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伪人：李鸿章的路线与真伪
要说李鸿章一点好事都没有做，那也不客观。比如兴建新式学堂，兴办近代企业，就是好事。但相对于他的权力地位所掌握的资源而言，这些小事并不能成为评价其历史功过的主要标准。普通人积累一生财富，用来修建一所小型学堂可能都不够；一个人用尽全部精力创业，最后能让一家小企业活下来就算很厉害了。但作为直隶总督，只需要在点个头，一所学堂就可以建起来了、一个企业就办起来了。办学堂，也就是财政支出的零头；办军工企业，背后有军事采购支撑，产品不愁销路；办轮船招商局，直接把漕运业务划过去，用漕运收入就能支持它的日常开支。说来说去，这些近代企业的钱，都是来自于财政收入，不是花的李鸿章的钱。财政收入扣除日常行政开支，能结余的主要就是海关、厘金两大类，关税最大宗的商品是鸦片，厘金中除了传统的盐税，最大宗的也是鸦片。手握枪杆子，把这些钱拿过来花，建起来几所学校、企业，买几艘外国先进军舰，都不能算多大本事。花钱买东西是个人就能干，“双11”剁手嘛，谁不会？英美德法各国列强开着官方旗舰店，武器技术一应俱全，背后有国家财政给你清空购物车，买起来不要太爽。这也能算本事？能算先驱？关键是钱花出去，要搞出成效来，要比同时期的日本人更高效，要比被他杀掉的革命者更高效，才算本事。数千万两的银子花出去，把企业搞得半死不活、产品质量差价格贵、军队战斗力一塌糊涂，还养了一大堆贪官污吏，通过办企业、建海军等方式把国家的人民的银子不停往自己家亲戚和亲信的口袋里装，那就不仅是没本事，而是窃国大盗、民族罪人。
李鸿章这个人特别有才华，文章写得非常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这些都是千古名句，读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年轻时候去北京赶考，写了了“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老了临死的时候，又写了“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孤星大将坛”，都是绝妙好辞。与他同时代的有个著名思想家，叫郑观应。孙中山曾经向他求学，毛泽东曾经读过他的书《盛世危言》，很受启发。如果李鸿章不去做官，不带兵镇压太平天国，而是当个郑观应这样的思想家，估计成就比郑观应只高不低。写几本诸如《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日本威胁论》等反应时事的畅销书，必定可以大卖，名利双收，并启蒙国人、享誉后世。
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似乎特别容易被文人学者所“理解”。普通老百姓知道了李鸿章干的那些事儿，都会第一反应骂他是卖国贼。许多学者经过深入研究，阅读了李鸿章的奏章笔记书信等一手材料之后，却往往会改变想法，觉得李鸿章特别不容易，特别想把事情办好，很多决策都是在真心为国家强大社会进步考虑。在产生了这种“同理心”之后，就倾向于努力为李鸿章辩护，总觉得好多事儿他都是逼不得已。这就上了李鸿章的当。
越是有才华的人，便越容易利用自己的文字功夫来骗人。李鸿章不仅自己文字功底深厚，手下的幕僚也个个都是文字高手。拿着奏章书信上的文字、李鸿章的幕僚们的回忆录研究李鸿章，用于了解历史事实则可，想借此“读懂”李鸿章的内心世界，那就是上找着上当受骗了。
中国古代官员们的奏章，无一不写满了家国情怀，每一个观点，都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展开，文字精妙之处，能把读者感动的痛哭流涕，但其真实目的，则往往隐藏的很深，真伪难辨。宋儒、东林党、李鸿章这些人，都是个中高手。光看宋儒的奏章，我们会以为宋朝都是被皇帝和外戚搞坏的；光看东林党的奏章，我们会以为明朝都是被皇帝和太监搞坏的；光看李鸿章的奏章，我们会以为清朝完全是被慈禧太后和清流派搞坏的。
我们对手握军政大权的政治人物的评价，从来都不应该看他们在奏章和书信中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样子。尤其是，在他们的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明显冲突矛盾的关键时刻，他们是如何决策、如何行动的。这才是关键。
曾国藩给李鸿章做过一个评价：“李少荃拼命做官。”这句话说得很到位，李鸿章就是一个削尖了脑袋想做大官的人，没有什么做人的底线或家国情怀。晚清文人黄濬对此也做过总结，说曾国藩、左宗棠二人“皆不勾结宫廷王公太监，稍存书生本色；李文忠则好结内援，宦术深矣”。[1]
以李鸿章的聪明才智，早就想明白了，在晚清政坛要把官做大、坐稳，一定要把握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要死死抓住兵权，这是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关键位置只用淮军嫡系；第二个关键，是要跟满洲权贵们同流合污，这是政治同盟的根基，所以你贪我贪大家贪，以贪腐联络高层、笼络手下是其基本手段；第三个关键，是要倚靠列强，拉大旗做虎皮，凡事总要强调学习西方，这样才能有充足的借口找朝廷要钱，把海关每年几千万的银子尽可能的多装进自家口袋，再打着“造不如买”的旗号把钱花到列强头上，换取列强支持，有钱有枪有靠山，地位自然稳如泰山。
前两个道理，普通的中国人都很容易懂，第三个道理稍微复杂一点，不妨再详细说明。
在中央掌握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财政收入的情况，各级官员都会努力的想办法把这部分收入拿过来。这个事情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的，通俗点说，就叫“跑项目”，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跑部钱进”，就是到各个中央部委去跑动以获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仅政府如此，在企业机构中也一样，各个部门都会努力争取从总部获得更多的经费预算。而为了多获得财政支持，不能空口白牙的说：我想多要点钱。而必须掌握两大关键技巧：第一是“哭穷”，第二是“吹牛”。所谓“哭穷”，就是尽可能夸大自己面临的困难，再不给钱就要天下大乱、局面失控、企业破产、人才流失之类的；所谓“吹牛”，就是尽可能夸大自己承担的工作的重要性，对国计民生、企业发展如何如何有意义。比如，前些年，国家提出要发展智能制造，某地就立刻把电子信息产业园改名为机器人产业园，利用这个名目来申请土地税收优惠；产业园里面有个做电脑摄像头的企业，便立刻宣布上马“机器人视觉”项目，找产业园管理方要财政补贴；该企业的研发部门，也随即给领导打报告，要用新一代人工智能程序加强摄像头的人脸识别水平，为此必须加大拨款购买新的电脑和软件。
这种举着大旗找上级要钱的方式，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拉项目的人并不一定在撒谎，拿到项目资金以后认真干事、当真把项目做出来的人还是很多的。问题是，从要项目、要资金的文件上，很难看出谁在在说谎、谁是真心想干事。把项目包装的漂漂亮亮，要到钱之后只做一些表面工作，再将大笔资金通过各种操作装进自己腰包的情况也很多。
李鸿章打着“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旗号要钱，显然就是后者。也就是说，他是个 “项目包装”的高手。不管是办学校建企业，还是买军舰修铁路，在他那里都只是要钱的借口而非真正的目的。要钱的时候，打着滚的哭穷，奏章里写满了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一开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谁反对上马这个项目谁就是千古罪人；一旦要到钱，就大把大把的往自己兜里揣，做点表面功夫糊弄朝廷，然后继续哭穷和“编项目”。
直隶总督李鸿章，说白了，就是个善于编项目和吃回购的采购经理。有人会把公司采购员买回来的东西当做这个采购员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吗？虽然我买的东西又贵质量又差，钱也是公司的，但这个单子是我下的呀？所以我对公司有巨大的贡献。我一个人列的采购清单就足以花光公司全采购预算，其他人想买也没钱，这些都是我的本事。哪个公司采购员敢说这话，不是第二天就会被开除吗？
1894年3月，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四个月，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请求户部给35万两银子购买一批速射炮用来装备海军。由于1891年朝廷决定停止购买海军军火两年，到1894年这个禁令到期了，然后就没有再表态。这道奏章也是在试探朝廷的态度。
朝廷收到奏章，只批了五个字：该衙门知道。
这五个字的意思比较含糊，可以做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知道了，不准买。第二种是：知道了，不给钱。由于购买禁令已经到期，第二种解释显然更合理。
从李鸿章的上奏内容来看，他很清楚日本海军建设发展很快，也非常忧虑日军会对华开战，而这一批速射炮对于北洋水师的战斗力影响很大。35万两银子不算多，实际上，李鸿章自己手里掌握的军费要去买这一批速射炮是很简单的事情。李鸿章手里有多少钱呢？甲午战败以后，朝廷指派王文韶接任直隶总督，在办理交接的时候，光其淮军钱粮所的账户上就躺着八百多万两银子的结余[2]。同时，在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的账户上，北洋海军也还有260多万两的银子。
但是，朝廷不另外给钱，他就坚决不会自己掏钱。在李鸿章看来，北洋水师建设是国家项目，我只负责要钱，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不给钱就不办事儿。在朝廷看来，北洋水师一半是国家水师，一半也是李鸿章的淮军势力，朝廷已经给了三千多万两的银子，剩下买几门大炮之类的钱让你李鸿章自掏腰包还不行吗？再说你隔三差五就找朝廷要钱，每一次都说这回要的钱用途特别重要，不给这个钱国家就没有希望大清国就快完蛋了，朝廷哪里知道这一回买速射炮到底是真重要还是假重要？
李鸿章可不管这些，已经落入腰包的钱统统不算数，要上新项目必须另外给钱，不给钱就不买。
也有人认为，朝廷不批，李鸿章就没有权力买这批速射炮。比如《决战甲午：1894-1895》的作者就在书中说：“（李鸿章）只能眼馋口水干着急，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抗旨不尊、私购军火，想造反吗，不想活了？”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首先，1891年的两年禁令已经过期了，后边让不让买没有正式说法；其次，朝廷的批复是“该衙门知道”，没说是不给钱还是不准买。就跟马尾海战，军机处给张佩纶的电令“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一样，属于模棱两可的表达，张佩纶可以自由界定“蠢动”的含义，从而获得抢先开火权。李鸿章如果真的担心日本发动战争危害国家安全，而不只是想找借口要钱，他有足够多的办法将其解释为“知道了，不给钱”而不是“不准买”，然后声称已经向朝廷打过报告，自己去把这批速射炮买回来。花的也不是李鸿章的私人财产，而是朝廷在其它时间从别的渠道给的经费的结余，但他就是不买。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圣旨命令李鸿章不准买，然后李鸿章真去把这批速射炮买回来了，清廷不会拿他怎么样。北洋水师是国防军，在向朝廷打过招呼的情况下去购买武器，扣帽子扣不到“造反”的问题上。朝廷要是为了这点小事就给李鸿章扣“造反”的帽子，说不定真的会把他逼反，环京地区的精锐全是李鸿章嫡系掌握，到时候谁先倒台还不一定。而且要给李鸿章治罪，也过不了慈禧太后这一关。光绪在1885年大婚以后亲政，慈禧给他定的规矩就是二品以上大员任免需要经过她批准。处理李鸿章的弹劾奏章递上去，慈禧一看：李鸿章自己掏钱给海军买了几十门火炮，想让我六十大寿能过的安稳些，朝廷也知道，你们却想整死他？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吗？哪怕是为了给皇帝面子，最多也就是定个抗旨不尊的罪名，让李鸿章背个处分，下不为例，事情结束。
左宗棠曾经公开质疑慈安太后是非自然死亡，慈禧都没敢拿他怎么样，只能在暗处略微架空其实权。曾国藩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之际，抗旨不尊拒绝北上勤王，慈禧和肃顺还要抢着给他升官。朝廷任命的两江总督在湘军的地盘上被人直接捅死，也没有任何湘军将领被追责。太平天国以后这批手握重兵的大佬，不是清廷可以随便动的。1891年暂停购买海军装备的旨意，无非就是朝廷的钱不够用了，想从海军军费头上节省而已。1894年的李鸿章无论在兵权实力还是受慈禧信任的程度上，都远胜于当年的曾国藩和左宗棠，自己决定买几门海军火炮或者进口一些的锅炉橡胶等维护军舰的零配件，根本就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儿。购买程序有点问题，骂他的奏章肯定不会少，但他的位置稳当不稳当，跟有没有人骂他根本就没关系。中法战争期间他都快被弹劾奏章淹死了，法国公使提出的三个补充条款他对朝廷隐瞒不报遭到朝廷严厉斥责，还不是照样屁事儿没有？没有人能利用这些小事中存在的程序性瑕疵来撼动淮军领袖李鸿章的政治地位。
再进一步讲，光绪皇帝跟李鸿章也没什么矛盾，他爹醇亲王跟李鸿章甚至可以说交情不错，1886年视察北洋水师之后在慈禧面前大力把李鸿章夸奖了一番。李鸿章也“投桃报李”，保举醇亲王心腹张翼担任开平煤矿总办、开“海防捐”帮醇亲王解决颐和园建设经费。双方互动相当默契。光绪和醇亲王，都有点拉拢李鸿章获得其政治支持的意思。真正跟李鸿章过不去的是皇帝的老师、大学士翁同龢，二人之间既有清流与淮系的斗争，也不排除有一些私人恩怨，比如翁同龢长期认为其父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曾国藩弹劾治罪的折子是李鸿章写的。但以翁同龢的政治能量，也就能在户部拨款的问题上给李鸿章穿穿小鞋。想以程序性问题为借口给李鸿章治罪，连光绪皇帝这一关都过不去，更别说慈禧太后了。
这些权力关系，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不会不清楚，他不掏钱的原因就是不想花钱，还有就是不想闹出争端，加强自己在慈禧心目中“忠臣”、“老实”的形象，不是害怕因此获罪。
大敌当前，不给钱就不办事儿，自己控制的经费坚决不动，背个处分的风险都不愿意承担，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关系国防安全的事情上也要对上搞“韬光养晦”，这就是李鸿章在国家安全利益和个人政治利益之间的权衡算计。
从黄海大东沟海战的实际情况和李鸿章手中淮军军费、北洋军费的结余情况来看，如果算总数，朝廷给李鸿章拿去防御日本的经费不仅够用，而且还有很大的富余。
像《走向共和》这一类美化李鸿章的作品，基本都是一个思路：把李鸿章描写为一个勤勤恳恳为国尽忠的七老八十的普通大臣，朝廷派给他很多任务，却不愿意多给钱，整个体制都在跟他作对，让他累死累活也完不成任务，最后还要出来背黑锅。
这一整套逻辑错误百出。李鸿章不是普通大臣，是实权军阀，顶戴上的绫子不是朝廷给的，是数千万中国人的鲜血染成的，虽然七老八十，当年在江苏杀得全省十室九空的余威犹在，要想动他，得问问他背后刀头滴血、枪口冒烟的十万淮军答不答应。其次，建设海军这些任务不是朝廷给他分派的，是他自己进行“项目包装”，反复申请下来的；第三，除了建设海军，他还同时在申请建兵工厂、修铁路等很多项目经费，朝廷一直在给钱，中央财政除了日常行政开支以外，很大部分结余的钱都给了李鸿章而不是其他督抚，还从其它省份调动“协饷”来供养李鸿章和他的淮军集团，李鸿章自己还掌握着许多独立而庞大的财源，整个体制都在给他输血，而不是跟他作对。李鸿章也因此积累了数千万白银的家产，但他对此的反应只有一句话：没给够，继续给。
1891年，朝廷在暂停海军购买经费的同时，又批准了李鸿章申请多年的铁路建设计划。海军的经费暂停了，改为每年给李鸿章200万两银子在东北筹建铁路。因为这一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说海军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可保渤海门户安全无忧了，同时又宣称日本和俄国正在谋求夺取东北，陆地防御存在严重缺陷，强烈要求把朝廷原本批给张之洞修建从武汉到北京卢沟桥的“卢汉铁路”的银子拿过来给他修通往东北的铁路。
张之洞跟沈葆桢一样，从大局出发，愿意放弃自己已经到手的利益，主动给朝廷上奏把银子转给李鸿章。张之洞这个举动很不容易。因为卢汉铁路是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提的建议，整个铁路线路不经过两广，跟他没关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提的意见。朝廷觉得他意见提的好，把他调任湖广总督去负责卢汉铁路。湖广总督的地位低于两广总督，张之洞离开广州去了武汉，两广总督的位置被李鸿章大哥李瀚章接了，结果卢汉铁路不修了，钱要转给李鸿章，他两头吃亏，却立刻表态支持，这是很大度的做法。张之洞和李鸿章做人做事的区别，由此可见。
朝廷为光绪大婚、慈禧过寿多花钱当然不对，但给李鸿章的银子一直没停过。李鸿章一边哭穷，一边在陆军账户上躺着八百万两银子、海军账户躺着两百多万两银子坚决不动。最后日本人打过来，海军军舰被日军俘虏划入日本海军，铁轨也被日军截获搬到日本修铁路去了，不管什么项目渠道给的钱，最后都被李大人拿去给明治维新做贡献了。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如果在地下有知，知道后来那些为李鸿章翻案的论调，可能会和被东林党说成贪财吝啬、昏庸无能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同声一哭：“我们给钱了，给钱了啊！”
不仅给钱了，收到钱的臣下还拍着胸脯保证，这些钱都被用到了重要的地方，可保国家安全政权永固，中央可以一万个放心。
中国过去五百年，明清两大王朝覆灭，有两个吹牛大王不能忘记：“五年平辽”袁崇焕，“渤海无虞”李鸿章。
甲午战败以后，李鸿章为了给自己推卸责任，以“裱糊匠”自嘲，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这句话，跟中法战争期间，他向张之洞解释和谈原因的时候说的那句话—— “进和议者二赤，我不过随同画押而已”——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责任都甩给别人。屈膝投降的责任甩给赫德，内政腐败的责任甩给清廷，把自己摘个干净。
李鸿章说自己是裱糊匠是真，说自己不能决定里边是何种材料是假。海军的炮弹里边是煤渣还是炸药，邓世昌“致远号”船舱里的密封橡胶是好的还是烂的、军舰用的煤炭是五槽煤还是八槽煤、海军司令是专家还是外行、旅顺统帅是懦夫还是勇将、平壤统领是左宝贵还是叶志超……这些“材料”都是他能决定的。李鸿章办洋务，如果用搞工程建房子来比喻，那也应该是：“收了钢筋混凝土的钱，干了裱糊匠的活儿。”
要说李鸿章是日本派来的间谍、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掏空大清国的根基，那肯定不对。在淮军集团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也乐得干些有利于国家的事情，这是他能够欺骗很多历史研究者同情他的原因。但在二者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会真相毕露，毫不犹豫的选择自己和淮军集团的利益。当海军提督的专业需求和他任用淮军嫡系的私心相矛盾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当尽快确定平壤统帅打击日军与确保自己嫡系对军队控制力相矛盾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当任命专业勇敢的将领守卫旅顺与给自己心腹亲信安排肥缺相矛盾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当天津军械局等需要专业负责的人才管理和让自家亲戚掌控重要资源相矛盾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后者。对一个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淮军领袖兼于一身的国家重臣而言，判断其功过真伪的关键标准，并不是他直接安排建设了几所学校、几个工厂，更不是他在文章中写了什么、对别人说了什么，而是他制定了什么样的战略路线，然后在关键的位置用了什么样的人去执行他的路线和战略。
事实证明，李鸿章制定的是“以学习西方为政治旗号，以满汉同盟为政治基础，以私人军队为政治倚靠、以依赖列强为外交战略、以造不如买为发展方针”的战略路线，并在关键位置全部使用才不堪用的淮军嫡系人马来执行这样的路线。
在其公开宣传的忠君爱国的路线方针与其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在关键问题上出现矛盾的时候，李鸿章总是选择了后者。
正因为如此，对李鸿章的评价，跟曾国藩、左宗棠等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实权派们相比，要多一个特殊的定位——“伪”。
一个人的“真伪”与“好坏”并不完全等同。站在进步的和正义的立场，曾国藩、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都是错误的和反动的。但这两个人都是“真人”而不“伪人”。也就是说，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公开宣称的那一套思想理论，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正确的，并且愿意为了这些东西而献身。革命者们跟他们的区别主要是对进步和正义的看法不同。曾国藩也会用《解散歌》、《爱民歌》这些文字把戏来骗人，但总的来说，他真心相信“忠君理学”那一套东西，随时准备为这套信念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之所以杀那么多人，是认为此乃维护自己的信仰所必须。左宗棠就更是如此，其军队纪律良好，不杀降不屠城，为官清廉、不治私产。在真伪问题上，曾国藩大约是七分真、三分伪；左宗棠、张之洞差不多能做到九分真、一分伪；像沈葆桢这种油盐不进的书呆子，几乎就是十分真了。
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对手——太平天国的主要领袖们，也都是真大于伪的。洪秀全虽然行事荒唐，但他没骗人。他真心相信天父皇上帝那一套，坚决按照自己幻想的天父皇上帝信仰来行动做事。南京围城缺粮食，他鼓励大家吃青草，说是上帝给的食物，他就敢自己带头吃，最后把自己给吃死了。杨秀清虽然玩弄“天父附体”的把戏，在执行自己的人民革命路线方面却毫不含糊。其他如萧朝贵、石达开、李秀成，也都是如此。
左宗棠跟曾国藩决裂，后来还不断的攻击曾国藩“伪”，那是因为左宗棠对真伪的衡量标准要高于曾国藩。曾国藩看似一门心思忠君卫道，实则为自己家族利益考虑、为自己名誉考虑的地方很多，权谋权术也玩的炉火纯青，并不是什么理学圣人。这一点，左宗棠看得很准，批的也很对。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区别，只是谁作伪的地方多一些谁少一些的问题，总体都是真大于伪的。所以曾国藩死了，左宗棠还是给他送了一副挽联表示敬意。曾国藩的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而对李鸿章，曾国藩认为其有宰相之才，但也有“李少荃拼命做官”的调侃和“成一令名、作一好人”的嘱咐。事实证明，李鸿章做官的本事超过了曾国藩，但却始终没有达到曾国藩“成令名”和“做好人”的标准。
从洪秀全到曾国藩，从杨秀清到左宗棠，从石达开到沈葆桢，从李秀成到张之洞，他们都和李鸿章有着本质的不同。李鸿章这个人是没有什么信仰的，忠君爱国谈不上，理学卫道也谈不上，学习西方在他手里就是一个揽权和要钱的工具，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做宰，他最关心的始终都是自己的权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投机分子。
直隶总督时期的李鸿章在很多人眼中更像一个容易被理解的“人”，跟我们身边能见到的某些“普通人”类似——把集体和他人的利益挂在嘴上，当集体利益与自己利益相符的时候，也愿意做些有益的事，但关键问题上还是个人利益优先，有好处尽量先往自己兜里放，有了支配资源的权力优先照顾自己的亲信、老乡，事情搞砸了就开始怨天怨地怨社会怨体制，尽量把自己的责任摘出去，私底下到处诉苦陈说自己想做点事不容易。天下太平的时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最多的“人性”，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而曾国藩、左宗棠、洪秀全、杨秀清这些人反而不太好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几乎见不到这种人，他们的行为模式更多的只存在于历史书上而非现实生活之中。但真正能进入中国历史名人堂的，大部分都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些为了所信仰的事业而奋不顾身的人物，这才是正常的，中国历史才能因此而成为伟大的历史，中华文明才能因此而成为伟大的文明。如果中华精英人物，都是李鸿章这种投机做派，中华文明早不知消亡于何年何月了！
据说有人在看了《走向共和》之后，感觉以前对李鸿章多有误解，做了一句诗：“年少不识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这句诗可以改一个字，改成“年少不识李鸿章，如今方知伪中堂”，则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就又可以再深入一步了。
[1]【清】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转引自易惠莉《光绪六、七年的晚清中国政坛》，载《近代中国》第18缉
[2]梁士诒《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记录了他本人与王文韶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一次对话。王文韶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列册交代，有淮军银钱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该交出，尚费斟酌，然文忠淡然置之。及后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而至袁慰亭，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润，是受李文忠之荫也。”王文韶说这个事儿的意思是夸奖李鸿章愿意移交这笔钱而非私藏。梁士诒记录这段话之后又夸李鸿章“廉洁”，并无污蔑之意，且为直接从王文韶口中得知，当为可靠史料。又有淮军巨头刘秉章之子刘体仁，在其所著《异辞录》中也说：“淮军自始至终，每年皆发饷七关有半，而南北设粮台坐收各省解款。先以解款不到而致欠饷，既到不以发饷，遂积成巨款。李文忠直隶总督任内，淮军银钱所专司其事。历王文勤、荣文忠两公，洎文忠复任，犹存五百余万两。文忠逝世，项城用以扩充新军至六镇之多。”两文献对照，甲午战前李鸿章手握淮军军费结余800万两之事当无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