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先治人、后治法
一部中国近代史，一言以蔽之：刚开始以为是武器不行，后来以为是制度不行，最后发现关键是人不行。
换武器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换制度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都没能让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最后还是通过一场底层革命，对统治精英群体来一次彻底的大换血，才真正解决了问题。
中法战争上半段和甲午战争的惨败证明，光有先进的武器并不能扭转国家的命运。不过，经过洋务运动以后，手持先进武器的清军能够在镇南关中击败列强的侵略军、能够在台湾成功抵抗法军的多次进攻，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样的制度下，同样跟敌军差不多的武器水平，主导战争的人不同，结果便是天壤之别。
戊戌变法中，维新派刚开始只想改变制度，但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不得已打算“换人”，计划开懋勤殿引进新人以取代军机处那帮守旧大臣。慈禧对大部分制度变革都表示支持，一旦涉及到“换人”，便立刻发威，终止了变法。后来慈禧自己主持清末“新政”，把康有为等人的大部分主张都拿过来用了，但始终坚持一条，绝不重用维新派，还是让自己的满洲亲信以及李鸿章的政治继承人袁世凯为代表的一批人来搞。李鸿章在当上两广总督之后，讲过一个事儿，说自己在慈禧面前公开承认自己是“康党”，赞成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仅反对其谋反的举动，慈禧听了竟然点头称是。李鸿章讲这个事的目的是为了拉拢维新派，巩固自己在两广的权位，真假无从得知，有可能是吹牛。但这个故事编的很好，不管慈禧还是李鸿章，其底线都不是制度，而是人——只要能保证他们所代表的满汉两大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什么制度都可以考虑。反之，只要威胁到这群人的利益，就算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想要干点正事，比如光绪皇帝想利用皇帝职权撤换一批守旧官僚，也会被他们找借口给掐死。
辛亥革命是一次“非典型革命”。一次成功的革命一般都会推翻统治集团换上一批新人，但革命党人以为只要实现“共和”就算成功，制度变了，什么人来当权都一样。满洲皇帝退位，国会也开了、宪法也有了，总统制、议会制、联邦制都试过，但统治中国的还是清末那帮官僚和士绅，国家的大问题一个也没解决，老百姓生活的反而更惨。只换制度不换人，根本不行。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指的某个单一的个人，而是指的一个群体，一个有着密切利益关系或共同政治理想的群体。单一的个人，在整个国家大的制度面前，是非常弱小的。一个人即使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也很难扭转由制度和利益集团决定的国家发展大势。明朝后的万历、天启、崇祯等人，都是如此。
中国历史上，还有过多次“只换人不换制度”的成功案例，比如秦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战争，都是通过底层革命对统治集团进行大换血，但国家制度基本不变，还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实践证明效果很好，比辛亥革命效果好多了，创立了两个辉煌的大一统王朝。
只需要对这些中国历史发展的大事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就不难发现，人比制度重要，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负责资源分配的组织管理，比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更重要、更有决定性意义。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中国历史，也适用于有确凿史料可证的其它国家历史。
晚清时期，许多仁人志士试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改变中国，诸多近代史研究者也把明治维新作为制度变革的成功案例。其实日本近代崛起的关键并不是明治维新，而是之前的“倒幕运动”。倒幕运动是一次“换人”的革命。日本南方地区最先与西方各国进行贸易，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培育出来了一个财力雄厚的商业资本家阶层。这个阶层反对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他们和南方各藩的武士阶层联合起来，发动战争推翻了幕府统治，让天皇成为实权君主。最高统治者从德川家康的子孙变成天皇的子孙，这只是一个“小换人”，意义有限。真正有意义的是，通过革命，德川幕府两百六十多年逐步腐化堕落的各级官员和封建统治者被赶走了，代表商人阶级的武士精英人物大量进入政府，掌握了政权，这才是具有决定意义是“大换血”。这批新人的治国水平远高于德川幕府的旧官僚。在他们的推动下，先学习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代替封建体制，然后再学习西方，建立近代化的国家管理体制和君主立宪制度。有这批人在，不管是搞君主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搞经济建设还是军队建设，不管是学习中国还是学习西方，都能够搞得有声有色，借鉴各种外部经验为我所用，实现日本的快速崛起。[1]
反之，同一时期中国试图搞“大换血”的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了，清王朝的老官僚士绅来主持学习西方的改革，就搞得一塌糊涂。可以想象，如果日本的“倒幕运动“被德川幕府镇压，然后由幕府的那些老官僚老封建主迫于西方压力来搞维新，也就必然难逃跟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样失败的命运，甚至更糟糕。
经常被当做清末变法榜样的，除了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俄国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彼得大帝改革。彼得一世的改革让俄国从封建制转型为君主专制体制，跻身欧洲列强，制度转型成功，彼得一世也因此被尊称为“彼得大帝”。而这次改革之前，并没有类似于日本倒幕运动那样的革命发生。但俄国因为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经常卷入欧洲各国之间的大混战。经过持续数百年的战争，无数次的胜利和失败，无数轮的优胜劣汰，逐步培育起来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勋贵阶层。军事集团凭借战功逐步掌握了国家权力，有着强烈的打击封建贵族、建立君主专制、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诉求。彼得大帝的改革，就是在这个新兴精英群体的支持下发动的。彼得大帝为了赢得跟北方强国瑞典的战争、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才决定推动改革。马克思甚至评论说，（彼得一世的）“全部事业都是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其改革的关键措施，是军事改革，其它的诸如建立中央集权、完善地方政府组织、鼓励兴办近代企业等等，都只是配套措施。通过1700至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俄国最终击败瑞典、夺取了出海口，彼得一世的权威和军功集团的地位在此过程中不断加强，各项改革措施也因此得以深入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战争虽然残酷，但它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效率是一流的，是最极端但也最公平的一种手段。由于“考官”就是战场上的敌人，要想拿到“高分”，就得把考官击败甚至杀掉。所以“考官”一般不会作弊走后门。能在真刀真枪的厮杀中脱颖而出的，大都是英勇无畏而又聪明绝顶的人才。我们在前面讲中法战争的时候，分析了左宗棠的临终遗言“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所用的逻辑跟分析彼得一世改革的逻辑是一样的。彼得大帝也可以说：“此次北方战争，实俄国强弱一大关键”。不能因为瑞典是西方强国，武器先进科技发达就不敢打。不仅要坚决打下去，而且要打赢，才能推动统治精英集团的换血，扭转国运。彼得一世坚持的是争霸战争，左宗棠坚持的是反侵略战争，正义性更强，人才选拔效果也就更好。
当然，由于彼得大帝改革的基础是争霸战争而非革命战争，军功阶层对封建贵族的替代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换血很不彻底。俄国在欧洲列强中也始终是实力比较弱的一个，依靠邻近西欧的地理优势引进先进武器和近代产业，勉强维持其列强地位，殖民扩张也主要跟清朝前期一样，主要针对落后的中亚内陆，抢夺了一些人烟稀少的内陆荒原，经济价值极低。其内部矛盾始终非常激烈，各种政变和革命不断，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又在1917年被十月革命推翻。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旧贵族和旧官僚被彻底消灭，革命者以俄国为主体建立起来了苏联，俄罗斯民族才走到了其国际地位、科技水平和政治影响力的历史最高峰。左宗棠所谓的“中国强弱”，其强大的上限，也就是彼得大帝改革的水平；而苏联所能达到的高度，就不是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左宗棠所能想象的了。
彼得大帝改革的逻辑，其实也就是近代欧洲崛起的逻辑。西欧各国在从封建制度向君主专制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经历了持续五六百年的大混战，有的战争持续上百年，有的战争一下就消耗一个国家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口，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让神圣罗马帝国人口从两千万下降到了一千万，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把普鲁士的中青年男性都几乎打光了，拿破仑战争法国的精壮男性也损失了20%。经过这样惨烈的优胜劣汰，军功阶层才逐步的淘汰了封建领主阶层掌握国家权力，并与海上贸易形成的商业阶层结合，建立了近代专制国家。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欧洲，就是一个恐怖的战争炼狱。经过这种烈度的优胜劣汰活下来并掌握权力的精英阶层，是欧洲近代崛起的关键支撑。这个过程，跟中国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大混战非常类似。
中华帝国的崛起，也是建立在五百年大混战基础上的。中华帝国的崛起跟欧洲近代崛起一样，都是通过长期战争形成军功阶层，以军功阶层淘汰压制封建贵族，从而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二者的主要区别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比欧洲早了两千年，中华文明也在这两千年间长期领先世界；
第二、十字军东征为欧洲带来了阿拉伯“百年译经运动”成果和火药等东方科技成果，热兵器形式的战争需求与科学理论相结合，诱发了近代科技革命[2]；
第三、欧洲的内部大混战与其海外殖民征服同时存在。在殖民地资源输入的支持下，欧洲各国的生存资源分配弹性空间比中国要大，对君主专制体制的依赖程度也就比中国更低一些。中国依靠君主专制体制实现了大一统并延续了数千年，欧洲则在还没有实现大一统之前，就从君主专制体制向民主宪政体制转型了。由于欧洲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殖民地人民承担了大部分苦难而欧洲人享受了财富，导致欧洲精英阶层缺乏对战争伦理进行反思的驱动力，整个社会道德败坏人伦丧失[3]，其科技畸形发展而精神文明程度长期停留在弱肉强食的野蛮落后状态，一直到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其内部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才开始得以改观。而中国春秋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内战，战争的痛苦完全由中国人承担，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开始深刻反思战争伦理问题，提出了用道德伦理减少战争和降低战争伤害的思想并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这也让对人类获得财富和权力过程进行道德评价的执著追求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
作为人类生存竞争最激烈的一种形式，战争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推动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有望从人类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其选拔人和淘汰人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多的被政治竞选、市场竞争、指标考核、专业考试等其它文明得多的方式所取代。这也是我们所热烈期待的。但对任何想要学习和理解人类历史的人而言，深刻把握战争的意义和作用是基本前提。
战争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野蛮暴力，它是对一个人类群体组织能力、科技水平、集体意识、献身精神、应变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验，能在实际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人物，一般都是又极具组织才能和应变能力的人才。
即使是非正义的战争，在人才的优胜劣汰方面也会发挥作用。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大换血”失败，非正义是一方取胜，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仍然因为战争实现了局部换血，让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活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及其背后的一大批精英崛起，这批人在历史研究中往往被称为“经世派”。他们一般出身于士绅阶级的最底层，与中下层老百姓有着直接的沟通联系，对中国底层社会和基层组织的问题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具有经世济民的远大理想而又才干突出。在清朝制度下，这些人虽然也有一定发展空间，但相当有限。曾国藩战前就已经官居二品，但其实不过是在朝清流，并不能掌握军事、人事、财政方面的实权，与其战后的显赫权势不可同日而语。左宗棠就更不过是一个四十多岁还没有任何官职的落第书生。战争结束后，这批人由于军功得到提拔，大量占据政府实权职位，比如两江地区的军政要职多被湘军系将领占据；福建、甘肃、新疆等地的要职被左宗棠的楚军系人马占据；李鸿章更是在镇压捻军过程中将淮系人马遍布天下，还在“丁酉奇荒”中，派盛宣怀到山西弹劾了一大批贪腐官僚，换上了自己的淮系人马。这种“换人”不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个人的上位，是一个新的军功群体全面上位。没有这批人做支撑，“洋务运动”可能根本就搞不起来，更不可能开创新疆之战和中法战争前后的那种良好局面。
甚而言之，即使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只要失败的一方不被彻底消灭，也能从中实现一定程度的“换血”。比如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惨败，危难关头，地方大佬纷纷龟缩自保，唯有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清流派）和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维新派）挺身而出千里勤王。李秉衡战死，岑春煊活了下来。这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公认的做官清正廉洁。和平时期，各位大臣都在奏章中写满了忠诚，谁真谁伪看不出来。败军之际、生死关头，真伪立见。岑春煊因此获得了慈禧的信任，把他提拔为两广总督，大力进行吏治整顿。后来，他又进京跟瞿鸿机合作，向奕劻袁世凯的满汉贪腐执政联盟发动进攻。这可谓是清王朝从这场惨败的战争中获得的最大收获了。
通过战争来选拔新的人才，形成新的精英群体掌握权力，再由这个群体来制定和执行符合他们利益或政治诉求的制度，是观察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视角。一切制度，在一开始都是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那个集团服务的。一般来说，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战争。经过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就会涌现一批优秀的精英人物，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经过这批精英的修改和执行，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程度会达到一个比战前更好的状态。但随着战争远去，精英集团会不断丧失忧患意识，变得自私贪婪，一代不如一代，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国家组织能力会不断下降，人民遭受更多的剥夺，精英阶层在财富分配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生活腐化堕落，直制下一场战争的到来。这才有我们看到的，历史上“换人不换制度”或“换人之后换制度”的大国崛起，以及“不换人也不换制度”或“不换人仅换制度”的国家衰亡。在国力上升时期，“只换制度不换人”的改革可以有效维持局面或者扩大繁荣；在国力下降时期，“只换制度不换人”的改革则很少能够取得成功；在一个政权组织的末期，由于统治阶层已经又贪又坏到无可救药，“只换制度不换人”就会变成一个纯粹的骗局，不管变成什么制度，都不能改变利益格局，甚至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而加速该政权的灭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持续不断的有对外战争发生，在战争中继续遴选优秀人才、淘汰腐化分子，国家组织动员能力持续改善，其政权组织的生存周期就可能延长并推动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改革。
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由什么样的人来掌握政治权力，比用什么样的制度显然更为重要。一切制度都是由人制定、修改和执行的。个人在制度面前力量很小，但在精英集团面前，制度只是工具。为了总结近代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一种“制度决定论”的思想被提了出来，认为中国在近代衰落是因为君主专制制度不行，而西方崛起是因为它们采用了宪政民主制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西方崛起的制度因素是在正确的时候建立君主专制和改革君主专制，这是一个动态的制度变迁过程。在什么时候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具体的制度细节如何规定、如何执行，都是其精英集团决定的。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还是君主专制政体，其君主拿破仑三世跟袁世凯一样，以大总统身份复辟为法国皇帝，从1852年到1870年当了十八年的皇帝。法国人民的“民主素质”看起来也不是很高，不像中国人民一样，袁世凯刚一复辟就给推翻了，但法国还是在战争中轻松击败了清军。对西欧各国而言，比制度更根本的是它通过数百年的争霸和征服战争，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大换血。通过战争选拔出来的这几代人很厉害，他们在正确的时候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又在正确的时候改革或废除了君主专制体制，并且探索出来了一些更具体的有效制度安排比如近代化的职业化军队制度和财政管理体制等等。反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长期和平，这些发达国家的精英分子日渐堕落，一代不如一代，在他们的前辈建立的制度框架内，开始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尸位素餐，道德素质和才能都在迅速下降，喜欢空谈价值观而不愿吃苦务实的解决问题，西方世界也就开始了“死于安乐”的衰落历程。被很多人捧上天的宪政民主体制、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东西既不能决定西方的崛起，目前看起来也并不能挽救其堕落。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简单模仿前宗主国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利用宗主国的民主宪政体制和自由资本主义走上经济繁荣之路。从比较抽象的层面来看，民主宪政体制比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相对来说要更文明一些，但实际效果好不好，仍然主要取决于当权集团的人行不行。掌握权力和财富的精英阶层人坏掉了，什么制度都没用。[4]至于自由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这种体制，中国古代在和平统一时期就一直是允许自由经商贸易的市场经济，没搞过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最繁荣的宋明晚期同时也是被北方蛮族打的最惨的时期，说近代欧洲是靠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实现崛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虚构的故事而非历史事实。近代欧洲是通过建立中央集权的军国主义体制来进行殖民掠夺崛起的，为殖民掠夺和争霸战争服务的军工金融复合体系是支持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最重要动力。那种认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是因为明清时期没有搞好资本主义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臆想出来的结论。
从 “制度决定论”继续推论，还有人提出更加不靠谱的“文化决定论”。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就说日本人有一种“善于借鉴学习”的“文化基因”，而中国则具有保守排外、骄傲自大的文化基因。但中国经过革命以后，不管是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都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不是中国人或者中国文化不善于学习，只是晚清的精英阶层不善于学习。近年来，中国在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方面从无到有进步迅速，而日本则保守于传统产业，日渐落后，也不是日本有了保守的文化，而是跟倒幕运动和二战结束之后的那一代人相比，新生代日本精英群体变得耽于安乐、不思进取了。又有前些年德国的机械制作精良，占据高端市场，便有人鼓吹德国具有严谨认真的“民族精神”。但很快就被人考证，一百多年前，德国在其工业化初期，曾经大量仿制英国产品且质量低劣，在欧洲各国声名狼藉，丝毫看不出有啥严谨的民族精神可言。而中国的机械产品，随着产业升级，也迅速变得越来越精良起来，不断抢占高端市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不乏善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优秀人物，也不缺乏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和追求创新的人才，关键的问题还是这样的人才是被放到了能发挥作用的重要位置上，还是被一群庸碌贪婪的精英分子打压埋没了。中国古代在集权君主体制下，创造过伟大的盛世，也出现过王朝的崩溃，关键是同样制度和文化条件下，掌握政治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的人变了，人的道德水平和能力才干变了。
人比制度重要，这个道理不仅对国家适用，对企业等非政治组织也同样适用。优秀的人才可以改变制度或者让同样的制度运行的更好，反之，贪婪无能的人在任何制度中都会带来可怕的破坏力。
人的选拔和淘汰规则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选拔淘汰方式——战争并不属于任何一种制度或法律的范围，而是对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否定与破坏。其次，选拔制度也是人在决定和执行，人的主观意识在关于选拔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仍然拥有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在人和制度谁重要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争论中，人的优先顺序其实是无可置疑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古人早有先见。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就总结了六个字：“有治人，无治法”，也就是有可以让国家治理好的人，没有能让国家治理好的法律制度。这句话已经解释了晚清始终无法走出积贫积弱困境的原因：统治集团的人不动，让这一批被证明是又贪又坏的人继续执政，仅仅寄希望于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制度，就可以把中国治理好，让中国重拾上升势头，实现富国强兵，是绝不可能的，是彻头彻尾的幻想。
荀子这句话把“人”和“法”的关系用“有”和“无”对立起来，逻辑上不是很严谨。经过两千多年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把它再稍微做一下完善：
先治人，后治法。
这句话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在所有制度安排中，关于人的教育、锻炼、选拔、任用、淘汰的有关制度，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制度好不好，主要看它的最终结果，而对最终结果影响最大的，就是它选择了什么样的人放在关键的职位上负责决策和执行。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应该尽可能的从像战争一样关系生死等重大个人利益考验的活动中对人才进行竞争性选拔。
其次，一个国家、地区或者较大规模的组织领导人[5]，在其自由决策权的范围内，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对人的教育、锻炼、选拔、任用、淘汰相关的工作中去。毛泽东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治国就是治吏”都是这个意思。政治路线很重要，但确定战略路线所需要花费的精力并不会很多，在具体工作中最需要投入精力的，主要还是人的管理问题。
第三，对统治集团以及统治集团代表人物的评价，要超越制度。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物，没有资格把个人的错误推卸到制度或文化头上。像慈禧、李鸿章这种代表一个统治集团的人，他们和他们代表的集团，可以影响制度的变化方向，也可以决定制度执行的成效。把他们干的坏事错事，推卸到制度头上，是一定错误的；对他们个人的谴责和批判，主要不应归结到对制度的谴责和批判，而是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的谴责和批判。
第四，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有效的选出优秀的人，那么它就应该被修改；如果改不动或者多次修改都不行甚至越改越坏，那就说明精英集团已经在根子上坏掉了而不是制度错了。对一个政权而言，这就意味着它需要被其规则体系以外的力量消灭，换一批完全不按照其规则来上位的人掌握政权，其形式主要就是革命和外敌入侵的战争。把腐化无能的统治精英集团赶下台以后，新的掌权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制度，可以采用新的制度也可以沿袭原有的制度，并不是说只有采用了全新的制度才叫革命成功、采用旧的制度就叫革命失败就叫没有意义的循环。秦末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有的换了制度，有的没有换制度，有的对旧体制改变较大，有的改变较小，但都是成功的，都实现了国家的复兴和人民长时间享有和平安宁的生活。甚至像太平天国这种革命者在战场上失败了，但逼着统治集团进行了一次局部的换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成功的。相反，如果像辛亥革命那样，采用了新的制度，但革命者把权力归还给了旧的统治集团，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失败。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来看待清末民初的历史，才会有一个正确清晰的思路。
研究学习这段历史，最具有误导性的思路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是解决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关键。
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沿着这个思路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一定会严重跑偏。
“先治人，后治法”才是解决中国近代积贫积弱问题的关键。
清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跟中国古代的其它大一统王朝一样，统治精英从中央到村镇，已经腐化堕落到了几乎不可救药的地步。不来一场彻底的大换血，而是继续让这些人以及他们选择的继承人来统治中国，各种富国强兵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
中国近代复兴的关键是换人，其次才是换制度。换人不是只更换国家元首，而是更换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基本路径是民族革命加阶级革命，推翻既落后又腐朽的满洲统治集团和不落后但足够腐败的汉族官僚士绅统治集团。
太平天国和捻军革命被镇压了，一次性大换血的道路没有走通，但通过战争大量的消灭了满清控制的八旗和绿营，让更为廉洁能干的“经世派”人物大量进入统治精英集团，并且掌握了至关重要的兵权。这种局部的换血也为通过改革走向富国强兵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如果要避免后续更大规模的革命和流血牺牲，把改革的道路走通，唯一正确的路径是任用“经世派”进行内部整肃，拿出类似于朱元璋反腐败的手段整顿吏治，再像汉武帝一样大力打击地方上的豪强劣绅，把“人”的问题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再重新丈量土地、清理财政亏空、推动税负公平等等。把中国历史上多次被革命和变法实践证明能富国强兵的手段先做一遍，再来说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事儿，改革的道路才有可能走得通。至于购买先进武器、修建铁路电报系统、鼓励兴办近代企业、学习西方科技知识这些东西，在经历过吏治整顿和社会公平改革以后，那都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情，顺手就做了。买武器和修铁路就是花钱的事儿，有了钱很容易办。特别是修铁路，老有人以为中国文化排外才不愿意修铁路，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官府不被洋人欺负的跟狗一样，不在民教纠纷中拉偏架，西方教会仅是自由传教而不强占土地强拆房屋，义和团运动根本就不会出现。行政系统透明高效以后，基层要想抵抗集权政府拆迁，根本就不可能。汉武帝下令把天下有权有势的富豪家族全部迁往茂陵，修铁路的政治和文化阻力难道能比这个还大？我们在前文做过分析，清末吴淞铁路的修建过程充分说明，只要愿意发工资给补偿，民间对修铁路搞拆迁这个事情不是反对，而是趋之若鹜，打破了头来铁路上找工作，变着方的想让建设方多拆他们家一些房子。至于兴办企业和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政府甚至可以几乎不做什么，有了廉洁的行政系统，又不搞文字狱，民间自然会掀起投资和学习的热潮，政府再搞几个资源和军工企业就完事儿了。
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才能理解为什么本书会把李鸿章归为“洋务派”中的“保守派”，而左宗棠称之为“改革派”。很多把“学习西方”作为解决中国问题不二法宝的人看来，李鸿章不仅是“改革派”、“开明派”，而且是伟大的改革先驱，率先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指出“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开企业办学校建海军，样样都走在时代前列，远超时人。有了“改革旗手”、“洋务先驱”的桂冠，纵容手下杀个几百万中国人、给自己家族捞点个几千万两银子、收受外国几十万两贿赂、签署几个卖国条约……这些都不算什么大问题。反之，左宗棠这种人，虽然也开企业办学校练海军，但学习西方的步子迈的不如李鸿章大、旗帜举的没有李鸿章高；虽然手下士兵不乱杀人、收复了伊犁、守住了福建和台湾、拿自己的养廉银补贴军费、一个卖国条约也不签，但终究比李鸿章差了一档次，总体来看还是属于老派人物或者是传统的军事家，怎么能比李鸿章更“改革”呢？
左宗棠对如何对解决国家贫弱的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跟本文所讲的“先治人、后治法”基本一致。其原话是“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斯政举”[6]。其解决手段，也是以整顿惩治为主，原话是“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这跟本书第一卷讲的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除恶而非扬善差不多的意思：政府掌握合法的暴力，惩罚恶行是其不可替代的基本职责，而善行则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恶除则善自生。
对国家的根本问题，他认为是“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作为依靠军事镇压起家的政治家，他对军事和行政的看法是“军政者弥乱之已形，吏事者弥乱之未发”——军事镇压负责解决已经爆发的矛盾，整顿吏治才能从根源上消灭矛盾。
在地方大吏的任上，除了紧急的军事行动外，左宗棠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吏治整顿上，自己以身作则、两袖清风，对下属严格要求，形成了一套“训吏、恤吏、察吏、惩吏”的吏治方法[7]，从对下属的教育、对人才的保护、对官员的考核、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全面着手，弹劾了一大批慵懒贪腐之徒，提拔起来一批清廉能干的人才。其总督的浙江福建地区，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后经济恢复最快最好的地区。这些活动不仅跟他开办船政学堂、建设马尾造船厂等学习西方的工作不矛盾，反而极大的提高了这些工作的效率。
左宗棠的这一套理论，听上去很老套，但却是中国数千年政治文明的精华，是解决中国王朝中后期国家衰落必不可少的方法路径，这个路径并没有因为西方列强从海上来侵略中国就发生改变。左宗棠本人，也绝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将领，还是一个优秀的中国政治家。他17岁的时候就已经细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弊书》，年轻时代通读了清朝今文学派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著作，写过很多以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论文，其思考范围以政治为主而非军事，因此才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深得陶澍、林则徐等人的赏识。当上高官以后，又主持重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并亲自作序，开了解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实践证明，左宗棠以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本，在此基础上积极学习西方的改革路线，无论是对内发展经济保障民生幸福，还是对外学习西方同时抵抗殖民入侵，都是行之有效的。
与左宗棠“任法不如任人”的思想相反，李鸿章一直主张“只治法，不治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叫做“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也就是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改变制度，但只字不提人的问题。对吏治整顿这种事情，他根本就不管，一门心思就是把淮军嫡系提拔到关键职位上，对其贪腐行为一味纵容，自己还带头贪污受贿。他之所以选择“只治法，不治人”，不是高瞻远瞩，而是“避重就轻”：把困难的、重要的但有损自己利益的事情避开，专挑最容易做的事情去干，也就是花钱买点先进武器、开办一些依靠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企业等等，打着这些旗号找朝廷要钱要权要资源。得罪满洲权贵的话不讲、得罪满洲权贵的事不做；得罪列强的话不讲、得罪列强的事情不做；得罪淮军武将的话不讲、得罪淮军武将的事不做，总之就是有权有枪的势力全都不得罪，把心思和文采用于跟没有实权的清流派打嘴仗，把奏章写得跟古之名臣一样慷慨，出了问题就是清流误国，再不行就是制度缺陷，把权力和金钱的好处都捞够，还能留下“改革先驱”的美名。这条道路，比左宗棠所主张的所践行的，舒服了何止千百倍？
然而这条道路是真的改革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中华帝国数千年治理的经验，最关键就是如何“治人”和“治人心”，这是根本，比“治法”和“立制度”更重要。无论东方西方、古代现代，何种法律、哪样制度，吏治不修则法制必坏，人心不正则制度必崩。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军事和行政经验的人，左宗棠把国家的问题总结为一句话：“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在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在于人心不正”[8]。这里的“正人心”不仅是道德说教，还包括正确的任免人、奖励人、处罚人甚至审判人、处决人，把这些事儿都做对做到位了，才能正人心、出人才、修吏治。要做这些事儿也特别危险，因为它会触动很多统治精英的根本利益，一不小心就会被利益集团反扑，让改革者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必须有极大的勇气、魄力和智慧才能推动。总之一句话，动制度不难，难的是动利益；换制度不难，难的是换人。不动利益不换人，只是把西方殖民列强的武器和制度拿过来，再戴上几顶诸如“宪政”、“民主”、“法治”的帽子，就想解决各种深刻的经济社会问题，不仅在中国做不到，在任何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国家也做不到。
所以我们才说，左宗棠“先治人，后治法”是真改革，李鸿章“只治法，不治人”是假改革。
左宗棠的改革思路，跟朝廷清流有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他跟清流派的关系总体而言也比李鸿章跟清流派更好一些。清末的清流派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走狗派，看准了朝廷需要打压地方实权大佬，甭管有道理没道理，反正成天就给大佬们挑错；一种是改革派，如张之洞、翁同龢、李鸿藻等人，主张进行司法行政人事等方面的改革，澄清吏治以应对西方挑战；还有一派是保守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路，如大学士倭仁；最后一种是投机派，收了地方大佬的钱，抱大佬的大腿，伪装成清流给他们当枪使，如张佩纶。左宗棠跟清流中改革派关系普遍较好，特别是在中法战争后半段，左宗棠在福建主持台湾保卫战，张之洞在两广主持越南反击战，二人惺惺相惜，配合默契，后来左宗棠去世，张之洞还对马尾造船厂的事业大力支持。左宗棠进军机处，跟李鸿藻关系也搞得不错，李鸿藻对左宗棠的清廉正直颇为佩服。翁同龢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与左宗棠的交流，用了“豪迈之气、俯视一切”、“谈次有风棱”、“壮朝中之气”、“余服其有经术气”等诸多褒奖钦佩之语[9]。而李鸿章跟张之洞、李鸿藻关系都不好，跟翁同龢更是势如水火，倒是在清流中收买了一批投机派给自己当内应，其中关系最好的是张佩纶。中法战争前期李鸿章的淮军负责越南战场，又推荐张佩纶主持福建水师，结果两个方面同时溃败。总体来看，走狗派和保守派跟洋务派关系都不好，也没法搞好；但左宗棠交好张之洞等改革派，李鸿章交好张佩纶等投机派，也可以看出二人在做人做事上的差别，可以说是典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
从历史现实来看，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路线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失败的原因都不是制度缺陷，而是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也就是统治精英集团太坏的意思。但左宗棠是败于对手太坏，李鸿章是败于自己太坏。
我们小时候看书或者看电视，对里边出现的人物，总是想要问一句：这是好人还是坏人？搞清楚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心满意足了，希望好人获胜、坏人失败。后来，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以及阅读量的增加，知道的人和事越来越多，慢慢的发现，给人贴“好人”、“坏人”标签的行为有点过于简单化，好人也有私欲、也会犯错误、也可能做坏事，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也会做一些好事，对现实中和历史上人物的认识，变得更加立体化。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有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在成人的世界里，没有好坏之分、无所谓善恶”，或者认为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可以用自私自利的人性来解释，一切政治军事斗争的双方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展开的。比如《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讲了一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朝廷就是一个小社会，皇帝大臣们和地痞混混也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人品更卑劣，斗争更加激烈点而已。”学习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如果学来学去就学出来这么个结论，那是非常令人悲哀的。
禅宗有个说法：修行之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修行之中，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修行开悟之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此时修行者的个人心境，已与修行之前大不相同。
研究学习历史，不是禅宗那种虚无缥缈的玄学式修行，而是对历史实事求是的探究领悟。但其过程则与禅宗所说的有相通之处。学习之前，以为人都分为好人和坏人；学习之中，觉得好人不全是好、坏人也不尽是坏；学完之后才发现，原来人终究还是要分为好人和坏人。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和权力，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个人、家族、集团利益之上的人，是好人；反之，把个人、家族、集团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的，是坏人。大部分好人和坏人，在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都会经历内心的反复和斗争，不会完全的心无挂碍，他们的主要区别，不是内心是否纠结，而在于经过纠结之后，最终做出了何种决定，尤其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做了何种决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并不是黑社会的火并，并不是无意义的改朝换代历史循环，而包含着善与恶的斗争，主要是维护国家人民利益的正义力量与试图窃取国家人民财富的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好人取得胜利的斗争，有利于国家进步和民生幸福；坏人取得胜利的斗争，就不利于国家进步和人民幸福。斗争方式虽然复杂，善恶之中，还穿插着人的真伪和路线认识的正误，但善恶的区分并不会因此而湮灭。简单化标签化的思维不可取，和稀泥无善恶的思维更不可取；泛道德化不可取，去道德化更不可取。中华文明相对于其它文明，始终更强调世俗的伦理道德，这一点在政治军事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尽管也因此出现了许多打着道德旗号以权谋私的伪君子，如东林党、李鸿章之流，令中华文明蒙羞。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否定中华文明对人类行为的道德化追求，而是应该去伪存真，毫不客气的揭开他们的真面目，并歌颂那些真正以天下国家为重的英雄人物，尤其是那些不善于用浮华的文字来包装自己的底层革命者、武将士兵、太监酷吏，以及文官中的实干家和各行各业中默默无闻的奉献者，还原中华文明本来的光辉。
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们，不仅才能出众目光远大，而且往往具有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品质，有着为国家人民利益献身的伟大精神。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被称之为伟大中华史的根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精神的传承。“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有点夸张，因为真正的乱臣贼子并不害怕历史的骂名，更害怕现实的惩罚，没有严刑峻法的道德说教意义不大。但从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辩善恶、正人心的工作又是维系一个文明长期存续和进步的根本，这也是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华帝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原因。儒家思想存在许多缺陷，特别道学理学思想更是彻底跑偏，儒家士大夫从集团私利出发又犯了许多篡改抹黑中国历史的错误，但儒家学者通过经学和史学来实现“辩善恶、正人心”的根本追求是值得赞赏的。明朝中后期和清朝的史料非常详实，足够让我们借此看穿许多关键历史人物的真伪，区分他们的善恶。经过新一轮的革命之后，重述伟大中华史，仍当以此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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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倒幕运动是一场没有底层人民参与的革命，是比较纯粹的商业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政策一切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重，把许多的国有资产比如矿产、铁路、港口、造船企业低价转移给跟政府有密切联系的财阀集团，向农民征收很重的税负用于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甚至还加重了，这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民革命。1873年，明治维新开始五年后，日本的农民起义的激烈程度达到了历史顶峰。根据日本学者黑正岩的研究，在德川幕府统治的265年间，农民起义大约600起，而在明治维新的前十年（1868-1878），农民起义的次数却高达190起。从1877年，明治政府不得不进行土地税改革，大幅度降低农民的负担。这样，明治政权既要安抚农民，又要为商业资产阶级输送利益，国内资源分配的账就做不平，便在大财阀的支持下，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这条路一方面让日本迅速成为列强，但最终也给日本带来了灭顶之灾。近年来，有许多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人，拿日本明治维新为例，说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成效，把日本将大量国有资产转移给财阀作为日本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短视的、错误的观点。日本明治维新通过国有资产低价转移给大财阀，导致了政府财税负担加重，必须通过对外掠夺来解决财政问题，这是它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军国主义道路上，它只在很短的几十年里获得了表面上的强大，实际上由于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国内老百姓生活极端贫苦，大量的年轻人在战场上死去，最后本土挨了两颗原子弹，之前短暂夺取的殖民地全部丧失。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老百姓可以说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如果它不执行国有资产私有化政策，政府从资源矿产和铁路港口等垄断经营中获利而不是拿去培育大财阀，不走军国主义道路而是让战场上死掉的年轻人通过辛苦工作来进行工业化积累，虽然老百姓还是会很艰苦，但肯定不会像走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悲惨，会减少很多完全不必要的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从五十年的长周期视角来看，其实是一条比较失败的道路。它不是最坏的，比继续维持幕府统治要强一些，但也是比较坏的，肯定不是最优的和值得中国学习的。
[2]详见本书第三卷第六章的有关内容。并可参考文一《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一书。
[3]文一在《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一书中提出，西方近代崛起是一个“去道德化”的过程，也就是从十字军东征开始，西欧社会就放弃了中世纪基督教伦理的基本要求，突破底线对外进行屠杀掠夺，对内纵欲无度人伦丧失，后来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上层阶级和中下层集体道德败坏的产物。文艺复兴中大量反应教会和封建领主们的堕落生活的艺术作品比如《十日谈》和米开朗基罗的裸体雕塑等，都是这种“去道德化”的反应。米开朗基罗的裸体绘画和雕塑都是在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的资助下完成的，他不是在反抗教会而是在按照教会的意图创作。教会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色情艺术来吸引已经堕落的社会阶层，是对社会堕落的附和。文一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来说明这一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整个西欧社会道德水平之低下社会伦理之混乱，颇为触目惊心。比如性滥交和嫖妓之风盛行导致梅毒等性病在其精英阶层中广泛流行，由于梅毒会导致脱发，以至于佩戴假发在上层社会成为风尚。文一的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值得参考。除了科技进步以外，从华夏文明的视角来看，欧洲近代的崛起都是一个极为丑恶的和令人发指的过程。
[4]一些迷信西方制度优越论的人，还进一步提出了所谓“人治”和“法治”的争议。他们认为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人治，而西方的立宪制度是法治，法治是天生优于人治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生造出一个概念将这两种制度对立起来，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传承关系。一切法律都是人制定、修改并执行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世界上都没有“法治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君主决定每一件事情，它背后也是一套意识形态的法制体系作为支撑。中华帝国的每个王朝都有一套相当庞大而复杂的法律体系来支持其日常运转，对这一点有疑问的人可以读一下国内任何一个法学院的《中国法制史》教材。民众面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也会下意识的问一句：“还有没有王法？”法律意识普及性很高。这里面当然存在有法不依、胡乱执法等问题，但这是任何制度下都有的问题，且其严重程度并不由制度本身决定，而跟收入水平、就业率、贫富差距、技术水平等相关，越是技术落后交通通讯不便的古代社会，执法者的违规成本越低，越容易胡乱执法；此外，它还跟统治精英距离大规模战争“换血”的时间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时间越长，问题就越严重。宪政民主制度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由全民投票表决，背后有无数的人在职业化的对其操纵，在美国式三权分立体制下，法官和律师勾结、官员与商人勾结、总统收钱赦免“关系户”等行为屡见不鲜，立法者受利益集团操控在法律中大量植入维护利益集团的条款，更是司空见惯。皇帝制度和西方宪政制度的差距，主要是法律制定程序的区别，在有没有法律和法律如何执行方面，则没有很大区别。利益集团一旦掌握了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权力，法律就很难对他们构成真正的约束，这个集团的行动自由就跟皇帝和皇族差不多了。哪怕让人工智能程序来执法，统治精英们也可以悄无声息的在程序代码中写入对自己有利的漏洞，确保该程序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决。一切法治，皆为人治；一切人治，皆有法治——没有成文法，也有习惯法。“人治”和“法治”的争议，是一个伪问题。中国是人治或人情社会、西方是法治社会之类的说法，都是自欺欺人之言。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文明社会形态都是人治社会，也都有法制和法治意识。人治和法制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互相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共同存在，而高于人治的法治则是一个臆想出来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概念。
[5]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部门或组织，由于主要领导者往往既是组织的领袖，同时也是关键的执行者或者说业务骨干，他们自己的业务能力可能会比对人的管理更重要。
[6]《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26页
[7]孙占元，《左宗棠评传》， 236-24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37页
[9]孙占元，《左宗棠评传》，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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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本书从中华文明的起源讲起，第一卷主讲明中期以前的中华帝国史，第二卷主讲明朝中后期和明朝灭亡的历史，第三卷主讲清朝中前期的历史，第四卷为近代史，全部内容在公众号都可以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