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日前口出狂言，称“如果中国（大陆）侵占台湾，（日本政府）将认定这是‘存亡危机事态’”，有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这样一来，“日美必须一同保卫台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此表示，“这种言论极其错误并且危险，严重违反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
日本官员的这个操作，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库叔意识到，是时候带大家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再探夷洲和琉球的范围问题了。
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夷洲是一个泛指，既包括台湾，也包括琉球群岛。但20世纪初以来，夷洲成了对台湾的专指，而琉球群岛则被排除在外。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日本文化侵略和歪曲的结果。
夷洲的范围问题实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其中包含了日本歪曲历史、文化侵略的政治目的。
文 | 冯钺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
编辑 | 王乙雯 瞭望智库
本文2014年首刊于《探索》杂志，作者授权瞭望智库编辑刊发，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目前国内的教材、白皮书等都采纳了夷洲、流求是指台湾的观点，因为《三国志》、《临海水土志》等典籍里都曾明确记载，三国时代吴国孙权于公元230年派将军卫温等率万余人船队出海到达夷洲。这里所载的夷洲经“有些人考证”，便是今天的台湾。我们也多使用了这一所谓考证的结论，以此作为中国人民开发台湾的最早例证。
是谁考证出那时的夷洲专指台湾？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观点竟来自于一向鼓动“台独”的日本学者。再看这些观点出现的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最疯狂的时期。
长期以来，我们在引用这些观点时，往往很少思考：这些观点是如何出现的？这些被我们广泛引用的所谓学术观点的背后到底有哪些证据在“支撑”？现在看来，日本学者抛出这个观点有深刻的政治战略考虑在里面，正符合了其“欲先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经常性蓄意歪曲历史的一贯做法。
日本于1870年代侵占琉球群岛，强迫琉球中断与清朝的朝贡关系，开始大量摧毁琉球自古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资料和各种凭据；1895年又强占台湾，在军事占领的同时，大肆进行文化侵略和殖民。
这一时期，日本向琉球、台湾派遣了相当多的学者、文化人员，一方面搜集掌握当地人文、环境、地理、气候、风俗等资料，为加强殖民统治做准备；另一方面为割裂、歪曲中国古代与两地的关系，为日本霸占两地编造历史和文化“依据”。尤其是后来所谓“台独”理论关于国家、民族、有效统治的定义、范围、认同等依据问题与日本的文化侵略有不少关系。
在这些日本文化人员、学者中，比较有名的是伊能嘉矩，他于1895年11月以陆军部人员身份赴台，从事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进行实地考察，编写了《台湾文化志》。他在该书中引用了三国时代吴国所著的《临海水土志》及后来的《隋书》，“认定”夷洲只是指台湾。这一结论影响广泛。
由此，夷洲的范围问题实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其中包含了日本歪曲历史、文化侵略的政治目的。我们过去较少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日本的这一层用意。
1
实际位置被扭曲
关于夷洲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过多次，这一称呼主要在隋朝以前使用，从隋朝开始，随着中国人对海洋了解的大量增多，开始使用流虬、流求、琉球等同音词来具体称呼已知的确切岛屿，这里的流求、琉球、流虬等同音词便是指今天的琉球群岛，而夷洲这类泛指的词汇在隋朝以后则较少使用。
夷洲到底是何义，是指哪里？
首先我们需对中国古代夷字的内容有所认识。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族群有不同的称呼，东方称东夷，北方为北狄，西方是西戎，南方谓南蛮。后来在一些具体称呼上虽有所变化，但总的框架大致没变。自商朝时起，占据中原的商王室对陆地上东方的族群一般称作东夷，那个时候的东夷指居住在今天淮海至黄海、东海边一带的群体，有淮夷、山夷之说。其后随着朝代更迭，族群不断交融，领域范围不断扩大，对“夷”的称呼逐渐扩展和转移到了海上，出现岛夷之说。
“洲”的意思历来很明确，指水中小岛。“夷洲”就成了对海上远处岛屿的称呼。早期的夷洲是一个泛指，包括琉球与台湾都可以叫做夷洲。
日本学者在引用三国时代吴国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时，“论证”这里所记载的夷洲是今天的台湾岛，他们极力强调典籍中的气候、风俗因素，把这两个因素作为论证夷洲是台湾的主要依据。实际在地理学中，若要比较准确地判断一处地方的位置，通常使用的是方向和距离因素，但这两点反而被一向以精细研究见长的日本学者有意忽略了。
气候、风俗说到底能不能成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依据？显然不能。
气候、风俗有很大的泛指性。三国时期吴国所编著的《临海水土志》成书于近一千八百年前，该志对夷洲是这样记载的：
夷州在“临海郡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障。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
《临海水土志》从方向、距离、气候、风俗、地貌上对夷洲的记载非常准确、生动，按理说有了这样详细的记载，夷洲是指哪里不应有很大争议，而且在20世纪之前，也确实较少有关于这方面的争议。争议的出现恰恰是在日本学者进行了考证之后。日本学者在引用《临海水土志》的这些记录时，对其中的气候、风俗进行了牵强的解释。
例如，关于夷洲气候是这样解释的：
“关于气候，如以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之记事为真，则与其将夷洲拟当日本之九州近边，勿宁做为台湾，方合实际”。[1]
从这个分析来看，日本学者也是用了“与其，勿宁”这样的含糊语气来“证明”那里的气候是台湾。“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这样的气候明显具有亚热带和热带气候的特点，不仅中国台湾，包括琉球群岛、菲律宾、日本九州等西太平洋沿岸的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气候，太平洋东岸的美洲沿岸也有不少地方是类似的气候。何以在日本学者那里偏成了专指台湾？为何不是指九州近边？若只按气候分析，中国船只也可能到的是九州。
再如日本学者又分析，“关于地形地味物产。四面是山，土地饶沃，五谷亦生，又生产大竹，事与台湾适合。关于风俗。或髡发穿耳，造鹿角之矛以为战斗用，或磨青石造矢镞，或集人头骨为饰……。正似后来台湾生番之风俗。”
这样的解释就更难证明这些风俗、物产是台湾所专有的了，因为“髡发穿耳，造鹿角之矛以为战斗用，或磨青石造矢镞，或集人头骨为饰”，是人类历史上部落、氏族社会时期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当时的琉球、菲律宾群岛、日本九州、美洲以及非洲许多地区都有可能出现，类似的风俗描述广泛见于美洲、亚洲、非洲的早期人类历史研究中，但在日本学者眼里却成了对台湾风俗的专指。
日本学者对《临海水土志》所载地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更牵强了，因为这里记载的当地“四面是山，土地饶沃”并不符合台湾的地型特点。众所周知，台湾岛的地形以山地居多，平原较少，但并不是“四面是山”，而是中间高，四周低，平原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台湾岛这种中间高，四周低的地形与《临海水土志》“四面是山”的历史记载刚好相反，但却符合琉球群岛中部主要岛屿的地形特点。
表面上看，若认定夷洲不专指台湾，而包括了更远的琉球群岛，似乎缺少了对台湾自古属中国的支持论据，实则不然。
琉球群岛与大陆之间的距离远远大于台湾到大陆的距离，对中国古人来说，那时的船队到达更远、更小的琉球群岛尚不是难事。尚且能够与琉球群岛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何论近在咫尺、更大、更易于发现的台湾岛？
日本人正是要通过对夷洲、流求实际位置的歪曲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中国在明代以前的航海技术是很差的，不能到达较远的地方，如果连近在咫尺的台湾长期都发现和到达不了，怎么可能与更远的琉球群岛保持联系？欧洲不少学者受日本观点的影响，普遍认为中国古代航海技术远逊于欧洲和日本。现在看来，日本人的这一做法基本是成功的。
2
篡改、歪曲历史已成习惯
除了随意否定琉球与中国的久远关系外，本来治学严谨的日本学者还经常随口就否定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久远关系。例如：
“（郑氏时）又据《诸罗县志》杂记志外记载有：目加溜湾开井，得瓦瓶，识者云：是唐宋以前古窑。……所谓系唐宋以前之古窑一节，原不过为前人之臆测”。
对明末清初台湾出土的唐宋以前时期的文物遗址，日本学者简单地以这不过是当时人的臆测。从该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发现古窑以后，并不是随便找人就判定这是唐宋以前的产物，而是由比较有经验的“识者”来判断。
“识者”几经甄别才鉴定出此物属唐宋以前，而几百年后，一个连这些文物见都没见过的日本人，则随口认为那不过是当时人的臆测。
【注：日本学者也有可能见过这些遗迹、遗址，但为了切断中国古代与台湾的联系证据，存在曲解、隐藏以至毁坏这些古代证据的可能。】
到底是谁在臆测？臆测之目的何在？
若在台湾岛上发现了唐宋以前建筑的古窑，则说明唐宋以前中国人在台湾岛上的生活和聚集规模就已经达到了比较可观的程度，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组织。岛上的人群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活、生产用品，而这些窑就是最好的证据之一。这一证据足以说明早在唐宋以前，中国人早已在台湾岛上居住，大陆与台湾之间本来就是一体，不必刻意强调发现与被发现的关系。
我们还需注意的是，即使是根据西方的历史惯例，在18世纪之前，只要“发现”无明确主权归属的土地，即可视为一国之领土，更何况有大量的人员在其上居住？
只有否定这些真证据，日本才能为割裂和缩短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历史炮制“新证据”。
随意否定的例子又如，“然而上述隋代之流求、宋代之流求、元代之瑠球或琉球，虽系同一番语之译音，但如其字形不一，其区域变迁亦至为漠然，不过把捉其大概而已……换言之，元代以前所载流求之历史，可谓与现在琉球完全无关”。
中国古代与琉球之间久远的关系，被日本学者以简单的“不过是音译、字形不一，不过是大概而已”的话进行否定，把中国与琉球之间的历史缩短到元代以后。然而，中国古代同音字、通假字大量使用，许多同音不同形的字词在古代中文里表示的都是同一个意思，这些熟读中国史书的日本学者，怎会不知这个常识？
再如，“坪井文学博士……云：……但应永叶迄永享初年间（即永乐、宣德间），琉球绝无明朝招谕使或追讨使来航”，这又是一个蓄意断绝中国与琉球关系的荒谬臆测，而全然不顾早在永乐、宣德之前的明太祖朱元璋于1372年就派人招抚过琉球了。
鉴于一些日本学者的此种做法，结合1980年代以来日本公然篡改历史，修改教科书的行径，人们不难发现，篡改历史、歪曲历史已成为日本一些人士的习惯。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在篡改历史方面培养了不少熟悉这一手段和做法的“台独”知识分子。近二十年多年来，“台独”学者大量占据教育、文化、媒体领域，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的手段与日本人如出一辙。
如果我们采取科学的方式，从地理学上常用的方向、距离因素上分析一下夷洲、琉球的情况，会发现原来广为流传的日本学者的理论依据存在很多故意为之的谬误。
3
方向和距离确定夷洲所在
我国各地自古以来大都有修方志的传统，方志并非演义、更非传说，之所以称为“志”，意义就在于它所记录的事实是准确的。
《临海水土志》的作者沈莹撰写这一方志的资料来源至少有两个：
首先，可能是临海当地人的描述。包括临海在内的中国东南地区很早以前就是航海业发达的地方，在卫温率大规模船队到达“夷洲”之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很可能已经与琉球群岛有来往了。沈莹会从当地去过夷洲的人那里获得比较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对方向、距离等相关因素的描述是可靠的。
其次是来自卫温船队的记录。吴国的卫温率万余人大型船队于230年刚去过夷洲，《临海水土志》成书于268-280年间，沈莹与卫温时代相距很近，几乎可以算做同时期人，他也极有可能从卫温船队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资料。万余人的大型船队出海航行并非儿戏，如果对方向、风向、风速、海流等情况掌握不好，哪怕只是稍有闪失和误差，都会葬送整个船队，因此出海前和航行中都会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当时对航行的里程、时间、方向的记录是准确可信的。
由此，根据《临海水土志》关于方向的记载，我们来分析一下临海与夷洲的位置关系。
该志记载“夷州在临海郡东南”，首先须明确三国时期临海郡的具体位置。三国时期的临海郡位于今浙江台州、温州一带（如下图）。今天还有临海县，在台州境内。
台湾位于临海郡的正南方向，琉球群岛位于临海郡的东南方向。临海郡沿海的数个港口位于东经121度左右和北纬28度左右；台湾北端的基隆位于东经121度，北纬25。如果由临海郡出海去台湾的话，从该郡任何一处港口，都只需向正南航行即可到达台湾，根本不存在向东南行驶的问题。由图可见，若由临海郡最北部的地方向台湾行驶，还需稍向西南，何来东南？
在航海问题上，正南和东南是两个相差很大的方向。从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广泛使用指南针进行方向辨别和航海的角度来看，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大的方向误差。再者，前文已述《临海水土志》的成书与卫温赴夷洲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它的准确程度是相当高的，更不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方向误差。
距离也是关键因素。
从距离上看，《临海水土志》明确记载夷洲距离临海郡（并非距长江口）2000余里。这个2000余里的概念是三国时代的“里”，与现代标准有些差别。三国时代基本仍行汉制，《汉书﹒食货志》里记载，一里为三百步，合1800尺。后世出土的汉建武铜尺表明，当时的1尺=0.231米，以此换算过来，三国时代的一里（1800尺）约等于现在的415米。
由临海郡中部的港口到台湾北部港口海上最近距离约163海里，约合305公里。今天的305公里换算到三国时代合700余里。即使不算最短距离，从临海郡偏北的地方起算，到台湾也只有350公里，至多合三国时代800余里。再加上海上航行受洋流、风向等因素影响，实际航程稍多于理论航程，两地之间的实际航程距离最多也不会超过1000余里（约合现在的415公里）。如果非要说成是2000余里（约合现在的830公里），这样的误差未免太高，完全不符合古代航海的实际情况。
因此，《临海水土志》里所指的距该郡2000余里（约合现在的830公里）的夷洲，则另有所指。如果以2000余里（约合现在的830公里）计算，恰好大致是临海郡到琉球群岛中部的距离。
但日本学者是怎样解释距离问题的？他们再次使用了臆测的手段：
“关于方向及距离。临海之东南为指称今之浙江省台州方面，故以方向言之，正是台湾。但所云二千里，虽甚失之于过远，而见后世中国地图，今之福州地方与台湾之距离，有载为一千三百里者；则水土志之里数二千里不过言其大略，故不妨当作今之台湾。”
原来是“不妨当作今之台湾”，又一个语气含糊的臆测。显然，日本学者在这里也意识到吴国时的临海郡与台湾的距离不过约300—350公里，合三国时代的700—800余里，硬要扩大为2000余里实是难以自圆其说，便以“后世中国地图，今之福州地方与台湾之距离，有载为一千三百里者；则水土志之里数二千里不过言其大略”来为自己的臆测开脱。
但这个后世中国地图究竟是何物？在何处所载？何时出现的？都没有说明。
由上，台湾无论从方向和距离来说都与《临海水土志》的记载相差很大。
日本学者一向以严谨、精密的治学风格见长，其对学术要求的严格有时都令我们汗颜，但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会出此明显的纰漏？可能是故意而为之，为19世纪末就开始的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篡改历史打基础。
4
航海时间、速度与常识
隋朝时期，便很少再用夷洲一词，这是因为中国人对海洋了解的不断扩大，对海上地理位置的认识越来越清晰。《隋书》中已经开始有了关于流求的明确记载：流求“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这里所指的“流求”，即是前文的夷洲，亦是今天的琉球群岛。
“当建安郡东”和“水行五日”是分析流求位置的关键。隋朝时的建安郡大致范围在福建中部偏北，历代区划虽有变动，但幅度不大，建安郡当时的治所为福州。从建安郡在隋朝的治所福州向东，【注：按中国古时习惯，一般是从该郡最主要的城市，如治所，来判断方向，而不以全郡为判断方向的起点。】直接面对的是琉球群岛上的首里（那霸）。福州位于北纬26度，首里同样位于北纬26度，完全符合《隋书》所载，琉球“当建安郡东”的情况。
而台湾岛的最北端则在福州东面偏南30度的地方，30度在航海方向上是巨大的误差，别说是30度，即使只是3度、3分，在远距离航行的海上都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况。
其次，隋朝时航海帆船“水行五日”到底能走多远？
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自先秦时起中国古代帆船的技术就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春秋时期南方的吴国与北方的齐国等地便已有了海上来往，吴楚之间还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水战。后来三国时代的吴国已经至少能造三层楼船，再后来南北朝时南朝与南洋存在广泛的水上联系。
公元588年（隋灭陈的前一年），史书详细记载隋朝大将杨素在永安造舰，起五层楼、可容战士八百。还得包括武器装备、粮草等一系列的用品、用具，可见当时船只的规模已达到相当程度。
虽然古代没有对这些船队的航速有确切的、按今天习惯的里程记载，但我们可以从古人的航海日程和地点的记载中计算出比较精确的数据。
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鉴真东渡，其中第五次东渡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第五次东渡（公元748年）……船刚驶离舟山群岛进入东海，不幸遇东北风，吹向西南……第九天，船靠近一个小岛，大家登岸，后又继续前进……在海上飘流十四天，来到海南最南端振州（三亚）。”[3]
鉴真所处的时代是唐朝中期，与隋朝（581—618）相隔并不远，航海技术水平基本相似。分析此段话，可以计算出隋唐时帆船的航速。
鉴真的船只由舟山群岛出发，经过十四天，到达了今天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舟山群岛的范围比较大，取最短距离，即使从舟山群岛最南端至海南三亚，海上距离至少也接近2000公里，船只航行十四天，到达今天的三亚。用2000公里除以14天，平均一天行驶速度至少达到140多公里。若取舟山群岛至三亚的最长距离，古代帆船的航速还会更快。
为进一步论证中国古代帆船速度的问题，我们还可从其他史料获得有力的证据。如《瀛涯胜览》里对航速、距离也有详细的记载：
自“福建长乐县五虎开舡，往西南行，好风十日可到”占城国。《星槎胜览》中同样记有“十二月于五虎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的情况。
二份史料里所记载的长乐县位于福建省中部偏北，是历代以来有名的港口，占城是越南一带的一个古国名，其北境位于今天越南的河静省。同样，我们取从长乐县到占城北境的最短距离，至少超过1800公里，帆船顺风10天可到，平均一天180公里。这就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帆船的航速是比较快的，一天行驶180公里左右也并非难事。
【注：由于海洋的广大，古代中国航海以“更”为计算航程的单位，而不是以“里”来计算距离。古人分一昼夜为十更，一更为60里。此处为计算的方便，使用现代常用的公里和里为计算单位。】
其他还有一些证明航速的古代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因此，能够确认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古代帆船一天的航程至少可保持在140公里至180公里之间。如果取中间值160公里，即隋代帆船一天行驶160公里计算，五天可行驶800公里。
【注：北宋朱彧所著《萍洲可谈》一书记载了中国古代航海情况，“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观指南针”。南宋赵汝适所著《诸蕃志》中提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胜似系焉”。这两篇文档中，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海航的昼夜连续行船情况。】
这个距离大大超出了福州到台湾基隆的260多公里。虽有两洋流交汇、波涛常涌，但中间并其他无险阻，何以要行驶五天？明显违反常识。
还有一点力证，便是史载的“土多山洞”，这正是琉球群岛的地貌，而非台湾地貌。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进攻琉球群岛时最头痛的就是日军利用当地众多的山洞负隅顽抗，给美军造成很大杀伤。而台湾虽有玉山等几条山脉，但并不符合“土多山洞”的地貌。
5
《使琉球录》的力证
由福州一带出航，行驶五天应到琉球群岛中部是正确的史实，这一点在明朝陈侃的《使琉球录》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陈侃是当时明朝皇帝派出的册封使，他在记录中写得非常清楚，因琉球国中山王尚真薨，世子尚清表请袭，因此嘉靖年间赍捧诏敕，前往琉球，封尚清为中山王。
陈侃记录中涉及的时间、行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分析。
“臣等随即辞朝前来福建造船，……（五月）五日始发舟……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水顺而为，波涛亦不汹涌……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台湾）也。
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嘉山（彭佳山），过钓鱼屿（钓鱼岛），过黄毛屿（黄尾屿），过赤屿（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日之路程……
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夜行彻晓，风转而东，进寻退尺，失其故处。
又竞一日，始至其山（古米山）。”
仔细分析陈侃的记录，这段文字非常清楚形象地记录了几日可到台湾，几日可到钓鱼岛，几日可到琉球的具体时间，绝非臆测。
首先，陈侃于“嘉靖十三年五月五日始发舟……八日出海口”，这句话表明陈侃一行的船队于五月五日出行，但不是直接入海，明显是先在内河中航行，八日开始进入了东海。八日是进入东海的第一天。
第二天“（五月）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台湾）也”，明朝时亦将台湾称为小琉球。这个时间记录有力地证明了古代从福州到台湾不过一日水路的史实。说明台湾到大陆并非过去认为的那样远和困难。
到了第三天，五月十日，“过嘉山（彭佳山），过钓鱼屿（钓鱼岛），过黄毛屿（黄尾屿），过赤屿（赤尾屿）”。
第四天，五月“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第四天和第三天的记述均表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在当时就不属于琉球的范畴，而属中国。经过这几处地方后，已经可以从海上看到了琉球境内的古米山了，但与琉球尚有一段距离。
第五天，“夜行彻晓，风转而东，进寻退尺，失其故处。又竞一日，始至其山（古米山）”。这段记载说明船队行驶了一夜，至天明时，由于风向转变，船队航行方向受到影响，航速有所变化，又航行了一整天，终于达到了琉球本土。这段话中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使不都是全程顺风的情况，即使风向有变，速度受到影响，中国古代船只仍可在五天内到达琉球群岛。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隋书》中“水行五日，可至流求”的记载。
反过来设想，若从建安郡以“水行五日”才到台湾，那帆船的速度也太慢了。众所周知，从建安郡所在的福州至台湾基隆的距离只有约260公里（但这并不是福建到台湾的最短距离，最短距离大约为150公里），帆船要走五天才能到达？
以260公里的距离计算，帆船平均一天一夜才能航行52公里？再将这52公里换算成时速就更不合常理了。若以每日行船24小时计算，每小时才能行驶约2.1公里。这个速度甚至比划桨、摇橹的船只都要慢。
【注：人类步行速度一小时五公里，帆船的速度比人走的速度要快多了。】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证明中国古代帆船的优异性能，而这一点可与西方的记载相互印证。自西汉时起，中国帆船就已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从那以后中国船只就已经频繁抵达印度、斯里兰卡、非洲东西岸、红海沿岸、波斯湾等地，航行距离常在几千乃至上万公里。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超远距离相比，从大陆到台湾、琉球的距离和难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近万公里的海路，风云变幻不定，暗礁莫测，海盗出没，中国古代船只都能经常往返，何以最近距离只有150余公里的台湾和800多公里的琉球群岛会成这么难到达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