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和平定西北的战争结束后，南方与法国的战争又爆发了。这一次是海陆两个方面的对决。
事情的起因是法国从1860年代开始侵略越南，想把越南变成其殖民地。而越南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属国，不断向中国求救。1880年代之前，法国主要集中力量侵占越南南部，对中国西南边疆安全尚未构成威胁。清廷自顾不暇，也并没有为越南提供实质帮助。1880年后，法军开始往北方进犯，与清军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在此之前，越南境内一直有一支“中国军队”在帮助越南抵抗法军侵略。这支军队叫“黑旗军”，原本是广西境内天地会起义军，首领刘永福。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1867年，清政府任命冯子材为广西提督，镇压广西境内的起义。冯子材也是广西天地会起义军出身，后来投降清军，跟着向荣从广西一直到南京江南大营，经历了两次太平军踏破江南大营之战。李秀成踏平江北大营的时候，冯子材奉命带了5000人去江北支援，结果被李秀成打的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百多人跑了回来。虽然老是打败仗，但毕竟在一流高手面前走过招，水平还是锻炼出来了。
天地会的战斗力比太平军差了很多。在冯子材的攻势下，广西境内的天地会起义军土崩瓦解，刘永福被迫带着数百人退入越南境内。天地会的队伍都以各种颜色的旗帜来表明“山头”，刘永福用的是黑旗，因此被称为“黑旗军”。
一同退入越南的天地会义军有很多。越北山区土地贫瘠，养不活那么多军队，这些队伍之间为了争夺生存地盘也不断发生火并。刘永福最后胜出，越南政府也默认了他的存在，还给他封了官。1873年，法军进犯越南北方重镇河内。法军不到200人，就把越军7000人打的屁滚尿流，丢掉了河内。越军紧急向黑旗军求救。1873年12月，刘永福带领兵1000南下。他先派了一小撮越军前去挑衅，法军统领安邺轻敌中计，带着二十多人就出城应战，在城外的纸桥这个地方被黑旗军包围。安邺及其副手等五人在战斗中被击毙，剩下的突围逃回河内。这场战斗被称为“第一次纸桥之战”，尽管只击毙了法军五人，黑旗军这边也牺牲了七人，规模不大，但却是近代以来东亚军队第一次击败西方列强的正规军——太平军虽然击毙过法军少将，也击败过“常胜军”这种外国雇佣军，但没有取得过对英法联军的战役胜利。当时正在搞维新变法的日本对这一战极其注意，在报纸上大肆报道，将刘永福宣传为跟诸葛亮一样的名将。
黑旗军随后包围河内。法国当时在越南投入的兵力还很少，前锋部队一出战就被干掉了指挥官，受此挫折，被迫退出了越南北部。
过了十年，法军卷土重来。这次由海军上校、交趾支那舰队司令李威利带着军舰，从海上登陆占领了河内。1883年5月，刘永福再次南下，双方又在纸桥这个地方开打，史称“第二次纸桥之战”。这一回法军没有很轻敌，派了400多人出战。刘永福这边经过十年发展，增加到了3000多人。这一仗法军输的更惨，死伤两百多人，李威利也被当场击毙。这是太平天国之后中国军队击毙的品级最高的列强军官，完成这一壮举的同样是革命军，而非政府军。
第二次纸桥之战前，清政府就已经应越南方面的请求，派军进驻越南北部。但清政府并不想打仗，李鸿章一直在与法国代表谈判，清军没有参加纸桥之战。
1882年11月，李鸿章正式会见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双方经过两天的谈判，快速达成和平协议草案，史称“李宝协定”，大体条款是清军退出越南，但法国保证不侵入越南北部，给清军留下“安全缓冲区”。李鸿章对这个条款非常满意，和谈氛围也很融洽，便安心等着法国政府签字生效。
等了一个月，宝海突然通知李鸿章：法国议会拒绝了这个草案，议和终止。战事随即重启。李鸿章大惊失色，赶紧派人去找宝海抗议，宝海却躲起来拒不接见，也不再回复李鸿章的任何信息。
原来，法国内阁倒台，强硬派总理茹费理上台，鼓吹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在国会通过了一笔军费拨款。但是，法国从全球调集援军需要时间，为了避免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遭到清军攻击，才派宝海与李鸿章“和谈”，以优厚的承诺换取休战。求和心切的李鸿章果然上钩。宝海在后来给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说：“这一允诺（李鸿章承诺的和平条款草案）的第一个效果是使中国部队撤离东京（河内），退至边境，从而使我们在众多敌人包围而陷于灭顶之灾的河内驻军解脱出来”。
12月，远东法军已完成了增兵，便立刻终止和谈，向驻越清军发动进攻。两日后，清军战败撤退，法军占领越南山西。中法战争正式开打。
中法战争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后长期跟慈禧共同垂帘听政的慈安太后在1881年突然暴病身亡。
慈安太后一直比较低调，大臣陛见的时候基本都是慈禧在说话，她最多寒暄两句家常，外界对其政策主张和人事偏好了解很少。但清廷的军政决策方向确实在慈安去世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直接影响了中法战争乃至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我们还是需要透过极少的史料对这位低调的太后做一些分析。
一般认为，慈安权力欲望不高，倾向于放手让恭亲王奕䜣全面主持政务，两宫太后尽量少干预决策。慈安作为咸丰的正宫皇后，政治地位要略高于慈禧，对权力欲极强的慈禧是个制约。其性格温和，懂得抓大放小，跟慈禧的关系也还可以。两宫太后一个幕后一个台前，总体而言合作多过斗争。
不过，慈安也并非什么事儿也不管。1869年，慈禧有个宠爱的太监叫安德海，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同治皇帝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许可。清朝一直有太监不奉差遣不准离京的惯例，慈禧点头同意之后，也没想着要给安德海发放正式公文。不管在慈禧还是安德海看来，这些规矩根本管不到自己头上。慈禧想给自己亲儿子办一个豪华婚礼，这是她派安德海南下的主要原因。结果安德海走到山东，就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没有公文擅自离京的罪名给抓了起来，并上奏朝廷。朝廷反应极为迅速，以军机处密令的形式让丁宝桢将安德海“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这显然不会是慈禧做的决定，只可能是慈安拍板。甚至有野史传言说丁宝桢抓捕安德海就是慈安和奕䜣在幕后策划的。慈禧吃了个哑巴亏，也得到了教训，从此后加强了对身边亲信的管束，同治皇帝的婚礼也搞得相对节俭。当时有个英国记着专门跑到北京参观中国皇帝大婚，他说：“（接亲队伍的）花轿上看不到粗俗的珍珠和黄金饰物，相反，它的整个装饰效果显得既质朴又贞洁。正因为这花轿队伍的朴实无华，我听见别人说，跟中国其他的皇帝婚礼相比较，这次显得寒酸。”
这个事儿也看得出，慈安虽然低调，在关键问题上不含糊，明白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而言，各种大政方针其实都是小事儿，管好制定大政方针的人才是关键。她的任务就是管好慈禧和奕䜣——或者说协调好慈禧和奕䜣的关系，其他事儿其他人一概不管不问。
有了慈安的支持，恭亲王奕䜣才能放手做一些动作比较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镇压完太平天国以后，听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大臣的建议，积极推行“洋务”，大力购买外国先进武器，建立近代化的兵工厂仿制西洋轮船枪炮，以及派遣留学生出国和开办新式学校培养洋务人才、改组绿营训练新式军队等等。这一轮改革被后世称之为“洋务运动”。前文提到，得益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对外贸易繁荣，清政府海关和厘金税收暴涨，通过“洋务运动”，新增的财政收入很大部分被用于这些富国强兵的事业之中，而不是被满洲权贵和贪官污吏浪费掉，算是不错的成绩。左宗棠带兵西征收复新疆，从俄国人手中讨回了伊犁，便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历代大一统王朝，在经过太平天国这种规模的打击以后，还能把局面搞成这样的，实在罕见。这一时期清廷是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在位，也被清廷得意的称之为“同光中兴”。
同治皇帝在1875年死去，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弟弟，按照嫡法，就应该由血缘最近的堂弟——也就是其父咸丰皇帝最亲的弟弟的嫡子继位。这跟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后，由他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的弟弟的儿子朱厚熜继位一样。咸丰是道光第四子，最亲的弟弟是道光第六子奕䜣（第五子已死且无后）。奕䜣正好有一个嫡子，且已经成年。但如果这样，奕䜣的地位就很尴尬，他要么辞去一切职务，要么就得天天向自己儿子磕头请安，或者当太上皇。无论哪一种都会造成政治剧震。奕䜣还非常讨厌自己这个大儿子，认为他不学无术、行为荒唐，不配当皇帝。最终，皇位由道光皇帝第七子奕譞的嫡子继承，这就是光绪皇帝。光绪此时才四岁，在继位之前先被安排过继给咸丰皇帝当儿子，继承咸丰的皇位，两宫太后的地位也就得以继续保持。奕譞也很识相的主动上奏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获得批准。
奕譞的王妃是慈禧的妹妹，光绪即由其所生。因此一直有传言说光绪继位是慈禧故意安排的，让自己外甥当皇帝。但从嫡法来看，若奕䜣的儿子不继位，接下来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光绪，没有排除其他更有资格的候选人。皇帝从亲儿子变成外甥，这对慈禧的权力地位并不更有利。慈安的地位也并未因此削弱，两宫之间的权力制衡格局并未因光绪继位而发生改变。
一直到慈安去世，慈禧才真正全面掌权，其两大缺点就逐步暴露了出来。一是胆小、怕打仗，尤其是跟列强打仗，遇到需要做抗击侵略的战争决策就开始哭，说得最多的就是“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二是铺张浪费，喜欢疯狂花钱给自己修园子、办寿宴。这两个缺点其实也是一体两面——因为贪恋权位富贵，也就更害怕失去权力地位。
慈禧精于权谋、热衷抓权。有低调、节俭的慈安在幕后制约着，她有精力也有能力去试着办些正事，但失去慈安的制约，很快就跑偏了。后来在北洋水师建设过程中，天量的国家经费被慈禧挪用于颐和园工程建设、给自己办六十大寿庆典、给光绪皇帝办理大婚，成为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方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慈安一直健在，像捕杀安德海一样及时出手予以警示，慈禧不可能搞得这么过分。所以我们才说，慈安的去世对甲午战争的结局也有很大影响。不过这是后话，从近期来看，慈安去世对中法战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恭亲王、左宗棠失势和李鸿章被重用这个问题上。
慈安是否在对外问题上持有比慈禧更强硬的态度呢？直接的史料是没有的。两宫太后之间的沟通，没有任何史料记录。不过，慈安跟主张强硬的左宗棠关系更好，慈禧跟主张对外妥协退让的李鸿章关系更好，这倒很明显。左宗棠在西征期间，得到了清廷的有力支持。回到北京以后，陛见两宫太后，慈禧竟然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慈安单独接见了左宗棠。
进京之前，左宗棠在城门口被守城太监拦住，索取4万两银子才让进京，声称这是外地大臣进京陛见的老规矩，官位越大交的越多，左宗棠这种级别的标准是10万两，4万两银子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左宗棠怎么会吃这一套？坚决拒绝，为此跟守城太监对峙了五天，最后一分钱没给进了北京。这个太监为什么如此大胆？背后是谁在撑腰呢？难道真的是不给钱就见不到太后，慈禧在采用如此低劣的手段敛财？如果不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名震天下，一个太监如何敢当真把他拦在北京城外五天之久呢？
慈安与左宗棠的会见场面相当融洽。她对左宗棠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说的左宗棠这种硬汉也忍不住流下眼泪。慈安问左宗棠为何流泪？左宗棠只推说是人老了眼睛不好，又被路上的风沙刺激所致。慈安便让太监把咸丰皇帝用过的一副墨镜拿过来给左宗棠戴上，以遮挡眼泪。左宗棠就戴着这幅墨镜出了宫。第二天，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这次召见之后，只过了几天，慈安太后就突然去世了。
当天晚上，左宗棠等少数重臣被召进宫，提前通报慈安的死讯。听到这个消息，他当场就激动起来，大声说：我几天前才见过太后，她说话还跟平时一样好好的。我不信她就这么死了，一定事有蹊跷！[1]
唯一能让慈安非正常死亡的，只有慈禧。左宗棠这个话，就等于是公开怀疑慈禧谋杀了慈安。第二天上朝，几乎所有的大小臣工，都躲着左宗棠，生怕跟他沾上关系，受到牵连。
慈禧有没有谋杀慈安？很多野史都这么说，但并没有一个是真正可信的。不过，此事确有蹊跷：在左宗棠进京这段时间，慈禧就称病不出，内廷传言慈禧已经病的不行了，可能很快就会死掉。突然消息传出，太后病故，大家第一反应都以为死的是慈禧，但实际却是身体一直正常的慈安暴病身亡。那么，慈禧是不是在装病，在后宫安排密谋呢？
以上这些推测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但无论如何，慈禧对左宗棠的反应，必然非常愤怒。左宗棠功劳太大，手下将领多掌握地方要职，不能随便处罚。留着左宗棠，对湘军、淮军势力也是个必要的制衡。但架空其实权还是有必要的。在军机大臣的位置上，左宗棠不管要推什么政策就是推不动。过了一段时间，左宗棠自己也明白怎么回事，以身边不适为名请求告老还乡。慈禧没有同意，把他外放去做了两江总督。在湘军的地盘，左宗棠也干不了什么大事。
就在两江总督任上，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闻讯立刻上书请求亲自前往越南前线与法军作战。
这时候左宗棠手下没兵。他的楚军精锐在西征以后一部分遣散，一部分留在了西北驻防——这也是朝廷对付曾国藩湘军的套路，以战争结束为名遣散主力，解除楚军对中央权威的威胁。左宗棠要去前线，就要再次征兵。
慈禧仍然不愿意让左宗棠再次领兵。她跟李鸿章一样，希望以妥协退让的办法与法国议和。但朝中那些“清流派”官员都支持左宗棠，以奕䜣为首的决策中枢则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多方角力的结果，左宗棠的老部下王德榜被派往广西，就地征兵八个营，组成“恪靖定边军”配合广西淮军参战。而左宗棠本人出征的意见被否决了。
楚军精简后驻防西北，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就成了清廷仅有的可以调动的正规国防军。奕䜣提议让李鸿章带兵去越南，至少是派淮军主力南下。李鸿章便以诸如水土不服、兵力不足、北方防务压力大等各种理由推脱。当时广西提督是淮军将领黄桂兰，只有广西淮军可以参战，其它部分则坚决不动。
——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老实人”，老老实实出力给清廷打江山，打完了清廷说把军队遣散就遣散了，两人都没有怨言。清廷自以为聪明，实际上是把真正忠心的势力打压了下去，剩下来的就是李鸿章这种阴谋家。李鸿章对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命运看得很清楚，功劳再大也不如个人实力大管用，为国家拼命把自己军队打残了，结果就是鸟尽弓藏。所以淮军改成国防军，吃着朝廷的喝着朝廷的，但不能给朝廷卖命，必须保存实力。让他的军队拿着洋枪洋炮去镇压拿着刀枪棍棒的农民起义军可以，去跟列强开仗那是绝对不行。
慈禧不开口，奕䜣调不动李鸿章，只能以广西淮军为主力，拼凑一支队伍去跟法军开打。王德榜新招八个营，大约3000人；另外还有部分广西云南等地的“练军”。所谓“练军”，就是太平天国以后绿营裁汰改组重新训练的地方军队。楚军和淮军已改组为国防军，称“防军”，新练的绿营就是“练军”。练军在管理体制方面模仿防军，但跟防军相比，军饷待遇和武器装备都要差一大截。
这支临时拼凑又缺乏统一指挥的部队大约有两万人，当然打不过法军一万六千多正规军。黑旗军战斗意志比清军强，但也就3000人击败法军400人的能力，以他们的装备和训练水平，不可能以少胜多。两边开打，清军不断溃败。
1884年4月，在法军连续击败清军、占领越南北部重镇兴化之后，慈禧终于出手，以指挥不当为由，解除了奕䜣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职务，其主要助手宝鋆勒令退休，其它军机处成员也被降级。这样，慈安、慈禧两宫主政时期的政治班底被彻底铲除，主导“同光中兴”的中央枢机全部换人，换上了一大堆慈禧的亲信：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这个奕劻原来是慈禧的秘书，主要负责给慈禧写一些私人信件，比如慈禧和弟弟桂祥通信。他没有什么学问，更谈不上有啥行政才能，但写得一手好字，又善于为慈禧保守机密，因此青云直上，当上了总理大臣，后来甚至成为首席军机大臣。他在这些掌握清朝命运的关键位置上伙同亲信和家人大收贿赂，赢得了“晚清第一巨贪”的名声。慈禧重用奕劻，就是因为他能力平庸且忠心耿耿，不会像弈忻一样对自己的权威构成威胁。
此外，慈禧又特别指示，遇有重大事件，世铎和奕劻应先与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商办。
——醇亲王是皇帝生父，不方便担任正式职务，不然出席朝会的时候还要给自己儿子磕头，出现忠孝伦理冲突。慈禧这样安排就是为了让奕譞掌权。
1884年是农历甲申年，这一事件也就被称为“甲申易枢”。
“甲申易枢”，是洋务运动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满洲贵族和汉族理学士绅群体经过太平天国革命的优胜劣汰之后，焕发出来的短暂活力消退，重新进入全面堕落的轨道。喜欢修圆子、办豪华婚礼的慈禧代替了节俭低调的慈安；热衷于给慈禧修园子的醇亲王和“晚清第一巨贪”奕劻代替了勤勤恳恳的奕䜣；妥协自保、贪婪无耻的李鸿章代替了抬棺西征、廉洁奉公的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辉煌胜利，也就成了清廷覆亡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