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7月21日中午，已有逾450万中国网民联署，呼吁世卫组织在下一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中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进行调查。这些民众、媒体自发的行动，实际是问出了国际社会长期无法得到回答的问题。
对于外界与德特里克堡相关的猜测，美方一些人始终讳莫如深。这种态度不令人意外，毕竟德特里克堡继承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魔鬼遗产，美国政府也一度试图掩盖这段黑历史。数十年来，德特里克堡更一次次因为其实验室违规、污染物泄漏丑闻登上新闻。
作为第一个通报新冠疫情的国家，中国已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进行溯源研究，并到访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内的各类生物实验室。而对于前科累累、新冠疫情出现前夕还发生泄漏事故的德特里克堡，外界有充分理由提出质疑，并呼吁世卫组织前往调查。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ID：guanchacn），原文首发于2021年7月21日，原标题为《美国德特里克堡，怎么就查不得？》，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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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交易
2021年6月4日，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点名了三份关于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报告，引发外界极大关注。这三份名为《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人体实验报告，封面赫然印着“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的清晰字样。
一个是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一个是有“美国政府最黑暗实验中心”之称的德特里克堡，它们是如何建立联系的？
德特里克堡曾是美国从事生物武器研究计划的中心，1943年，美国陆军生物战实验室（USBWL）开始在此运作。
二战结束后，731部队头号元凶石井四郎逃回日本，为了躲避审判，他甚至举办假葬礼诈死，但仍被美军找到。1946年1月开始，美军中校阿尔沃·汤普逊（Arvo Thompson）开始对包括石井在内的一众731部队重要成员进行审问，并在1946年5月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细菌武器的报告》（又称“汤普逊报告”）。报告中，石井四郎详述了731部队的规模、细菌武器研究、如何防御细菌战等内容。
1947年10月，美国又派出两名德特里克堡的专家埃德温·希尔（Edwin Hill）和约瑟夫·维克多（Joseph Victor）赶赴日本进行调查。希尔在分析完资料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出于对人体实验的顾虑，这些资料是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无法获得的……这些资料总共只花费了25万日圆（约为当时的700美元），跟实际研究的花费相比真是太便宜了。”
埃德温·希尔报告部分内容 截图自约翰·鲍威尔《日本的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行》
报告还称，“希望那些自愿提供这些（实验）信息的人不会为此陷入窘境，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防止这些信息落入他人之手。”
美国陆军部最终选择与石井等人达成协议，为取得珍贵的细菌战资料，拒绝了国际检察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代表的提讯和引渡石井的要求。
《华盛顿邮报》在1983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石井等人向美方交出的资料包括8000余张人体和动物组织切片样本，这些资料都被存放在德特里克堡。
《洛杉矶时报》在1988年12月援引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历史教授谢尔顿·哈里斯（Sheldon Harris）的话说，美国政府认为，日本人进行人体实验的数据可以提高美国对生物战的认知。
这些魔鬼的交易，一度是美国政府不愿让外界知道的。其曾在1947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否认外界对“美国掩盖日本731部队罪行”的指控，宣称其为“道听途说和谣言”“没有充足证据”“据称的受害者身份不明”。
《洛杉矶时报》1988年报道截图
不过，哈里斯通过联邦《信息自由法》（1967年颁布）获得的绝密文件中保留了这些交易的证据，《洛杉矶时报》指出，面对哈里斯的调查和询问，美国陆军承认了该交易的基本事实。
“事实是，我们做出了不起诉的共同决定……关键是要将信息保留在友好的渠道之中，这就是我们这么做的原因，避免让苏联人掌握这些信息。”时任德特里克堡陆军发言人诺曼·M·弗特（Norman M.Covert）说。
长期研究并揭露日美细菌战的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John W.Powell）在其1980年发表的《日本的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行》一文中写道:“显然，我们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战医生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我们还无法得知这些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项目，但我们的医生已证明这是‘无价的’……后来美国研发的生物战武器至少和日本已开发的武器相似。”
鲍威尔指出，用被污染的禽类羽毛投放病毒就是石井的想法之一，而这也成为后来美国生物武器库的基本配置。
1969年，随着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终止，美国陆军生物战实验室也随之关闭。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USAMRIID），其职责变为“进行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生物制剂医疗防御方面的研究。”
招牌换了，但罪恶并没有停止。
鲍威尔指出，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销毁生物毒素供应，但时任中央情报局（CIA）副局长托马斯·卡拉梅辛斯（Thomas N. Karamessines）在1975年8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披露，在销毁命令下达6年后，这些生物制剂仍然由德特里克堡方面保管。
与此同时，美国对他国的生物战也未停止。鲍威尔援引《华盛顿邮报》1977年的一则报道，指出中情局参与将猪瘟引入古巴。
论文截图
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2019年9月刊文，毫不讳言地称德特里克堡为“美国政府最黑暗实验的中心”，并指出德特里克堡在冷战时期，曾经是中央情报局（CIA）进行秘密化学实验及精神控制计划（MK-ULTRA）的基地，甚至还在制造毒药毒杀外国领导人的计划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鲍威尔1919年出生于上海，二战后接管了父亲担任主笔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因揭露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战等暴行、抨击美国政府，该报被西方多国实行禁运。1953年，鲍威尔夫妇返回美国后先是被指控“叛国罪”，其后又被控“煽动叛乱”，直至1961年才被撤销指控。
在《日本的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行》一文的最后，鲍威尔这样写道：“否认和免责声明掩盖了日本生物战暴行近50年，而30多年来，美国也一直在玩同样的游戏，掩盖日本的行为、掩盖自己的行为。我们还要多久才能了解美国发展和使用生物战的全部情况？”
41年过去了，这仍是我们想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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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战之外：实验室违规、泄漏不断
如今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USAMRIID），储存有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布鲁氏菌等数十种致命的“特定生物制剂与毒素”，也拥有美国军方唯一一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但数十年来，美军这个最重要的“生物防御技术研究机构”，却不断被曝出违规操作、实验室泄漏事故乃至科研人员卷入炭疽袭击。
1989年，德特里克堡曾险些发生埃博拉病毒泄漏和扩散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德特里克堡发生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马里兰州发行量最大的《巴尔的摩太阳报》2002年指出，当年报告丢失的病毒样本多达27组，其中一些后来在实验室被找到。
2001年，美国发生炭疽攻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另有17人被感染，嫌疑人爱德华兹·艾文斯（Bruce Edwards Ivins）曾在USAMRIID工作。2008年，艾文斯在被逮捕前服药自杀。2009年，USAMRIID曾被暂停研究接受调查，原因是其储存了数据库中没有列出的病原体。2010年3月，一位年轻的女生物学家被困在零下30度的冷冻室中超过40分钟……
“今日美国”2015年报道称，其获得的实验室事故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4年的20个月里，USAMRIID报告了至少37起防护服破裂事件，其中一些是防护服存在缺陷导致，另一些则是防护服使用年份过长。例如2013年的一份报告就显示，有使用9年的防护服“由于反复弯曲/折叠导致材料失效而开裂”。
德特里克堡再次走入大众视野是2019年夏天。当年7月，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突然停止了其研究工作。
据《纽约时报》2019年8月援引该机构的一份声明称，由于“没有完善的系统”净化来自其最高级别实验室的废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要求USAMRIID停止研究，其在“联邦特定生物制剂计划（Federal Select Agent Program）”中的注册同时被暂停。
报道指出，USAMRIID暂停的实验室研究中，涉及某些已被政府认定为“对公众、动植物健康或动植物产品构成严重威胁”的细菌。
据《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报道，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2019年6月对USAMRIID进行了检查，7月12日发出关注函，7月15日发出停止函。随后，USAMRIID停止了“联邦特定生物制剂计划”下与“特定病原与毒物”（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相关的研究 。
USAMRIID发言人范德·林登（Caree Vander Linden）表示，该机构的问题可以追溯到2018年5月，当时，暴雨淹没了其用来处理实验室废水的蒸汽灭菌设备，致使研究中断了数月，直至新的去污系统被开发出来。不过，在2019年6月的一次检查中，CDC检查人员发现新设备没有遵循一些实验室程序，且存在机械故障及泄漏问题。
确实，USAMRIID的问题远不止废水净化系统。
2019年11月，USAMRIID被允许有限恢复研究。《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当时获得的CDC调查报告显示，德堡生物实验室有六处违背了联邦政府关于处理特定制剂和毒素的条例。
在一起被列为“严重”级别的违规中，CDC指出，USAMRIID“未能确保生物安全和遏制程序的执行与特定试剂和毒素相关的风险相称”，有工作人员在清除生物危害废弃物时，故意撑开了高压灭菌器室的门，“这种违规行为增加了实验室内被污染的空气逸出、并被吸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与此同时，高压灭菌室中的员工并未佩戴呼吸防护装置。”
在对USAMRIID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后，CDC于2020年3月27日发出信函，恢复了USAMRIID在“特定生物制剂计划”中的注册，该机构的研究也得以全面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陆军网站2020年4月1日发布题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继续研究冠状病毒”的报道，指出虽然USAMRIID的一些项目由于“潜在的安全问题”而暂时中止，但由于新冠病毒并没有被列入“特定病原与毒物”，因此，USAMRIID的新冠病毒研究工作“从未受到影响”。
作为紧邻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军方高级别生物实验室，在管理方面竟如此漏洞百出，那么美国遍布全球各地的生物实验室又会是什么情况？是否同样存在泄漏隐患？外界有充分理由提出质疑，并呼吁世卫组织对包括德特里克堡在内的美国实验室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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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怎么就查不得？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首批新冠确诊患者信息，他们均有中国大陆旅行史或是其密切接触者，而美国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始于2020年1月中旬，当时联邦政府也只是建议对有中国旅行史或其接触者进行检测。直至2月26日，美国才通报首例社区传播（无旅行史）病例。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从中国赴美的人员身上。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早在美国各州通报首例确诊病例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出现在美国。
2020年12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美国感染病协会（IDSA）官方出版物《临床感染疾病》杂志（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发布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通过对美国红十字会血样追溯发现，在2019年12月13日至16日期间，美国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州至少39人的血液中已经出现新冠病毒抗体。
时隔7个月，同样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在美国多地采集的血液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显示早在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就已经在美国本土传播。
新冠病毒到底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美国新冠疫情在社区的传播是否早已开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指出，美国必须是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曾光今年2月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美国牵涉到的问题很多，不仅限于新冠病毒的溯源。
曾光指出，不论美国这次在新冠病毒问题上到底有没有搞什么特殊名堂，都应该有勇气做到公开和透明。美国应该承担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身陷霸权思维，在病毒溯源上一边遮掩自己、一边甩锅别人。
在新冠溯源问题上，中国一贯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合作，已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进行溯源研究，专家也到访了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内的各类生物实验室。反观美国，对于与德特里克堡相关的猜测，美国政府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回避。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出的“灵魂拷问”：“在溯源问题上，中国去得，美国为什么去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