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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始前要声明一下，这篇文章主题是“战国七雄”的韩国，不是隔壁棒子的大韩民国。
重名太闹心了，我去知网查资料的时候，在搜索栏里写上韩国，结果出来的全是文在寅和财阀之类的。
没办法，只能翻古籍了。
韩国王室是周天子的本家亲戚，不过血脉关系太远，除了“姬姓”以外什么都没混到，司马迁在《史记·韩世家》里评论，事微国小，春秋无语。
可见春秋时期其他国家争霸的时候，韩国连入场券都没领到。
后来他们家出了一个猛人，决定不再躺平挨捶，要支棱起来，便跑去晋国找工作。
经过多年（也可能是几代人）的996福报工作，终于被晋国BOSS赏赐了一块封地，这才有了起家的资本。
因为封地在韩原，那个受封的人便称为韩武子，他的曾孙叫韩厥，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改称姬姓韩氏。
这是韩国的起点。
大家可能不知道韩厥是谁，其实他在“赵氏孤儿”里跑过龙套，不仅在屠岸贾大肆杀戮之前通知赵朔逃跑，并且在赵朔死后，守护了赵氏有孤儿的秘密。
14年后，他把赵氏孤儿的秘密告诉晋景公，这才恢复赵家的地位。
你看，人家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依然是历史大事件里的龙套角色。就像鸡汤故事里说的，我努力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却不能参与你的生活。
即便陈凯歌拍了一部《赵氏孤儿》，估计你也只记住黄晓明的一张帅脸。
不过能参与历史大事件，说明会有一系列进步机会。
随后韩赵魏三家瓜分了祁氏、羊舌氏的10县地盘，又参与讨伐范氏、中行氏，地盘继续扩大。
到了公元前453年，韩赵魏联手攻灭智伯，瓜分智氏的地盘，膨胀到不可遏制的程度，书里说“地益大，大於诸侯”，可见韩氏已经有了睥睨诸侯的实力。
回头来看这些历史大事件，几乎没有一件是韩氏主导的，他们主要是用既得利益做筹码，通过一系列站队成功，混成一方诸侯的。
韩氏的地盘，也是参与瓜分失败者，逐渐积攒起来的。
原本晋国是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家底特别雄厚，韩赵魏撕咬晋国的尸体，也各自吃的满嘴流油。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以后，韩国凭借晋国留下的遗产，竟然能“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伐齐，至桑丘”，甚至在公元前375年灭了郑国，迁都新郑。
这也是韩国位列“战国七雄”的底气。
周边大国打不过，但可以吊打一些小国，属于将军里的矬子，矬子里的将军。
类似于现在的韩国和朝鲜，国力完全不能和中美俄相提并论，但放在世界200多个国家里，谁敢说韩国和朝鲜好欺负？
经过多年摸鱼混经验，韩国最终成了一个葫芦形的国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画的比较详细，我用红线把韩国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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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葫芦里有几个宝贝，基本能保证“矬将军”的地位，不至于退出“战国七雄”的行列。
第一个宝贝就是人口。
在经济重心向江南转移以前，80%的中国人口集中在北方，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更是人口扎堆的地方。
这个历史规律从三皇五帝时期，一直持续到唐朝安史之乱以前。直到唐朝末年的战乱导致人口向南迁徙，再加上气温降低，江南逐渐适合人类生存，北宋时期的人口和经济，才变成南北方各占50%。
所以在战国时期，人口最多的地方，还是黄河中下游地区。
根据《史记·韩世家》里“秦拔我宜阳”、“秦拔我宛”、“秦悉拔我上党”、“秦虏王安其地为颍川郡”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宜阳、宛城、上党和新郑都曾是韩国的土地，而这些地方对应的郡，则是三川/河南郡、南阳郡、上党郡和颍川郡。
这些地方有多少人口呢？
战国时期没有人口普查，我们不知道具体数据，不过西汉末年做过一次，全国总人口是6000万左右，其中河南郡174万人，南阳郡194万人，颍川郡221万人，上党郡33万人，四郡人口共计622万人。
据学者估计，战国时期总人口是2500万以内，那么按41%的比例换算，就知道韩国鼎盛时期有250万左右的人口。
在人口就是劳动力的年代，韩国的人口不少了。要知道秦国奋斗一百多年，国土面积翻几倍，到灭国大战前夕也不过600万人口。
真要说韩国立国初期，人口恐怕不必秦国少。
第二个宝贝是铁矿。
韩国故都宜阳有一个铁矿，产铁量非常大，冶铁技术也非常好，结果在挖矿的同时，把宜阳和新郑都带成冶铁城市。
有铁有技术，一方面可以贩卖生铁充裕财政，另一方面能打造铁制武器，装备韩国的军队。
那时候的主流武器材料是青铜，很脆，不耐操，如果大家都用青铜器作战也没什么，可要是有人装备了比较坚硬的铁器，那不就降维打击了嘛。
所以装备铁器的韩国，在各国军队中战斗力还不错。
而且韩国把铁和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射程远、力量强的弩，据说能射600步，和步枪似的，冷兵器时代，这种铁弩就是大杀器。
苏秦合纵的时候拍韩王马屁：
“韩国地方九百於里，带甲数十万，天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
大意就是韩国的武器装备太秀了，千万要振作起来，绝不能躺平。
苏秦是大嘴巴，游说的时候也有吹牛逼的成分，毕竟是外交嘛，大家都理解。但是韩王竟然没有反驳，反而默认苏秦说的有道理。
那么抛开外交场合的互吹水分，也可以间接说明，韩国军队是针不戳。
有一项领先各国的产业和技术，这也是韩国称雄的大本钱。
第三个宝贝是城市了。
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迁都新郑。韩国知道自己的国土面积小，战略纵深不足，一旦爆发战争，极有可能就是兵临城下的局面，那么都城的防御就很重要了。
于是韩国对新郑进行大规模改造。
比如城墙要加宽加厚，绝不能让敌人轻意攻破。双泊河南岸的城墙不利于大军作战，反而特别适合敌军偷袭，韩国干脆放弃这面城墙，另外在双泊河北岸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御。
新郑城内也修建一座墙，把新郑分成东西两城，即便敌军攻进来，也不可能顺利占领城市，而韩军却能用分割开的城市，进行巷战。
至于外围防御圈，那就更简单了。
新郑城外有什么山头、水沟和关隘之类的地方，基本都修建了军事堡垒，派小股部队驻守。
这些军事堡垒和地鼠似的，单独拎出一个来驻军不多，可成百上千个堡垒加起来，就是一股庞大的军事力量。
如果某个堡垒遭遇攻击，其他兄弟部队可以迅速赶来援助。
猛虎架不住狼多，就问你怕不怕。
经过多年经营，韩国形成以新郑为中心、周边城市为据点、遍地军事堡垒为基础的军事防御体系。
这套军事体系和铁王八一样，谁来啃都要嘣掉大门牙。
我灭不了你，你也休想灭了我，哎，就是玩。
按道理说，立国之初的韩国基础条件不错，甚至一度和秦国不相上下，不说强势崛起争霸天下吧，起码也能做个地域性强国。
怎么就混成战国最搓的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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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相信，地理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韩国处于中原的核心地区，这地方在历史上属于“四战之地”，凡是以中原做根据地的势力，基本没什么好下场。
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并不是说以中原为根据地的势力能得天下，而是说中原做为地缘战略的支点，可以做强大势力进攻的跳板。比如三晋攻楚要经过中原吧，秦国伐齐要经过中原吧，楚国问鼎天下要经过中原吧。
处于这种位置，韩国注定是天下强国的眼中钉。
除了中原以外，韩国北部的上党地区（山西长治），更是重要的战略地区。
山西号称“表里河山”、“俯瞰中原”，原因就在于吕梁山和太行山处在两边，让山西成为封闭的独立地理单元。
谁要是占据山西全境，便能四面出击争霸，赢了皆大欢喜，输了也可以退回山西，封住两座大山和黄河，鬼都进不来。
春秋时期的晋国、五代十国的沙陀、民国的阎锡山，都是利用山西的地理条件，数十年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韩国没有山西全境，却割到上党地区。
这地方在太行山南部，属于易守难攻的战略高地，韩国有了上党地区，足以利用地形威胁赵国和魏国。
于是赵魏做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也不喜欢韩国，最起码不喜欢拥有上党地区的韩国。
得罪了天下各国，韩国的日子很难过。
你可能有疑问：“三国的曹操也是中原势力，为什么能东征西讨，最终统一北方呢？”
这个问题也简单。曹操的个人能力固然牛逼，但曹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除了河北袁绍以外，周边势力都没有整合起来，动员力远远不如曹操。
比如关中的董卓残部、凉州的马超韩遂、南阳张绣、徐州刘备/吕布，不仅个人能力不如曹操，武将不如以曹氏为核心的团队，甚至境内的门阀士族，也没有像颍川士族一样整合起来。
这样的势力，根本不是曹操的对手，所以曹操才能逐渐灭掉周边势力，集中力量和袁绍决战。
可以说曹操处于四战之地，却除了袁绍以外，再没有与之匹配的敌人。
现在韩国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论国家的实力和资源整合力，哪个国家都不比韩国差。
韩国想改变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自我阉割，心甘情愿的做大国狗腿子，要么积极追求进步，向四周扩张。
国家和人一样，但凡有的选，谁愿意躺平挨捶呢？于是韩国选择追求进步，争取做一个大国。
公元前351年，韩国拜申不害为相，开始变法。
看到这个时间，恐怕你也想到了，此时的秦国正在进行商鞅变法。也就是说，韩国和秦国是同时变法的。
商鞅变法已经说过很多次，这里不准备多说，我们只要知道，商鞅变法彻底改造了秦国，把秦国的土地、人口、军队、贵族和地理都整合在一起。
而且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用授田、军功爵的方式，让无数农民和军人受益，培养起和变法荣辱与共的利益集团。
不管什么时候，这些人都不可能反对变法，要不然到手的利益就得吐出去。
这才是变法成功的关键。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中国能不能变法成功，有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有没有一个因变法受益的利益集团。
如果没有，那就非失败不可，王安石就占了这一条。
而商鞅变法、新中国土改、改革开放，都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受益群体，才形成不可阻挡的趋势，越滚越大，最终彻底改变中国。
韩国变法，恰恰因为没有培养起利益集团，才导致最终失败。
申不害是法家的术治派，讲究强化君主集权、君主用权术手段驾驭群臣、用法令整顿官吏，清理贵族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套手段见效快、火力猛，但是仔细想一下，法令都是有利于君主的，没有一条让大臣受益，更没有打通人民阶层跃升的通道。
好处都让君主占了，黑锅全让大臣背，人民被迫成为沉默的看客，谁脑子进水了支持变法？
这种变法就是走邪路了。
没有培养起变法的利益集团，结果就是韩国只强大了15年。
申不害变法的同年，“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申不害去世两年后，便出现“秦来拔我宜阳”的黑色幽默。
所以说，依赖于强人的政治，必然随着强人的离世而落幕。政治这东西终究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隔壁的大韩民国和文总统，实在应该默默点个赞。
而韩国变法失败，便没有四面出击的国力，进而不能打破地理格局的制约，只能困在中原挨捶了。
4
公元前307年，秦国斩首6万，攻占宜阳。
我们前文说，宜阳是韩国的冶铁重地，产业和技术占韩国的半壁江山，现在秦国攻占宜阳，相当于夺走韩国的产业链、高新技术和原料产地。
失去宜阳的韩国，还是当年有望崛起的韩国嘛？
而有了宜阳的秦国实力大增，后来秦国的军工发达，尤其喜欢用弓弩破敌，极有可能是吸收了韩国的军工技术。
此消彼长之下，韩国算是彻底走下坡路了。
于是韩国的生存之道，便从正面硬刚，转型为背后搞阴谋，只要能让韩国避免亡国的命运，什么事都能做，什么话都能说，总之一个字——苟。
你说节操，韩国会问你什么是节操？
比如“长平之战”的起点，就是秦国要攻占上党，然后以上党的战略高地为桥头堡，威慑赵魏韩三国，慢慢的经略中原。
韩国知道打不过秦国，上党郡守便投降赵国，玩了一把祸水东引。那意思就是，上党送到面前了，赵国想要不？想要就帮韩国攻秦。
结果赵国被坑惨了，赔进去40多万人。
秦始皇继位以后，天下各国都知道，秦国肯定要发动灭国大战，大家的好日子都不长了。
怎么才能续命呢，韩国的办法还是苟。
韩国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入秦，劝秦国修一条水渠，好处非常多，秦国尽管放心。
其实就是忽悠，水渠是不是对秦国有利，韩国根本不关心，只要能以修渠的名义，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就行。
秦国君臣被忽悠瘸了，开始动工修渠。结果水渠修好以后，可以灌溉4万顷田，以至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
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史记·韩世家》的后半段，基本就是一部韩国的血泪史，司马迁的笔调冷峻语言精炼，没有任何个人感情，但读起来还是感觉很惨。
九年，秦拔我陉，城汾旁。
十年，秦击我於太行。
十四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於长平。
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
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
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党。
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
王安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
韩遂亡。
随着各地被秦国占领，韩国的人口也成了秦人，那么人口优势便不复存在了。
而国家领土逐渐丢失，让韩国的战略纵深进一步缩小，千辛万苦打造的新郑防御体系，面临古代版“农村包围城市”的困局。
破城灭国，只是时间问题。
虽然其他各国也都灭了，但起码能挣扎一下，韩国连挣扎都没机会，必须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
凌迟处死，也不过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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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可以存在几百年，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能只有一两次，抓住机会龙飞九五，抓不住就彻底完犊子了。
韩国唯一可以逆转地理劣势、进而改变国运的机会，就是申不害变法。
结果由于路线选择错误，韩国终究没能强大起来，原有的国家优势，也被秦国逐渐夺走。
可见在国家关键转型时期，走什么样的道路，决定了什么样的结局。
商鞅变法在改造国家的同时，照顾了大臣、贵族和人民的利益，形成举国一致的利益共同体，这才是变法滚滚向前的最强动力。
申不害变法主张强人政治，几乎没什么受益人群，一旦强人退去，国家富强的成果也付之东流。
对比秦国和韩国的国运，其实就像孟子说的两句话：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