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滴滴”被锤，恒大“凶险”，课外辅导行业的更是被监管牢牢按住关键部位……住、行、教育等领域一方面连接着供给侧的基础框架，另一方面也关系着社会消费需求的长远预期。
今天，“三座大山”重新被赋予了时代内涵，时代也开始了新的“削峰填谷”夯实基础的任务。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去年政策上的微妙转折。
去年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公告首次提出了“需求侧改革”的提法；但是，在12月18日，需求侧改革的权重的大幅降低，定调为“需求侧管理”。
“需求侧改革”的降调，使得突发火热起来的一系列的消费类领域（如电子烟、课外辅导等），又再次的冷却下来。
为何“需求侧改革”会如此突发的降下调来？当前的“需求侧管理”又是如何实践？对于我们而言，什么样的“需求侧改革”才是走在正确的方向？“新三座大山”跟“需求侧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针对上述问题，编辑部的小羊老师，整合了政事堂近期的相关文章以及编辑部会议“需求侧改革”相关的讨论内容，形成当前这一篇新的长文，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需求侧改革”方面当前的政策导向，协助读者把握好时代大潮下的新机遇。
此外，小羊老师也整合了明公去年12月以来发表的需求侧改革系列文章，形成长文——《什么是“需求侧改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开今天的次条），帮助读者理解“需求侧改革”的背景知识。不过，因为政策的转变，该篇长文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或有一些偏差。
是为政事堂编辑部长文计划的第三篇——“需求侧改革”篇。
去年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公告中首次出现了需求侧改革，引起市场热议，政事堂也接连写了系列文章聚焦于需求侧改革。但是到了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需求侧改革的权重被大幅降低，定调为需求侧管理。
这种政策的转变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一些领域（主要集中消费类领域，所谓新时代的“黄赌毒”），比如课外辅导，电子烟，泡泡玛特等，突发的火热而后又被神奇的力量激烈的打压。升如烟花一般绚烂夺目，落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短短的数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对需求侧改革出现了如此大的转变？
要了解政策转变原因，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告提出需求侧改革的历史背景。
需求侧提出和调整的历史背景：当时中央的判断是认为新冠疫情在未来会进一步的恶化，导致我国出口大幅萎缩，在出口这驾马车即将熄火的时候，投资、内需这两架马车要继续加码发力，一方面利用在政府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基建，新基建等项目）托底经济，另一方面要通过启动内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却是新一轮疫情在全球接连爆发，并且呈现疫情长期延续的情况。与我们以投资驱动经济发展不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选择以持续天量放水，进而刺激消费和需求的方式拉动经济，但却又面临着自身生产中断，工厂停工，最后只能大量从防疫最好的“世界工厂”—中国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我国下半年的出口激增。
所以当时选择改走供给侧为主要路线的关键因素是在于海外市场的需求激增，新的数据表明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海外会有一个巨大的出口需求。中央层面看到海外出口是要激增的，海外的需求极其旺盛，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自己先打出扩大内需这张牌（例如家电下乡），给未来预留一点空间。拜登取代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一个换届权力空档期，我们外部压力阶段性逐步减少，可以拼老命出口抢夺美元及其他外汇。所以政治局会议的需求侧改革被降调为中央经济会议的需求侧管理了，许多经济刺激政策都被按下暂缓键。
从去年年底开始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拼命提高我们的生产力，继续聚焦搞供给侧改革这条主线（类似于二战中的美国），我国旺盛的生产需求带动了对原材料的需求，国际资源国一定也会把大宗商品价格给炒起来的。
在西方和印度等国家生产陷入停滞的情况下，我们要抓住时间窗口，赶紧把海外市场抢过来，并抓紧完成产业链的升级。我们某种程度上是赶上了一次“二战”（西方各国抗击疫情，产能萎缩）的机会，大量的海外生产需求落到了中国（二战时候是美国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借此赚到大量的美元欧元英镑。
随着海外疫情好转，经济开始复苏，海外工厂复工，恢复生产能力后，海外需求减弱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我国之前加码的生产线一定会出现生产过剩情况，但生产过剩出现的时间点可能没那么早。主要原因是美联储不会那么快收水，，缓收水第一波影响到的是周边小国，因为他们是最容易也是最脆弱的，无力抵抗美元撤回所带来的资产价格下跌，而我们由于强大的外汇储备、疫情的成功防控、经济的持续好转，处于强势地位能够享受到美联储放水的红利和更好应对缓收水的冲击（毕竟家底比较厚）。
说完了为何中央经济会议会将需求侧改革降调后，我们再来看看今年以来的需求侧管理是如何进行实践的，举些例子。
今年以来的需求侧管理的两条线索就是：一方面以反垄断、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措施，通过降低民生必需品的价格带动广大民众的消费力，保住并提高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另一方面同时向富裕人群和中产阶级增加税收，并打破底层和中层之间的阶级流动壁垒，增加底层和中层之间的阶级流动，给予底层群众向上的希望和空间。用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话来说就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反垄断具体的实践就是：针对互联网巨头（阿里，腾讯，滴滴）进行反垄断和罚款，针对教培巨头（好未来，新东方）进行教育行业大刀阔斧的改革，针对在疫情期间财富迅速增加的新钱群体变着法子的收税。背后的目的都是新冠疫情及全球放水导致除少数省份外，大多数的地方财政都没钱了，群众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压力和社会矛盾激增，不稳定因素增多，政府需要让这些在疫情期间赚的盆满钵满的群体和巨头出出血，交多点钱，来替国家及财政补贴广大困难群众，以缓和“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新三座大山”带来的社会矛盾，提高群众的消费能力，维护社会稳定。
民生必需品控成本实践就是：自今年年初以来，猪肉价格持续“探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猪肉价格连月下行，尤其是4月份以来，猪肉价格月降幅超20%，6月份降幅高达36.5%，创今年以来猪肉价格最大跌幅，部分地区甚至跌至10元以内，曾经的“猪茅”，一路被打成了“呆子”。
为何猪肉价格持续下跌这里就不讨论了，那么猪肉价格什么时候会涨呢？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为猪肉价格的走势，其实和市场的关系已经不大了，更重要的是国家什么时候开始撤回对猪肉行业的补贴。
众所周知，“二师兄”在中国CPI中的权重是比较大的，对CPI指数的带动效应明显，而CPI也是最直观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和关注到的，毕竟和大家的菜篮子相关。新冠疫情以来，许多底层群众其实并没有享受到太多放水带来的收益，反而是承担了放水带来的物价上涨，生活压力增大。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了保障底层群众的基本生活，我们也会不惜代价，把主粮和以猪肉为代表的民生CPI给打下去。
除了要将CPI给打下来，政府按住猪价，迟迟不撤回对猪肉行业的补贴，这背后还有另一个逻辑。
有钱人的猪肉消费量远远低于普通民众（因为可以供有钱人选择食用的肉类品种实在是太多了），而每个人的日均猪肉摄入量又是有数的，国家通过猪肉的补贴，远比任何的撒钱，都更精准直达应获补贴的民众。
说白了，廉价猪肉类似于“和珅在灾粮里面掺沙子”的逻辑，确保救灾的银子能够真的分给到灾民。
所以，从控制CPI指数的逻辑，稳定广大群众基本消费品价格的逻辑，都决定了国家短期内不会撤回对猪肉补贴，只可能通过常平仓进行微操，但不会把猪肉价格拉回高位。
同样，别看国际粮价都一路飙升，国内主粮的消费价格依然会保持低位运行，背后的逻辑跟猪肉类似，中国的大农业承担着劫富济贫，遏制两极分化的重任。
甚至最近发改委对于电价的表态，被很多媒体解读为居民电价要涨价，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是一种“变相降价”。
跟猪肉和主粮的逻辑类似，普通人每天消费的电力，也是可以量化的，发改委要通过补贴的方式防止两极分化，补贴普通民众。
未来，普通居民的电价不会涨，但是发改委必然要加大阶梯电价的收费，让那些有钱人支付普通民众数倍的电价支出，由他们来承担普通民众的低电价成本。
讲完了猪肉和电价，再来简单展开一下为何国家要严厉打击教育培训机构的背后逻辑。
随着40年来的改革开放，知识分子成为了享受改革红利的群体，由于路径依赖，大量的富裕群体很愿意为“名师”支付高额的培训费用。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机构应运而生，不断将公立教育体系重金培养和筛选出来的名师“挖走”，成为了名校名师与富裕家长之间的“皮条客”。
在市场的调节之下，公立教育的名师越来越少，校外培训机构的名师越来越多，一旦超越了临界值，就会进入到不可逆的周期。
届时，优秀的教师与城市的中产，将通过校外培训机构的勾兑，逐步形成一个知识与考试的垄断联盟。
而垄断联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自发的排外性。那些曾经在改革开放中冲锋在前，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的群体，若是不定下反垄断的规矩，必然形成新的利益集团。
所以打击校外培训机构，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们减压。更是为了避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教育知识的垄断联盟，为每一代中国人都能够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平等的晋升机遇，不许三座大山妖雾重来，不忍先辈夙愿付与东流。
帮助最广大困难群众，让他们走出贫穷，过上好日子，实现共同富裕，都有美好的明天。是喊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那个伟人对人民的承诺，更是中国共产党不忘的使命与初心。
随着7-8月份欧美逐渐开始走出疫情，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工厂生产能力逐渐恢复，我国下半年海外出口也将会面临一定的压力。那么面向强劲的高端消费群体的消费升级和刺激需求侧的政策也一定会逐步跟上，去满足新一代富有“后浪”的消费需求。
一线城市先进行试点，通过消费升级带来的“涨价去库存”，以及把高档消费品以高价提升敞开销售，让富有的群体能够体面的花钱，心甘情愿的把钱消费出来，从而刺激消费，而不是通过激烈的手段引发市场的震荡。
与此同时，之前政府因为救灾而超额发出的货币也得以顺利回收，会极大的降低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冲击，也有利于其回归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最后，富裕群体的高额消费也实现了对广大群众的转移支付，也将极大地缓和社会之间的矛盾。
所以7月19号，商务部部长提出要率先在五城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建设，或许是“需求侧改革”重新提上日程的一个风向标，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