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的话

本文是明公在去年12月11日，“需求侧改革”概念刚刚在政治局会议得到提出时，撰写的一系列文章，由小羊老师编辑而成的合集长文。

但是，其后“需求侧改革”被降调为“需求侧管理”，使得这篇长文的内容和结论，在今天看来会稍有偏差。不过，本文依旧可以帮助读者，去理解需求侧改革的一些背景知识，从而更好地了解今天首条文章《新形势下的“需求侧改革”》的内容。

本文7630字，阅读约需25分钟，叙述逻辑如下：

1. “需求侧改革”的定义

2. 需求侧改革与内循环的关系

3. 中芯的内斗与消费侧的机遇

4. 消费侧改革释放的机会

5. 简单小结

文 | 顾子明

编辑 | 努力的小羊爱吃肉

“需求侧改革”的定义

每年12月政治局会议，都是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前奏，将提前释放出很多重要决策的信息，明年又是十四五计划的开局之年，这些决策也将深远的影响我们未来的五年。

而本月会议中公告最重要的，莫过于“需求侧改革”的首次出现。

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

2020年12月政治局会议

这个提法究竟有多重要呢，回溯一下五年前的政治局会议就知道了。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2015年12月政治局会议

正是在五年前的这场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体系后，供给侧改革也在随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首次提出并确认。

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关注经济的都很容易理解，五年前的这场决定性的会议之后，我们也迎来了十三五期间长达五年的供给侧改革之路。

在这场改革的过程中，曾经叱咤风云的乐视、万达、海航、安邦、华信、明天，一个个的黯然退出镁光灯的中心；从煤炭到钢铁，从航运到造船，从能源到地产，伴随着大量的小作坊退出市场，一个个超级巨头迅速的崛起。

只有深刻理解供给侧改革的人，才会明白需求侧改革会如何的惊天动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本月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需求侧的改革也将被正式提出，并很可能逐步成为我们未来五年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

这意味着我们过去五年很多通行之路，也将被改变运行的逻辑，如果不改变行为逻辑，五年前在供给侧产能过剩的小作坊和伪巨头们就是前车之鉴。

至于市面上那些将本轮需求侧改革理解成为刺激消费或者放水的金融专家，大概都是中学政治没学好的。

改革解决的是上层建筑，是要搬开挡住的石头，是要通过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放水或者刺激消费的功能，国常会基本就解决了，用不着政治局和全体中央委员来决策。

研究改革，必然要回归上层建筑的范畴。

毕竟，面对疫情，全球其他国家都是消费驱动，而只有我们是投资驱动，导致虽然我们今年是全球唯一一个GDP增速为的国家，但是居民消费CPI却是负数。

继续投资只会扩大贫富差距，接下来的改革，就必须是消费体系的改革，瞎放水反而只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在政事堂看来，虽然供给侧改革与消费侧改革有一些的不同，但是两者却有一对共同的内核，那就是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降成本”和“补短板”。

因为无论是供给侧还是消费侧，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降低生产和运行的成本，也就是物理上说的人为“降熵”。

粗略的从结果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是去掉挡路的落后产能，并通过规模化产业化来降低成本。

在十三五的期间内，我们将一百多家央企整合为五十家以内，默许科技巨头们通过垄断迅速做大做强，让他们通过投资重组的方式，短期内拥有世界级的竞争力。

反之，需求侧改革的方式，可以预见的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已经处于垄断地位的央企和民企开启激烈的消费竞争，一边降低价格，一边刺激消费。防止垄断级的企业赚取垄断级的利润，实现让利于民。

就拿上一轮供给侧改革中烧钱烧的最狠的滴滴举个例子。

十三五期间默许滴滴通过巨额补贴和并购快滴等竞争对手，迅速建立其垄断级的汽车出行市场，创造性的供给端改革提升了效率。但是十四五期间将坚决扼杀滴滴利用其垄断市场进行大数据杀熟和提价，在监管上对美团等其他巨头进行反垄断审查，利用市场迫使互联网企业压缩利润让利民众。

同理，最近各巨头疯狂布局的社区团购就有点生不逢时。

本来应该在十三五期间砸钱砸出来的东西，放在十四五期间就会显得很尴尬，监管不会禁止巨头们去搞，但是别想巨额补贴砸下去之后还可以再提价，也别指望能够形成滴滴式的垄断，甚至未来出现任何负面的问题都会无限追责。

同样，前段时间裂开的蛋壳长租公寓，这种会推动房租不断上涨的垄断级巨头，自然也是需求侧改革的对象，包括自如也是，即使没有疫情的冲击，未来也会成为被改革的对象。

从本质上来说，十三五的供给侧和十四五的需求侧改革，都是要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只不过十三五期间针对的是落后产能，十四五针对的是垄断平台。

就像五年前的万达恒大回归A股受阻，乐视暴风重组被否，五年后原本提前抢跑的蚂蚁也在临门一脚时步了前辈们的后尘。

这背后，都是监管在驱动着巨头们去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补短板。

所以呢，如果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确认开启需求侧改革，那么我们的产业和资本市场都将面临巨大的洗牌。

就像今天阿里腾讯顺丰因违反《反垄断法》，一起吃了顶格处罚，接下来正在谈判的阿里腾讯对爱奇艺的收购，斗鱼和虎牙的合并也必然会困难重重。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仿佛当年的3Q大战，国内一大批的垄断行业的大小巨头们短期都将受到重创，其垄断性收益带来的溢价和故事也将面临质疑，但是长远来看，开放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却会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机会。

未来五年，监管会推动各个领域开启激烈的市场化竞争，以降低传统市场的消费价格，解决底层民众的消费乏力，并迫使无利可图的巨头们不得不迈向创新的领域，打通阻碍，敞开护城河，允许新生力量在他们的基础上生根发芽。

所以，接下来互联网和投资市场的未来，不会是中老年人的菜市场，也不会是“韭浪”们的智商税，而是去满足新一代富有“后浪”的消费需求。

不出意外，新一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也将在明年开启。

需求侧改革与内循环

开启今天的文章之前，先回顾一道高中的历史题。

“美国二战后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外清偿力不足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而该政策正是要通过增强西欧的出口能力使之获得美元从而增加从美国进口商品的能力。”为此，美国实施（或建立）了______?

答案，是马歇尔计划。

在今年的全球疫情冲击之下，率先走出来的我国，占全球市场出口份额预估将在16%左右（数据来源于李迅雷）。

这么高的份额，仅有二战期间隔岸观火的美国曾经达到过。

这背后，是在这疫情的冰火两重天之下，中国和西方的刺激政策也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路线，欧美敞开印钞机疯狂的印制货币，中国敞开产能疯狂的生产物资。

一个救灾的重点在于消费侧，一个救灾的重点在于供给侧。

欧美在发钱的时候走向了绝对的平等，劳动效率低的也能够获得与劳动效率高的人同样的收入（正是特朗普吐槽的）。而我们在发钱的时候走向了相对的公平，劳动效率越高的群体获得的收益更高。

我们的决策导致的结果，就是南北方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资本家和打工人的差距被迅速的拉大。而令我们直观感受到的是一线城市千万级别的房产的疯狂抢购和中国奢侈品行业的消费激增，各大品牌门口排起了长队。

甚至连最懂中国的苹果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低端的IPhone12和mini迅速跌破发行价，但是高端的Pro和Max却长期供不应求。

在疫情期间发力供给侧并没有问题。

就像资本主义大撕逼的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开足了马力生产，紧紧的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让一部分美国人率先实现了美国梦。

但问题是，随着疫苗将在明年大规模的量产，度过疫情冲击的欧美必然会收紧其消费侧的刺激，重新开启供给侧的扩张和投资。

届时，中国今年强劲的出口必然就会像上半年的口罩那样，出现产能的过剩，如果找不到新的市场，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停工停产。

因此我们必须要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避免过剩的产能引发结构性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要像二战之后的美国那样，通过“马歇尔计划”维持产能的平稳过渡，避免需求的断崖式下跌。

只不过，随着欧美经济刺激计划的减弱，海外市场的增量必然停滞，我们更多只能把视野转向国内，优先完成内循环。

而经历过08年无序扩张的我们，也必然会吸取上一次的教训，伴随着内循环的启动，先是用三道红线限制死了地产巨头们的扩张，后用反垄断限制死了互联网巨头们的并购，让鸟儿们在笼子里面扑腾。

毕竟，对消费扼杀能力最强的，第一是掏空六个钱包的高房价，第二就是寅吃卯粮的消费信贷。

目前在疫情冲击之下，六亿低收入人口目前可谓是雪上加霜，他们的购买力出现了大幅的缩水，估计明年我们的低端消费总额的增速大概率还要继续下滑。

底层消费的崩溃不仅会严重的冲击产业链的问题，更会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所以从政治局的层面，就必须要进行调整。

而既要把生产的物资更多的卖出去，又要让买单的底层民众感受到幸福，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大量采购”。

就像前段时间政府直接出面，把上万块钱的心脏支架直接打到了几百块钱，结果就是让有限的医保能否给更多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也让心脏支架的供应链通过大批量的生产降低成本，更具备市场的竞争力。

这过程中，只是苦了那些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成本，辛辛苦苦晋升成为垄断级的心脑血管领域的专家和中间商，他们就跟互联网巨头一样，刚完成了垄断级的收益，被市场化改革和消费侧改革给反垄断了。

同样，还有正在上海搞鬼斧神工的特斯拉，上海市政府跟马斯克签订的条约就是逼着他要不断的把昂贵的新能源车打成白菜价，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新能源车，并通过带量采购压缩产业链的成本。

成本有了，销量有了，新的市场和新的玩家自然也就有了。

就像这几天的新闻，就在特斯拉的隔壁，上汽拉着阿里和宁德时代也搞起了新能源汽车。跟特斯拉都是同样的供应链，都是同样的成本，按照我们的鬼斧神工速度，估计明年就能看到在道上跑了。

如果说十三五的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标志是涨价去库存，那么十四五的消费侧改革的显著标志就是降价去库存，以反垄断、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措施，通过降低价格带动广大民众的消费力。

所以单纯模仿08年大水漫灌式的家电和汽车下乡可以告别了。

我们未来刺激的时间点会选择欧美经济刺激的终结，完成接力赛，而方式大概率也是跟医药的带量采购类似，狠狠的杀一波价，让更多的困难群众买得起，也让我们的供应链拥有世界最低的生产成本。

到了那个时候，一个个在消费端带量搏杀出来的国内大小巨头们，凭借着国内供应链的优势，也将拥有无可匹敌的市场竞争力。

而完成这一波内循环的祖国，也将开启新一波的外循环，启动对海外援建的新时代马歇尔计划，届时，市场化搏杀出来的巨头们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历史的有趣之处，就是告诉我们，过河的时候可以假装摸石头，但别忘了摸一把先过河的白头鹰。

中芯的内斗与消费侧的机遇

今天的文章，为连载的消费侧改革做一个收尾，也聊一下未来五年消费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机会。

就像昨天文章说的，随着消费侧改革的启动，未来很多传统行业都将逐步面临降价去库存，以价换量求生存空间的局面。

成本控制，将成为诸多企业搏杀和行业竞争力博弈的重点。

譬如今天引发中芯暴跌的“内斗”，表面上是CEO梁孟松与蒋尚义副董事长的个人恩怨，内核深处则是梁孟松代表的先进制程和蒋尚义代表的迭代封装之争。

或者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技工贸”和“贸工技”之争。

对于一家民企来说，咱们外人没啥可指责的，随着拜登的上台，以价换量必然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

而随着市场供应的迅速扩大，未来国内的芯片市场也会出现白菜价的竞争。

在国家赢得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很多腰部以下不具备“带量采购”的企业，也将被清退出局，而中芯的换帅也不过是做出了对自己最优的解。

回过头再说消费侧的改革，这是有两条主线的。

一条是昨天文章中，针对底层消费乏力搞的竞争性带量采购，另一条则是针对顶层消费力强劲搞的消费升级。

背后，是今年很多沿海城市的朋友们都实现了财富的高速增长，但是激增的财富并不能推动整个消费市场的扩张。

一个人的月收入从三千涨到六千，几乎可以使得居民消费翻番，但是月收入从三十亿涨到六十亿，消费却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毕竟，哪怕是每天定个小目标，赚他一个亿的王健林，也吃不了鲁豫两份的饭量。

因此，先富起来的这批人握着大量的现金，无法刺激消费，只能转向投资领域，带动一线房产、资本市场以及避险货币等各类流动性较好的资产轮番上涨，又再次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人民内部矛盾尖锐化。

而这就是现在要进行消费侧改革的原因所在。

带量采购要解决的是底层群众的幸福感和产业链的竞争力，这都是激烈的存量博弈，想要跳出这个困境，就需要有巨大的增量注入，让底层群众能够合理合法的挣到有钱人的钱，让企业有赚取利润的新航道。

而中国一线城市拥有的庞大的富裕中产群体，他们傲视全球般鼓鼓囊囊的钱包，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使得我们接下来将迎来迅猛的消费升级机会。

考虑到大量的机会即将涌现，这也是对互联网巨头们的反垄断的重要原因之一，避免占尽优势的他们把这一波出现的机会一网打尽。

毕竟，对于手握大数据的马儿们来说，没有人比他们更懂消费。

那么消费侧改革的机会在哪里呢？

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烧钱补贴的模式是很难走通的，假如还坚持继续走底层的消费路线，就要做好准备，要么遭遇市场的蹂躏，要么遭遇监管的制裁。

而正确的方向，是考虑到先富起来的这波人是少数群体，是对价格非常不敏感的群体，那么消费升级的方向，就一定是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些高溢价的领域。

换句话说，就是具有较高门槛且合法的“黄赌毒”。

政事堂研究问题喜欢回溯历史，而回顾90年代的那一波相似的改革，互联网巨头们的崛起，就是靠着赚取少数因为改革先富起来的群体的钱，甚至路线也都是不那么干净。

譬如在90年代那个能上网一小时要花普通打工人一天工资的年代，无论是在电脑对面装妹子聊天，还是在中关村卖光盘，亦或者充斥着色情图片和赌博网站的搜索，巨头们的起步都是“另辟蹊径”。

尤其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的周鸿祎，赚钱靠的就是尺度最大，强制在浏览地址植入黄赌毒的地址列表。

如今的时代变了，司法不断的健全，消费也实现了大幅的升级，但是多巴胺和内啡肽的逻辑却没有变。

举个例子，医美整形对于男性来说是“黄”，对于女性来说是“赌”，而不断的微整优化自己就是“毒”。甚至最近热议的那些“上海名媛”“宁波模特”们的消费，本质上也是围绕着这些。

而未来五年的消费升级机会，则会主要集中在新基建的基础之上去调节多巴胺。譬如对于先进虚拟设备的黄，对优质教育投入的赌，对于高端健康服务的毒，这些都将是极其庞大的商业市场，先富起来的群体会愿意在这些领域支付高昂的价格。

尤其在未来的数年当中，新一代的王健林会不吝于给新一代的王思聪们身上投钱买经验，新一代的王思聪又会紧紧的抓住时代的潮流，搞起新一波的多巴胺浪潮，这就是消费侧的机会所在。

而今天的文章，也算是为明年即将开启的创业浪潮，尽一点微薄的力量。

消费侧改革释放的机会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

1961年1月1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发表了著名讲话《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

这场讲话很通俗易懂，基本就两点。

一个是针对于底层民众所需要的粮食等最基础的物资，要进行“带量采购”，把价格大幅降下来，让底层民众能够幸福的吃得饱饭。

一个是针对富裕群体所需要的高档消费品，要进行“涨价去库存”，通过把高档消费品以高价提升敞开销售，让富有的群体能够体面的花得出钱。

熟悉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对于2020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中提出的消费侧改革，前天的文章讲的是前者，昨天的文章讲的是后者。

只不过前者是适用于少数的企业级，而且是存量的激烈搏杀，只有后者带来的是增量和相应的财富。

前者讲得很多了，但是从后台留言以及群友反馈来看，对于跟大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后者，似乎很多人还是不明白，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因此，再补充一篇文章，最后为这个系列收个尾。

对于后者，当年陈云同志的思路很简单，就是模拟市场的手段，投放大量价格高的离谱的产品来回收货币。

譬如，把高档糖果的价格提升四五倍。

推出高价糖果后，他还亲自到百货大楼看销售情况，在家里，他每天打电话问姚同志，今天卖出多少糖果呀？收回了多少货币？

在涨价促销费的大战略之下，由于价格的迅速提升，迅速扭转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不平衡，同时，富人的满足感迅速填补了其多巴胺的需求，最后，他们的高额消费实现了对穷人的转移支付。

而对于政府来说，之前因为救灾而超额发出的货币，此次仅以以五分之一的成本进行了回收，极大的降低了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冲击，也有利于其回归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就像陈云同志在1990年回顾时说的：“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须流通量只要70亿元，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而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如今我们对疫情期间释放大量货币回收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有钱的人心甘情愿的把钱消费出来，而不是通过激烈的手段引发市场的震荡。

尤其是盲目回收货币往往最受伤的还是底层群众。

所以，考虑到在当年“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灵活性主张之下。尼龙袜（黄）、自行车（赌）、糖果烟酒（毒）等一系列时髦商品的销售迅速占据了整个社会流动性的一半。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我们也出现对巨大的高端市场消费预期。

让有钱人心甘情愿的去缴纳各类智商税，把钱消费给穷人，解决超发的货币。

在政策的延续性方面，我们是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未来五年市场最好的机会，就是赚取新贵阶层身上的钱，他们玩的很多东西和领域，都会如这一波的比特币和泡泡玛特（赌）那样涨得不讲道理。

从政府的层面，参考到必须加速推进转移支付，今年被搁置的房产税，也会在需求侧改革启动后重新回到日程。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具体到领域，除了新式教育健康等门槛较高的领域之外，参考历史，需求侧的机会主要来源于新时代的尼龙袜、自行车以及糖果烟酒……..（手办、教育、医美）

简单小结

需求侧的改革，重点指的是消费体系的改革。

导火索：

1. 特朗普为首的保守势力下台，民主党上台。

2. 蚂蚁上市被暂停，历史的车轮又重新回到了去杠杆和卫国战争的主线上。

3. 欧美经济刺激计划的减弱，海外市场的增量必然停滞，我们更多只能把视野转向国内，优先完成内循环。

共和党执政期间会支持垄断，互联网巨头们的创新开始停滞，转而疯狂扩张的搭建平台获取利润。反之，每逢民主党上台，美国的科技与互联网都会取得高速的迭代式发展，而每次发展的背后，都是通过遏制超级巨头的垄断，通过市场的竞争给予新鲜力量发展的空间。

未来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拜登即将在明年入主白宫，司法部也将由民主党人士出任，针对互联网寡头的垄断调查只会进一步加码，而美国的新兴互联网巨头们更是会出现蓬勃的发展。

特朗普时代共和党高举着意识形态大旗，对我们科技巨头们的打击已经成为了过去式，未来我们将面对高举着政治正确大旗的民主党，主导的门户开放以及激烈的市场化竞争。

所以，摸着白头鹰过河的我们，也必然要与之相对应的提前准备。

我们也适时的推出了需求侧改革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并在政治局会议当中强调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两头发力，降低垄断企业通过以往方式躺着赚钱的利润，利润降低倒逼企业进行科技的投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人民日报评论部也发表了评论，要求互联网的巨头们“累积的数据和算法，除了流量变现，还有另一种打开方式，即促进科技创新。”

中国互联网企业巨头们想要这场竞争中活下去，就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