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是网友们开玩笑时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然而，曾经有一位中国导弹专家，为了区区几万美金，就出卖了东风导弹的绝密资料。
他不仅把导弹最核心的7项绝密情报贩卖出去，还精心为台湾间谍科普导弹知识。
融入了中国军工专家多年心血的东风-31型导弹，从此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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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31型导弹的泄密事件，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
谁也没想到，原本可以震慑西方、敲打台湾的绝密武器，竟然会成为别人眼中纸糊的老虎。
1999年的国庆阅兵仪式上，东风-31型洲际战略导弹初次亮相。
在当时，这是中国军方最先进最尖端的导弹。具体的技术数据，足以让某些敌视中国的国家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只有内部人士才最清楚：对外公布的数据是不太准确的。
虽然东风导弹的研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想要像宣传的那样能够发射到美国本土，还是有些夸张了。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并不友好。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家独大，中美之间的摩擦已经初见端倪。中国必须想办法秀一把肌肉，不让大使馆被炸事件再次发生。
万万没想到的是，观看阅兵式之后的西方政要，很多并没有什么反应，甚至还对东风导弹有些嘲讽。
台湾地区已经有政客公开扬言：“东风-31型战略导弹是拉大旗作虎皮，技术数据被严重高估，根本不足为虑。”
从1986年到1999年，十几年的辛苦研制，一切却可能全部付诸东流。
如果西方国家拿到了东风导弹的全部数据，不仅会轻视，还会有针对性地进行防备部署，导弹原本的威力也都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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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迅速成立了。所有接触过这项工作的人员，都是值得怀疑的对象。
可是参与导弹研制的，大多都是我国科研界的知识精英，一生清贫自守。哪个人看上去都不像是坏人。
再说，就算真有人被策反了，也一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自己会露出任何马脚。
没想到，就在专案组沮丧万分的时候，“大鱼”浮上了水面。
熟悉他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他出生于1942年，是南开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后来成为我国的导弹技术专家。
在日常生活中，他就是一个普通科研知识分子的形象，清贫、老实，学问非常扎实。
如果没有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相识，他也许现在还是一名备受尊重的科研专家。
在远房亲戚的那次婚礼上，郭万钧偶遇了一个名叫沃维汉的人。
沃维汉衣冠楚楚，一副成功人士的打扮，谈吐之间显得慷慨大气。在得知郭万钧的职业之后，沃维汉很热情地和他拉近关系。
宴席结束后，两个人留下了彼此的联系方式，俨然相见恨晚的样子。
郭万钧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位难得的知己，他不会想到，沃维汉的真实身份是台湾间谍。
沃维汉是黑龙江人，早年间留学德国。在国外的日子，他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认定西方的思想才是正确的，频繁和一些流亡人士接触。
这些行径，使他成为了台湾间谍机构眼中可利用的工具。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台湾方面就完成了对他的策反。
沃维汉的任务，就是用尽一切手段，刺探中国大陆的情报消息。
郭万钧被沃维汉盯上了。为了让这位清贫的导弹专家上钩，沃维汉无所不用其极。
只要是郭万钧想吃的想玩的，沃维汉从来都是大手一挥，丝毫不心疼自己的腰包。
那时候科研人员的工资都很低，甚至社会上有传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郭万钧微薄的薪水也只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哪里禁得住这种诱惑？
间谍都是有技巧的。一开始，沃维汉询问的，并不是多么机密的信息，所以郭万钧没什么警惕心。
等到沃维汉开始索要东风导弹的核心机密的时候，郭万钧意识到了他的身份并不简单，必然是海外间谍。
但是这时候，他已经上了贼船，很难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更何况，他已经深深沉迷于物质享受，由奢入俭难，再让他回归清贫生活已经难如登天。
郭万钧一咬牙，索性一条路走到黑，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机密全部卖给了沃维汉。
东风-31型导弹的全部技术数据、重要图纸，都到了台湾军情机构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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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24日，沃维汉与郭万钧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终身政治权力，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8年11月28日，两个人都被执行了死刑。沃维汉的罪名是间谍罪，郭万钧的罪名是叛国罪。
美国一旦掌握了东风-31导弹的关键数据，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改进自己的反导系统。
好在，2002年11月22日，改进后的东风-31甲洲际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最大限度地补救了东风-31数据泄露的危险。
郭万钧为了取得更加丰厚的酬劳，不仅把7项绝密情报悉数泄漏，还生怕和敌方情报机构看不懂，把导弹的所有重要知识都给对方科普了一遍，沃维汉耐心地标注上了详细的笔记。
这就相当于，送给敌方将领一把利刃，还唯恐对方不会使用，手把手教会了人家。
国家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也对国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何以至此？
有人说，是因为科研人员的待遇比较差，工资相比国外来说太低了。
可是，郭万钧至少衣食无忧，生活不算富足但也能称得上安稳。
时光倒流几十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万里归国，他们放弃的环境何尝不优渥？他们面对的条件难道不比郭万钧艰苦得多？
邓稼先作为“两弹一星”元勋，拿到的奖金只有20块钱。他的身体由于遭受严重的核辐射，62岁就在病痛的折磨中去世了。
他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我们不要求每一个科研人员都有这样的觉悟。但至少，不要再出现第二个郭万钧了。
如果羡慕五花马千金裘，那么完全可以辞职下海做生意，而不是靠出卖祖国来换取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