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狂欢：清廷财政增收与中央权威加强
战争惨败，签了《辛丑条约》，要赔那么大一笔钱，按照正常人的认识，清政府应该是快要穷死了，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起才对。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后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双双暴涨，不仅有钱赔款，还有钱训练新的国防军，并且在全国各地大力投资修建铁路，钱花的像流水一般也不甚心疼。京城的官员们的收入水平也跟着迅速上涨，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一样。当时北京官场上就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说：“我国新打了一个大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不然京官之阔，何能如此？”[1]
清政府发财的手段，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找列强借钱，第二条就是向下摊派。
找列强借钱，就是高利贷加出卖国家资源，利息高不说，还有很多手续费，再附加一大堆抵押条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修建铁路及其周边地区开矿等特许经营权抵押出去，靠出卖铁路权益还钱。
古代的卖国，形式比较简单，一般就是割让土地。但近代列强入侵不一样。除了俄国和日本这两个紧邻中国的以外，英、美、法、德都对大量占领中国的领土兴趣不大。他们喜欢先控制少数沿海贸易港口，在这些地方建立“租界”，再通过水路或铁路运输，让财富汇聚到这些关键节点，从而攫取中国的财富，而绝不会费神费力的去占领贫穷的、交通不便的农村——这些事儿交给傀儡政府去做更方便。清政府的卖国方式，也就很少直接割让大片土地，而是把位于交通枢纽的价值最高的地点卖出去，让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通过水路或陆地交通往经济枢纽汇聚，变为列强资本的财富收益。可以说，清政府卖国，卖的都是精华，穷的地方还卖不出去。不仅农村卖不出去，城市里的贫困区也卖不出去，必须得是交通枢纽或者资本高度密集的经济核心区。
晚清时代的中国，在列强的殖民版图中，形成了这样两大统治层级：最高级的“一等人”是洋人，他们担任香港、澳门这样的殖民地以及各大城市“租界”的总督等高级职位，并派驻军队，外国资本也集中在“租界”进行投资，控制金融命脉。外国官员、外国资本、外国军队在中国沿海沿江枢纽城市中的核心地段享有最高地位并拥有最多财富。“二等人”就是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和买办。满清贵族和汉族官僚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列强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此外，在租界还形成了一大批为列强和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人群，他们依附于列强在中国的特权，也跟着大发横财。由于租界为城市富人区，又有列强军队维持治安，内战和清政府的腐败官僚难以侵害租界居民的权益，租界也就成了中国房价最高的地区，国内的富豪权贵们纷纷在租界买房、投资，把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寄托于列强的保护控制之下。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等人及其子女，都在租界大量买房置地、兴办产业。这样，在中国近代整体屈辱沉沦、民不堪命的黑暗时期，外国租界却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上海外国租界聚集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夜夜笙歌，成为了亚洲最繁华的都市区，连日本东京的中心商业区也不能与之相比。对代理和买办阶层而言，洋人就是他们的恩主和保护者，中国人民就是他们的奴隶和敲骨吸髓的对象，租界就是他们的天堂。
列强这一套侵略模式很先进：战争开路，索取巨额赔款，然后高利贷进入，进行金融勒索，并控制关键经济枢纽，组成一套完整的抽血网络，把中国人的血汗通过政府财政赔款、港口铁路的特许经营收费、租界土地租金、金融利润等形式大把大把的抢走。而把管理成本最高的农村和城市贫困区交给傀儡政权管理。这样，他们侵略掠夺的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因此，在将清政府变成傀儡政权以后，他们非常乐意贷款帮助清廷修建干线铁路。每多一条铁路，就多一条把内陆财富输送往外国租界的大通道。
1900到1911年，扣除用于4.5亿两银子战争赔款的借款，清政府另外又借了3.4亿两银子用来修铁路、购买军火和训练新军。其中修铁路借款占了76%，购买军火和用于军事行政开支的占14%。通过利用外国贷款和出卖路权，清政府在十年间修建了三条重要的铁路干线：从北京到武汉的京汉铁路、从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从北京到沈阳（奉天）的京奉铁路。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个很好的刺激。不过，由于武汉、南京、天津、沈阳的经济金融中心都位于城市的“租界”里，经济发展大部分好处实际上被列强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买办集团拿走了。
尽管如此，清政府也能中分到一杯羹，享受着殖民型投资增长带来的财政税收上涨。这是清末财政“反常”增长的关键。对借钱修铁路的做法，满清高层颇为得意，视为维持统治的不二法宝。铁路系统和电报系统一样，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好东西。之前舍不得借钱，光搞了个电报网络，就对加强清廷对地方控制大有裨益。再修建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中央国防军的精锐可以在全国各地快速调遣，统治效果当然更好。对此，欧美列强也大力支持，因为外国军队已经在北京驻军，北京到天津出海口的通道大开，在这个基础上适度强化北京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对他们有利，各国银行对清政府的贷款需求表现的相当热情。
从列强那里借来的钱，终归是要还的，更根本的方法，还是增加税收。为了偿还庚子赔款，清政府每年各省新增摊派超过了2000万两银子，其中盐税占27%，货物占22%，田赋占20%。这些全都变成新的负担增加到了老百姓头上。另外，清政府还加大了卖官的力度，各省都在疯狂打折出售各种官位，给中央敛财也替自己敛财。
把赔款的钱搞的差不多了，清廷又从1903年开始宣布训练新军。要求每个省训练一个或两个镇的兵力。每个镇大约一万两千人。在袁世凯的主持下，直隶地区把武卫军改编为北洋军，兵力扩充到了七万人，全部按照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模式，操练西式战术，并购买最先进的西洋兵器。北洋军设六个镇，除了第一镇由满洲勋贵铁良控制外，另外五镇都是袁世凯的心腹担任统领。这就是北洋军阀的起源。
为了练兵，又新增各省摊派每年836万两。其中绝大多数都给了北洋军，也就是所谓的“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依靠自己的威望，也争取到了一部分军费，在湖北训练了“一镇半”的新军，也就是一个完整的镇加上一个混成协[2]。湖北的这部分新军，后来成为武昌革命的主力。
此外，两江地区为国家财税重地，也比较有钱，自己掏钱练了一镇新军，编号为第九镇。
——北洋六镇加湖北第八镇、两江第九镇，是清末仅有的八镇正规新军。总人数约十万人。这八个镇的军队服从谁的指挥，最后直接决定了清王朝的命运。
新军摊派的事情搞的差不多之后，从1905年开始，清廷又宣布要切实推动“新政”改革，为了搞改革，又需要花钱，于是继续找各省摊派。1906年要学习西方，建立巡警制度，摊派巡警费29万两；同年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摊派考察费80万两；1909年宣布要重振海军，摊派海军一次性建设军费1900万两，然后每年摊派200万两日常经费；1910年宣布要学习西方的宪政体制，设立类似于国会的咨询机构，摊派设立经费60万两，并每年新增办公经费118.9万两。
此外，各个部门要么改个洋名字、要么新增了不少改革举措，全都需要钱。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改组费用15万两；经过“新政”改革以后的中央部门日常经费每年增加40万两。1908年，又新增各部门养廉银大约150万两。[3]
这些新增的成本，全都找各省摊派。李鸿章已经代表东南督抚们在《辛丑条约》上签字了，东南各省在法理上必须接受朝廷的摊派。而且摊派最终也是摊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官员们还可以趁机加码，跟着发财，因此大家意见不大。这跟明朝灭亡之前陷入巨大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死活收不上来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此过程中，各省督抚们拼命找借口拒绝或减少摊派数额，但中央态度强硬，大部分摊派都没有给谈价还价的空间。这里面的关键，还是清廷背后有列强支持，地方豪强们不得不忍气吞声的买账。清廷也发现了其中的玄机——之前一直指望着李鸿章等人代办外交，委托李鸿章“卖国”，尽量避免自己直接跟洋人打交道，把找洋人借钱这种事情当做奇耻大辱。《辛丑条约》以后彻底放开了，不要面子了，才发现原来卖国有这么多好处：钱可以随便借、随便花，借的钱花完了转头就去找地方督抚摊派，地方上还不得不认账。
晚清三次大的对外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清军输的越惨，清廷最后得到的好处越大。太平天国战争极大的冲击了清朝中央集权，让兵权落入汉族官僚士绅手中，要不是有这么三次外战惨败，清朝可能早就分崩离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把海关控制权送给了欧美列强，换来列强帮忙镇压太平天国和每年代为征收几千万两银子的关税；甲午战争把李鸿章的淮军几乎消灭，让直隶总督的位置从新回到满人手中；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签了一个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结果就是清廷则几乎快要消灭地方督抚的独立性，重建太平天国之前的满洲集权体制了，不仅要想钱直接找地方伸手要就是了，人事任命权也拿回来了不少。整个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都已经成了列强的势力范围，租界使馆里边有驻军，海面江面上有军舰，既然列强支持清政府，督抚们当然只能乖乖的给清政府输血，让清政府拿去支付赔款和还高利贷。
甲午战争以后，直隶总督变成了满人；《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江总督也变成了满人。
1904年，满洲正白旗人端方出任两江总督，并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三年。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曾经在1868年派非湘军系出身的马新怡代替曾国藩总督两江，结果马新怡很快被会党分子给一刀捅死了。爆出了清朝历史上督抚遇刺的第一案。此后三十多年，清廷不敢再让非湘军系大佬担任两江总督。一直到1904年，这个惯例被彻底打破，端方不仅是非湘军系，还是满人。他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坐的相当稳当，很好的完成了把两江财源输送到中央的任务，做了三年以后，平安无事，升任直隶总督。这是中央权威大幅度增强的表现。
但中国毕竟还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名义上还保持着独立的大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独立于西方的伟大文明，傀儡政权要完全依赖外国势力统治中国难度很大，中国人从精英到底层都不会支持。清廷撕下脸皮彻底放开了卖国以后，虽然获得短暂的好处，但潜伏于财政和投资繁荣之下的危机反而越演越烈了。
——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改良，基本主线是中国人民与满清、汉族官僚士绅、外国列强三股反动势力反复博弈的过程。太平天国试图以底层革命的方式一次性推翻三大反动势力，壮烈失败。此后，满洲和汉族官僚士绅联合起来搞“洋务运动”，想以此富国强兵、抵御外辱，以甲午惨败结束。然后，义和团运动试图采取“扶清灭洋”的路线，联合国内两股势力共同抵御列强，遭到了汉族官僚的拒绝和满清的背叛，又被三大反动势力联合镇压。《辛丑条约》以后，满清全面投靠列强，倚靠列强榨取汉族士绅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结果就是汉族官僚士绅们开始跟革命党合作，谋求终结满洲专制，诱发了辛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