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聊了马斯克的税收观以及扎克伯格的元宇宙观。
对比瑞丽事件后国内的舆论风向，我们会隐约发现，不同于我们的关心困难群众，美国的新一代精英们，野心勃勃开创新时代的同时，也在无情抛弃最底层的民众。
这中美的新冠应对政策上，类似的差异也在出现。
东方选择了对底层人民最负责任的动态清零，西方选择了对上层民众最有利的病毒共存。
这种底层逻辑的差异，也使得经济与财税政策上走向了两个极端。
在中国，瑞丽封城经济停摆，每人数十次的新冠检测，成本不可能主要由底层人民承担，必须让中国的马斯克们承担更高的税赋与第三次分配。
在美国，富裕阶层控制的议会批不出足够的资金以平复底层民众的不满，因此就必须要对新旧“黄赌毒”开个口子，让底层民众有释放的途径。
而这又加剧了人民路线与精英路线在生产力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走人民路线的中国严厉打击各种新旧“黄赌毒”（譬如：医美、直播是黄，教培、房产是赌，游戏、网瘾是毒），激发底层民众活力与流动性，以其提高国家的整体生产效率。
而走精英路线的美国则押注在第一流的企业能够带来井喷的生产力，资源的高度汇聚以及政策的高度容忍，使得美中两国的平台垄断企业估值在今年走向了背道而驰。
这种差异，背后也都符合各自民众的认知。
以前几年被热议的澳大利亚森林大火为例。
中国民众普遍认为救火过程中付出代价是应当的，而科学家和西方精英则普遍认为大火扫荡过后，优胜劣汰的“达尔文法则”，将更加有利于当地自然生态的发展。
虽然东方会嘲笑西方的政策，但是西方政策的背后，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随着20世纪40年代核武器和抗生素的出现，将人类带入到了一个新纪元。
在40年代之前，瘟疫与战争的频发，通过一种模拟丛林法则的方式来竞争和淘汰，推动着人类DNA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进化。
譬如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都是四五千年前五个超级祖先的后代，只有最强的DNA与基因突变，才能够在搏杀中传承下来。
而在40年代之后，随着大规模战争与瘟疫的绝迹，很多原本无法适应竞争的基因，就像动物园里面的大熊猫那样，可以躲过丛林法则而生存下来。
在如今的现代化社会里，哪怕是再普通的人，也有权利在福利的帮助下娶妻生子，延续自己的DNA。
随着世界人口从上世纪40年代的20亿，激增至如今的近80亿，在资本家眼中，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无效人口越来越多。
因此，站在统治精英的角度，马斯克不会认为自己有赡养底层民众的义务，扎克伯格也不会对向底层抛售精神幻剂有负担。
站在人类与科技发展进步的视角，资本的高度集中会带来高速发展，而且相比于几亿年以来的通过死亡来淘汰，以及上世纪40年代泛滥的纳粹思想，新一代资本家提供欢愉的精神幻剂已经非常人道了。
而且，这种视角之下，马斯克把用在底层人民的福利用于发展科技，才能更早实现星际旅行；扎克伯格让底层民众掏钱买单，才能尽快孵化出新一代互联互通科技的高效元宇宙。
这种观念，很难用对错来衡量。
马斯克的试图远征火星与强汉的远征西域和明廷的收复辽东，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辉煌之下都是要让底层民众承担更重的“辽饷”；
同样，扎克伯格的元宇宙与清廷的鸦片财政，也有着异曲同工，有底层群众付出了这个代价，才会有“小站新军”，以新的制度开启新的征程。
甚至可以说，目前正在罗马召开的G20以及会议上，正被着重讨论的碳税与数据税，本质上也是一种被优化的“资本达尔文主义”。
随着新“两税”的逐步铺开，资本也能源会向更高效率的马斯克们汇聚，用于星辰大海的科技探索；
落后国家的人民也可以靠卖碳税和数据税拿到国际低保，以极低的能源消耗，向扎克伯格们购买元宇宙的多巴胺服务。
站在后世历史的角度，马斯克和扎克伯格都是极其伟大的，他们正雄心壮志的开拓一个时代；而站在当代民众的角度，则要看大家是不是时代车轮前进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