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五百年来的白银贸易和全球化|2021-08-10-汉风1918-汉唐归来-惟有中华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这个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关于“蝴蝶效应”的说法，可以用来解释很多八竿子打不着、却又在冥冥之中产生关联的事情。

比如美洲发现的白银。

美洲白银做为一种可以量产的贵金属，自从被西班牙发现以来，逐渐成为世界各国都认可的货币，承担起连接世界的重任。

它通过西班牙的贸易线大量流向中国，交换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不仅把古代中国的制造业推向颠峰，海量的白银货币也重塑了中国生态。

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用几乎无偿获取的白银，购买到中国制造的商品，过上made in china 的日子。

但是长期的贸易逆差，又成为欧洲爆发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

白银这个深埋在地下的蝴蝶，在美洲扇动的翅膀，刮起长达数百年的飓风，让无数国家崛起又没落，也让数不清的恩怨情仇重复上演，直到今天，这场飓风依然没有散去。

我们仍然活在白银塑造的世界里，但我们正在努力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时间再次回到16世纪。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于航海殖民的意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为了协调两国的矛盾，罗马教皇于1494年发出邀请，要求西班牙和葡萄牙坐下来谈谈。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由罗马教皇做主，在地图上的佛得角群岛画了一条线，规定分界线以东是葡萄牙的殖民范围，以西则是西班牙的地盘。

教皇没有经过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意，便私下把世界给分了，这可能是最早的地图开疆。

不过对于西班牙来说，罗马教皇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威，他老人家说定的事，不论如何也得遵守。

于是在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派遣麦哲伦出海，绕过已经殖民的美洲大陆，继续向西探索，争取完成一次环球航行，把教皇划定的地盘，全部收入囊中。

总体来说，这次环球航行是成功的。

3年后，船队绕地球一周之后回到西班牙，除了带回大量香料抵消航行成本以外，还发现葡萄牙人已经占领最重要的香料产地——摩鹿加群岛，也就是现在印尼的马鲁古群岛。

唯一悲催的是，船长麦哲伦死在菲律宾，出发时的256名船员，也只剩下18人生还。

既然两国的海外扩张边界是东南亚，又涉及到可以发财的香料产地，那么对这一带的争夺，也就不可避免。

西班牙组织了数次船队远征，都被葡萄牙击败，没能占领摩鹿加群岛，无奈之下，西班牙决定占领菲律宾，其他的以后再说。

1571年，黎牙实比带领的400人远征军，攻占马尼拉，正式在菲律宾建立起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而在此之前，黎牙实比派人返回墨西哥，汇报远征船队和菲律宾的真实情况。

返航船只借6月的西南季风启航，进入北纬37—39度的水域后，借西风横渡太平洋，到达北美西海岸后，再借西北风向南航行，10月份就能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口，整个航程需要5个月。

横跨美洲和亚洲的新航新就此开辟，自古以来没有交集的两大洲，即将发生史无前例的亲密接触。

在16世纪，菲律宾是原始蛮荒的地方，根本不能给西班牙殖民者提供任何资源，让他们在这里舒服的住下去。

而西班牙距离菲律宾太遥远，想支持菲律宾殖民地，显得鞭长莫及。

再说了，西班牙也未必愿意倾尽全力支持菲律宾，毕竟花费巨大的代价到东南亚殖民，可不是为了做散财童子的。

于是黎牙实比等殖民者，以后该如何生存发展，就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说来也巧。

他们在攻占马尼拉的时候，发现港口停着4艘中国商船，船里有40名来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人。黎牙实比等人都穷疯了，想劫掠中国商船，补充一下后勤物资。

那时的中国是大明隆庆5年，虽然已经显露出败相，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中国商人都震惊了：

“哪来的蛮夷，竟然敢劫掠天朝上国？”

黎牙实比微微一笑：

“说出吾名，吓汝一跳。我乃西班牙帝国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菲岛都督，麾下有400大军，还不投降？”

中国商人听完，瞬间松了一口气，原来是群臭要饭的，便和黎牙实比说到：

“你们劫掠的目的，无非是要钱财物资，不如放我们回去，以后每年从中国运物资来和你们交易，这样岂不是更好？”

黎牙实比想想也对，如果能开辟贸易，为什么要抢劫呢？

于是双方约定，放中国商人回去，但以后一定要来做生意啊，骗人是小狗。

菲律宾原本就是中国商人的贸易范围，即便黎牙实比不说，他们也会来的。无非是主要贸易对象，由菲律宾土著变成西班牙人而已。

要说西班牙人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当时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最不缺的就是商品，尤其是欧洲人最喜欢的丝绸和瓷器。

早在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便规定有5—10亩土地的农民，必须种半亩桑树，有10亩土地以上的农民则需要1亩桑树。即便不是桑树的原产地，也得购买种子学习种桑。

做为回报，那些种植桑树的土地，可以免除赋税。

一句话，国家要扩大丝绸产量，你们种就完了。

但凡国家出政策鼓励什么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必然会爆发性增长。

比如苏州吴江县，洪武年间有桑树18万株，到了永乐末年便增长到44万株。可想而知，整个江浙的桑树增长多少倍，又有多少地主因此致富。

桑树的大面积种植，让大明的丝绸业增长特别迅猛。

于是大明出现很多以产丝为主的商业重镇。浙江湖州号称“新丝妙天下”，四川保宁的丝“精细光滑不减湖丝。”

这些丝绸在国内是畅销品，而且随着郑和下西洋和沿海走私贸易，走出国门，销售到欧洲宫廷和贵族家里。

为了赚到丰厚的利润，那些产丝的商业重镇，不惜毁掉农田种植桑树，用粮食来换销售额。

《大明1566》里的“改稻为桑”，原型就来自这里。

瓷器更不用说，由于工艺复杂，技术含量极高，这东西当年只有中国能制造。外国人喜欢的要死，偏偏造不出来。

于是瓷器成为欧洲的奢侈品。

家里收藏了多少中国瓷器，甚至是欧洲贵族们身份的象征。

葡萄牙公主嫁给英国国王，要用瓷器做嫁妆。波兰国王为了收藏瓷器，可以用4队近卫军，和普鲁士王妃交换12个青花瓷瓶。

在当时的欧洲，中国瓷器，是可以做传家宝的。

既然有利可图，瓷器便成为欧洲商人争抢的商品。

1514年，葡萄牙商人科尔沙利刚到中国沿海，便一次性买了10万件景德镇的五彩瓷瓶。6年后葡萄牙国王直接下令，回国商船必须有三分之一是中国瓷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量大质量佳的丝绸瓷器，成为中国制造的世界硬通货。

所以黎牙实比等人遇到中国商人之后，不仅解决了殖民地的生存问题，还顺便开拓了一条的贸易线。

中国的生丝、绸缎、瓷器、棉布和药材等商品，在沿海的广州、泉州等港口装船，运到马尼拉之后，再经西班牙人之手横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口，然后由当地商人贩卖到墨西哥城、秘鲁、危地马拉、厄瓜多尔。

中国沿海—马尼拉—墨西哥组成的大帆船贸易，就此成型。

此后几年，每年驶向马尼拉的中国船达到20艘，装载的货物达到20万比索。

而西班牙人除去自己消耗以外，剩下的全部运回墨西哥出售，利润可以达到十倍以上。

即便是几十年后，这条贸易线已经走过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商品运到美洲大陆，依然可以达到4倍的利润。

双方都有钱赚，贸易自然做的飞起。

据史料记载，阿卡普尔科原本是偏僻小镇，但随着大帆船贸易线的繁荣，每当贩运中国商品的大帆船抵达时，这里便要举行盛大的贸易集会，其他地方的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都会赶来交易，人口可以达到1.2万人。

有些秘鲁商人，直接带着200万比索到阿卡普尔科，只为抢购中国商品。

他们把贩运中国商品的船称为“中国船”，因丝绸贸易而繁荣起来的美洲商路，称为“中国路。”

居住在墨西哥的旅行家佩德罗·德莱昂·波托卡雷罗记载：

“中国运来的缎子种类甚多，尤其是南京产的闪光白缎、闪光黑绸、非常漂亮的天鹅绒。运往秘鲁的还有大宗南京白丝、各色披丝、妇女头巾和木制装饰品。有麝香、灵猫香、黑琥珀、大量精美的瓷器和其他成套衣物。这些衣物人人喜爱，销路很广，连穷人也买这些衣物来穿，因为这些丝织品的价格非常便宜。”

移民美洲的西班牙贵族，也以中国商品为荣。

贵族妇女为了买到精致的中国丝绸，不惜耗费大量积蓄，只为在聚会的时候不被闺蜜比下去。

天主教会的传教士，用中国丝绸缝制法衣，甚至为了让教堂更华丽一些，直接用中国丝绸做教堂的装饰品。

在那个年代，中国丝绸在欧洲人心里的地位，远超现在的LV、Prada、阿玛尼。

就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成型的时候，早年间因为“禁海令”时断时续的海外贸易线，也因为中国民间走私兴起，以及欧洲人做中间商，基本固定下来。

其中一条是和日本的贸易。

明朝猛人徐光启曾说过，日本什么都没有，日常用度都要向中国买，包括卧室里的席子、做衣服的丝绸棉布、妇女用的脂粉、彰显门面的瓷器等等。

缺了中国商品，他们的小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

所以日本商人常年到中国采购，中国的走私商人如郑芝龙，也不断向日本贩运商品，仅1641年就有三艘商船到日本长崎，带去白生丝2.5万斤、黄生丝1.5万斤、红绸1万匹、其他棉布等纺织品14万尺。

不过中日直接贸易的占比不大，最主要的中日贸易，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做中间商来间接完成的。

于是就有了另一条三角贸易线。

罗马教皇规定的葡萄牙殖民范围，基本在欧亚非大陆。

葡萄牙便带着本金从欧洲出发，到广州一带买中国商品，卖到马尼拉和日本赚第一笔利润，然后用这笔钱继续买进中国商品，经印度果阿回到里斯本赚大钱。

如此倒卖两次，葡萄牙人的利润不比西班牙差。

根当时留下的资料，1580—1590年间，葡萄牙人每年运到果阿的丝织品有3000担，价值24万两白银，利润是36万两。

到了崇祯年间，商船的装载量达到6000担，利润将近72万两。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贸易的原则是等价交换，欧洲国家和日本馋中国的商品，中国能从全球贸易中换到什么？

要知道，几百年前的欧洲即便开始大航海，但是和中国相比，不论技术或者生产力都非常落后，中国和他们做生意，是图他老？图他丑？还是图他三年不洗澡？

欧洲国家和日本，确实没什么东西用来贸易，但他们有白银。

西班牙殖民美洲之后，发现大量的银矿。

16—18世纪的三百年里，共生产了13万吨白银，尤其是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全盛时期有6000座炼银炉，产银量占到全世界的一半以上。

差不多相同的时期，日本也发现石见、生野等大银矿，用灰吹法大规模提炼白银，石见银矿最辉煌的时候，产银量一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世界白银存量爆炸性增长，一种量大且保质的稳定货币，开始出现。

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白银。

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的市场上必须有大量货币流通，才能满足买卖双方的需求。

但中国自古以来使用的铜钱，由于价值不高而且容易伪造，只适合用来小额交易，远远不能填补市场的窟窿。

而明太祖朱元璋发行的大明宝钞，因为没有保证金制度，导致无限制的超发滥发，短短数十年时间就贬值成废纸。

比如在洪武九年（1377年），1贯钞=1两银=1石米，到了正统元年（1436年），大明宝钞和白银的兑换率，已经跌到1两白银兑换1000贯宝钞。

不断贬值的大明宝钞，被大明朝野集体嫌弃，成化、弘治以后，基本退出大明的历史舞台。

铜钱不能满足市场，宝钞没有信用，想来想去，也只有白银才能满足大明市场的需求了。

然而中国是缺银国，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到崇祯皇帝朱由检，大明历代皇帝们掘地三尺，也只开采出2600万两白银，市场上的货币需求，还是不能满足。

就在中国市场为货币流通苦恼的时候，西班牙和日本的银矿，解了中国的燃眉之急。

伴随着全球化贸易线的开辟，中国制造向世界输出，白银则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

当时的西班牙人就吐槽：“中国人除了白银以外，什么都不要，他们对白银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

据统计，经过明清两朝的贸易顺差，中国得到将近6亿两白银，其中日本通过贸易线流入2亿两，美洲白银经马尼拉和欧洲两条贸易线，流入4亿两。

这些白银从广州、泉州等港口进来，然后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彻底重塑了中国的生态。

因为白银做为世界通用的货币，大量涌入中国，犹如央行放水刺激经济。

江南的丝绸瓷器产地，有了白银的流通，比以前更拼命的生产，在追逐利润的路上一骑绝尘。

丝绸做为龙头，带动起江南的棉麻纺织产业，紧接着便是手工制造和修理、水陆运输、布料印染等纺织的二级产业，再下一级就是种桑、养蚕、纺线等关系小门小户生计的下游产业。

瓷器做为龙头，也带动起烧制、运输、典当等一系列产业，甚至在广州和泉州港口，专门有一批画工，靠给白瓷描画为生。

制造业的繁荣，自然演生出繁荣的金融业。江南钱庄、山西票号，就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下演化出来的。

制造业和金融业联系在一起，结果便是市场经济非常活跃。

穷苦人民如果失去土地，到城市做工也有一口饭吃。

中产阶级开始买田盖房投资教育，给后代留下丰厚的财产，希望家族一代更比一代强。

至于最高层的豪商地主，要么和江南出身的高官结成利益同盟，要么在本地修建园林享受生活，爽的要死。

而在全国层面，全球贸易和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结果，就是玉米土豆等高产作物普及，以及医药技术的进步。

人们有了更多的粮食和医疗，人口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远超欧洲0.4%的人口增长率。

朱元璋时期的中国人口是6000万，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人口突破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34%。

全球化贸易，甚至改变了贵州的苗族生态。

徽州商帮带着白银逆长江而上，到贵州清水江流域，雇佣当地苗人砍伐木材。最后徽州商帮带着木材顺清水江—长江东行，白银则留给当地苗人。

明清时期的贵州，属于天字号落后贫困地区，清水江附近的苗人赚到白银以后，没有消费和投资的地方，竟然搞出世界上最复杂的银饰，全身配满需要几十种饰品。

至于清水江流域以外的苗人，饰品方面就简朴许多，有几件搭配就行了。

从中国制造到美洲消费，从江南钱庄到山西票号，从苗人银饰到马尼拉大帆船……白银和丝绸瓷器做为媒介，真正让世界成为一个整体。

货出中国，银入神州。

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强盛的国家，没有之一。

进入清朝中叶，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其马前卒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然而英国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中国却除了白银以外，不需要英国的任何商品。

巨大的贸易逆差，差点让东印度公司的资金链断裂。

1784年，公司的广州仓库还有21万两白银存款，短短3年后，便出现90万两白银的赤字。

为了弥补贸易逆差，防止白银继续外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建议董事会：

既然中国不需要我们的商品，那不如向中国销售鸦片？

鸦片是成瘾性快消品，任何人只要体会到鸦片的快感，就会沉溺在这种虚幻的快感中，很难再戒掉。

对于财政困难、没有道德底线的东印度公司来说，如果向中国销售鸦片，相当于养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可以源源不断的赚钱。

于是，公司丈量了印度比哈尔、比纳莱斯的土地，然后和当地农民签订种植鸦片的合同，最后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收购鸦片。

公司把鸦片运到加尔各答港，拍卖给申请到特许经营权的散商，由他们运到中国广州出售。

另一个鸦片产地是印度的麻洼，这地方的鸦片和大米一样普遍，基本是当地人运到孟买，然后卖给收购鸦片的商人。

商人向公司交纳200—400卢比的转运税，就能运到广州出售了。

鸦片在广州的平均售价是每箱750两左右，比成本价直接翻了3、4倍，但是已经沾染鸦片瘾的中国人，根本不管价格多少，只要有货就买。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销售量，也从1790年的2000箱，一路攀升到1838年的40000箱，总价值为2.4亿两白银。

鸦片带给东印度公司大量财富，也让中国的经济走向崩溃。

用几百年流入中国的白银，在短短几十年间大量外流，导致市场上的流通货币减少，出现“银贵钱贱”的局面。

原本1000文铜钱可以兑换1两白银，现在要兑换1两白银需要1600文铜钱，而中国百姓平时小额交易，使用的是铜钱，向政府交税则需要兑换成白银。

于是鸦片贸易引起的“银贵钱贱”，在中国造成第二次剥削，让中国百姓越来越穷困，负担越来越重。

另外中国瘾君子的指数级增加，又让他们耗尽积蓄去购买鸦片，导致在中国市场上的购买力降低，很多畅销几十年的商品，现在根本卖不出去。

结果便是中国工商业萎缩，国内市场再也没有繁荣景象。

1838年，林则徐到苏州、汉口等地考察发现：

“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

然后就是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为了保证鸦片贸易的收入，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滑落。

鸦片流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也在走向没落。

在全球化贸易的1.0时代，中国做为制造业大国，常年出口万担以上的丝绸，整个明清时期出口到欧洲1.5亿件瓷器。

中国陆续送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几波中间商，依然没有倒下。

但制造业的核心问题是，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造出别国造不出的东西。

而中国在长期的顺差贸易中，恰恰失去了制造丝绸和瓷器的核心技术优势。

因为长达几百年的赔钱生意，让一票欧洲国家坐不住了，想着我们辛辛苦苦开采白银，或者派出海盗出海抢劫白银，难道就为了给中国送去？我们喜欢的丝绸和瓷器，难道就不能自己造？

这个念头一动起来，欧洲国家纷纷派工匠到中国出差，说好听点是学习观摩，说难听点就是偷盗技术。

最先流出去的是丝绸技术。

丝绸做为全球贸易的重中之重，自然是欧洲人接触最多的。

早在14世纪的时候，蚕和桑便传到意大利的科莫。经过几百年的丝绸贸易，欧洲的商人工匠和中国长期接触，东问问西问问，逐渐学到缫丝、烘丝、络丝、并丝、染色、印花的一系列技术。

另一个学会丝绸技术的是日本，这个就不必多说了，过程和意大利差不多，而且日本从唐朝就开始模仿中国，人家可是学习了一千多年，才把小日子过得不错了。

再加上全球化贸易的原始资本积累，意大利和日本，对丝绸产业进行资本和技术投资，逐渐后来居上，抢占了中国的丝绸市场。

19世纪后期，科莫便成为意大利的丝绸重镇，到了1930年代，日本生丝占全世界75%的份额。

然后是瓷器工艺。

同样是14世纪，拜见过元朝皇帝忽必烈的马可·波罗，就在游记里详细记载了瓷器的制作技术。欧洲人照着《马可·波罗游记》，苦苦研究了400年，才在1708年烧制出粗糙的白瓷。

另一方面，据《欧洲瓷器史》的记载，有一个欧洲传教士偷窥了景德镇制作瓷器的全部流程，然后于1712年写在信里寄回巴黎，把最先进的制瓷技术公布出来。

此后欧洲工厂经过研究改进，并且在工业资本和技术的加持下，终于掌握瓷器的制作方法，用资本主义的高生产力，抢占了欧洲市场。

中国瓷器，自然不需要再买了。何况运费那么贵。

最后是茶叶。

茶叶是清朝增长最快的出口产品，广州的出口价是国内市价的3倍以上，而英国做为中国茶叶的最大买家，东印度公司凭借中欧转口贸易，能提供英国国库收入的10%。

既然茶叶生意这么赚钱，英国当然想独占利润，何必和中国分享呢？

于是在1834年，英国在印度成立茶叶研究发展委员会，并且派人到中国购买茶苗、招募制茶工人。2年后，他们在印度阿萨姆制作出红茶，成为中国之外唯一制茶成功的地方。

这也是现在阿萨姆红茶的来源。

1848年，英国又在中国买了2.4万株茶树、1.7万粒茶苗、招募8名中国茶工回到印度，开始大规模制作茶叶。

印度茶园有英国的资本大力投资，以及几乎免费的印度工人，英国的茶叶产业进步非常快，到1889年茶叶出口就超过中国。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技术是不可能永远留在一个国家的。

只要这项技术生产的商品，是全世界都想要的，那么一定会通过市场的漏洞，扩散到全世界。

“货出中国、银入神州”的盛况，到了19世纪后期，彻底不复存在。

中国没有世界各国需要的大宗商品出口，也就没有白银货币的大量流入，而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却可以向中国输入廉价棉布、高档的香水和钟表、以及源源不断的鸦片。

居住在中国内陆城镇的地主，开始把地窖里的白银取出来，大量购买欧美国家输入中国的东西。

于是白银开始重新汇聚，要么经黄河和华北商路流入天津，要么经长江和支流向上海涌入，所以天津和上海是清末民国发展最快的城市，而这两个城市，也是南北方买办商人的大本营。

尤其是长江出海口，每年进出口的关税占到全国70%左右，直接让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以及和各路军阀争雄的资本。

白银流出，制造业衰落，导致中国进入数千年从未有过的黑暗谷底。

我们前边说到，欧洲国家在世界贸易中能够赶超中国，主要原因是资本和工业技术的加持，而其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那为什么世界贸易初期，贫穷落后的欧洲国家能完成工业化，中国做为制造业和资本强国，却错过了工业化的列车？

其实在殖民时代早期，欧洲商人的主业，不是给本国商品开拓市场，而是做欧洲和亚洲的转口贸易。

在世界白银向中国涌入的浪潮中，做转口贸易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做为中间商也赚到大量的利润。

换句话说，流入中国的6亿两白银，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利润，另外一部分贸易线上的白银，则是欧洲国家的贸易利润。

而且欧洲国家在全世界开辟殖民地，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也成为欧洲国家的重要财富来源。

据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考证，1500—1800年间，欧洲国家在殖民地掠夺了价值10亿英镑黄金的财富。

尤其是英国，1750—1800年间就在印度掠夺了价值1亿英镑黄金的财富。

经过几百年的转口贸易和殖民地掠夺，欧洲国家逐渐完成原始积累，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富裕国家。

而欧洲国家经过的几百年的争夺战争，最终英国成功出位，成为欧洲最富最强的国家。

这些钱犹如肥料，滋养了本国的制造业。

虽然英国的制造业开始比较落后，中国根本不稀罕，但英国有遍布世界的殖民地，通过商品倾销和贸易保护政策，让他们制造的商品，有了稳定的市场和利润。

英国制造业，就此走上历史的舞台。

由于制造业在世界贸易中的定位，想盈利赚钱，必须遵守两个原则：

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

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率。

英国不把殖民地的人当成人，驱使他们收集原材料，论成本的话，比中国低太多了，于是英国获得最低价的原材料。

在这方面的道德标准上，只要他们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但是殖民地能解决原材料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人力成本的问题。

因为在英国制造业的起步阶段，殖民地非常原始，根本不可能把工厂搬到殖民地生产，那些近乎免费的劳动力，对于国内制造业便没有价值。

而我们之前说过，欧洲的人口增长率只有0.4%，导致人口数量远远不如中国，结果就是人力成本非常高。

英国就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原材料不断从殖民地运来，却由于人力成本的限制，不能快速制造成有竞争力的商品，运到全世界赚取利润。

在现实条件的倒逼下，英国工厂对可以节约人力、提升效率的技术和机器，特别感兴趣。

每当工匠有什么技术改进，便快速用到生产中。

经过无数工匠的持续革新，英国出现很多小发明小创造，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和瓦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和瓦特蒸汽机，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

而这些机器一经发明，就被到处流动的资本投资，迅速成为制造业的中流砥柱。

于是成本低廉产量巨大的煤炭、钢铁被生产出来，为了运输煤炭和钢铁，以蒸汽船和蒸汽火车为主的水陆运输业全面爆发，这一切又推动英国纺织业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倾销。

在这样的正循环里，英国的工业革命启动了，对全世界的农业国造成降维打击，全球化贸易进入2.0版本。

而中国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从6000万飙升到4亿的人口，导致中国的人力成本非常便宜，根本不需要费尽心思“节约人力。”

反而因为人口暴涨导致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再加上土地兼并和地主剥削，导致很多人没有土地，被迫到城镇谋生。

他们为了混口饭吃，甚至自愿把薪水降到行业标准线以下。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口内卷逼出来很多奋斗狗。

在这样的生态里，投入资本提升机器效率，就是一件亏本的事，远远不如招募工人“大力出奇迹”来的划算。

1742年的一份资料就说到，制造水泵来灌溉农田，可以节约80%的人力，但是制造水泵需要花费的白银，可以招募更多的人、灌溉更多的田。

这么一算账，那还制造什么水泵？直接去村口喊人多方便。

以人为畜，就是当时中国的国情。

没有动力制造机器，便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制造出来的纺织商品投放到市场上，自然不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有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在市场的反作用力下，结果却让人力成本大幅度提高。

于是中国离工业化的道路越来越远，等到鸦片侵入中国白银外流的时候，中国想走工业强国之路，国内也没有足够的资本了。

这是一种成功者的路径依赖。

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强盛起来，就会沿着固定的模式走下去，遇到转弯路口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刹车，甚至压根没有刹车的意识，最后车毁人亡。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清末民国那种制造凋敝、白银外流的困境，其实是全球化贸易中心转移的大势。

中国做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随着技术扩散和工业革命的爆发，被英国等欧洲国家谋逆篡位，取代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制造国地位。

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篡了英国的经济皇位。

而不论哪个国家成为全球贸易中心，都会成为财富黑洞，以强大的生产力吸引全世界的财富向国内汇聚。

似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对抗这种大势，尤其是已经没落的国家，注定只能成为新君登基的垫脚石。

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都是如此，强大时威势煊赫，落寞时暗自垂伤，再无翻身之日。

毕竟资本没有祖国，只是在不断寻找可以增殖的地方。

但历史大势在中国却失去了作用。

我们的先辈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战略，优先控制农村，以稳定强大的政府来调控粮食和货币，不让内地资源沿着江河跑到出海口，给国府提供关税收入，然后流出海外养肥洋人。

于是不断向世界财富黑洞汇聚的中国财富，被硬生生的留在中国内陆，并且一点一点的增殖壮大。

这些财富不仅是解放中国的后勤保证，也是重建新中国的原始积累。

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我们的历代先辈用70年的时间再造山河，在全球贸易中心从美国转移的历史大势中，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

现在，我们重新走上“货出中国、银入神州”的旧路。

500年世界风云浩浩汤汤。

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因丝绸和瓷器茶叶而进入中国，又因鸦片贸易和制造没落而离开中国。

中国经历过财富黑洞的狂欢，也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苦涩。

我们有志愿军爬冰卧雪为国雪耻的壮烈，也有1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无奈。

回首如烟往事。

以往的荣耀照亮中国的前路，苦难，同样让我们对可能存在的敌人万分警惕。

这些精神财富，必将带着我们回到那个梦幻中的盛世，再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最后，我想用那段传遍网络的话来结尾：

五千年前，我们和埃及人一起面对洪水。

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一样玩青铜器。

三千年前，我们和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

两千年前，我们和古罗马人一样四处征战。

一千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无比富足。

现在我们和美利坚人一较短长。

五千年来，我们的对手换了好几轮，而我们却一直在世界的牌桌上。

温伯陵:五百年来的白银贸易和全球化|202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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