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秋。北京。
钝刀在日光下闪动着白光。
谭嗣同跪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与他一起受刑的还有五人。周围聚集着麻木的围观者，有人嗤笑着，有人低语着，也许有人还想蘸着人血吃馒头。
刀落。头落。
血溅满地！
血，鲜红的血，这血滋养了古老的帝国，警醒着湖湘的后生。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一、星火
谭嗣同在世时，他和唐才常、熊希龄一道，创立了南学会，创办这个学会不为别的，就为日后中国被列强瓜分了，中华大地上还有一两块净土。
在维新人士的认知中，这两块净土就是湖南和广东，“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通过发展地方自治，实行变法，为日后燎原之势形成星星之火，因此不称“湘学会”，而取名“南学会”。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自此之后，从孙中山到教员，从果党到我党，湖广地区贡献了大量的军政人才，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湖湘人士大放异彩。
说回南学会。在南学会中，有位出身书香世家的青年，叫杨昌济。他爸进士出身，自己却不因循守旧，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投身维新改良活动，加入维新组织“南学会”，积极向谭嗣同求教学问，讨论时局。
多年以后，杨昌济也当了老师，在湖南第一师范授课时，认识了一位学生，做着和他当年一样的事情，却比他年轻时更激进、更理性主义，这个学生叫，毛润之。
谭嗣同是真斗士，一生都是马不停蹄的。在长沙，谭嗣同还参与筹办了时务学堂，并担任了中文分教习，梁启超是总教习。学堂招生百里挑一，第一次招生时，4000多人只挑40人，其中有一位16岁的少年天赋异禀，他是所有录取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深受老师喜爱，他叫蔡艮寅。
蔡艮寅在一次反清起义失败后，改名蔡锷。这位“再造共和”的军神，继承了梁启超和谭嗣同的衣钵，一生为国，苦苦地思索着拯救中华的出路。
作为滇军青年将领中的佼佼者，时年27岁的蔡锷成为了云南讲武堂的教官。在讲武堂的诸多学生中，他特别欣赏一位仅比他小4岁的学生，这个学生叫朱玉阶，后来还把他提拔为自己的亲信团长。朱玉阶，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朱德。
1898年谭嗣同就义时散开的星火，经过30年，最终于1928年在井冈山得以汇合，又过了21年，终成燎原之势。
二、为什么是湖南？
湖南在近代人才辈出，而这，不可复制。
人才从哪来？靠良好教育。良好的教育依附于优秀的平台，这个平台古时候叫学院，现在是学校。而学院建的多，那么受教育的人多，诞生牛人的概率也就越大；学院教学质量好，培养的人才可堪大用。
在古代，选择接受教育，说明人家能吃饱饭，家里有富余，这需要当地人有钱；学院请得起名师，教学质量才会好，请人还是要钱。钱从哪来？让我们看看湖南的隔壁省份——江西，就一切清楚了。
江西在古代一直是人文大省。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个，曾巩、王安石、欧阳修；在明朝，江西是“朝士半江西,翰林多吉水”；整个宋元明三朝，江西书院数量一直是全国第一。
江西作为内陆省份，哪来的钱办教育呢？首先江西有产业。陶瓷、丝绸、茶叶，是古代中国行销世界的王牌商品，哪怕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依然靠这三样能实现贸易盈余，逼得英国不得不卖鸦片来扭转逆差。而江西的景德镇，众所周知，是瓷都。
高附加值的商品自然带来丰厚的利润，高利润行业必然造就一大批“中产阶层”和“新贵”。“新钱”们为了避免富不过三代，为了家族繁盛下去，就必须重视教育。同时，有了经济地位，人自然就会对政治权力产生觊觎，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良好的教育更是获取政治权力的前提。
古代没有义务教育，教育投资全靠自己。作为高技术产业的“新钱”，江西人自然要投资教育，因此江西书院众多，且养得起名师教育质量高，结果就是在科举上遥遥领先；而湖南人作为只能依靠土地的“老钱”，自然是比不过的。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机构应运而生，不断将公立教育体系重金培养和筛选出来的名师“挖走”，成为了名校名师与富裕家长之间的“皮条客”。
在市场的调节之下，公立教育的名师越来越少，校外培训机构的名师越来越多，一旦超越了临界值，就会进入到不可逆的周期。
届时，优秀的教师与城市的中产，将通过校外培训机构的勾兑，逐步形成一个知识与考试的垄断联盟。
一旦教育垄断联盟成立，义务教育的小镇青年们，就只能用28nm制程的教程，而校外培训的城市中产，内部流通的则是按照摩尔定律每年更新的7nm和5nm教程。
因此，普通家庭的孩子，哪怕跟华为一样拼，一样有才华，一样被“发达家庭”按在地上打，走向美国“垃圾公立精英私立”的教育之路。
顾子明，公众号：政事堂2019为什么一定要打击校外培训？
其次江西有交通之便。江西和广东之间开发出了一条大庾岭梅关通道，因此赣江是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最主要的通道。明清时期，江西商货航运空前兴盛，在清朝开埠之前，广州十三行作为中国对外的唯一窗口连接着世界贸易线，而江西就是这条贸易线在国内的延申。
换种方式理解，苏伊士运河挣不挣钱，马六甲海峡重不重要，他们在当今海运中什么地位，江西及赣江在古代内河航运中就什么地位。守着马六甲的新加坡能不富吗？而湖南，什么地利都没有。
湖南的变量在哪？
国际的大气候变了，同时内部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
如果相对封闭的状态一直保持下去，湖南是绝无希望独领风骚的，可是，时代变了。在那个年代，谁能开放最先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谁就会先富起来；谁最先接受到进步思想，谁就会先搭上历史的潮流。
上海虽是被迫开埠，但由于其直接联通长江内河航运和海运，开埠后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江西通道之利因此锐减，上海则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心。陶瓷技术外泄，同时西方发生工业革命，江西也不再享有产业之利。
而以曾国藩、胡林翼为代表的湖南地主阶级则抓住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机遇，用无数人命做代价将“湘军”带上历史舞台，用血酬让湘系官员大量进入权力中枢，自此中国政治格局因太平天国发生变动。
这种变动的一个蝴蝶效应体现在：当年清廷准备修建粤汉铁路（京广线前身），原本是打算过江西到广东，经湖南人谭嗣同力争才让粤汉线经湖南下广东，使湖南作为中南省份得享南北交通枢纽区位的优势，让湖南终有地利。
消灭太平天国还让湘军暴富，有钱的将领们成为“军功地主”，于是历史的进程让大量的湖南人发了一笔“横财”。湖南人有钱了，那么投资教育兴办学堂就成了顺其自然。江西呢？作为战场的江西，天平天国和湘军共同摧毁了江西的经济基础。
湘军也有一个令人玩味的蝴蝶效应：教员的父亲曾加入过湘军，湘军的经历不仅增长了他的见识，也积累了一些本钱，让他回到韶山冲后有启动资金购进土地。也正是因为不错的家庭条件，教员能自幼接受教育，而且家里有本钱让他在外折腾。
至此，因财富转移而有钱的湖南人，享有地利的湖南人，朝中有人的湖南人，他们投资教育，兴办学堂，让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接受最进步的思想，将经济和政治的优势转换成教育的优势，而教育的优势又成为下一代最核心的竞争力，于是湖南人开始了近代的开挂旅程。
三、初心
1840年以来，包括湖湘子弟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不论是饱读诗书的还是贩夫走卒，只要是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奋斗的，都值得铭记。
可如今有些人，有了钱，朝中有了人，吃了时代的红利，就想建立新的鸿沟，玩起垄断的把戏，企图利用教育的优势构建起阶级的优势，这是违背初心的，这是开历史的倒车。
先辈们将自己获得的教育优势贡献给了民族，有人却只想贡献给家族。眼里只有家族的蒋介石被赶到了台湾，眼里全是人民的他，站在天安门城楼，带领着民族走向了新时代。
从来不是说不能为己，只是要想清楚屁股坐在哪，力气使在哪，有能的人和人民站在一起，历史是不会亏待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