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风云突变，此刻似乎有了暂时的休止符：塔利班接管了喀布尔总统府，政府总统搭机离国，这个中亚国家以一出令人目不暇给的短剧实现了又一次的政权更迭。
这篇文章写得很累，因为不停在和时间赛跑：阿富汗政府丧师失地乃至瓦解垮台的节奏，竟然远超我码字的速度，简直令人哭笑不得——在我开始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塔利班开始了攻势，而当我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阿富汗政府”却需要在开头加上“前”了。
好吧，聊聊阿富汗，聊聊塔利班。
一、阿富汗：以“帝国坟场”为名
在我们普通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中，似乎总有种“灯下黑”的习惯性盲区，突出表现在对那些地理切近却又心理“遥远”的邻国的感受中，比如中亚，比如蒙古，比如阿富汗。
阿富汗通过一只长臂般的瓦罕走廊与中国新疆接壤，成为我们的陆上邻国之一。无论是上世纪的十年抗苏“圣战”，还是今天的塔利班卷土重来，尽管出现在中国媒体中的曝光率并不低，但阿富汗在中国民众的关注排序中，似乎还比不上澳洲的山火、欧洲的洪水、美国的飓风更有嚼头。发生在那里的一切，很难牵动国人的神经，但作为“帝国命运的旋转门”，阿富汗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显然被普通民众忽视了。
“帝国坟场”，绝非浪得虚名。
这个贫瘠的中亚山国，之所以成就如此声名，源于英、苏、美的折戟成沙，三个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进入这片欧亚大陆的中心之地，却接连被整得灰头土脸，似乎颇有被诅咒的诡异之处。由此可以琢磨的，我想，大概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
一是阿富汗为什么那么吸引大国。
无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俄博弈，还是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以及本世纪的大国角力，阿富汗总是“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迎来送往，格外热闹。
作为地瘠民贫的中亚山国，阿富汗之所以备受大国青睐，地理位置哪怕不是唯一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从制陆权的角度看，中亚地区被视为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中心。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哈尔福德·麦金德曾有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欧亚大陆与非洲构成他眼中的“世界岛”，而中亚则是“腹地”。
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资本全球化的历程，而财富的流向关系着一国的兴衰，海洋作为地球的“血脉”，既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的捷径，也是把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好载体。由此，制海权理论应运而生，马汉即为其代表。从制海权视角来审视，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海区中心：西连曼德海峡，北衔霍尔木兹海峡，东接马六甲海峡，南面有莫桑比克海峡、南非好望角，这些都是国际大宗能源、矿产资产及粮食运输的必经要道。
此外，南印度洋西岸非洲地区储藏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西北岸波斯湾的石油，都进一步提高了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无论是从制陆权还是制海权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资源获取还是能源安全的动机出发，位于印度洋北岸的阿富汗，都将是大国角力的汇合点。对于俄罗斯，是从彼得大帝以来追求“进军印度洋”的不懈脚步，对于英美，则是遏制陆地强权南下、进而将其封堵在欧亚大陆内的“防火墙”。
二是战争进程的剧本高度相似。
从大英帝国第一次侵入阿富汗，到美利坚退走喀布尔，尽管时隔近两个世纪，但三大国在阿富汗上演的剧本却高度雷同，不属巧合。
稍加回顾。
现在看起来有些过气且三天两头还闹分家的大不列颠，在一个多世纪前，还是当之无愧的“日不落”帝国，在与沙俄持续近百年的中亚“大博弈”中，大英帝国先后于1839年、1879年、1919年发动了三次侵阿战争，但三战皆北，最终被迫承认阿富汗独立。
1839年，英印军20000多人分两路侵入（大部分是跟班的印度阿三），坎大哈、加兹尼很快陷落，兵临喀布尔，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求援无望，弃城而走，英国顺利扶植起傀儡政权。但抗英斗争随即而起，英国人苦撑了三年后，于1842年10月撤回印度，第一次英阿战争收场。
1879年11月，因阿富汗与沙俄结盟，英国再度出兵，次年1月8日即轻取坎大哈，阿政府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甘达马克条约》，沦为英附属国。但阿国军民奋起反抗，英军在逼迫阿统治者承认其外交控制权后，于1881年4月全部撤出，第二次英阿战争落幕。
1919年，青年阿富汗党上台，宣布国家独立，不承认外国特权，获得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承认。英军于5月入侵，在夺回巴格要塞后，集中轰炸了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但在反英运动的不断高涨下，英国于1921年与阿富汗正式签约，承认阿独立，第三次英阿战争结束，阿富汗现代史也由此开端。
1979年12月，为了推翻“不听话”的阿明政权，南下印度洋，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闪击阿富汗，阿明被击毙，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苏军占领了各大城市，重要部门、军队都被置于苏联严密控制之中，甚至连喀布尔的房屋门窗都涂成了红色。在一片“红海洋”中，卡尔迈勒政权被苏联扶植上台。但阿富汗人并不买账，抗苏烽火遍地，西方与伊斯兰国家纷纷插手，“阿富汗就是苏联一个日夜流血不止的伤口”（戈尔巴乔夫语）。在烧了200多亿美元军费，伤亡5万余人后，1989年2月15日，依照苏、美、阿和巴基斯坦四国外长签署的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苏军全部撤离。两年多后，苏联解体。
2001年，“911事件”催生了美国反恐战争的激情，美国人一头扎进了阿富汗。10月7日，美国向塔利班宣战，大规模轰炸随即开始，12月7日，塔利班放弃坎大哈，其政权宣告垮台——前后61天，美军看似赢得了一场干脆利索的胜利。但随后的进程，则是美国陷入了自立国以来耗时最长的战争，3000多亿军费，2000多条生命，却依旧只换得个下旗撤军的结果。随即，塔利班东山再起，攻势如虹，直至在刚才入主喀布尔总统府。
简单回望下五次战争的进度，可以看出剧本的雷同之处：
1.首先，入侵者都在较短的时间内占据城市，摧毁或者控制了阿富汗政府；
2.然后，遍地狼烟，入侵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3.终于，经过或长或短的消耗战，入侵者难以为继，放弃直接占领企图，退出；
4.整个过程中，台前是入侵者与阿富汗人的较量，幕后却总少不了各种或明或暗的魅影。
“帝国命运的旋转门”就是这么周而复始地旋转着，这就引出我们下面要讨论的——
三是这个国家为啥是打不死的小强。
几大豪门先后上演了相似的戏码，而阿富汗之所以成就如此“伟业”，我想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崇山峻岭的地貌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天然平台。
阿富汗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地势自北向西南倾斜，兴都库什山脉斜贯中部，境内除北部平原及西南沙漠地区外，全国4/5的土地是两千米以上的高山。如此地势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入侵者的军事、技术优势，极大增加了对方成本，使得“非对称战争”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民族部族的复杂构成使得社会“去中心化”成为常态。
普什图人作为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约占总人口的40%，其次是比例约为25-30%的塔吉克人，第三大民族是哈扎拉族，占比约15-20%，此外还有乌孜别克族、土库曼族、俾路支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尽管普什图人作为历史文献中的“阿富汗人”算得上是该国的主体民族，但其部落氏族的传统结构使得其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整体性，部族在其间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普什图人主要有五大部落联盟：杜兰尼（Durrani）、吉尔扎伊（Ghilzai）、萨巴尼（Sarbani）、古尔古斯（Ghurghusht）和卡兰尼（Kalani），在此之下又分为大约350个多个部落。部落之下又分为部族、氏族和家庭。而“普什图瓦里”即传统部落习惯法，在普什图人的意识中，也远比国家法律更具权威性——显而易见，如此多层次、碎片化、弱权威的社会组织结构，加之诸多民族间的矛盾纠葛，使得阿富汗难以构建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19世纪末致力于统一阿富汗的拉赫曼国王在自传中写道：
“每一个部族和村子的每一个‘毛拉’和酋长，总是自以为是一个独立的国王。”
这种“蜂窝式”的社会结构，使得阿富汗只是看起来像一个国家而已，如同一面镜子被打碎却幻化为无数面小镜子一般，政府和城市被轻易控制后，宗教和部族就出现在了前台。而这种“前现代”的社会结构，生存条件简单，经济自足性和再生力极强，也就有了“耗下去”的资本。以英、苏、美的实力，打败一个真正的国家实体当然不在话下，但要对付一堆生灭起伏的社会细胞组织，那自然就是无处着力、苦不堪言了。
外部力量的介入令阿富汗成为多方角力的舞台。
作为关乎多方利益的博弈场，阿富汗从来不乏“代理人战争”的游戏。就拿苏联侵阿战争来说，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对于阿富汗人民抗苏斗争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以美国、巴基斯坦、沙特为首的国家支持普什图族的伊斯兰党，仅1985财政年度中，美国的此项预算即约2.5亿美元。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运送军火给阿抵抗力量，在箱子上往往标以电子器材、缝纫机、电视机等货名，而里面，则是苏制步枪、迫击炮、地对空导弹、火箭筒、火箭推进的手榴弹等等，一应俱全。抗苏斗争中，逊尼派“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的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巴沙瓦，什叶派“八党联盟”的总部则设在伊朗德黑兰。实际上，中国也对阿抵抗组织提供了相当的支持，至于原因，你懂的……
如此众多外部力量的介入，阿富汗的斗争呈现长期化、拉锯化、胶着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主要力量中心的相距遥远极大消解了外来者持续投入的能力与信心。
阿富汗之所以能如同烂泥塘子一般将大国陷进去，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距离。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心，历史上中亚地区长期作为民族迁徙的通道、强权碰撞的边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介质，因此，很难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强力的政治中心、持续的经济基础、统一的文化心理，脆弱、碎片、流动、随意几乎成了这一地区的特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主要的力量中心均处于欧亚大陆的外围，相距遥远。无论是英俄还是苏美，若要将足够的资源投入到阿富汗这一内陆泥潭，恐怕都将是透支国力、动摇国本的政策选项。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话有问题：苏联明明和阿富汗接壤，调动资源应该很方便才对，为何会说相距遥远？那我只能说，政治版图和资源版图是两码事，地图上看着接壤，但现实中却是另外的情形。苏联重心在欧洲，与阿富汗相距万里，而且苏联复杂的国内问题也增添了无限烦恼。1979年，苏联入侵，其军队基本来源于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攻占喀布尔的士兵中，塔吉克人40%、乌兹别克人25%、土库曼人25%，俄罗斯人只有10%——这个很容易理解，就近方便嘛。但此后，这样的军队却给苏联带来了一堆麻烦：许多穆斯林士兵不向阿富汗人开枪，有的与俄罗斯军官内讧，不听指挥，更有甚者，索性带着武器投奔游击队，一起玩“圣战”去了。无奈之下，苏联只得不惜血本，从欧洲调动部队来替换这些忠诚度指望不上的中亚士兵。可见，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与这一地区的宗教文化背景，给列强带来了多大的成本负担。英、苏、美家底再厚，也经不住这么折腾，何况为一个有限目标也不可能投入无限资源，说白了，不值当的，最后也只能及时止损了。
二、塔利班的“野望”：破坏与建设
上面啰嗦了这么多，其实是想提供一个眼下塔利班夺权以及中国与其接触的历史背景，而这对于观察眼下的局势是相当有价值的。
首先是塔利班为何能东山再起。
众所周知，“塔利班”（Taliban）是普什图语“塔里布”（Talib）的复数形式，意为伊斯兰宗教学校学生，崛起于1994年，仅仅两年，便于1996年9月攻占喀布尔，建立政权。其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向披靡，原因不外乎如下几个：
一是相较于只是争权夺利、毫无信仰的各派军阀，高举着“铲除军阀，重建国家”旗号的塔利班给苦难中的阿富汗人民以希望，由此获取了相当的支持；
二是塔利班的另一大旗号“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普什图人的力量，在高度碎片化的阿富汗社会背景下，比起分裂内斗的各派军阀，战斗力明显更胜一筹；
三是无论是巴基斯坦政府，还是沙特伊斯兰瓦哈比派教宗大亨们，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都对塔利班给予了强力的“输血”，国外力量的加持，更使其如虎添翼，势不可挡。
持续五年的塔利班政权因美国的介入而急速垮台，但20年后，美国人刚要撤离，塔利班就“横扫千军如卷席”，那又是为何？
由我们上面讨论的“帝国坟场”背景，塔利班的卷土重来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当年塔利班崛起的前提条件几乎一个都没改变。
一是阿富汗在政治上依旧是拼盘，没有整合就没有力量。
尽管在美国的扶植下，阿富汗维持了一个表面上的政府，但其本身就是反塔各派力量的“大杂烩”，内部已是矛盾重重，外部则无力统合各路“诸侯”，一个粘合度很低的“大拼盘”，遇到外力的猝然猛击，崩盘几乎是必然的。
二是经济上长期解决不了普遍贫困，为社会动荡及极端思想行为的生发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长期战乱导致阿富汗的基础设施破坏严重，资金极度短缺，人民流离失所，加之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因而经济发展步履维艰。比如由于高山沙漠遍布，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3%，农业发展困难；由于苏联的入侵，使得1980年以后出生的大部分青少年大量辍学，曾经的教师群体（这是国家的宝贵资源）也在战争中被无谓低效地耗损，一个文盲遍地的国家，既不能为经济起步提供人才智力资源的支持，更容易成为蛊惑性煽动性意识形态的天然温床，往往一个简单的口号、一个不切实际的大饼，就能鼓动起改天换地的热情。
三是“蜂窝状”的社会结构，使得“两个阿富汗”长期共存。
阿富汗的“前现代”社会发育状况，使得城市与山区农村实际上处于彼此关联度很低的“平行”时空，可以称得上是“两个阿富汗”。美军及其盟军的进入，只是将城市里的塔利班政权颠覆，暂时拿到了“这一个阿富汗”，而塔利班退回乡村，依旧行素如故。早在十年前北约军队占据绝对优势时，就有评估认为，塔利班的势力仍控制着阿富汗70%的领土。美国护持的阿富汗政府这20年来的施政，虽说有所成绩，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城乡二元社会分裂严重，广大山区农村实际上并不为政府掌控，塔利班依托于这“另一个阿富汗”，根基并未动摇，前脚美国人刚走，后脚塔利班就要下山“进城”，也就“合乎逻辑”了。
其次是塔利班能否实现痛定思痛后的“重整河山待后生”。
1996年，塔利班上台，在其控制区内，全面推行伊斯兰法，实行极端宗教统治。其政权颁布政令禁止电影电视，严控娱乐活动；男人必须蓄须，女人必须蒙面，不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就业，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至于2001年3月，塔利班不理会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以炸药及坦克炮火，连续轰击近一个月，摧毁了巴米扬大佛，更成为了塔利班在世人心中极端化形象的标志性事件。
此时，塔利班攻城略地，已迫近此行的最后一站——喀布尔，并声明并不想武力攻取，而政府则提出和平交权，阿富汗版的“北平方式”即将出现。现在很多观察者关注的是，即将“梅开二度”的塔利班，能否在“二进宫”式的痛定思痛后，对此前政策进行调整反拨，转向去极端化、温和化，建立起一个更为世俗化的政权呢？
应该相信，塔利班也有以温和化、常态化的新面貌示人的良好愿望和现实可能。原因很简单：
一是20年前的教训历历在目，宗教极端化的道路既难以获取国内的持久支持，更不可能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阿塔如果想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那就必须考虑各方的“观感”，这是树立国内外“合法性”的重要环节。
二是20年前，塔利班利用国内的人心思变，在极短的时间内上台，颇有“暴发户”式的姿态与心态，但实则并无执政经验，对于处理复杂棘手的国内外事务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结果事与愿违。但经过20年的沉潜，阿塔在广大的乡村地区，获取了一定程度上的行政经验。一个组织如同一个人一般，面对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时，就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更具有实用主义色彩。
三是阿塔要想实现自身政权的稳定长存，那就必须着力解决阿富汗的当务之急与根本问题：发展经济。如前所述，面对资金、人才、技术、市场样样皆无、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只能寻求国际支持，这段时期内，阿塔频频与外界接触沟通，在寻求国际接受的同时，显然也有当政后进行国内重建的诉求在内。而要想获取各方面的资源，以一个“正常”平和的面目出现，肯定是非常必要的。
尽管如此，与相当多的分析人士抱有期待不同，我仍对阿塔在温和化的道路上能走多远持有相当的怀疑——因为美好的愿望并不能代表现实的路径，塔利班在很大程度上仍旧缺乏重塑国家正常化、进而实现自身温和化的有效资源，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
一是政治上，塔利班的卷土重来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暴力的胜利，而非政治生态的演进。
8月13日，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在半岛电视台直播节目中表示：“阿富汗人民希望与我们在一起，欢迎我们，国家大城市迅速陷落证明了这一点。”——纳伊姆也许会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话，但充其量，也只是部分真实，他显然高估了自身的民意基础。塔利班的顺利夺权，首先来自于武力的较量。阿政府的快速崩溃，首先是战力上的孱弱和信心上的坍塌——美军不负责任的快速脱身，显然动摇了阿政府和军队的信心。其次则是民众的漠然。塔利班的迅速成功，与其说是民众对其的支持，不如说是对于政府的冷漠——“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行动力。塔利班的胜利，在硬的方面，是军事力量上“比烂”的胜出，在软的方面，则是民意上对政府的失望而非对于阿塔本身的支持。
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2018年11月，台湾举行“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尤其是国民党韩国瑜在“深绿”地带高雄掀起的“韩流”旋风，终结了民进党20年执政的历史。当时很多大陆媒体一片欢呼，将其解读为台独不得人心，民意尚有可为。但实际上，投票给国民党的众多民众，要说政治倾向，与其说是支持国民党，更应当是“讨厌民进党”才对，只是当时情绪下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之后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国民党依旧是烂泥扶不上墙，而“台独”则是愈演愈烈。因此，对于塔利班的此番胜利，切不可真的以为“民心所向”，还是理性对待为好。
二是经济上，如不能有效解决民众的贫困问题，政权基础难以稳固，但在目前情况下，阿富汗“内卷”的概率极大。
政权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国内的基本稳定，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民众的生存与发展。说得直白些，老百姓得眼下有饭吃，未来有盼头，否则在太多“烂命一条”的想法下，任何稳定都是奢望。而从历史上来看，阿富汗经济问题的解决路径较为“畸形”。受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之游牧民族在古代社会军事上相较于农耕民族的天然优势，历史上的阿富汗国家，长期是以对外掠夺，尤其是对北印度地区的劫掠来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的。说白了，就是把抢来的东西内部一分，皆大欢喜，就可以保持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样的后果，就是形成了“掠夺性”的经济形态，以及民众劳动精神的丧失——毕竟赚惯了轻松的“快钱”，谁还有心思干苦力啊。但随着近代阿富汗对外掠夺能力的丧失，其国内问题已无法通过对外转嫁来解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军阀割据、内战绵延成为了当今阿富汗的常态。
——其实只要想想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之初，阶级矛盾尖锐，而后通过对外殖民掠夺来实现利润回流，进而缓和了内部矛盾，实现了国内的长期稳定，也就恍然于“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了。当今美国一直嚷嚷“再工业化”，希望制造业回流，但对于习惯了开动印钞机就能薅全世界羊毛的美国人而言，重拾劳动精神，胼手砥足地干活，怕是过于强人所难了。
在很大程度上，当今阿富汗其实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由于多年战乱，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对于未来都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这导致短期思想和行为泛滥，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毒品种植的盛行。在苏联入侵期间，“几乎所有的阿富汗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毒品活动中”。据联合国麻管局1990年调查，阿富汗农民的鸦片收入是水果和蔬菜收入的7倍。1994年，占世界40%的鸦片生长在阿富汗赫尔曼德河谷地区，是三大毒品产地之一“金新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即将重新上台的塔利班而言，实际上面临着“两难”的困局：为了获取国际承认与经济援助，就要和毒品作斗争，这不仅意味着要放弃极为重要的财税来源，更将触动尾大不掉的整个利益产业链，挑战可想而知——实际上，塔利班也高度依赖于毒品产业。但如果依旧放任不管，则不仅自身被国际接受的可能性存疑，亟需的重建援助也将难以落实，整个国家依旧前途渺茫。在经济建设难以步入正常轨道的前提下，“造血”无力，“输血”无路，“蛋糕”无法做大，那就只能是存量争夺——在大概率“内卷”的情势下，塔利班政权也就命运堪忧了。
三是社会结构上，如不经过较为彻底的社会革命与组织改造，“前现代”的社会形态依旧无法承载一个国家的远行。
我们在上文中讨论过，阿富汗是个典型的“前现代”国家，社会的破碎程度极高，政府权威的存在感很弱，民众的国家意识淡薄。在这样一个“蜂窝状”的社会形态中，要想动员民间资源，从事长周期、强协作、精细管理、目标远大的国家建设，没有经过较为彻底的社会基层改造，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与我党实现的社会改造是密不可分的，这种社会革命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以前的宗族、地缘、民族、阶层的圈层被瓦解打碎，使得每个个体直面国家权威，树立了牢固的家国信念。此次疫情防控所展现出的组织能力、动员效率、民众纪律，其实都是社会组织细胞改造的结果。能实现如此彻底革命的前提，关键是我党建设了一支新型的军队。毛主席曾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至理名言，没有强大的、自己能完全掌握的枪杆子，就只能对现存力量妥协，来“赎买”它们表面上的“效忠”，社会改造更是无从谈起。
无论是此刻已然作鸟兽散的阿富汗政府，还是即将上台的塔利班，其自身便是组织松散、难以统合的联合体，其依托的军事力量更是建立于原有的部族武装之上，以这样七拼八凑的军事工具，暴力夺权尚可勉力为之，改造社会实属天方夜谭了——革自己的命，太难了~~~而一个千疮百孔的前现代社会，想实现政府的政令统一、民众的国家认同、经济的长期发展、社会的长治久安，怕也只能是一种镜花水月的奢望了。
四是意识形态上，塔利班恐怕很难获取、消化伊斯兰以外的思想资源，而没有现代意识形态的国民再造，一个具有实质内核的现代性国家几乎不可能出现。
以上从政治、经济、组织上分析了塔利班已经面临和即将面对的“困境”，但我认为最麻烦的，其实是塔利班没有有力的思想资源，缺乏改造世界的有效指引。
塔利班的思想基础来源于伊斯兰教义，民众基础来自于普什图人，组织基础形成于宗教学校，这是塔利班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面”。而在一个焦虑、绝望的社会氛围中，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最容易发出最响亮的声音，鼓动起最普遍的追随，获取最强大的力量，塔利班20年之前的快速崛起，和这样的“成功经验”密不可分，而这也最可能形成塔利班的“路径依赖”。伊斯兰逊尼派是塔利班统合普什图人的口号和旗帜，而这也就意味着塔利班先天便与占人口60%的其他民族、占人口19%的什叶派有着内在的对立与紧张。
王毅外长在会见巴拉达尔时提出：
“希望阿塔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高举和谈旗帜，确立和平目标，树立正面形象，奉行包容政策。阿各派别、各民族应团结一致，真正把‘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落到实处，推动阿和平和解进程尽早取得实质成果，自主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巴拉达尔则回应：
“阿富汗塔利班对争取和实现和平抱有充分诚意，愿与各方一道，致力于在阿建立广泛包容、被全体阿人民接受的政治架构，保障人权和妇女儿童权益。”
——很明显，如何实现“广泛包容”是塔利班建政面临的最大障碍，但如果没有能统合“全体阿富汗人民”的新的价值观念，那么“广泛包容”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
但就塔利班目前的全方位形态而言，要想汲取新的现代价值体系，实现整个国家的思想整合，将会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而组织和人相似，如果找不到前进的道路，往往就会倾向于原路返回——因为走老路比起蹚一条新路出来，看起来总要安全一些。
因此，塔利班此次的“上京赶考”（毛主席语），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的，他们只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三、中美大国博弈下的“命运旋转门”
说了这么多，最后还是稍微谈谈阿富汗变局对于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是如何应对的。
首先，国家力量的有限性，在阿富汗变局中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01年美国及其盟国进入阿富汗，61天就搞垮了塔利班政权，但随后却陷入了长达20年的“治安战”，耗费了相当的人力物力，末了却只能“最是仓皇辞庙日”，连起码的体面也顾不得了。这样的画面，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当年美国从南越撤出的场景。这充分说明了，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受限于自身的可用资源与投入意愿，也有力所不逮之处，一旦突破了“盈亏平衡线”，其决策便会随之转向，向“理性”回归。
这一点上，毛主席早有论述。
1959年3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指出：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国家力量的有限性，是我们思考国家战略和对外博弈的重要基点，对于目前迫在眉睫的台湾问题，美日及其盟国，究竟有多强的意愿、多大的实力进行干预，值得我们反复权衡、慎重对待。而阿富汗的变局，给了我们一个观察斟酌的现实窗口。
其次，中国与阿塔的接触，展现了务实外交的现实主义色彩。
7月28日，“王毅会见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时成为媒体热点。
其实早在此次会见之前，中国已与阿塔进行了非正式接触：2014年末，当时塔利班就派出过代表团访华并与中国官员会面；而在2015年5月，阿富汗政府谈判代表与塔利班代表在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
此次王毅在会见中明确表明了中方的态度与诉求：不干涉阿富汗内政，阿富汗人自己解决，打击“东伊运”恐怖组织。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中国不会直接介入阿富汗内部局势，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积极接触、以静制动的策略。
阿富汗的历史与现状，决定了直接介入其内部事务的高成本与低效能，“性价比倒挂”是常态。中国目前的战略重点显然在东面台海，而非西部中亚，因此中国无意蹚这摊浑水，只是积极和各派进行接触，以保证与未来执政者的有效沟通，并防止危机外溢，波及自身。至于阿富汗局势的未来走势，那就是阿内部各派势力与有心掺和的外部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中国作壁上观，静待花开。可以说，这给了中国最多外交转圜的空间，多少有着机会主义的精明与狡黠。
二、无论哪方当政，中国的利益底线不能触碰。
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通与安全；二是在泛伊斯兰、宗教极端化背景下，新疆的持续稳定；三是截断恐怖主义由阿富汗向中国渗透的途径；四是毒品的生产与非法输入。这些都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与战略利益，更有鉴于塔利班与“东伊运”曾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此次向其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号。
第三，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对阿政策的考量中，俄罗斯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今天的俄罗斯由于中亚各国的区隔，与阿富汗并不直接接壤，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南向印度洋是俄罗斯矢志不渝的战略方向，中亚地区是俄国苦心经营之地，尽管苏联解体，但俄罗斯对于中亚各国的传统影响力仍不能忽视，而俄罗斯也在潜意识中将中亚视为自己的“禁脔”，对于任何其他大国试图染指中亚、增强自身影响力的动作都异常敏感。实际上，即使是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当前处在历史最高水平”（普京语）的背景下，俄罗斯国内的反华声音仍不绝于耳，俄对华仍存有强烈的戒心，只是现实迫切的战略需求暂时压制了这些杂音。而美国西方对于分化中俄战略合作的企图也从未放弃，这是中国面临的现实课题。
因此，尊重俄罗斯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表明自己无意于挑战乃至取代这种影响力，对于增强两国战略互信，进而为我们解决更为棘手的、事关国运的重要课题（比如台湾、比如中美博弈等等）营造更为有利的战略态势，是中国必须优先考虑的。因此，中国在阿富汗上的进退取舍，要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与背景下进行理解与审视。
此刻已是凌晨3点，北京的窗外突然下起了大雨。和以前的老毛病一样，本想随便扯点片段式的感想，却又抑制不住地写成了一篇长文。此时的阿富汗，正经历着政权更迭、前路难测，而饱经苦难的阿富汗人民，又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这几天的电视新闻中，不停闪现着阿富汗难民的身影，而那些孩子们的稚嫩面孔，则深深刺痛着自己。看着此刻早已酣然入梦的女儿，在倍感庆幸的同时（尤其想到76年前的昨天，倭寇投降，华夏重生），也祈求着和平与安宁早日降临到那些多灾多难的土地与人民……
山河虽已无恙，国人仍当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