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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万万没想到，自己为革命工作一辈子，非但没留下清白在人间，现在人们说起郭沫若，反而只记得“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的谣言。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郭沫若到底是什么人？
郭沫若的人生有三个重要阶段，青年时期是文学奇才，中年时期是革命战士，壮年时期是文化领袖。
我们分开来说。
1914年，教员是湖南一师的同学少年，而家境殷实的郭沫若留学日本，到九州帝国大学习医，准备回国做一枚治病救人的医生。
但是此后几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宣传科学和民主，成为国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那时候的有志青年，都受到《新青年》的影响，聚集在陈独秀的麾下，希望用科学和民主改造中国，给中国人民换换脑子。
经过数年的宣传，中国青年逐渐觉醒，正好又赶上“一战”后巴黎和会的刺激，中国便爆发了“五四运动”，青年做为政治力量，走上历史的舞台。
这是1920年前后的国内大气候，那些能读书的青年学生，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郭沫若也被卷入其中。
1919年8月，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3个月后，未来的哲学家宗白华出任《学灯》编辑，并且建议开办“新文艺”专栏，刊登新体诗。
《学灯》是《时事新报》的副刊，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经常阅读《时事新报》，也知道了刊登新体诗的消息，便把以前写的诗文寄到上海，向《学灯》投稿。
宗白华看到郭沫若的新体诗，觉得非常精彩，极力向主编推荐，建议在《学灯》上刊登出来。
原本郭沫若只是尝试一下，没想到真的发表出来了，那还等什么，接着写呗。
随后数月，郭沫若陆续发表《死的诱惑》、《火葬场》、《黎明》等一系列新体诗，在文艺界的名气越来越大，宗白华也对郭沫若越来越欣赏，甚至用整个版面发表郭沫若的诗。
从此以后，留日素人郭沫若，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诗人。同是新文化运动诗人的朱自清，也说郭沫若是“一支异军的突起。”
到了1921年，郭沫若把新体诗整理成集，取名为《女神》。
这本诗集的文学地位不必多说，属于中国新体诗的奠基作品，而郭沫若也因《女神》，成为中国新体诗的奠基人之一。
此时的郭沫若不到30岁，已经进阶为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名满中国。
如果就此止步，做一个纯粹的诗人，写写风花雪月的情爱故事，聊聊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也能保证一辈子衣食无忧，比现在大多数人的阶层都要高。
如果郭沫若不甘于做诗人，也能到高校做教授，偶尔和胡适之流吹吹牛逼，也能留下一段佳话，被后人吹捧为民国大师。
某些鸡汤语录，说不定还能编成书，出现在21世纪的机场书店里。
这些光明前途，郭沫若肯定比我们看的清楚。
但他没有选择做诗人大师，而是在日本毕业以后，回国参加革命了……革命要掉脑袋的，郭沫若敢回国参加革命，就说明他不是个简单的诗人。
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文人，胡适和朱自清就没有参加革命，选择了文人唱和的道路。
仅此一点，你就不能不佩服青年时代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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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革命队伍里，成就也非常人可比。
1926年，郭沫若出任广东大学文科长，同时兼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开办六届，前五届的主持人是彭湃，第六届的主持人是毛泽东。
也就是说，我党武装起义之前，郭沫若就是毛泽东的同事，在工作中有了不错的感情。
郭沫若教书之余，还在黄埔军校做宣传工作，北伐开始，又做到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和周恩来、叶挺等人发生了良好的关系。
而郭沫若的军衔是中将。
肩扛中将军衔，和毛泽东、周恩来共事，这份地位和资历，国共两党里超出郭沫若的人其实不多。
你说，郭沫若在革命队伍里的成就大不大。
如果郭沫若是没有理想的人，那他随大流就可以了。
蒋介石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国府做个委员，或者在军队里做个不打仗的军人，工作之余和同事们一起捞钱娶小老婆，日子美滋滋。
将来全国要解放了，就和起义将领一起走向光明，就凭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地位，混个政协委员是没问题的。
这日子保险且安全，正常人都能想明白，郭沫若肯定也明白。
可能有人要说了，20年代的郭沫若，不知道将来全国解放的历史进程。
那问题就更简单了，大革命时期的蒋介石，力量远比我党强百倍，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困难症。
郭沫若随时可以跟着蒋介石走。
而且郭沫若要跟着蒋介石走的话，比其他人更有利，因为随着战争的胜利，他已经升为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非常受蒋介石宠信。
但是郭沫若没有选最容易的路。
1927年3月，蒋介石策划九江和安庆的暴力事件，开始破坏国共合作，打击我党的群众力量，给1个月后的“四一二事件”做铺垫。
郭沫若发现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便辞去官职，化名“高浩然”离开蒋介石行营，跑到南昌住在朱德家里，写了一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檄文开篇就说：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猾的侩子手了。”
紧接着，郭沫若在檄文里，详细描述了蒋介石制造暴力惨案的过程，最后号召革命同志和民众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
这篇檄文发表在4月9日的武汉《中央日报》上，3天后蒋介石发起“四一二事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郭沫若的反蒋檄文，比蒋介石正式叛变都要早。
在1927年举国白色恐怖的时候，蒋介石悬赏3万大洋，要郭沫若的脑袋。
郭沫若先去武汉，出任张发奎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随后便参加“南昌起义”，和周恩来、朱德、聂荣臻、陈毅等人并肩战斗。
我们都知道，起义部队南下期间，贺龙申请入党。但很多人不知道，另一个在革命低谷申请入党的就是郭沫若，而其中一个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
扪心自问，你我能否在生死关头，放下荣华富贵，选择可能牺牲的革命道路？
郭沫若选择了革命理想，放弃了荣华富贵，你能说郭沫若不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3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郭沫若开始人生的第三阶段。
因为周恩来觉得，郭沫若扛枪打仗是浪费人才，不如去日本储才养望，一来避开蒋介石的通缉令，二来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回国，做中国的文化领袖，主持文艺战线的工作。
于是郭沫若抛家舍业，东渡日本潜伏待时。
他在日本住了近十年，深度研究了甲骨文和金文，陆续发表《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等著作，成为文化界的宗师级人物，和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合称甲骨四堂。
有这样的学术成就，才能做中国的文化领袖。才气逼人的郭沫若遇到慧眼识人的周恩来，便给日后的事情埋下伏笔。
1937年初，抗日战争即将爆发，国共两党经过“西安事变”，也建立再次合作的共识。
既然要举国抗战，那么各行业的政治犯和通缉之人，也应该团结起来，为抗日战争做贡献。
于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撤销郭沫若的通缉令，当天郭沫若乘船回国，参加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
相比投降日本的汉奸、出国避难的大师，回国抗战的郭沫若是不是高风亮节？
由于要避开日本军警的监控，郭沫若只能悄悄离开日本，便没有通知日本的妻子和孩子。
虽然有些不近人情，但从抗战的角度来说，郭沫若是毁家纾难的战士，不能说是抛妻弃子的渣男。
回国数月，蒋介石成立政治部，任命陈诚做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做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的厅长，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
郭沫若不愿意做国民政府的官，觉得回国是参加抗战，不能替反动派卖命。
周恩来又找他谈话，意思是国共合作抗战，我党在国民政府要有工作的平台，郭沫若要是不做第三厅的厅长，那么副部长周恩来就是空架子，满腹谋略便没有施展空间。
郭沫若想想也对，就出任厅长，配合周恩来做宣传工作。
而这个时候鲁迅已经去世，中国左翼文化界没有领袖，便缺少一杆聚拢人心的大旗，很多事情做不起来。比如鼓舞全国民心、抵抗日本的文化侵略、反击国府抹黑我党等等。
即便召集文人写文章勉强对战，也因为没有领袖人物冲锋，显得力道不足。
于是左翼文人就说，鲁迅先生在的时候，经常有影响世界的作品问世，一呼百应，现在鲁迅先生不在了，但是鲁迅先生需要继承人。
当初周恩来派郭沫若去日本，就是为了储才养望，有朝一日做中国文化界的领袖。
现在时机到了。
周恩来向中央建议，郭沫若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将，社会地位足够。旅日时期成了文化宗师级人物，学术声望够高，可以做鲁迅的继承人。
中央经过讨论，认可了郭沫若，便在1938年做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这个决定，给日后“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定下基调。
那郭沫若有没有完成任务呢？
完成了，而且成绩还不错。
1940年9月，蒋介石策划“皖南事变”的时候，就在重庆排挤郭沫若等文艺界人士，逼他们离开政治部的关键岗位，另外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沈雁冰、陶行知等人是委员。
文化工作委员会不能做政治工作，只能研究文化，其实就是个领薪水的养老单位。
但就是在这个养老单位，郭沫若写出《屈原》、《虎符》、《南冠草》等历史剧本，周恩来安排演出，讽刺了时政、激励了民心，在重庆反响很好。
那时候的郭沫若，其实是我党文艺战线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虽然战线不同，但郭沫若的工作性质，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们是一样的。
4
说到这里，郭沫若的真实身份也明白了，他不是纯粹的文人，而是做文艺工作的政治家。
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从避难日本到抗日战争，郭沫若的身份从来没有变过。
郭沫若自己就有个观点，文艺要为革命服务。
他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里说了：
“我们的文艺运动，历来就有一种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宝贵传统。从五四运动起，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流，都是当时的革命政治运动的重要战斗单位。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曾经有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和英勇的中国人民一起献出了他们的血和生命。我们应该继承他们奋不顾身的精神，来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说的够直白了吧。
对郭沫若来说，革命成功造福中国是目的，文艺只是服从于革命事业的工具。只要革命能成功，文艺可以做委屈的小媳妇。
这个观点，其实很多人是不认可的。
他们认为，文艺必须独立创作，学术必须自由发展，不能有任何政治干涉，否则就有走歪的危险，让文艺和学术变成政治的附庸。
但问题是，世界从来没有真正独立的文艺。
给权贵唱赞歌和为人民说话，你总要选一个。站在中国的立场创作，还是站在美国的立场领50万，也总要选一个。
所谓独立自由的文艺，往往是自欺欺人的幻觉。
如果文艺不服从于革命政治，那就可以在为人民服务和为资本服务之间，做随时摇摆的骑墙派，岂不是更容易走歪？
郭沫若的文艺观点，其实就是站在大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对立面，也给别人留下“吹喇叭”的固定印象。
但我们前文说了，郭沫若不是纯粹的文人，而是做文艺工作的政治家。最欣赏他的也不是文人，而是大政治家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明确表态，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
这就是文艺要服从革命政治的观点。
政治是人类一切行动的纲领，指导人们前进方向的源头，只有明白工作是为了什么、以后要向什么地方去，文艺才能有针对性的创作。
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郭沫若的文艺观点一致。这也是他们在个人关系以外，政治上心心相惜的基础。
所以郭沫若让文艺工作者讨厌，却和毛泽东的关系匪浅。
这背后是利益问题、理想问题，更是屁股坐哪边的问题。
5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和毛泽东做为心心相惜的同志，又是善写诗词的文人，便有了多次诗文唱和。
1961年，郭沫若在浙江观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写了一首七律：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郭沫若的诗，感觉不妥，尤其是要千刀万剐唐僧，非常不恰当，便提笔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意思是，虽然唐僧不懂事，但可以治病救人，不要对唐僧太苛刻，要把唐僧团结起来，和妖魔鬼怪战斗。
郭沫若服气了。
1962年12月是毛泽东70虚岁生日，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泽东看到这首词，填了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既感谢了郭沫若，又表达了自己的志愿：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最近几年，网友引用最多的两首毛泽东诗词，都是写给郭沫若的。
既然郭沫若和毛泽东的精神层面高度一致，又留下那么多诗文唱和，那么毛泽东去世之后，想黑他的人，最容易找到的靶子就是郭沫若。
他们用各种谣言，把郭沫若说成一个不择手段的小丑，潜台词其实很明显，和这么一个小丑互相欣赏，可见另一个人多么不堪？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黑郭沫若，目的是黑和他互相欣赏的人。
我们看完前面的诗文唱和，应该知道郭沫若的才华，他要是想吹捧，何必用“赛过我的亲爷爷”之类的低级马屁，用诗文唱和的方式，岂不是更高级。
更何况，以毛泽东的胸襟和抱负，又怎么可能喜欢“赛过我的亲爷爷”等低级马屁。
那些黑他们的人，看低了郭沫若，也看低了毛泽东。
郭沫若不是完人，当然有很多缺点，这些我们都不否认。但评价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重点不是个人道德，而是政治大节。
郭沫若的政治大节，绝对不亏。
其实说到底，郭沫若就是个工龄长地位高，却没掌大权也没害人的糟老头子，那些黑他的人，我们管不着。
但我们这些喜欢毛泽东的人，真应该叫他一声——郭沫若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