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得知人民军队占领南京后，挥笔写下气势磅礴的一首诗。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彻底覆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从此，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奴役的中国人民翻身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国历史开启新纪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明天就是建党一百周年，放眼未来，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中国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没有任何反华势力可以阻止这一历史进程。
在放眼未来同时，我们不妨回顾历史，特别是关于体制的问题。
在网上，从博客时代开始，作为老网民都有体会，一些名博、意见领袖、大V，总是喜欢将一切社会问题与体制挂钩，仿佛这样才能显示他们的深度，“这国怎？亏总民，我陷思，定体问”。
现在再来“这国怎？亏总民，我陷思，定体问”这一套，已经成了一种反讽，因为这种深刻“反思”显然更适合美国、日本、欧洲、印度……
任何一种体制，任何一种政治模式，是否有利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根据本国客观实际出发，“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而西方及其代言人们却连如此简单明了的道理都假装不懂，年年月月苦口婆心劝中国人“削足适履”。如果中国真的生搬硬套他们嘴里的“优越体制”，那么，被“削足”的中国，还怎么走路？连站都站不稳。这些“好心人”想要看到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5月2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视频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说过：
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掠夺下一度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模式，包括君主立宪、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等，但均没有成功。最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当年，什么样的政治模式中国没尝试过？
无论选择哪一种政治模式？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中国变得独立、强大、富裕，让中国人民不再受列强奴役、让国家财富不再任人掠夺、让子孙后代能够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否则，浑浑噩噩地混着便是了。
那一百多年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剧变一共有三次：
太平天国运动，反皇帝，不反帝制；
维新变法，反帝制，不反皇帝；
辛亥革命，既反皇帝，又反帝制。
但共和实现之后呢？孙袁南北对立，袁世凯死后到南京政府崩溃前，中央权力就再也没有集中过，军阀割据，各自为王。就像鲁迅所写的：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一直想为中国寻求一条发展之路，知识分子们为选择哪种政治模式而争论不休。
君主立宪制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了抢救一下大清王朝，进行了一些变革，试图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建立新式教育体系、禁绝鸦片、发展经济、建立全国交通网（铁路、公路、水路），恢复对地方的控制。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君主立宪制目的是想让中国在科技方面赶上西方，实现工业化，但保留封建体制。
科学技术，以中国人的智慧，不是没有办法解决。1867年“同文馆”就增设了天文、算数、化学、物理、生物、冶金、机械、医学、政治、经济、万国公法等新式学科。
1872年派出留美童生，还有一些人去欧洲接受科技教育，1905年废除科举。
自隋代以来，历朝历代读书人，想要成为社会管理者，只有科举一条路，因此他们必须依附封建制度，才能出人头地。当依附关系消失之后，他们必定会做出另一种政治选择。
清王朝在废除科举六年之后就结束了，中国也告别了封建体系，君主立宪派失去了基础。
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行政机构效率比清王朝更加无力，袁世凯抱怨总统权力还不如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
各省督军表面上拥戴大总统，实际上军事和财政正在走向独立。
这时的中国，有总统、有参议院、有地方议会，1912年3月11日颁布《临时约法》，是法国式内阁制的翻版（约束总统权力）。
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的宪法和宪法草案多达六部，够“民主”吧？够“宪政”吧？结果政治上还是一团乱麻，社会上一盘散沙，经济上举步维艰，地方实力派还动不动搞一下“护法运动”。
袁世凯一死，中国便进入军阀割据时代，各派系都在争夺总统大位。
1923年，曹锟“竞选”总统，许多议员们玩失踪，不去北京投票，让国会无法取得法定选举人数，逼得曹锟掏钱买票，只要议员来北京投票，一人5000大洋，这就是曹锟贿选的起源。
而奉系、皖系军阀又想把议员们拉到上海，甚至计划把国会迁沪，使北洋政府失去合法性，以控制政局。
拿了曹锟大洋的议员又可以到上海，再拿每月300元补贴，聪明的议员就让人把图章带去北京，打五折，2500大洋就可以盖章支持曹锟，人又不用担心被扣押，这样比较安全。
五花八门小党派推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地方议员，个个成了”政治生意人“，嘴里骂着曹锟，心里却希望个个总统都要像曹锟这样出手大方。
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随着北伐战争胜利，便偃旗息鼓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外国列强选中的”革命将军“常凯申，杀得政治合作者–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青年们人头滚滚，建立了法西斯式的统治。
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手段，也引起了知识分子们的争论。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理论家杜威的追随者，胡适呼吁实行“民主”，蒋介石不爱听，胡适又改为主张“好人政府”，缓和社会矛盾。
但胡适的美式“民主”，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
梁漱溟公开警告称：若是中国现在就开始实行民主，这个国家将进一步被削弱，恶化不安定的状况。
蒋廷黻则说：只有专制，才能把中国转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他的论据是，如果没有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就不可能有精神和物质上结为一体的大英帝国。还有法兰西的波旁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经过这一历史过程，把各民族结为一体。
胡适认为蒋廷黻肤浅，思想倒退。
而哈佛大学法学家钱端升为蒋廷黻辩护，他在1934年说：我不能不对这样一种政府形式感兴趣，即这种政府组织良好，富有理想，并且是能够为民众利益考虑，哪怕这种政府是个专制政府。
陈之迈（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驻美公使）声称：我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旧式的西方思想，我们应立即抛弃对民主的迷信。
张奚若（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说胡适的观点才恰恰是幼稚肤浅的。
而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则主张无政府主义，看谁都不顺眼。
中国知识界的大人物们就这么怼来怼去，今天那些民国粉却以为“民国大师”都是“民主派”，其实并非如此。
而蒋介石谁的话都不想听，南京政府的政治模式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大杂烩。如果说他有什么清晰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消灭红军，将共产党赶尽杀绝。
只要支持他这个目标的人，不管是北洋旧政客，还是亲日势力，都可以进入南京政府。相反，一律排斥，甚至入狱、暗杀。
军阀时代名义上在北伐之后结束了，但除了南京控制的那点地盘之外，地方实力派仍保留着军事和财政独立，而县一级政权落到乡绅、宗族手中，经济上则由买办集团操纵。
蒋介石强调革命，所谓“国军”原先就叫国民革命军，反对革命是有罪的，还设立了“反革命罪”。但蒋介石非但是个假革命，而且还是个反革命，他的政治模式只是为了维护个人小集团利益以及选中他的阶级的利益。
南京十年（1927-1937）国民党政府的特点是效率低下、派系林立、腐败横行，官员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南京当官，上海生活，至于人民，他们是没有时间考虑的，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十年”。
1931年为了惩治贪官，严肃纪律（掩人耳目），才设立了监察院，由于右任当院长。
6年时间，监察院调查过的腐败案件有69500起，但走司法程序免职入狱的贪官仅仅只有13人，还不如蒋介石法外下令枪毙的人数多。
于右任几乎处理不了任何官员，他每天就是书法、画画，因为办蒋介石的人，蒋介石这边会过来请托说情；办汪精卫的人，汪精卫这边也是如此。
比如，1934年铁道部长顾孟余涉嫌侵吞公款，于右任想办他，汪精卫就出面干涉，蒋介石也不想为了这种“小事”得罪汪精卫而去支持于右任，最终不了了之。所以，于右任干脆以“佛心”管理监察院。
南京政府的财政预算有80%用在军事（围剿红军）和偿还外债上，对农村投入不到13%。国民党如此对待农民，那么，农民也会如此对待国民党。
国民党还尝试过法西斯主义，1933年希特勒掌权，1934年蒋介石搞了三年“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是由他的“盖世太保”-蓝衣社推动的。
不过，国民党从法西斯模式上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只是建立了以戴笠、康泽、贺衷寒、徐恩曾等人为首的特务统治，并带到了台湾省。
以上种种政治模式，都无法真正让旧中国脱胎换骨，也注定失败。有人却再想回到那个时代，想再试一下那些政治模式，装模作样地思考，是吃饱了撑的吗？
自“五四”运动兴起的各种思潮和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政治模式变化相伴相随，但谁能让中国人民觉醒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
这是历史的答案，也是人民的选择。
国内外那些想破坏中国复兴之路的跳梁小丑，再怎么蹦哒，也只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