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同样也有巨大的回报。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标志着当年五大改革之一的“房改”，正式拉开了帷幕。
两个月后，9月25日，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省房改领导小组的组长，召开了全盛住房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了贵州方案。
随后，财政本就困难的贵州却就一马当先，为全国改革开启了试点，积累贵州经验。
“房改”的本质是“税改”，通过推动住房的商品化为中央的改革发展汲取足够的税源，是要从根子上改变财政的主要来源。
而正是贵州的试点，让五年之后的2003年，国务院推出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令)，将房地产业定位为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国家选择贵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历史包袱最轻，既没有什么大型国企，公职人员的规模也轻，改革阻力小，行动也就快，很容易打造样板，进行全国的复制。
相反当时这场住房改革最为紧迫的，大量中央部委和央企汇聚的北京，却是动作最慢的，让这场上个世纪就启动的改革，零零散散改到现在都没有全改完。
这并不奇怪，熟悉历史的都清楚，自两千八百多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就少有从最硬骨头啃起，往往都会选择包袱轻，改革意愿强的地区做试点。
譬如改革开放，一开始辽宁提出想试点，中央反复考虑后否决，选择了距离政治中心最远，改革阻力最轻的广州，并在小渔村画了一个圈。
目的，就是降低风险，避免风险的扩散。
当然，风险与机遇，必然是共存的，中央为了推动改革，并树立千金马骨的标杆，普遍都会给予试点地区配套政策。
这就是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的，给政策比给钱更重要。
给钱只是一时，给政策可以享受几十年。
譬如全国最穷省份的贵州99年搞货币化房改，需要支付一大笔的费用，国家当时也没有钱，就只能给政策，于是就有了后来堪比液体黄金的贵州茅台。
98年以前，茅台酒厂在全国17家酒企里面，以利税衡量，也就排在五到七名的中游位置。
可随着贵州为全国“房改”冲锋趟地雷阵，从99年开始，茅台也在国家政策的助推下，成为了行销全国的独家奢侈品，也成为省财政收入的擎天一柱。
而比给政策更重要的是给位置，有了位置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政策。
自76年以来，作为中国经济龙头的上海，说话却没有什么分量，直至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开启，作为税改的第一先锋，缴足了转移税、做足了样板戏的上海，从此开启了一路的逆袭。
同样，安徽近年来抓住了改革的东风，引入和孵化了一大批符合国家战略的企业，也是靠着从79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到2000年取消农业税的试点，让安徽的发展与改革经验，进入发改委后复制全国。
风物长宜放眼量。
财税政策改革，是国家最重要的变法，旧税源的逐步抛弃，也就意味着新税源的开启，抢占了税改先手，也就意味着抢占了未来征税权的先机。
相比于贵州安徽等内陆地区试点相对依靠政策扶持，沿海地区试点之后，从广东深圳的先进制造业，到上海浦东的现代金融业，都凭借着向全国征税开启了高速的发展与繁荣。
而这一轮房地产税试点的沿海城市，就是风口与风向标。
谁能够成为这一轮改革的标杆，向全国复制经验，谁就有机会成为“新两税”时代的第二国税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