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前，一艘红船从嘉兴南湖驶出，引领一个民族书写救亡图存的壮丽史诗；一百年后，红船驶过的地方，红色土地换了人间。
在建党百年之际，“这才是战争”与新华社瞭望智库合作推出“革命先行者系列”，本文为第8篇。
上世纪30年代，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将刘志丹称为“现代侠盗罗宾汉”：“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
随即，刘志丹的名字随着《西行漫记》的出版，走出黄土高原，传遍了全世界。
1979年至1980年，首部反映陕北苏区历史风貌的上下集故事片《北斗》先后公映，引发强烈反响。片中青年农民歌手申长源高歌《咱们跟的是刘志丹》，如实反映出当年刘志丹在陕北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威望。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生于陕西保安县（今陕西志丹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22年，19岁的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在这里，他认识了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很快成为了进步学生领袖。
1924年，刘志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并受党组织派遣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1926年秋，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受组织派遣前往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担任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不久，他被任命为少将特使，赴宁夏将马鸿逵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并担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1927年7月，冯玉祥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国民联军中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200余人“礼送出境”。
1928年春，刘志丹被陕西省委派往李虎臣的新编第3旅搞兵运工作。5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领导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发动渭华暴动。刘志丹等人将新编第3旅拉到华县瓜坡镇参加暴动，并将其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渭华暴动在强敌反扑下最终失败了。刘志丹率少数人突出重围，向陕西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经过和经验教训。不久，陕西省委派他去陕北整顿党组织并开展秘密兵运工作。
刘志丹总结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只有走井冈山革命的道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蓄力量，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寻机开展武装斗争，革命才有可能成功。他建立了永宁山党团支部，在群众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骨干，并通过领导饥民斗争，扩大党的影响。
1929年2月，在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上，刘志丹带头抵制“不搞武装斗争，党组织暂停活动”的错误主张，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拥护。会后，刘志丹决定趁当时陕甘宁的军阀部队和民团扩充力量之机，派遣党团骨干、进步学生和农民积极分子，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进敌军，秘密从事兵运工作，为创建革命武装积蓄力量。他在搞兵运的同时，也不放松对绿林武装的争取和改造。
在1929年4月召开的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刘志丹正式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善于利用三种颜色为革命服务”的主张。所谓三种颜色，即白色（派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秘密兵运工作）、灰色（争取和改造绿林武装）、红色（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会上，刘志丹被选为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
在环境特殊的陕北地区，要想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同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刘志丹提出的“三色”主张，正是经过一系列革命实践后总结出的因地制宜的斗争方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与刘志丹正确把握斗争大方向及策略是密不可分的。
刘志丹在实践自己的“三色”主张过程中，通过合法斗争掌握了保安县民团，并受陕北特委派遣，率诸多党团骨干打入宁夏骑兵第4师苏雨生部。
苏雨生部在军阀混战中被打散后，刘志丹率保存下来的部分骨干，取得了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辖第3团的合法地位，他本人出任该团副团长。1930年8月，该团遭土匪袭击，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武装力量垮掉了，但刘志丹毫不气馁，以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副总指挥的身份，继续在陕甘边界搞武装斗争。
经过两次失败后，刘志丹认为依附于军阀部队绝非长久之计，必须要有自己的队伍。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以商借粮草为名，组织几十人的队伍突袭驻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24营，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10多匹，这次战斗名震陕甘边，史称“刘志丹太白收枪”。以此为基础，刘志丹很快组织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他兵分数路，分别前往太白、南梁保安、安塞边界打游击，通过打土豪筹措给养、发动群众。
一时间，“陕甘边界出了个杀富济贫的好汉刘志丹”的消息不胫而走，前来投奔的群众越来越多。到1931年1月，刘志丹的队伍发展到400余人，拥有近200支枪。与此同时，地方军阀也注意到这支队伍，并发动“围剿”。刘志丹的队伍损失过半，他被迫率部退入陕西宜君县子午岭山区，并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获得了陕西警备骑兵旅补充团的合法地位。
不久，刘志丹被敌人设计诱捕，并判处死刑，陕西省委迅速发动一切社会关系予以营救。虽然刘志丹最终脱困，但他的队伍再次被敌人打散。1931年6月，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与驻守平凉的甘肃军阀陈圭璋谈判合作，并收编饥民武装李培霄部。但到了8月，由于军阀部队哗变内讧，刘志丹收编的300余人马又一次被打散，他本人仅以身免。
至此，刘志丹在渭华暴动失败后连续四次策动兵运皆遭失败，他痛感不能再搞单纯的军事运动，必须要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而且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
1931年8月，刘志丹组建了陕甘边地区第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他指挥这支游击队在南梁一带打游击，相继消灭了几支军阀和民团队伍，队伍发展到400多人，拥有300多支枪。
1931年10月20日，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谢子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在合水县灵锦庙会师，正式组建红军游击队，队伍壮大到700余人。1932年1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部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2月12日，反帝同盟军在三甲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正式打出了红旗。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南下作战，期间夺取了旬邑县城，也经历了两攻山河镇不克的失利战斗。千里转战过程中，刘志丹平易近人，和战士们打成一片，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刘”。5月10日，陕西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他指挥游击队在周边5个县转战，先后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部队也发展到1000余人。
但是，受“左倾”盲动路线影响，陕西省委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活动，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准备攻打大城镇。结果游击队遭到军阀部队围攻，伤亡惨重，最后只得分散突围。
由于敌强我弱，游击队在陕甘地区艰难转战，衣食无着，缺医少药，面临严重困难。刘志丹与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帮助，终于渡过了难关。到1932年12月中旬，各路人马又在甘肃合水县黑木塬重新会合，并于12月24日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刘志丹任该团政治处长。
红26军成立后，即开往耀县照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正值灾年，有大量饥民涌入照金境内。红26军打土豪，分粮食，做群众工作，影响日益深入人心。在连续转战中，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体现，被任命为红2团参谋长，并相继组建了渭北游击队等多支地方武装，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照金根据地以薛家寨为中心，面积拓展到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三、四万人，形成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不过，形势刚有所好转，“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部队脱离根据地后，被强敌打散。刘志丹等人在终南山中与敌人周旋2个多月，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辗转经过10个县，终于在1933年10月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26军第42师，开拓分别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在南梁创建根据地等。这次会议在红26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为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11月8日，红26军第42师正式宣布成立，刘志丹任参谋长。红42师先南下后北上，一路转战，歼灭小股敌人，进入南梁地区开辟根据地，并相继组建各路游击队。到1934年初，南梁根据地初步成形。
1934年2月，陕甘军阀调集8个团的兵力，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率红42师转入外线作战，游击队则坚守南梁打游击，互相配合与敌人周旋。刘志丹指挥红42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忽南忽北，千里转战，在3个月时间里九战九捷，其中包括一次歼敌2个营600多人的西华池大捷。在内外线的互相配合下，红军先后歼敌3000余人，痛快淋漓地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刘志丹被推举为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蓬勃发展。到1934年11月，红42师已拥有5个团的建制，兵力1000余人，此外还建立了1500余人的游击队和近5000人的赤卫队。经过不懈努力，红军和游击队相继拔掉了根据地内外的上百个敌人据点，解放了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将南梁与关中地区连成了一片。
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重大决议案，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以其崇高威望被选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一再推让，力荐其他同志出任政府主席，自己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随后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相继组建了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大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和贸易，并在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旬邑、淳化、耀县、黄陵、宜君、华池、宁县、正宁、合水等15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1935年2月初，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出动20多个团，共约5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面对严峻敌情，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于2月5日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统一领导红26军、红27军及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所有武装力量。会议促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在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标志着陕北苏区正式形成。
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26军、红27军和各路游击队配合，经过近8个月的浴血奋战，先后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辖区达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陕北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率红25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6日，刘志丹率红26军、红27军赶到永坪镇，与红25军胜利会师，并合编为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红15军团刚刚成立，就立即投入了反“围剿”作战。在研究敌情时，刘志丹提出可在肤施、甘泉之间的劳山镇设伏，那里公路两侧群山连绵，树林茂密，利于隐蔽和设伏。1935年10月1日，红15军团主力在劳山地区全歼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及下属2个团，歼敌3000余人，击毙敌师长何立中，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却在后方大搞“肃反”，弄得根据地人人自危，在陕北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刘志丹也未能幸免。当时，一位不知情的通信员，将苏区政治保卫局要求逮捕刘志丹的密信交到他本人手中。刘志丹拆开看完，又平静地将信件原样封好，让通信员转交给红15军团主要负责人，自己转身前往政治保卫局“投案自首”。
刘志丹之所以这么做，是顾全大局、避免红军分裂的光明磊落之举。万幸的是，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及时来到了陕北，迅速制止了这场错误“肃反”，将刘志丹等人解救出来。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会议，为刘志丹等人平反，并任命他为瓦窑堡警备司令兼红28军军长。
重获自由的刘志丹不计个人得失，凭着对党和革命事业一片忠心，在新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1936年2月，刘志丹率部东渡黄河，参加东征。行前，他曾对友人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1936年4月14日，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毛主席闻讯，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周恩来万分惋惜地说：“志丹同志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
刘志丹牺牲后，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永兹纪念。1943年5月2日，延安各界一万人举行了刘志丹公祭大会，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致辞，毛主席、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均为志丹陵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的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毛主席在此后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将刘志丹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