根财团大笔资助了大选，罗斯福便“识大体”的将猎枪瞄准了标准石油。

洛克菲勒创立标准石油时，曾坚信“竞争是一种巨大的罪恶，只有公司越垄断，赚钱效率才越高。”于是他穷尽一切手段不断扩张，将标准石油打造成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19世纪末，洛克菲勒已实现前所未有的垄断：控制美国95%的炼油能力、90%的输油能力等。

但这也让一些民众痛心疾首。由于父亲的企业被标准石油强行兼并，记者艾达·塔贝尔开展了长期“调查”斗争，并获得马克吐温等人帮助。1903年，她在《麦克卢尔》杂志上连续刊登了十五篇800多页的报道，全方位揭露了洛克菲勒非公平竞争、勾结政客和威胁工人等行为。

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

随后标准石油被推上风口浪尖，而罗斯福仍有着足够耐心。他利用媒体继续营造对其不利的舆论，同时让司法部展开调查并整理出详细诉状。他或许知道自己会赢，但还是提供另一个选项：“标准石油愿不愿意接受政府监督，或成为公有的托拉斯？”结果洛克菲勒拒绝了提议。

1908年，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后，猎杀洛克菲勒的战役打响。他命令司法部提起正式诉讼，其中有400多名证人、1.2万页证词和1903项对标准石油的指控。这是美国历史最大规模的诉讼之一。洛克菲勒后来反驳道：我为美国带来了繁荣和就业，这是企业自由行为。

不过，在强硬的罗斯福面前，洛克菲勒的反驳和斗争显得苍白无力。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依据《谢尔曼法》，将标准石油拆分为34家地区性石油公司。当时宣判的大法官表示：资本聚集所带来的奴役正凌驾于美国人民之上…必须回以坚定的监管，保护人民免于压迫。

此后，全球石油行业不再一家独大，形成“七姊妹”把控的局面。同时美国创业土壤再次形成，如福特汽车创立后迅速崛起。而由于反垄断等辉煌成就，罗斯福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另外，经过百年变迁和重组，标准石油的遗产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如今依然耀眼世界。

在连任三届美国总统后，罗斯福因共和党内讧而自建“公鹿党”，然后在1912年大选中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而威尔逊执掌大权后进一步推动反垄断，相继建立美联储、联邦贸易委员会，并签署《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完善了美国相关法律体系。

但失去罗斯福的“庇护”，美国反摩根财团等托拉斯的运动达到高潮。这时民众不再认为其是维持秩序的组织，而将其视为疯狂谋利的公司。于是，众议院专门召开了反垄断听证会，而路易斯安那州议员阿森纳·普若强迫J.P摩根参加，并在会上强烈批评他的垄断行为。

此前，摩根通过摩根银行垄断了美国的钢铁、铁路、电力等行业，成为全美最大的垄断集团。，然而，普若“剑走偏锋”，质疑的是摩根六年前以2500万美元“救市”的行为是出于利己目的，即以严重低估的价格购买优质资产。这对摩根当初“救世主”的形象给予了全然否定。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接下来，普若等人的指控话锋一转，提到摩根控制的信托实体在全美112家公司中占有341个董事席位，而且总资产高达220亿美元。其意即摩根利用金融危机抄底，延展巩固垄断自身地位。而这次“清算”的结果是，摩根集团被指控的董事辞职，出让了40多家公司。

但年愈古稀的摩根无法忍受一连串听证会上的各种攻讦。于是，他搭乘飞机前往意大利罗马，离开了美国。1913年3月31日，这位一代金融财阀在罗马寓所溘然长逝。死后的法医检测结果表明，摩根去世前的最后一周内，曾经连续每日吸食20根以上雪茄。

无疑，摩根财团在威尔逊政府时期遭受了重挫，但真正让其元气大伤的是西奥多·罗斯福远房侄子——富兰克林·罗斯福。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期，公众对华尔街在危机中的表现愤怒不已。而面对汹涌的舆情，“临危”上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依然决定肢解摩根。

于是上台仅三个月时，罗斯福就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根据这一法案，银行可从事存贷款业务或证券买卖，但不能同时经营两者。因此，1935年，摩根家族决定拆分财团，继续保持存款银行不变，同时分离一部分重新成立一家叫摩根士丹利的投资银行。

从发展结果看，摩根士丹利在开业第一年席卷了1/4的市场份额，最终成长为国际顶尖的投资银行。而J.P摩根后来与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合并，成立摩根银行。2000年12月，其又与大通曼哈顿银行合并，更名为摩根大通银行。如今，两个摩根已成为行业“双雄”。

根据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会在经济波动中不断调整。例如30年代的大危机，便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大震动：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由竞争理论受到了众多攻击。这时，哈佛大学的爱德华·黑斯廷斯·张伯伦等经济学家，均花了数年的时间思考垄断和竞争。

其中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认为，每家企业都有一定垄断性及控制价格能力，同时又彼此竞争。这一理论把大众认知，从完全垄断、完全竞争的二元论，推动到了垄断和竞争同时交织的讨论。后来，一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又加入其中深入研究，史称“哈佛学派”。

由于对亚当·私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中的"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假定构成严重挑战，张伯伦的新论调被誉为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一场“革命”。不久后，基于他的“垄断竞争理论”，哈佛大学的乔·贝恩等人又提出了著名的产业组织理论——结构主义（SCP模型）。

“SCP模型”主导者乔·贝恩

哈佛学派的研究相当于论证了“大即原罪”，指出大企业利用高壁垒及市场集中优势获得超额利润时，阻碍了技术进步、降低了市场效率。因此，他们告诉美国政府及法官：看一家企业是否涉嫌垄断，只需参考市场结构，即市场集中度高低、企业数量多少和规模大小。

而由于二战后各产业快速发展，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十分符合美国司法部门胃口，并被大量应用到反垄断立法与司法裁决中。但结构主义也存在部分严重问题：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严密的逻辑推理及数学论证。比如大企业一定会阻碍技术创新或降低经济效率？

直到“芝加哥学派”出现，哈佛学派才受到正面挑战。在双方交锋过程中，芝加哥学派极为反感用结构主义，来引导反垄断实践及干预市场运行。在他们看来，只要某个行业没有人为设置壁垒，那么企业长久获得高份额的理由只有一个：产品或者服务比对手更优秀。

如果非要按照结构主义来反垄断，那很可能惩罚一些优秀企业，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对此，芝加哥学派的施蒂格勒、波斯纳和德姆塞兹等经济学家，向政府及法官表示：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属于垄断，主要看经济效率，而不是哈佛学派提倡的市场份额和集中度。

进入70年代后，随着美国陷入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崛起，芝加哥学派的“效率至上”思想开始流行。而在计算机、通信等信息产业突飞猛进背景下，芝加哥学派的绩效主义掀起了美国“反托拉斯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在新技术时代与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激烈交锋。

既然规模大就是垄断，美国政府自然盯上了IBM。1966年，执掌IBM十年之际，小托马斯·沃森已带领公司实现前所未有的辉煌：占据全球过半大型计算机市场，并主导通用计算机行业规则。此外，由于S/360型等电脑横扫市场，IBM当年获得40亿美元收入。

可树大招风，1969年尼克松政府正式起诉IBM。诉讼理由是：其垄断或企图垄断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系统市场，尤其是商业设计电脑；通过降低价格阻止竞争对手进入该产业等。而为了应对诉讼，沃森初期召集了大量律师和证人，带领公司进行了顽强有力的抗争。

小沃森曾辩称，政府是在惩罚成功者而不是反竞争行为，同时IBM所占市场份额已下滑。此外，由于芝加哥学派对反垄断司法的影响增加，联邦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的反垄断思维处于转型期。这使得判决一时难以抉择。但出人意料的是，小沃森自知理亏率先认怂。

在被起诉五个月后，小沃森宣布一项重大举措，将捆绑式销售软件和服务的模式，改为“分别计价销售”。同时，他还改变过去软硬件生态闭环的做法：从英特尔采购CPU，让微软编写操作系统，开放软硬件技术标准，以及允许中小企业制造IBM/PC兼容机等。

IBM第二代掌门人小托马斯·约翰·沃森

即便小沃森策略性“服软”，但似乎无济于事。在接下来两年里，IBM遭受了22起不同公司的反垄断起诉。在这些诉讼中，轻者要求IBM赔偿相应市的场份额损失，重者则要求其必须要分拆成多家公司。而在巨大精神压力下，1971年底，小沃森因心肌梗塞住院。

第二年，小沃森因病辞职，随后弗兰克·卡里接任CEO。在卡里带领下，IBM基本打赢了所有公司诉讼，并与最大竞争对手CDC达成庭外和解。但在与司法部的诉讼中，IBM也付出惨痛代价：以超低价将大型机部门出售给了CDC，并且要承诺此后数年不得参与此类市场。

到了80年代初，美国反垄断形势发生变化，里根政府的反托拉斯局负责人威廉·巴克斯特，以“没有必要”为由撤销了诉讼。他解释道：计算机行业是无管制的，承受着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这一产业本质是在进步的，若政府重组计算机市场，可能不是促进而是损害经济效率。”

此后，美国政府对IBM长达十三年的诉讼告一段落。同期，IBM发布个人电脑IBM/PC，并将技术标准和细节完全公开，随后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这“连带”成就了微软、英特尔以及戴尔、康柏等厂商。但在新的桌面互联网时代，IBM在竞争中跌落神坛，不复当年王者风范。

伴随着哈佛、芝加哥两大学派的交锋，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反垄断工作逐渐发生改变：更少纠结于那些市场地位性的似是而非“垄断”——市场占有、攫取超额利润、掠夺性定等，而将目标更多地转移到大型企业的非法竞争上，比如固定价格、捆绑销售、限制竞争等。

可见，这一趋势正向着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转变。1974年，尼克松政府正式起诉AT&T垄断，理由是：其利用从电子设备获得的垄断利润补贴电话网络低价竞争，阻止MCI等其它运营商连接到本地制造商，并通过拒绝购买非贝尔供应商的产品垄断电信设备市场。

但在市场方面，就在被起诉这一年，AT&T资产总额高达670亿美元，垄断美国八成以上州内、州际和国际电话业务，因此一度被称为“贝尔章鱼”。另外，由于电信行业具有天然垄断性质，1913年和1949年，AT&T两度面临反托拉斯法诉讼，但最后都一一化解。

不过，这次AT&T没有那么幸运。在长达近十年的诉讼期间，AT&T遭遇司法部的三次反垄断诉讼。最终，由于“纵向整合”及交叉补贴，1982年AT&T被判决拆分，并在两年后被依法拆分为7个区域性的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而且只保留长途电话等业务。

此后，AT&T的规模和销售额大幅削减，五年后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到50%。而为了争抢“新生”市场，美国通信行业出现激烈竞争，同时新兴电信运营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促进了美国电信市场繁荣，并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通话价格在80年代末下降了40%。

值得注意，在早期的反垄断诉讼中，联邦政府还强令贝尔实验室和AT&T免费开放晶体管等核心专利。在开放专利后，AT&T还承诺不制造晶体管。于是德仪、飞歌等一大批后继者纷纷杀入市场，正式开启了半导体时代，并为后来的个人计算机腾飞奠定了技术基础。

不过，由于AT&T被拆分，贝尔实验室后来因缺乏资金支持，再无重大科学成果出现，一代“诺贝尔摇篮”就此凋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说：贝尔体系的解体，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迅猛发展的技术革新，并不需要依赖于垄断的力量。”

而在萨缪尔森、波斯纳等芝加哥学派影响下，1992年，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企业横向合并指南》，基本放弃了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思想，而主以经济效率作为判断基准。他们想告诉世人，没有真正永恒的垄断，只有不断前进的技术浪潮。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全球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面对风口，比尔·盖茨辍学创办了微软，并开发出Windows操作系统。凭借技术优势及IBM“助攻”等，1995年Windows系统已占据全球超过80%的市场份额，同时Word系列软件在全球也拥有半壁江山。

但在浏览器领域，微软遭遇了网景的强力挑战。于是，比尔·盖茨发内部邮件：“让我们切断他们 （网景）的氧气，碾碎他们” 。随后比尔·盖茨无所不用其极，使用了价格战、抄袭、捆绑销售等系列策略。在强大攻势下，网景溃不成军：原拥有的90%市场份额被微软迅速夺走。

基于此，风头无两且霸道横行的微软成为美国反垄断机构的目标。1998年5月，克林顿政府的司法部和20个州总检察长联合提出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从而拉开了“合众国诉微软案”。但在听证会上，比尔·盖茨不耐烦地打断不专业提问、装傻打岔，甚至笑着嘲讽参议员。

出席反垄断案审判的比尔盖茨

紧接着，法官托马斯·杰克逊给了他点“颜色”：宣布微软是垄断机构。此后，形势立刻向不利微软的方向发展。次年12月，美国司法部和19州再次起诉微软违背《谢尔曼法》，认定其垄断事实。而随着舆论不断发酵，半年后杰克逊正式作出将微软一分为二的判决。

不过，2001年，小布什当选为这一案情带来了转机。小布什任命的反垄断部门副总检察长查尔斯·詹姆斯是芝加哥学派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微软提供的通用计算机平台使消费者大为受益。如果这种操作平台出现不同版本，那么美国的软件市场将受到负面影响。

于是，两年后微软与司法部和各州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第三方开放Windows的应用程序接口（API），不对Windows上安装Java设置任何障碍，提供近五年的源代码等供司法部合规监管，以及支付和解费用总计约18亿美元。这才使微软最终艰难度过风波。

但要注意，微软的研发能力并没有因这次诉讼而受损。凭借不断更新Windows系统及云计算服务的转型，微软如今依然是世界科技霸主之一。但在谷歌Chrome等新兴浏览器的冲击下，IE浏览器已几乎消失殆尽。从中可见，科技企业最好的反垄断方式或是技术革新。

“正因为反垄断诉讼，才会有现在的谷歌。没有别的理由。” 曾代表网景的反垄断律师加里·瑞贝克说。另外，微软中国总裁唐骏也说过类似的话：在MSN时代，微软曾有机会要求用户二选一，但忌惮于美国的反垄断法的存在才没敢下手，否则腾讯早就被干死了。

近二十年来，美国反垄断的核心点都在于非法竞争。同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越来越偏向于限制大企业，然后把垄断交给新公司和技术创新去解决。由此，基于美国反垄断的一定“保护”，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第三代互联网企业，才得以超越微软、IBM等老前辈。

但是，人们对新巨头的超级控制能力也开始感到担忧，导致天平又向“大即原罪”一端倾斜，并引起特朗普政府重视。2019年，美国司法部启动对科技行业的主要企业展开广泛的反垄断调查；2020年7月29日，国会又召集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举行了反垄断听证会。

在这次四巨头“聚首”的听证会上，众议院反垄断委员会主席大卫·西西林总结陈词：“从洛克菲勒到卡耐基，再到比尔盖茨和四大科技公司，虽然产业变了，但垄断巨头的行为没有本质变化。”两个月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便发布了一份450页的报告，认为它们都存在垄断行为。

“四巨头”CEO: 贝索斯、库克、扎克伯格和皮查伊

这份报告显示，谷歌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己的产品来打击竞争对手；亚马逊利用其最大在线零售商的优势阻碍潜在竞争对手；脸书采取收购乃至复制竞争对手服务，来达到维持和扩大垄断地位的目的；而苹果从旗下平台应用软件开发者的销售中抽取过多佣金。

在四巨头中，脸书无疑是当前遭受美国反垄断机构调查和惩罚最严厉的企业。2019年7月，由于非法获取8700万用户数据，脸书被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50亿美元；2020年12月，其又被美国46个州的司法厅长联合指控并要求拆分。此外，脸书遭民间活动的反抗也早有迹可循。

例如曾参与创办脸书的克里斯·休斯，2007年离职后曾领导多起针对脸书算法和数据相关问题的反抗运动。2019年，他批评道：马克·扎克伯格为了点击牺牲了“安全和道德底线”；2020年5月，克里斯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It’s Time to Break Up Facebook”。

在这篇热文中，克里斯认为，脸书的垄断体现在三方面：大约70%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其中绝大多数使用脸书产品；估值五万亿美元，占据全球社交网络收入80%以上；复制对手的商业模式，然后用技术与庞大用户体量打压对手，并在自身平台屏蔽竞争对手产品。

可以说，如今脸书和谷歌等赖以打压对手的工具，是一百年前洛克菲勒想不到的“数字石油”——数据。美国的反垄断报告显示，它们利用数据优势及用户私密数据，获得市场情报并识别潜在威胁，然后通过多种方式来抹除竞争。而这正给美国的反垄断带来新的挑战。

总体而言，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反垄断是其中矛盾的必要调和。一百多年来，美国的反垄断经历了三大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反对托拉斯的不断联合膨胀，第二阶段是反对巨头的技术独裁与压制，第三阶段是反对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和算法操控。

不难发现，在这三大周期的演进过程中，美国的反垄断学术导向由结构主义变成与绩效主义结合，同时落地执行由反垄断地位变成垄断反行为。而基于社会经济资源获得重新配置等因素，美国在每次反垄断后基本都出现了一股创新潮，当然也不乏部分企业或产业凋敝。

如果结合垄断周期来看，美国的反垄断与之呈现此消彼长的交替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在技术创新、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动态过程。但是，由于垄断和反垄断本身都是复杂的双刃剑，调控的核心还在于把握“度”的节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当代经济学大师熊彼得将资本主义的特征归结为“创造性破坏”（也称颠覆式创新）。他认为，创造性破坏是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也是经济演进的内在动力。而垄断与瓦解的轮回过程，就是经济螺旋式发展的重要规律与表现形式。

对此，熊彼得表示，“新的技术、管理、组织形式等因素在旧的体制中积累，逐渐形成破坏旧体制的力量。而每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在旧经济的残骸中脱胎孕育而出的便是新的东西。因此，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不是简单对上一次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而由于创造性破坏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是经济危机，熊彼得便将其比喻做“永不停息的风暴”。显而易见，美国政府的每次反垄断高潮，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经济及社会危机相关。同时，在崇尚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中，美国政府的多次调控也或多或夹带了“社会主义”色彩。

恰如西奥多·罗斯福所言：托拉斯是国家产物，国家不只有权控制它，而且有责任在任何需要控制的地方控制它。在他看来，垄断是事关商业、权力和政治等方面的“多维”问题。而正是基于罗斯福的强力反垄断措施，美国才得以调和多种社会矛盾，并在一战后脱颖而出。

但时过境迁，现在的垄断已不是“大即原罪”那么简单，而是走向了高科技化、数据化及多维化。如果从并购与反垄断交替的历史周期规律看， 未来数年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或迎来新一轮“反垄断周期”。而在数据时代，要打破“大树底下不长草”现象将是一场严峻考验。

编者后记

取“法”西洋，可为中用。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反垄断中，相对德国的严格、韩国的宽松、欧盟的“现实”等，美国百年积累的反垄断经验和教训或更值得中国汲取。但由于所处的社会制度、宏观经济的内外部环境等因素都不尽相同，还需要辩证看待和处理反垄断相关事宜。

一定程度上，在后互联网时代，中美正面临同样严峻的形势：中国的腾讯、阿里、百度刚好对上美国的脸书、亚马逊和谷歌。虽然百度已有所掉队，但阿里、腾讯仅仅通过十年时间，已各自铸就了“十万亿市值生态圈”。而这样的资本能量，已能与国内一线城市比肩。

同时十万亿级的资本统御力，也足以在许多领域抵背扼喉，将众多中小企业的创新和成长拦腰截断。而在巨头控制阴影下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初创企业要么通过融资站队划清领地，要么死于打压和排挤。

此外，对公众而言，互联网巨头的强大市场支配能力，也存在一定的非正当性——控制私人数据。在算法经济时代，他们带来了便利，但也极可能滥用“大数据”。于是，人们对这些巨头的恐惧日益增长：担心自己的生活被控制、自由被剥夺，以及发生其它不可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