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越南的美国商会、欧盟商会代表向越南总理范明政发出提醒。
“美国的制造业成员中，至少有20%已经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在越南的欧盟企业中，18%的企业已将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另有16%正在考虑中。”
起因是越南从7月开始，因为疫情严重实施了连续三个月的严格封锁，工厂大面积停工，在疫情压力之下，在越南的外资企业纷纷把订单转移回中国。
原计划在越南生产的AirPods，被转移到了中国，Macbook和iPad在越南的生产计划也石沉大海，甚至连Nike都表示会把一系列订单转移回中国。
越南见状马上宣布“放弃”对疫情的抵抗，开始复工复产，以留住好不容易抢来的订单不要再流回到中国。
实际上，越南这几年来的苦苦追赶也让我们分外关注，在网上一个热议话题就是：越南到底行不行？
越南制造会不会取代中国制造，从而威胁到我们的世界工厂？
01.
越南发展制造业的最大优势有两个。
第一是政策红利。
越南政府如今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像，大力支持出口贸易，鼓励外商来越投资合作，尤其是以制造业为主。
政府多次修改《投资法》。比如企业所得税率降为20%，低于中国的25%；工业园中部分企业更是前两年免税，后四年交税减半。
还效仿我们建立了“经济特区”，不仅大幅免除企业所得税，更在原材料进口关税、货物出口增值税等多种税费上进行大力度减免。
筑起梧桐树，自来金凤凰。良好的营商政策吸引了众多的国际企业前来，尤其是制造业，2019年，越南吸引外资总额380.2亿美元，同比增长7.2%。其中，加工制造业吸引外资达245.6亿美元，占协议总额的64.6%。
第二是人口红利。
越南如今有人口1.1亿，人口规模排在全球第15，对新兴经济体来说，人口基数就意味着就业人口和消费人口，人口基数越大，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也就越强。
而且越南人口的结构构成很有活力，平均年龄只有30.5岁，35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更是达到了56%。充足的劳动力人口意味着劳动力比较廉价，劳工的平均工资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越南人口年龄最大一部分落在20-34岁
对于技术门槛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三分之一的用工成本就是吸引产业链转移的最大优势。《中国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成本增长速度攀升到了13.1%，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最高增幅。
逐年升高的用工成本，确实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心生去意。所以在用工成本这块，我们确实拼不过越南。
与此同时，越南劳动力还有一个更大的隐藏优势，就是吃苦耐劳。受中华文明还有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南人具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更能吃得了苦，非常适合在工厂中从事集体劳动，而印度还有非洲人就做不到这点。
这两个优点，尤其是第二个优点，借助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实现商品生产并出口创汇，这看起来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发展的路径一脉相承。
随着我们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导致用人成本上升之后，部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越南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到底能否实现崛起，仅从纸面上的优势劣势入手是明显不够的。
02.
想要看透越南未来的经济走势，必须从这个国家的历史入手。
越南在1975年实现南北统一后，越共在工业化道路上开始起步。他们效仿我们，也搞出来了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目标也定为优先发展重工业。
所有经历过暴力革命、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国家都有切肤之痛，造不出飞机大炮、造不出汽车轮船，造再多的桌子椅子暖水瓶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越南和我们一样，最开始也卯足劲要搞重工业。
但发展重工业，太费钱了，必须要吸干一代人的血汗，像斯大林、像朴正熙，都是以透支一代人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为代价，才为国家建立起了重工业基础。
但越南并不具备这个决心。
全力发展重工业导致缺少粮食和日常消费品，没几年之后越南就顶不住了。越南人们也很疑惑，打仗苦了十年，这怎么统一了还这么苦？
永远过不上好日子了是不是？
当年胡志明在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和民意积累还能压住，等到胡志明去世之后，黎笋开始压不住了。
有个段子，黎笋写信给勃列日涅夫求援，说自己要挺不下去了，勃列日涅夫回信：勒紧腰带，黎笋回信：请给腰带。
产业失衡、供需错配、通胀飙升，越南的经济发展的一团糟，再加上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越南在贸易上被孤立，因此也就更需要拉动国内消费市场。
所以到1982年的时候，越共五大终于决定调整方向，优先发展轻工业，保障消费品的供给。
所以越南第一次抄中国的作业，算是抄失败了。
很快，越南开始了第二次抄作业，这次抄的内容是改革开放。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阮文灵当选新一任领导，主导开始“私有化改革、开放市场、法治建设”的越南版“改革开放”。
具体举措包括，扩大国企自主经营权，改革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且长期拥有耕地权等，最重要的是，发布新的外商投资法，甚至可以批准外商进行控股，《华尔街日报》评价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为自由的外来投资法规。
1991年，越南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出版的《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一书序言写道：“近些年来，我国研究家们的一个头等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中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对外政策的演变”。
抄中国改革开放的作业，越南抄的很成功。
进入90年代之后，GDP年均增速几乎都在8%以上，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98、99年，越南也能保持5.76%和4.77%的增速。
再看越南这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几乎就是90-10年代的中国东南沿海的翻版。
用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再配合政策优势，承接周围发达经济体的中低端制造业。这个模式并不新鲜，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早就提出了亚洲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型。
某一产业在日本先发展成熟，当日本国内的生产成本无法承受之后，即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然后转移到中国大陆，再转移到东南亚各国，各国按照发达程度，依次完成产业升级。
越南制造业的崛起，表面上看只是产业转移的常规进程。但实际上，越南和中国不是转移与被转移的关系。
而更像是分工与合作的关系。
03.
当被问到越南是否有自己独立的产业政策时，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越南经济年度报告》主编阮德成的回答很经典：
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我们有广州。
广州不是哪个具体的城市，而是代表整个中国东南沿海。
东南沿海完善的制造业体系，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工具和零部件。除此之外，还有地理因素的便利。从越南北部经济中心河内到中国的广州，陆运和海运都不到两天的时间，比从河内到胡志明还要快。
越南很多时候，都是在依赖着中国、依赖着中国东南沿海完善的供应链，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
当我们讨论制造业的时候，其实涉及到两个大门类。
一个是买方市场型制造业，一个是卖方市场型制造业。
前者是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服装玩具建筑材料这样的产品，决定其市场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价格（成本），工厂只有把价格做到足够低、才能获得足够大的市场，工厂的话语权十分弱势。
后者则是技术驱动的高端制造业，企业在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极强，像汽车、电子产品、精密仪器。这类商品基本是企业决定规则，其核心技术就是护城河，可以在市场需求中强势的左右消费者的决策。
更通俗的解释，前者主要是轻工业，而后者主要是重工业。
重工业是轻工业的基础，是轻工业生产机器的生产机器，是一个国家所有制造业的根基所在。
比如越南擅长的造鞋，其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鞋楦成型这一步，这就需要用到鞋楦模仿铣床，这种铣床，越南就不会造，而我们会造。
更先进的，有意大利的Newlast公司，他们家的鞋楦机械已经用上了3D打印技术，所以为什么意大利的皮鞋做的舒服，什么300年工艺，30年老师傅纯手工，这都是噱头大于实际，在鞋楦打造这个最重要的环节，人家早就跑到世界前面了。
世界上有轻重工业都强的国家，有只有重工业强的国家（前苏联成员），但没有只有轻工业强的工业化国家，五常还有日韩德这些国家，在重工业上都有自己吃饭的看家本事。
所以越南的问题就在于，立国之后最关键的十年，没有发展重工业。在辛苦但正确、与轻松但短视的这两条道路中，越南无奈地选择了后者，其实也是阻断了自己的上升之路，彻底卡死了国家的天花板。
没有重工业基础，就是越南和中国的根本差距所在，也是越南根本不可能取代中国的最重要原因。
因为没有重工业，所以越南的轻工业必须要依赖北边的中国为其输血，这意味着越南根本没有能力脱离中国的供应链体系。
越南本质上还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制造业国家，更像是装配车间和半成品供应商。
人大的金灿荣教授说，当今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实现了工业化。这不是一个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小国，这是十几亿人口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中。
落后西方国家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上百年的时间，后发弯道超车真正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实只有中日韩三个国家。
日本是靠对外侵略和冷战红利，韩国基本是靠给美国当亲儿子。
中国实现工业化这条路，可以说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独一份，越南根本没机会、也没能力抄得到。
04.
中国的工业化，最早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开始的时间差不多。搞了三十多年之后，被验证彻底失败。
第二次则是依靠北洋军阀还有国民党买办发展了一波，轻工业有了一些，重工业基本还是一片空白。
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
1944年，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说：
未来中国工业化，必须有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中国可以给美国提供投资场所，以及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做为补偿，中国向美国提供工业原料和农产品。
其实最早我们是不排斥和美国接触合作的。
这就是伟人的胸怀。他唯一的理想就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再富起来。
不是新中国和欧美阵营天生就敌对，我们只想要主权和自由，但他们接受不了被奴役上百年的中国站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明确的一点是，土地所有关系和私有制带来的剥削，肯定是不利于国家快速发展实现工业化的，但除此之外，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快速实现工业化。
苏联在20-30年代搞工业化的时候，咱们确实是派去过一批干部，但那时候主要关心的是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对斯大林搞工业化这件事，都觉得有点遥远且用不上呢。
没有技术、没有人才、不知道一个工业门类发展的流程方法，自己从头开始摸索，估计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初步完成工业化。
但二战之后的那个世界局势，根本不可能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一旦错过工业化的窗口期，我们的局面会更糟糕。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咱俩是邻居，你能给我多少帮衬？
咱俩有过命交情，彼此都依赖对方活下去，你又能给我多少帮衬？
1949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一个月，拿到了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还有50项重点工程，但一直到1950年10月志愿军出兵入朝之前，整整一年的时间，几乎都没有推进。
等到1952年的时候，这50个项目，批下来了。
同年，周恩来和陈云访苏，又签订了91个大型项目。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又签订了10项文件，三年不到的时间，陆续签订了156项（实际154项）援建工程，史称156工程。
而这些项目，苏联只象征性地要了我们一点资料复印费。
这些项目是中国“一五计划”的核心，到50年代后期已经建成航空、航天、电子、兵器、船舶、冶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石油、煤炭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直接让中国工业和世界的差距缩短50年。
苏联给中国的帮助到底有多大？
1949年2月，时任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找到钱三强，表示中国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到1954年，中科院原子能所的工作人员是170人，其中科研人员不到100人。
1955年，中苏签署《原子能合作协议》，1957年，苏联派出了“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最得意的助手沃尔比约夫带着十几个专家来到中科院物理所，指导在浓缩铀和反应堆建设方面的专家。
甚至当时中科院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帮着编的。
1957年10月，双方更是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明确表示：援助中国原子弹研究和生产。
到1960年上半年，中科院物理所的工作人员达到4345人，科研人员1884人。
即便后来中苏双方合作破裂，也闹出了很多不愉快，但在客观上，苏联确实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很多。
当然，这一切不是因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善良，也不是因为同在共产主义大家庭里吃饭。
而是因为苏联认为，援助我们本身就是美苏冷战的一部分，美国扶植日本、韩国、国民党，所以苏联帮助我们，都是用我们作为两个大国对抗的先锋与缓冲。
再后来，同样的事情，美国对中国又做了一次。
为了联合中国对抗苏联，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
1973年3月，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拟在今后三到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要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抓156项工程一样，扎扎实实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
这项方案的目的在于引进欧美国家的轻工业项目，名为“四三方案”。
共有26个项目，包括四川维尼纶厂等化纤基地、3套石化设备、13套化肥项目、3个大型电站项目、2套钢铁项目、1套烷基苯项目。最大的投资国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德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
知道156项目的人很多，知道43方案的人却很少，而实际上我国化肥工业还有化纤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43方案。
然而说到底，虽然拿下了这两个援助大方案，但我们工业化能够起步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自身实力，结合当时冷战的大背景。
双方的力量天平很微妙，中国的分量能很明确地改变这个天平的均势，同时中国屡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1950年在朝鲜，1962年对印度，1969年在珍宝岛，每一次动手，都让所有国家对我们刮目相看。每一次动手，都是在给自己争取合作伙伴。
美苏先后都愿意把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作可联合可依赖的对象，这样的世界局势，未来估计百年之内都不会再有了。
而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四十年的窗口期内牢牢抓住机遇，顺利完成了工业化，这样的历史机遇，越南不会有，未来大概率也不会有国家再有了。
国运这个词，听起来很玄学。
但它又是切实存在的。
在国际形式最多变复杂，摆在你面前机会最好的那个窗口期内：
是不是有一代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领导人能敏锐判断，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中果敢决策？
是不是有一代吃苦耐劳踏实本分的老百姓能隐忍风险，愿意为国家的发展献出自己的年华甚至生命？
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抓得住国运，才配拥有国运。
对于越南这样的国家来说，显然抓不住国运。而没有好的国运，就会直接拉低越南制造的天花板。
可以说，越南的国运，撑不起越南制造。
05.
越南未来的一段时间，应该还会保持快速发展，其经济增速仍然还会是东盟国家中最出色的一个。
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越南目前的宽松政策还有土地及人力成本的优势，这都是制造业发展中必备的关键要素。
未来会有更多的中低端制造业，比如纺织、电子产品组装等产业转移到越南，因为依托于中国供应链的越南，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圈层的一部分，这确实会抢走我们一部分中低端制造业人口的就业机会。
中低端制造业，拼的就是谁更能吃苦，拼的就是谁忍耐力最强。我们之前已经拼的够久了。
我们总说，中国人民是最勤劳的，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当然是对我们的表扬，也是我们这70年来弯道超车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这背后何尝不是带着心酸的？
乔布斯说，在中国的苹果生产线，他可以在深夜一个电话就叫醒几千个工人，他们愿意加班赶工，在美国这是不可想象的。
库克说，他一直在对富士康施压，要求减少工人们的加班时间，但就是有很多工人自愿加班。
我们的工人们，也希望像欧洲美国那些国家的工人们一样，一周只工作30小时就能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
然而这些挣辛苦钱的人都清楚，如果他们不干这样的辛苦活，全家人就会过的更辛苦。
60后70后在厂里三班倒攒下来钱，盖起了房，就是为了让90后00后们不必再吃这种苦，不必再进厂谋生存。
没有谁，生来就是要承受辛苦的，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只能是世世代代赚血汗钱的。
那些吃了辛苦的人，希望自己的辛苦能换来好日子，更希望自己的辛苦是替下一代吃的。
当我们富起来了之后，当我们不再能为了这些微薄的工资吃得下辛苦之后，我们确实到了把这些机会让给越南的时候了。
美国原来是给欧洲做初级商品生产基地的，台湾地区最早是做玩具纺织厨卫用品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发展，产业链升级，原有更落后、利润更低的产业被淘汰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的中低端制造业，是从亚洲四小龙手里接过来的，然后又交给了越南。
但是，越南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真正的威胁，中国有世界最全工业产业链体系还有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总值；高铁、航天、大飞机、军工等尖端制造业的快速提升；汽车、能源、面板、互联网应用等新产业的快速崛起；芯片、数控机床、高端精密仪器这些短板也在抓紧补上。
这些领域内越南不可能有任何赶上我们的希望。
而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向更上层的尖端突破。
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甚至是瑞典、荷兰这样的小国，他们在尖端科技和高端产业上，仍然有极强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可以形成对我们的封锁打压，遏制着我们的进一步发展。
向上，突破更强者的控制，去获得更大的增量，而不是向下，压抑更弱者的发展空间。
这才是属于大国的胸怀和野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