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时代，从国内来看，中国标准取得了胜利。但是，从国际市场来看，美国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3G相对于2G，最大的区别是可以高速上网。在2G时代，无线通讯还是有限电话的延伸，语音通话为主，辅之以短信，对手机的性能要求不高。到了3G时代，手机成了智能终端，上网看网页、视频、刷微博、搜索、玩游戏等等需求爆发式增长，这就对手机的操作系统、芯片、屏幕反应等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就是出现了新一轮的“创维竞争”。欧洲在2G通讯时代积累的技术优势就不够用了，美国在芯片、软件操作系统等方面的传统优势“跨界”进入了手机通讯领域，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3G时代的美国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iPhone手机和安卓崛起，用支持手指触摸的电容屏取代了用电子笔触摸的电阻屏，用苹果IOS和安卓智能操作系统取代了各种老旧的手机操作系统。2G时代的全球手机霸主诺基亚在iPhone和安卓的冲击下迅速衰落，最后不得不将其手机业务整体卖掉，专心做通讯设备。第二是高通公司的崛起，它在CDMA领域的专利数量巨大，一手收专利费，一手卖CDMA技术的芯片。全球三大标准TD-SCDMA、WCDMA和CDMA2000里边都有CDMA四个字母，这里边都有高通的大量专利技术。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每卖出去一台，就要向高通支付占手机价格大约5%的专利费。很快，高通公司就超过了传统电脑领域的芯片巨头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这样，在从3G到4G过度的时刻，美国就打起了当年欧洲建3G标准时候的主意——让美国标准成为全球唯一的4G标准。
高通公司率先提出了全球首个4G标准UMB，想要全世界推广。欧洲和中国一看，这个UMB标准基本就是把原来CDMA中的高通专利全部拿过来，然后把其它专利踢掉，改成高通新研发的各种专利。在3G时代，全世界的制造商都被高通的专利费压迫的很厉害，通讯界为此还专门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高通税”。可以说是“天下苦高通久已”。如果UMB成了4G唯一标准，那4G时代全世界的通讯行业厂商就都变成给高通打工的了。这样，中欧等各国通讯厂商空前的联合起来，坚决拒绝UMB，不给它生产任何用于测试的设备，也不提供试运营。连美国公司也不愿意配合。高通公司就是一个纯研发设计企业，没有生产制造能力，失去了运营商和制造商的支持，UMB很快就胎死腹中。
UMB标准被干掉以后，美国方面又新提出来一个Wimax。这一次声势浩大，由芯片巨头英特尔牵头，IBM、摩托罗拉、北电，以及北美一些运营商纷纷跟进。在美方的运作之下，Wimax硬是违反国际惯例，在3G标准已经敲定多年以后，被强行塞了进来，占了一段无线频谱，成为新的第四个3G标准。理由就是Wimax可以无缝升级到4G。美方的计划是在3G建设时期就把Wimax放进去，获得稀缺的无线电频率资源，然后直接软升级到4G，抢占4G的领先地位。
Wimax提出的时间是2007年，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始3G组网。美方就先向他们认为三大标准中最弱势的中方喊话：放弃TD-SCDMA组网，转投Wimax阵营。他们声称，Wimax的速度和带宽都远胜TD-SCDMA，而且有美国庞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支持，芯片价格只有TD-SCDMA芯片的十分之一，还可以无缝升级到4G。
中国国内大规模质疑TD-SCDMA的声音也就在这个时期出现，实际上是对美国推广Wimax标准的一种呼应。包括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教授在内的多位业内专家在2007年前后，曾公开表示：
“与以前的3个3G标准相比较，WiMAX的带宽至少高两个数量级，而WiMAX的成本至少比其他3G标准低两个数量级。并没看出TD较之WiMAX有任何的优势，没有运营商愿意选择TD标准，为什么不用更好的更先进的技术（WiMAX）呢？”
这些专家认为，中国强推TD-SCDMA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政府粗暴干涉市场技术选择的体现，给中国电信决策层制造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但中方决策层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坚决上马了TD-SCDMA，而且和欧洲方面联合，提出来新一代4G标准方案：LTE。基于LTE，欧洲继续用它的FDD，中国继续用TD，这样就形成了新的两大4G标准：FDD-LTE和TD-LTE。中国方面也宣布，将朝着TD-LTE的方向进行4G升级，所有TD-SCDMA用户都可以不换卡不换号就直接升级到4G。
LTE和Wimax的标准对决，一方面是中欧联合对抗美国，一方面也是通讯企业联手对抗来自电子信息产业的跨界挑战。LTE使用了大量来自3G和2G的无线通讯技术，而Wimax则主要来自于传统的电脑局域网Wifi技术。
在这中间，高通公司的态度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它是一家美国公司，似乎应该支持美国企业主导的标准；但另一方面它的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通讯领域而不是传统电子信息领域，LTE中包含了大量的高通专利，而Wimax则没有多少高通专利。这就意味着如果4G采用LTE，它还可以继续收取很多专利费，而如果升级到Wimax，它就没啥专利费可收了。
高通公司刚开始试图和英特尔谈判，往Wimax里边塞进去一些它的通讯专利。但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高通公司宣布：它所有的芯片都不会支持WiMAX。高通是手机芯片的行业龙头。而英特尔是以电脑芯片为主的，它当时并没有预见到智能手机的崛起，所以根本没有重点发展手机芯片。这样，在全球大规模上马3G的时刻，Wimax陷入了没有可靠芯片支持的尴尬境地，美国自己的3G网络也还是CDMA2000为主，没有主推Wimax。
缺乏产业链支持，WiMAX的形势急转直下。网络设施跟不上、芯片供应跟不上、产业链发展严重不足，WiMAX的使用体验非常差，WiMAX阵营开始瓦解。澳大利亚最早部署WiMAX的运营商首先开炮，在国际会议上痛骂WiMAX，说室内覆盖在区区400米就不行了，时延高达1000毫秒。
到了2010年，WiMAX标准的最大支柱英特尔撑不住了，宣布解散WiMAX部门。这标志着WiMAX标准的彻底溃败。LTE成为4G主流标准已无疑问。
UMB和WiMAX标准的先后溃败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通讯产业打击很大。4G时代中欧掌握了标准，华为、中兴、诺基亚、爱立信成为全球通讯业四大巨头。国产手机品牌华为、荣耀、小米、vivo、oppo等纷纷崛起并走向世界。加拿大的北电网络曾经是其国内最大的电信企业，因为孤注一掷发展WiMAX而陷入严重亏损，被迫在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加拿大从此在电信领域失去国际竞争力。美国电信业巨头摩托罗拉也因为连年亏损而被中国联想收购。只有“叛徒”高通在4G时代活的风生水起，继续愉快的收着专利费和销售芯片。
进入4G时代，随着美国标准被淘汰，中欧之间的标准竞争开始。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又撰文《“TD式创新”祸国殃民》，他在文中质问：“为什么中国的4G不采用世界主流的FDD-LTE，而要采用仅占世界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TD-LTE？为什么不但中移动要用TD-LTE，中联通、中电信这两家根本不要求上4G的运营商，也必须耗费巨额资金、立即开始铺设TD-LTE网络？”
阚凯力再次预言，如果上马中国自己的标准，那么“运营商和消费者都将受到长期的损失”，而用行政力量扶持起来的制造商则注定会没有市场竞争力。
这篇文章再次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舆论。不过这一次，政府决策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中国移动很快就上马了TD-LTE，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则采用了TD和FDD混合组网。最后，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中国移动大获全胜。2014年4G开始组网的时候，中国移动3G用户的数量是2亿，跟中国电信加中国联通之和相当。到2019年6月底5G上马的前夜，中国移动客户总数已达9.35亿，其中4G用户数已达7.3亿。比中国电信（3.2亿）和中国联通（2.4亿）的用户数加起来还多了1.7亿。
在5G标准制定的争议中，TD占据了绝对优势，欧洲的FDD从5G标准中几乎完全出局。此外，之前被南京邮电大学傅海阳教授质疑为“造假”的智能天线技术，也在5G时代大放光彩，其核心技术“波约束”成了5G的关键技术。3G时代中国标准制定中研发的技术——TD和智能天线——成了中国移动占据全世界5G国际标准立项数第一的关键原因。同时也是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能够在5G专利和5G标准中取得国际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事实证明，中国最初选择TD和智能天线技术作为中国3G标准的关键技术特征，相当具有远见。
进入5G时代以后，在产业链和标准制定上占据优势的中国企业，其专利数已经大大超过了高通以及整个美国，华为的海思芯片等也开始与高通的骁龙芯片并驾齐驱，在5G通讯芯片领域则走到了前面。美国不得已，采取无赖手段，利用自己在传统芯片领域的技术 优势，开始对华为为代表的中国5G产业链进行制裁打压。一场新时代的标准与技术之争随即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