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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章没写完，转载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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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发动“西班牙光荣革命”的将军胡安·普里姆，向普鲁士发出邀请，想让普鲁士亲王利奥波德继承王位。
普鲁士的威廉一世很想要，但身体很诚实。他担心法国反对，引起国家之间的纷争，便拒绝了普里姆的美意，表示绝不干涉西班牙内政。
法国当然有理由反对。
原本普鲁士就在法国的卧榻之侧，如果再出一个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岂不是在东西两侧，把法国给包围了？
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拒绝以后，首相俾斯麦不甘心丢失到手的利益。
正好威廉一世让侍从官给俾斯麦写信，说了他和法国大使的谈话内容，让俾斯麦决定是否公开发表。
俾斯麦看到信的内容，随手划掉几句关键性语句，导致正常的外交谈话语气，变成普鲁士简单粗暴的蔑视法国，类似于“我都说了不要西班牙，你们法鸡还想怎样？”
修改内容的后果，俾斯麦门清，他对毛奇说：“公开发表的电文，将起到红布对高卢公牛的作用。”
毛奇也在旁边附和：“原本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现在是回答挑战的号角。”
法国看到普鲁士报道的时候，恰好是国庆日，法国人民大怒：“专门选择国庆日来发表这种口气的内容，普鲁士到底什么意思？”
俾斯麦的一封报道，挑起法国狂热的爱国情绪。
法国人民走上街头声讨普鲁士，呼吁政府向普鲁士开战，短短2天后议会便通过战争拨款，7月19日，外交部向普鲁士驻法大使递交宣战声明，普法战争爆发了。
自始至终，法国都在保护国家尊严和安全，除了有些冲动，其他的没毛病。
换位思考一下，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恐怕比法国的情绪更狂热。
但是开战容易，想结束战争就难了。
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以后，22万军队编成莱茵军团，准备一举夺取法兰克福，造成先发制人的声势，逼迫普鲁士投降认输。
而普鲁士集结了47万人的军队，计划进攻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然后一鼓作气攻入巴黎，灭了法国。
两国都有灭国的野心，然而法军的战力太渣，9月1日在“色当会战”中被普军包围，再打下去就要全军覆灭了。
拿破仑三世给威廉写信，表示愿意投降。
此战法军损失12万人，普军不过损失9000人，普鲁士完胜。
随着拿破仑三世战败退位，法国也进入第三共和国时代。
但是普鲁士不满足，出来混要讲信用，说攻入巴黎就要攻入巴黎，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投降也没用，继续战吧。
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
巴黎人民彻底怒了，几个月前普鲁士侮辱我们，那我们就拿起武器和普鲁普拼到底，现在技不如人，我们也投降认输。怎么普鲁士还没完没了，蹬鼻子上脸呢？告诉你吧，巴黎人民不是好惹的。
退无可退，只有血战。
于是30万工人阶级组成国民自卫军，并且选举出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目的便是保卫巴黎、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和普鲁士进城。
他们甚至找来一批大炮，搬到普军进城的必经之路上，只要普军敢来，就鱼死网破。
就在巴黎工人阶级勇猛奋战的时候，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在议和。
他们和普鲁士草签了《法兰克福条约》，规定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普鲁士，并且在5年内赔偿5亿法郎，这个数字折合12.5亿两白银，超过清朝历年签订的赔款数额。
草签是指正式签署条约前的认证方式，条约一旦草签，就说明双方不再对条约进行实质性变更。
说人话就是，这事基本定了，只等最后认证。
消息传出来，巴黎人民根本不管政府做什么解释，于1871年3月18日直接起义攻占市政厅，走投无路的法国政府，迁往巴黎城郊的凡尔赛宫。
而在两个月前，凡尔赛宫刚举办了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的典礼。
起义成功的巴黎人民选举产生了巴黎公社，并且有一种彻底改造法国的雄心。
比如颁布政教分离法令、给妇女选举权、废除面包店的夜班制度、工人可以接管资本家放弃的企业、甚至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年薪不能超过六千法郎，只相当于巴黎工人的年收入。
巴黎公社的改革方案，基本是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雏形。
这不是要了资本家的命么，那个资产阶级成立的第三共和国政府，怎么可能容忍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
于是在5月10日的时候，法国政府和普鲁士正式签署《法兰克福条约》，换来停战的机会，以及普鲁士营地的10万法国战俘。
现在法国政府手里有了军队，立刻调转枪口进攻巴黎，要坚决消灭不走寻常路的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只是刚成立的起义政府，不论领导机构还是战略眼光，都不是太成熟，根本不可能和资本家的政府对抗。
于是经过一场接一场的惨败，1871年5月21日到28日，巴黎公社迎来惨烈的“流血周”，最终彻底失败。
那些积极参加起义的巴黎公社成员，有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20000人被政府的军事法庭处死。
和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结局一样，法国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也是血流成河。
进入巴黎的麦克马洪发布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
看这语气，活像个还乡团。
算一下时间，巴黎公社失败的时间，正好是150周年前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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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起点。
虽然存在的时间非常短，结局也很惨烈，但巴黎公社是一粒火种，在阶级矛盾和国家矛盾并存的19世纪末期，这就是一粒最耀眼的火光。
只要时机一到，星星之火便可以燎原。
欧仁·鲍迪埃是法国的诗人革命家，早在16岁的时候，他就把15首诗集合成《年轻的诗神》出版。
长大成年以后，欧仁·鲍迪埃一边参加革命一边写诗，有什么感想就用诗歌写下来，发现社会上有什么不公，也用诗歌来表达愤怒。
巴黎公社起义的时候，欧仁·鲍迪埃已经是56岁的老人家。
他被选举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每天除了正式工作，还要和战士们一起作战，即便在“流血周”里受伤导致右手残疾，欧仁依然战斗在第一线，拼命精神和年轻小伙子似的。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仁·鲍迪埃想不明白。
法国人民为了国家尊严战斗，有什么错吗，为什么首都巴黎要变成普军的欢乐场？
巴黎的工人阶级要改造不平等的社会，提出的改造方案不好吗，政府怎么就不接受呢？
巴黎公社为保卫巴黎而战斗，怎么就被资产阶级的政府给出卖了？
一系列疑问出现在欧仁的脑海里，简直让他怀疑人生，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思考，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终极答案：
法国人民必须自己做主，资产阶级政府必须推翻。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还是写诗。
1871年6月，欧仁·鲍迪埃在一所老破小房子里，把满腔热血凝聚于笔端，写下一首名为《L'Internationale》的无产阶级战歌。
翻译过来就是——《国际歌》。
欧仁把自己的思考，以及巴黎公社无数烈士的鲜血，都写入这首诗歌里，语句动人感情充沛，属于欧仁·鲍迪埃诗人生涯的巅峰之作。
哪怕只读开篇第一段，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读起来总会有一种心灵的震撼。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身处什么地方，都能在文字里读到自己，然后发出感同身受的共鸣。
毫无疑问，《国际歌》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
1887年，包括《国际歌》在内的很多革命战歌，被欧仁·鲍迪埃收录到《革命歌集》里出版，这是《国际歌》第一次公开发表。
第二年，法国工人党里尔支部要排练一首歌曲，在卖报工人纪念会上演唱，于是支部负责人把欧仁的《革命诗集》，交给合唱团指挥皮埃尔·狄盖特，让他选一首诗歌，并且谱曲。
皮埃尔·狄盖特翻阅诗歌集，一眼就看中了《国际歌》，太特么有力量了，这不就是给世界穷苦人写的么，这才是无产阶级的歌啊。
皮埃尔·狄盖特热血沸腾，马上对着诗歌哼哼起来，仅仅用了一晚上时间，便给《国际歌》谱上曲子，让只能读的诗歌，可以用声音唱出来。
这也是文艺作品最重要的东西。
你写出来的内容、想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必须面对最广大的受众群体，内容普世才有足够的传播力。
如果作者太自嗨，那就不要怪受众不买账。
《国际歌》也是这样，诗歌和文字是有门槛的，无形之中就减少了受众的数量，可一旦谱曲变成音乐，那么知识分子和穷苦工人，都可以直截明了的唱出来。
这才是最广大的受众群体。
古代有“凡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现代有“无产阶级高唱《国际歌》”，这个道理在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
从诗歌变成音乐的《国际歌》，至此有了生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
1900年，流亡西欧的列宁听到《国际歌》，极为震撼，同年12月便在《火星报》上原文刊登了《国际歌》的一、二、六段以及副歌的歌词，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介绍回俄国。
2年后，俄国诗人柯茨将其翻译成俄文，迅速引起俄国工人的传唱。
可以说在苏联成立之前，《国际歌》已经伴随俄国无产阶级战斗了很多年。
每当遇到牺牲的时候，他们高唱着“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走向死亡，而出现阶段性胜利的时候，“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给与他们极大的鼓舞。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苏俄政府决定以俄文版的《国际歌》，做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国歌，直到1944年，才被《牢不可破的联盟》取代。
在这27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布尔什维克党员们，在《国际歌》的陪伴下翻越苏联的高山大河，努力建设他们心目中的地上天国。
二战开始，近千万红军唱着《国际歌》、喊着“为了斯大林”的口号，操纵钢铁洪流一路向西推进，最终把苏联红旗插上柏林城头。
那时候的苏联，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
《国际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当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给中国人营造的精神殿堂。
《国际歌》传入中国是1920年代。
现在普遍认为，最早是耿济之和郑振铎翻译成中文的，但是只有歌词没有曲子，没有办法演唱出来。第一版能唱能读的中文《国际歌》，是瞿秋白翻译出来的。
1920年11月，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去莫斯科的瞿秋白，暂时停留在哈尔滨，顺便参加了俄国人的庆祝会。
他后来在《饿乡纪程》里回忆：
“看坛下挤满了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的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
经过俄国的工作学习，瞿秋白明白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并且在苏俄感受到《国际歌》悲壮和激昂的语境。
1923年瞿秋白回到北京，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翻译了《国际歌》的歌词，并且在风琴上边弹边唱，不断修改润色。
这也是瞿秋白厉害的地方。
别人不懂音乐知识，就不能根据曲谱的音调，来翻译歌词。
瞿秋白的文学和音乐俱佳，便可以根据曲谱中的节拍，翻译出恰当的歌词。
比如法语中的“国际”，翻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曲谱中却有八拍，怎么补足呢？瞿秋白就没有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意思，而是把“国际”翻译成“英德纳雄纳尔”，于是歌词和曲谱完美契合。
这是第一首能读能唱的中文版《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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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传唱的《国际歌》底本，是1923年萧三翻译、陈乔年配唱的版本。
瞿秋白版的“英德纳雄纳尔”，改成更加顺口的“英特纳雄耐尔”，于是那几句激动人心的副歌就成了这样：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此后十几年在中国传唱的，就是这个版本。
自从《国际歌》在中国传开以后，便有了两种极端的身份：在商讨国家民族未来的党代会做闭幕曲、在烈士牺牲前夕做送别挽歌。
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起，《国际歌》就成为全国和地方党代会闭幕时，必须奏唱的歌曲。
这个惯例一直保留到现在，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其实就是党歌。
论规格是全国最高的。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效仿苏联，选定《国际歌》做国歌。各级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们，唱着这首歌冲锋陷阵，只为歌词里说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这是信仰，也是现实利益，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绝不是1+1=2那么简单，而是会爆发出非常强大的战斗力。
不论是党代会闭幕曲还是国歌，《国际歌》在这种环境下出现，都代表了党和国家不断向上突破的雄心，以及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初心。
这是开拓国家、民族和人类的上限。
另一种身份的《国际歌》，则是无产阶级战士向死而生，不断向下开拓人类精神和肉体能承受的最低点。
1928年6月，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杀害，他对周围的人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说完临终遗言，陈乔年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1935年6月的福建长汀，拖着手铐脚镣的瞿秋白，也是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盘膝坐下，说了一句“此地甚好。”随即饮弹牺牲。
在那个革命年代，能唱着《国际歌》离世，对于死者来说是荣耀。
因为开拓未来的理想需要牺牲，牺牲必然能换来理想落地，这样不断开拓上限和下限，一定能留下巨大的精神和物理空间。
这就是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广阔天地。
这就是两种身份的《国际歌》，所代表的意义了。
2021年5月22日，中科院院士吴孟超去世，第二天，东方肝胆医院举行悼念仪式，灵堂上没有放寻常哀乐，而是响起《国际歌》。
很多人纳闷，为什么啊？
我们明白了《国际歌》的来龙去脉，就能明白，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的荣耀，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浪漫。
这种浪漫其实就是12个字：
物质永恒、理想不死、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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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李立三定下“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任务是进攻长沙，然后向北进逼武汉。
彭德怀一度趁虚攻入长沙，但是在何健的优势兵力下被迫退出，随后毛泽东带兵与彭德怀会和，又打了一次，结果损失更惨重。
9月13日，毛泽东下令撤退。
在撤退的路上，毛泽东在马上填了一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遭遇惨重失败，毛泽东还有填词的心情，而且词里的气势非常宏大，让人感觉毛泽东没有失败，反而真的饮马长江一样。
尤其是“百万工农齐踊跃”，很容易让人想到《渔家傲》里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把前文对《国际歌》的分析放到这里，就很容易知道毛泽东的情绪了——征战和牺牲、奋斗和失败、最光明和最低谷。
两种极端的情绪混在一起，就是毛泽东的词意，也是《国际歌》的浪漫。
所以毛泽东写了那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那些高唱《国际歌》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必须用一把枪对着自己、一把枪对着敌人，才能缚住鲲鹏。
毛泽东是这样的人，吴孟超院士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