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温伯陵:解决了建国初期的国运危机|2021-10-16

1

新中国的危机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人民被革命热情鼓舞,感觉幸福的日子很快要来。


但沉浸在幸福中的人不知道,刚成立的新中国,可能面临一场席卷全国的危机。


以农业亩产量为例。


战国的粮食平均亩产量是216斤,汉朝是247斤,唐朝推广先进农具和修建水利,亩产增加到334斤,宋朝更进一步达到381斤,明朝时期北方粟麦平均亩产300斤,南方有两季稻,平均亩产能达到557斤。


清朝推广了玉米、土豆等作物,平均亩产量比明朝多一些,不过由于技术限制,增加的亩产量非常有限。


然而由于清末民国的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全国稻谷平均亩产量只有252斤,小麦86斤,杂粮101斤,全年产粮2263.6亿斤。


看起来也能凑合,是吧,那我们再来看人口。


学界普遍认为,秦朝的人口高峰是2000万,汉朝是6000万,唐朝安史之乱前人口达到8000万,明朝朱元璋做人口普查,结果是6000万,经过数百年的安定生活,明朝灭亡前夕人口过亿。


清朝免除新生人口的人头税,又有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人口大爆发,即便太平天国和西北回乱造成人口减少,到1900年依然恢复到4亿。


人口基数大,增长起来也快。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站立起来了。


不过有些南方省份没有解放,人口普查也不完整,所以学者们推算,1949年人口是5.4亿,并且以每年1300万的速度增加。


我们结合农田亩产量和人口规模,就能算出来,1949年的人均粮食分配是419斤。


这是绝对平均的粮食分配量,事实上绝对平均是不可能的,人均419斤只是理论数字,大部分人的粮食远比这个数字要低。


人口无限增长和粮食产量不足的矛盾,就是新中国的危机,也是中国历代王朝走不出三百年周期律的原因。


和历代王朝不同的是,古代王朝立国初期,面临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有100年的过渡期,然后才会遇到人地矛盾。


我们聊了很多古代史,知道人地矛盾基本解决不了,所以古代王朝很快走下坡路,在农民起义的呐喊声中走向灭亡。


而新中国在立国初期,便遇到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人地矛盾,如果解决不了,那么短短十年后就会出现人口和粮食危机,中国变成一座火山,酝酿下一个乱世。


想初步走出历史周期,需要完成工业化。


只有用工厂容纳无限增长的人口,用技术提高农田亩产量,用组织和纪律平均分配利益,新中国才能度过危机。


可是工业化谈何容易?


同样是1949年,农业和手工业人口占90%,工业人口只有10%,就这些少得可怜的工业里,还是以轻纺、食品等消费产业为主,制造和生产工业相当于没有。


全国钢产量15.8万吨,煤产量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度,铁路通车里程只有1.1万公里……这些惨淡的数据,每项都比美国低几百倍,甚至印度都是中国的3—8倍不等。


这样的工业底子,别说走出历史周期律了,新中国能不能活下去都是问题。


所以虎踞台湾的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我党能坐稳江山,时刻想着“反攻大陆”,起义将领傅作义也私藏电台,准备乱世出现搏一把。


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暴乱一定会发生。因为他们不相信新中国能完成工业化,解决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的矛盾。


百年间多少人杰尝试工业化都失败了,你毛泽东和中共凭什么能做成?


但毛泽东说了,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2

工业路线的选择


工业化不是买机器回来生产就行,如果那么简单的话,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已经成功了,中国也不用受百年屈辱。


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比如工厂需要足够的劳动力,而以农业为主的旧社会,大部分劳动力都被绑架在土地里,一年劳作只为糊口,这样的社会,即便城市办工厂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


农民被地主剥削之后,便没有多余的资金消费,结果就是城市生产的工业品没有市场,投资和收益完全不成正比。


至于地主,更不愿意进城投资工业,毕竟工厂的收益极不稳定,可能今年发大财,明年就赔本当裤子,哪有兼并土地的收益稳定。


所以中国革命的主线是土地革命,任务是铲除地主解放生产力,唯有如此才能改变中国的生产关系,进而发展生产力。


这种革命任务的先后关系,可是近代百年的经验教训。


除了改变生产关系以外,工业化需要引进技术、积累资金、城市规划、开拓国内外市场、系统的国民教育等等,对于新中国来说,每一项都是地狱模式。


不过凡事皆有利弊。


中国的工业底子薄弱,让工业化的起步非常艰难,但底子薄弱说明中国工业是一张白纸,没有不可挽回的积弊,正好作最美的图画。


1944年,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说:


“未来中国工业化,必须有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中国可以给美国提供投资场所,以及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做为补偿,中国向美国提供工业原料和农产品。”


也就是说,抗战末期的时候,我党倾向和美国合作。


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相比苏联而言,美国在地缘上控制中国的难度略大,和美国合作,符合“远交近攻”的中国外交传统。


其二是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和苏联天然亲近,如果再交好美国,全世界的外交局面和贸易市场就打通了。


结果短短2年后,美国经过内部博弈,选择了蒋介石和南京国府,彻底和我党撕破脸。


毛泽东等人也会无奈,给美国机会,美国没抓住啊。


不是新中国想远离欧美国家,而是欧美国家的阵营不要新中国。于是新中国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外交政策向苏联一边倒。


不过苏联和美国一样,数十年来更倾向蒋介石和国府,对我党的支持力度一向不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实是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美苏都不重视的状态。


于是毛泽东和同志们决定,趁土地改革即将完成、城市和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机会,先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工业化?


简单说就是保留私有经济,让国内的城市和农村经济循环起来,恢复经济积累资金,逐渐完成工业化。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经济模式,不是谁的独创发明,无非是旧瓶装新酒罢了。


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在毛泽东时代却失效了。


因为延安时期没有大规模工业化的需求,改革开放时已经有了工业化的基本盘,这种模式都能盘活经济。


建国初期的任务是大规模工业化,但土改后农民有了小块土地,农村便恢复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本不需要购买城市的工业品,那么城市工业品就没有农村市场,不能积累资金扩大生产。


所以那几年确实恢复经济了,却连工业化的影子都没摸到,原因就是经济模式和国家任务不匹配。



我们现在用上帝视角看历史,知道用新民主主义搞工业化,可以是可以,但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而二战后的世界局势,根本不给你太多的时间。


中国做为世界有数的大国,一旦错过工业化的窗口期,国运就跌到谷底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世界局势彻底变了。


1950年,美国出兵介入朝鲜战争,想趁机占领朝鲜半岛,把中国和苏联堵在鸭绿江。苏联不愿和美国作战,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态观战。


毛泽东却力排众议,坚持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才有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经过三次战役,美军被志愿军打回三八线,斯大林都震惊了,万万没想到,土里土气的志愿军竟然能硬刚美军?


斯大林深吸一口烟斗:“我做了一个违背自己的决定,我要武装中国。”


美国不是扶持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么,那苏联也可以扶持中国对抗美国。


反正中国是苏联的小老弟,用中国做苏联的战略缓冲区,远比苏联原本的边境线要安全。


至于具体的扶持方式,便是156项工程。


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除了要到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后续还签订50项重点工程,涉及煤炭、钢铁、电力等工业,这些项目有抗美援朝的催化,于1952年正式确定下来。


同年周恩来和陈云率团访苏,又签定91个大型项目,连同之前签定的50个项目,将在1953—1959年陆续开工。


预计项目建成后,中国的煤炭、钢铁、石油等重工业,等同于苏联1932年的水平,或者日本1937年的水平。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和中国签定10项文件,包括后续签定的军事工程、造船等项目,前后共计174项工程,经过修改调查,最后确定了154项。


由于156项工程的名称已经公布,就通称为“156项工程”,总价值约40亿美元。


这些项目是中国“一五计划”的核心,到50年代后期已经建成航空、航天、电子、兵器、船舶、冶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石油、煤炭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直接让中国工业和世界的差距缩短50年。


至此,中国才暂时走出建国时期的危机,可以谋划更远大的未来。


还是那句说了无数次的话,这一切都是志愿军在朝鲜换来的。



3

改造中国


中国为了承接苏联的工业技术转移,同时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


首当其冲的是扫盲运动。


工业化需要有知识的劳动力,如果人民都是大字不识一斗的文盲,即便人口再多,也不是工业化需要的劳动力,而是国家的累赘。


(印度:正是在下)


于是中国在恢复经济和建设项目的时候,用20年时间,先后进行4次大规模扫盲运动,让1亿多不认识1500字的文盲,变成能读书报的工业劳动力。


扫盲运动很有意思,简单说一下。


1950年,全国各地办起扫盲班,可需要扫盲的都是成年人,不可能全日制学习,所以城市单位办的是扫盲夜校,农村则在冬季办扫盲班,称之为“冬学。”


每年冬天,农村都有人背着书包上学,书包里是统一印刷的冬学课本,互相打招呼都问,你今天学了几个字?


那幅画面,你想象一下?


军队扫盲更绝。战士们的床头要贴生字、背包后面要贴生字、吃饭前要背生字,总之就是学不会生字,什么都不用做了。


甚至在全军运动会赛跑前,运动员能不能起跑,不是听发令枪,而是谁先写完规定的汉字,谁就能先起跑。


明明是比体力的运动会,办成比文化的运动会,要是平时不努力的话,哪怕跑的再快也是最后一名。


九三荣军农场,则是在马车上挂小黑板,把前一天学过的生字写在上面,劳动的时候复习背诵,收工前组长检查是否完成,晚上回去再学习新字。


就用这些“不正规”的土法子,扫盲到1964年,中国人口的文盲率从80%降到52%。


这些脱盲人口,就是中国的工业人口红利。



其次是高校院系调整。


前些年很多人说,民国出大师,然后来讽刺当代没有大师。


事实上民国高校培养的大师都是文科大师,谈古论今天下第一,写字骂人无人能敌,然而这些大师连螺丝钉都造不出来,对急需工业化的中国,又有什么用呢?


中国高速工业化的“一五”期间,工业技术人员的缺口达到30万,各类高校预计只能输送4万人,远远达不到要求。


这就是清末民国重文轻理的后果,新中国必须给前两个政权擦屁股,把高校的理工科重新搭建起来。


于是在1952年,教育部草拟了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计划,涉及高校总数的75%,调整后全国共有高校201所,平均每校700人增加到1172人。


以前那些巨无霸高校被拆分出来,师资力量分配到新高校里。


比如非常牛逼的南京大学,基本给肢解了


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南京大学。农学院改成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教育学院改成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林学系改成南京林业大学,水利系改成河海大学,政法系并入华东政法……


这次高校院系调整,其实就是中国理工科高校的扩招计划


而在高校院系调整的同时,中国高校全面苏联化,有600多名苏联专家带着苏联教材,直接在中国讲课,并且翻译了1400种教科书。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工业化铺路啊。


不管现在对院系调整骂的多厉害,都不能否认,经过院系调整的高校,基本满足了高端工业人才的需求。



最重要的改造是农村的人民公社。


现在说起人民公社,普遍要附带大锅饭、养懒人之类的标签,给人感觉人民公社是十足的败笔。


可问题是,如果人民公社真的是败笔,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同志,为什么要推行人民公社呢?


他们在战争年代那么英明,为什么到了和平建设年代,连这些问题都想不明白?


既然人民公社做为大政策推行出来,并且坚持了数十年,必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要不然很多事情就解释不清楚。


那是什么作用呢?


薅农村的羊毛,稳定农村的秩序。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都要有原始资本积累,而原始资本积累只有两条路:


一是侵略其他国家,以剥削殖民地的方式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英美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走的就是这条路。


二是挥刀向内割自己的肉,从本国人民的身上,获取最大剩余价值,完成国家层面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用这些资本来投资工业,苏联就是走这条路。


近代中国被欧美列强侵略,原本就是第一条路的受害者,再加上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农业国,也没有侵略其他国家的现实条件。


所以侵略其他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路线,中国直接pass,那就只能学习苏联,挥刀向内,获取数亿农民的最大剩余价值。


执行机构便是人民公社。


还记得前文说的吧,建国初期的农村,由于土改催化恢复成小农经济,不愿意购买城市工业品,导致城市工业不能完成原始积累,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遥遥无期。


为了获取农村的最大剩余价值,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决定,趁土改的热情没有散尽,动员农民参加互助组、初级社、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农村机构,把农民组织起来。


最终有5.4万个公社、71.8万个生产大队、600.4万个生产队在全国铺开,国家行政力量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千家万户。


既然参加了人民公社,一切经济活动,便要由公社来统一调配,这就消灭了建国初期的农村小农经济。


而有这样的组织基础,国家便可以推行统购统销,用剪刀差的方式,薅农村的羊毛。


什么是剪刀差?


简单说就是,国家最大限度降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最大限度提高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公社在其中低卖高买,价差便是国家薅到的羊毛,也是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据统计,建国前40年,农村给工业化提供了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250亿,每个劳动力提供80元/年。


这种获取资金的力度,全世界都绝无仅有。


农村除了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还要做国家经济危机的转嫁池。


自1955年起,中国开始动员青年“上山下乡”,初衷是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力脑力劳动差别。


但在革命理想的背后,却是每次遇到经济危机,城市就业压力增加,国家就动员青年上山下乡,把就业压力转嫁到农村,20年内累计向农村输入4000万知青,极大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这在小农经济时代,简直不可想象。


我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哪有精力养知青啊,再说了,城市来的陌生人凭什么住我家?


然而有人民公社和“一大二公”的号召,这些事竟然都做成了,而且没有激起农民大规模的反弹。


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改天换地,根本原因就是农村所有制的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生活苦,原因也在这里了。


如果中国放弃工业化,不向农村提取资金,也不向农村转嫁就业压力,农民生活会宽裕很多,但代价就是国运天花板很低,遍及全国的危机很快爆发。


如果想走向星辰大海,那么让农民吃三十年的苦,就是必须要走的一段路。


这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区别。


毛泽东和同志们选择了大仁政,一代人吃了五代人的苦,做了五代人的事业,换来千秋万代的幸福安康。



4

六十年代的苦难岁月


当然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虽然苏联有理想主义的气质,愿意援助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接受苏联的贷款和工业技术转移,总要以另一种方式补偿苏联。


1955年,苏联归还旅顺港,中国摆脱近代苦难岁月的最后一道枷锁,成为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


但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是大哥,中国是小老弟,苏联怎么可能放弃控制中国呢?要是不能控制小弟,做大哥的还有什么威信?


苏联要控制中国,就需要捏住中国的把柄。一旦中国要反抗苏联,苏联可以随时打中国的七寸。


类似于一个家庭里,谁掌握经济大权,谁的家庭地位更高。


于是在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中苏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在中国独立主权的边缘疯狂试探。


苏联的意思很明白。


想继续要贷款和工业技术,那就跪下做听话的小弟,如果不愿意做小弟,我就把你踢出社会主义阵营,收回你的工业化入场券。


二选一,中国做题吧。


其实抛开国家的立场来说,苏联的做法也正常,大哥控制小弟属于世界通行的常规操作,欧洲国家不都被美国和苏联控制么?


问题是,中国的百年追求就是独立自由,苏联想继续控制中国,便是触了中国的逆鳞。


苏联的追求和中国的理想相撞,毛泽东怒了:“赫鲁晓夫同志,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特么的是联合舰队?


两国高层发生激烈的争吵,两国关系也出现不可弥补的裂缝,苏联大怒,1959年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苏联专家。


当年斯大林发给中国的工业化入场券,现在被赫鲁晓夫给收回去了。


中国追求独立自由,代价非常惨烈。


1957年起,河南就出现大面积干旱,粮食严重减产,河南要抗灾,开始减少城乡的粮食供给。


第二年,河南、河北、四川、陕西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和洪水,灾情严重,粮食产量继续减少。


而在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中国的内忧外患都来了。


外患就是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不仅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和资金,还向中国逼债,想逼迫中国低头服输。


据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中国还欠苏联80亿卢布。


毛泽东说,我们要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内还清。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要有这么一个志气。


给苏联还债,让遭灾的中国雪上加霜。


内患则是朝野被“建设祖国”的激情鼓舞,不惜代价大炼钢铁。


据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回忆,1958年底全国参加炼钢的劳动力达到9000万人,加上支援炼钢的人,共动用劳动力超过1亿人。


原本就遭遇水旱灾害,农田粮食减产,这么多人不抢收粮食,反而跑去炼钢,导致严重减产的粮食,再度减少。


可能有人要说了,大炼钢铁不是毛泽东号召的么,这口锅他要背着。


其实《毛泽东年谱》记载的很明白,1957年产钢535万吨,同志们汇报第二年的计划,表示要翻一番,实现1070万吨的目标。


毛泽东听完汇报,说到底能不能完成,要是不能完成就降低目标。


其他人说没问题,能完成。


1958年的目标基本完成了,定1959年的计划时,各部门又确定了翻一番的目标,要炼钢2140万吨。


毛泽东还是那句话,到底能不能完成,不能完成就降低目标?


他们还说没问题,结果就出事了。


大炼钢铁的事,毛泽东做为领导人确实有责任,但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的身上。


扯远了。


总而言之,50年代末期中国要维护独立自由,催化了已经出现的内忧外患,导致1959—1961年粮食减产4036.5万吨,灾区人均粮食减少466斤。


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农村饿死很多人,非常惨烈。


此后几年,中苏爆发论战,关系越来越远,以前的苏联老大哥,也成了人见人骂的苏修。苏联闹着要给中国发射核武器,施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而在东部沿海地区,美国继续用岛链封锁中国,同时扶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经常有飞机闯进中国领空搞破坏。


中国被美苏两大霸权围堵,国际环境恶劣到极点,根本不能静下心来搞建设,反而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动用数不清的人力物力,在西南地区搞了三线建设。


目的只有一个,备战备荒为人民。


整个60年代,被美苏两大阵营抛弃的中国成了世界的流浪孤儿。


我们都说中国现在的国际环境恶劣,和60年代相比,这才哪到哪啊,小儿科过家家而已。



5

联美抗苏


其实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特别希望和欧美国家修复关系,消解苏联的军事经济压力。


法国议员代表团访华的时候,毛泽东和他们座谈: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反对共产主义,但我们还是可以合作。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我想,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


包括日本,也在毛泽东的战略构想里面,他明确提出:“可以让日本来中国办工厂,向他们学习技术。”


然而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中国想和欧美国家修复关系,美国不同意,其他国家就不敢动,中国的一腔热情只能在内部爆发。


但是老话说得好啊,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时间进入1969年,美军开始撤离越南,美国和北越启动停战谈判,越南战争的烈度逐渐降低。


于是在二战和朝鲜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刺激消失之后,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也起不到刺激的作用。


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红利,已经在美国消耗殆尽,再也没有新的技术发明,给美国带来产业革命,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危机。


同时期的西欧国家也差不多,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典型特征就是资本无处投资,产品无处销售。


而此时的中国,已经熬过美苏围堵的艰难岁月,如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在东亚强势崛起。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这些艰难岁月的辉煌成就,在欧美国家看来,哦,以后的世界大事,不能没有中国参与,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咱们可以合作啊。


于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羞答答的传递信号:“要不……咱们谈谈?”


毛泽东非常大气,谈就谈。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华,随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


“40年代就想和美国合作,结果你们不愿意。现在怎么样,还不是得到我的碗里来?哼。”


国家关系恢复正常,那就可以开门做生意了,美苏围堵中国的艰难岁月,也就基本结束了。


这就是国运吧。


中国和苏联合作的时候,引进的156项工程以重工业为主,夯实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后遗症就是轻工业不足,严重影响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


以穿衣为例。


那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原材料是棉花,但中国的棉花年产量只有4000万担,除去军需和农民自用以外,能用来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


原材料的不足,极大限制了中国人民的穿衣需求。


而同时期的中国石油年产量,已经突破1000万吨,完全可以用石油提炼化学纤维,满足中国人民的穿衣需求。


但是没有技术和设备,怎么办?


所以中国和欧美国家合作以后,急需引进一整套轻工业体系。


1973年3月,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圈阅同意,并且写下批示:



“由于我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我们要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拟在今后三到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要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抓156项工程一样,扎扎实实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


因为准备投资43亿美元,引进欧美国家的轻工业体系,这次引进便称之为“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共有26个项目,包括四川维尼纶厂等化纤基地、3套石化设备、13套化肥项目、3个大型电站项目、2套钢铁项目、1套烷基苯项目。最大的投资国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德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



这些项目从1972年开始兴建,最迟在1983年建成投产,不仅改变了“轻重不均”的产业结构,还满足了民生方面的需求。


80年代的粮食亩产量逐年增加,农民年年喜迎大丰收,根本原因是化肥项目建成,改变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路径。


而且80年代市面上有很多“的确良”布料,人们可以不穿粗布灰蓝的衣服,原因在于四大化纤基地建成投产。




如果没有毛泽东“联美抗苏”,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签署的“四三方案”,80年代的中国,怎么可能发生质的变化?



分田到户不是致富捷径,工业体系才是。


至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运危机,被三十年的工业进程彻底消灭,并且给后人打下坚实的工业基础。


只是“四三方案”落成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故去,如果要给他们那代人做一个评论,我想应该是四个字:


再造山河。



6



这篇文章把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进程,简单聊了一遍,同时讲清楚了国内外的局势变化,以及路线政策的转变逻辑。


大家看到这里就明白,前三十年的坎坷磨难,自有其根源。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也自有其逻辑。


前三十年有很多被人攻击的黑点,如大饥荒、农民生活穷困、运动毁了一代知青、大锅饭养懒人等等。


这些事,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不否认。


我想说的是,这些经常被人攻击的“黑点”,其实是中国从零开始工业化的代价。


之所以出现这些代价,是因为中国要抓住二战后的窗口期,快速完成工业化改变国运,被逼无奈出台的路线政策造成的。


同样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二选一问题,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根本没有选择。


只能不顾一切的向前走。


前三十年受过苦难的人,可以在经济上补偿,可以在精神上缅怀,但不能因为那些受过苦难的人,就否定整个时代的奋斗,更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


他们和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


否定任何人,都是对中国前三十年努力奋斗的否定,而正是前三十年的埋头苦干,才有了现在的岁月静好。


其实以他们那代人的觉悟,否定或者肯定,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懂的自然懂,不懂得也不需要懂。


孔夫子曾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显然对后人的评价有些在意,毛泽东却在苏联撕毁合同时,在广州填下那首《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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