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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两大统治阶级在“学习西方”的旗号下达成了暂时的、表面上的一致。汉族官僚士绅们同意清廷以中央枢机的改革来换取地方财政对中央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把中央决策权力从满人控制的皇位和军机处向汉人控制的国会和内阁转移。
满洲权贵们在表面上也赞同开国会、立宪法、设内阁，但并没当真打算交权。在他们看来，宪法只是确认皇帝最高权力的法律，内阁只是满洲控制的新一代决策中枢，相当于军机处换个名字。慈禧太后曾经问端方，立宪法有什么好处。端方的回答是，可以让满洲皇位永固，像日本天皇一样万世一系。慈禧满意的点了点头，于是同意派皇室宗亲外出考察国外宪政，并在1908年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内容参考了日本的宪法，但删除了诸多限制皇权的条款，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和“君权高于一切”的立法旨意。
随着对西方体制了解的增加，满洲贵胄还发现，“学习西方”不仅可以用来欺骗中国人，还可以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可以加强财政集权，从各地攫取更多的钱粮集中到中央花销。
西方列强的崛起，都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实现的。其中，国家财政的集权化管理是重要方面。清朝前期，财政也是高度集权的。各省设布政使主管民政钱粮。布政使品级低于总督巡抚，但不是督抚的属官，而是直接由吏部任命、由中央垂直管理。这种体制下，地方督抚对钱粮的控制能力有限。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督抚权力上升，布政使才沦为总督巡抚的属官，督抚们掌握了布政使的任免权，也就完全控制了地方财政。清廷搞“新政”，就趁机“学习西方”搞近代财政体制，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叫“度支部”，由皇室宗亲载泽主管，然后在每个地方设立“财政正监理”，由度支部直接委派和管理，对各地财政收支账目进行全面清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清朝初期中央直管钱粮的体制。这一条也是清廷搞“新政”抓的最狠、落实速度最快的一条。甘肃布政使因为抵制度支部监理对财政的清理，被直接革职。
1907年，清廷还设立了统计局，主要工作并不是统计国民经济数据，而是统计全国财政收支。
此外，清廷还积极支持建立地方议会，进一步制衡督抚的财政专权。地方督抚们想要开国会架空皇帝和军机处，清廷就借势反戈一击，要求各地先开“谘议局”，除了讨论新政措施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公开研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谘议局”的设立，逼着地方把财政收支情况公开。这也是一种新的“分而治之”统治术，就好像之前让湘军和淮军互相制衡、总督和巡抚互相制衡一样，多搞几个权力机关，让地方上的汉族势力“窝里斗”，中央可以借此获得更大的决策权。
通过这些个招数，清廷对全国财政收入进行了一次大清理，打着“学习西方”的旗号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财政预算和决算方案。在清理财政过程中，中央迅速掌握了各地财政家底，加强财政摊派，中央财政收入不断上升。京城官员的生活水平也迅速提升。
此外，清廷还在1906年宣布设立“陆军部”。这也是学习西方的重要成果，由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长，统一指挥全国新军，架空北洋军创始人袁世凯的兵权。这也是通过“学习西方”来变相加强满人对军队控制的方法。
清末的“新政”在本质上是满汉两大统治集团之间的一次合作和斗争。双方在“学习西方”的旗号下表面上形成团结，以“宪政”来欺骗中国人民，对抗革命党人的革命宣传，这是合作。同时，双方又各自心怀鬼胎，把“学习西方”当成打击对方的政治工具。汉族官僚士绅真正想干的是限制满洲皇权和夺取中央权力，而满洲权贵们真正想干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满洲特权。这跟明末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类似。明末的“政治正确”是“学习祖制”，海瑞从祖制中看到的是朱元璋的铁腕反腐败，东林党从祖制中看到的是朱元璋不准政府增加税收，双方谁都不是真的“保守”，不是真的像书呆子一样去研究祖宗制度，不过是把它当成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现实政治目标。清末的满汉两大统治集团搞“新政”，没有哪个集团是真的“开明进步”，而是因为在军事上实在打不过列强，执政地位又面临革命党的挑战，为了把战败的责任推卸给“体制”和“文化”，便高举“学习西方”的大旗来欺骗中国人，把“学习西方”当成政治工具箱，拿过来为本集团的利益服务。（本节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