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28日傍晚，夕阳为宽广的莫斯科红场和周围建筑镀上了一层金晖，广场上游人如织，正在流连忘返地观赏着四周的景物，不时地按动着相机快门。
18点55分，洒满晚霞的天际突然隐约传来一阵飞机引擎声，正当人们抬头往上看时，一架超低空飞行的小飞机已经近在咫尺，人们瞬间被惊得目瞪口呆。
01.
要知道，莫斯科红场可是飞行禁区，不管什么飞机，未经批准就不能在其上空飞行。
广场上执勤的警察此时也与人群一起盯着这不速之客，竟然茫然不知所措，只见这架白色的飞机在红场上空盘旋三圈后，紧擦着列宁墓顶，降落在著名的圣瓦西里大教堂旁边。
只见飞机刚停稳，一位身穿橘红色飞行服的小伙儿从驾驶舱中走出，他戴着茶色眼镜，一副潇洒自如的得意模样。
他一边向周围的游客散发写有“汉堡—莫斯科”的签名纸，一边用英语和德语交替着说：“朋友们，我为和平而来，我想和苏联人民交谈。”好奇的游客们纷纷前去围观拍照，一位妇女还热情地递给他一个面包。
正当这位小伙儿和飞机被300多名游客围得水泄不通时，如梦方醒的执勤警察才赶来设置路障把围观人群和飞机隔离开，随后把小伙儿“请进”了一辆黑色轿车飞驰而去。
红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吃瓜群众自然是越聚越多，直到晚上9点，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围观人群驱散。
次日凌晨2点，三名闻讯赶来的美国记者到现场给飞机拍照时遭到警察阻拦，这时，人们才发现机尾上的联邦德国国旗的标志已被金色油漆涂去。
凌晨4点多的时候，这架飞机被装上一辆大型平板车，在6名警察的护卫下被拖往莫斯科郊外的谢列梅捷沃机场。
几个小时后，全世界的媒体都把焦点对准了莫斯科红场。
他是谁？为什么会驾机出现在这里？
原来，这个小伙儿叫马蒂亚斯·鲁斯特，是当时联邦德国一家公司的计算机操作员。出生于汉堡附近维德尔镇的鲁斯特，因为小时候父亲陪他看了一次飞行表演，就立志要当飞行员。
1987年，19岁的鲁斯特终于拿到了私人飞行驾照，并成了汉堡航空公司俱乐部成员，尽管只有40小时的飞行经验，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搞一项小小的冒险行动。
那就是穿越国境，飞往神秘的红色帝国—苏联。
为此，他先是以去北欧做三周单独长途飞行为由，租了一架俱乐部的“塞斯纳—172”轻型飞机，再把飞机原有的4个座位拆掉3个，并在里边加装了油箱，以满足长途飞行的需要。
然后，他向一些老飞行员请教如何实施低空长途飞行，并在地图上标好飞往莫斯科的航线，制定好穿越苏联过境的方案后，鲁斯特开始行动了。
为了掩人耳目，他于5月13日驾机从汉堡起飞，先向西北飞过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抵达冰岛的雷克雅未克，然后飞到挪威的卑尔根，最后到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在赫尔辛基，他打电话告诉父母，谎称将飞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希望这次飞行能积累到150个全飞行时数，力争获得商业飞行执照。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2.
5月28日中午12时21分，鲁斯特从赫尔辛基马里阿密机场驾机起飞向西南方飞去，在向机场递交的飞行表格上，目的地填的是西南方的斯德哥尔摩。
22分钟后，鲁斯特就来了个大转弯，径直飞向东南，机场的航空管制人员见到鲁斯特偏离航线，赶忙与其联系，但鲁斯特却关闭了除无线电罗盘以外的一切无线通讯设备。
飞机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航空管制人员估计他可能在海上遇到突发情况，立即派出3架直升飞机、4艘军舰和17名潜水员前去搜寻，但一无所获。
殊不知此时此刻，鲁斯特正在50米以下的飞行高度掠海飞行，朝着苏联国境飞去。在飞离芬兰海域之后，他很快到了爱沙尼亚的领空。
14：29分，爱沙尼亚的科赫特拉亚尔韦市，苏联的塔林防空系统雷达捕捉到一个不起眼的飞行目标。
在与机上进行无线电通讯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情况下，苏联3个防空导弹营立刻转入一等战备状态，用火控雷达锁定了鲁斯特的飞机，只待一声令下，即可随时消灭目标。
然而，开火的命令却迟迟未能下达。
鲁斯特究竟是怎么安全顺利地突破苏联防空网、安全到达红场的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巧”字。
1983年9月1日，在苏联萨哈林群岛上空，在情况尚未明了的情况下，苏联空军将韩国民航的007号班机击落，造成机上269人全部遇难。这给苏联造成了极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许多国家连续数周禁止苏联飞机进入本国领空。
惨剧发生后，苏联军方下达了秘密命令：在无法判明飞机有军事目的的情况下，禁止向一切民航飞机和体育运动飞机开火。
于是，在面对鲁斯特的飞机时，苏联防空部队犹豫了，谁也不敢轻易下达攻击命令，而鲁斯特似乎对苏军的心理了如指掌，大摇大摆地向苏联的纵深飞去。
为了查证这个不速之客的真面目，苏军两架米格-23截击机从塔巴军用机场升空进行拦截，但不久后，“塞斯纳”突然开始向下俯冲到了二三十米高度，就这样从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
5分钟后，该地区的雷达屏幕再次捕捉到一个飞行目标，与先前的“塞斯纳”相比，其飞行路线和高度均有不同。
操作人员以为它不是原先那架，加上新目标又发出“我是自己人”的应答，于是，警报解除，两架截击机返航。
“塞斯纳”继续向东南方飞行，在将近15：00抵达普斯科夫市上空，当时，苏军的一个航空团正在普斯科夫市郊进行教练飞行，空中有几十架飞机盘旋。
所以，当“塞斯纳”出现在雷达屏幕上时，根本没人搭理它，鲁斯特又悠然自得地在苏联领空飞到了托尔若克市。
结果在这里，凑巧在鲁斯特到达的前一天，一架米格-25与一架图-22M轰炸机在市郊上空相撞，这一天满天飞的都是搜救直升机。
由于“塞斯纳”是轻型运动飞机，当时的飞行速度和高度都跟直升机差不多，所以又被雷达操作员识别成救援直升机了。
最不可思议的巧合是，当鲁斯特快要飞到莫斯科时，某个大人物（具体是何人至今未解密）下了一道命令：暂时关闭防空网的自动控制系统，以进行一次计划外的停机检修。
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空档，鲁斯特顺利飞进莫斯科，随后到达红场上空。当时还恰好有一架直升机在红场进行航拍。
当红场保卫处的值勤少校托卡列夫接到巡逻哨兵科索卢科夫报告红场上空有一架飞机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回答：“你只要当心别让母牛闯到红场就行了，至于飞机，不用你操心。”
于是，鲁斯特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叠加下，鬼使神差地开着小飞机降落到了莫斯科红场，成了一代传奇。
而这一天，正是苏联的边防军日，这是何等的讽刺！
难怪西方舆论挖苦苏联边防军人们大概只顾去享受“难得的节日晚餐”去了。
03.
其实，正当鲁斯特在红场被游客围观的时侯，苏联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在柏林参加华约国家首脑会议，为了不影响会议，红场事件的消息被封锁长达24小时。
5月29日晚，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仅仅12小时，便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后苏联官方才通过中央电视台和塔斯社播了一条3行字的消息，算是证实了此事。
次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严厉地批评国土防空军：“表现出不可容忍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和犹豫不决，没有采取战斗手段来制止入侵飞机的飞行……使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空部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这可是苏联领导人前所未有地以如此严厉的语言批评军队，戈尔巴乔夫决定，解除国防部副部长兼防空军司令科尔杜诺夫的职务。
但是，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却反对这个决定，他不但为科尔杜诺夫说情，还说戈尔巴乔夫没当过兵，对军队不了解，最好不要对军队横加干涉。
这彻底激怒了戈尔巴乔夫，他决定一起解除国防部长索科洛夫的职务，要知道苏联国防部长是除内卫和克格勃部队以外苏联武装力量的统帅。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使整个苏联为之哗然，就算老谋深算的西方外交官也没有想到，这两位高级将领竟然会因为一个毛头小伙机降红场而被拿下。
然而，这还没算完，苏联最高检察院调查这一事件后，进行了严肃的追责，莫斯科防空军区的一批将校级军官被开除党籍，受牵连的军官更是高达两千多人。
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苏军内部就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批评它。但是这次，戈尔巴乔夫却借题发挥开了先河，开始不分场合地指责军队。
于是，在这样的主基调下，苏联新闻界开始对过去奉若神明的苏军大加指责，说苏军领导人“治军无方，使军纪涣散，丧失警惕性”。
就连苏军的机关报《红星报》也发文称：军队的许多高级军官将领和元帅们，至今仍未改变他们传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这正是搞好改革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苏联新闻社社长则说得更直接：“在苏联没有哪个部门可以超脱批评，包括国防部在内……”
这些公开报道和辩论，逐渐摧毁了苏军在苏联民众心中的神圣地位，愈发让民众觉得，苏军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其实，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早就想任用亲信给苏军来一场“大换血”，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有5大军种的4个总司令被换掉，而这次红场事件正是天赐良机。
截止1988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共撤换了17名正副国防部长、五大军种司令、华约武装部队司令和参谋长、80% 的军区司令，以及所有驻外集群司令和舰队司令。
这个撤换比例跟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向以温和著称的戈尔巴乔夫，怎么就跟军队过不去了呢？
有道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震撼世界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04.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里，对军队几乎有求必应，在他的支持下，军费节节攀升，军方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工综合体集团”。
为了与美国争霸，600多万人的苏军年消耗国民产出的20-40％，远高于美军的8％，高昂的军费压得苏联喘不过气来。
再加上苏联在二战后建立的军工体系设备已显颓势，而在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中，苏军组织僵化、纪律涣散、战术落伍等问题又集中爆发了出来。
因此，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正式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提出推进军队改革时，并未遭遇多少反对声音，甚至被几乎所有人寄予厚望。
戈尔巴乔夫认为，军队能够维持自保能力即可，至于改革嘛，难度也不大，只要裁减现役军人，淘汰一批落伍军工企业，搞搞技术引进，再加上“民主化”，肯定没问题。
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对军队下手，措施就是削减军费，削弱军方权势，打压军方影响力，推动国防经济“军转民”，在军队领域开展“民主化”、“公开性”运动，破除军事领域的神秘感和军队“唯我独尊”的状况，实施裁军和军控，销毁核武器和中程导弹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的结果尚无定数，但是刀子却都实实在在地砍在了军方的命脉上，引起了军方强烈反弹。
军方认为，经济发展是政府的事，与军队无关，军队无需作出牺牲。对于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改革，军方能拖就拖，消极对待。
戈尔巴乔夫无奈地感叹道：
改革的进程比我们最初想的更为艰巨，一大堆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比我们最初设想的更为根深蒂固。
而这时候，红场飞机事件为戈尔巴乔夫拿军方开刀提供了绝佳机会，在撤换一大批军队官员后，军队的反对声音确实小了很多，热刀切牛油，戈尔巴乔夫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戈尔巴乔夫先是逐渐削减军费开支，然后为了体现“民主化”思想，对军队具体编制进行调整，先后裁撤军内各级政治机关和8万名政工军官，在中央一级则撤销了总政治部。
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制定的《苏共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中规定，“苏共组织不得干涉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和政工人员的确定”，而随后修改的苏联新宪法更是从法律层面剥夺了苏共领导军队的合法性。
由于过度地推行民主化与公开性，到1990年8月时，苏联国内出现了9万多个各色名目的“党”，其中有20个自称“全国性政党”。
与此同时，苏军内部刮起了一股“退党风”，包括时任苏联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等一大批军官主动退党，甚至改投他党，而军内涌现的众多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使一些士兵不再听从上级的命令。
1988年亚美尼亚发生了大地震，苏军中的亚美尼亚士兵，便大量自发回乡参加重建工作。在阿富汗战场上，部分乌兹别克、塔吉克士兵甚至和阿富汗的“穆斯林兄弟”站在了一起。
意识形态领域的肆意改革，使苏军保卫人民的理想荡然无存，军队凝聚力、集体荣誉感也随之消失，那个曾经在二战中团结一致付出巨大牺牲击溃侵略者的苏联红军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未在意，他还对此洋洋得意地认为，这是“民主化”进程必须要经历的一步。
除此之外对于军队而言，真正让他们寒心的，则是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无情出卖。
05.
1989年的第比利斯事件中，戈尔巴乔夫派出部队前往镇压反政府集会。
在动用武力造成伤亡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后，他却说：“…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
作为苏共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戈尔巴乔夫，此时竟然不愿承担责任，于是军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背锅侠。
命令你来下，锅由我来背，没有什么比被上级出卖更令人寒心的了。对此，军队上下都对戈尔巴乔夫很失望，再也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了。
1991年8月19日，为了挽救苏联的命运，一批苏联元老策划了八一九事件，抽调一批苏军精锐部队进入莫斯科。
但是，在叶利钦等人的宣传攻势下，进入莫斯科的“塔曼”师等精锐部队临阵倒戈，成了埋葬苏联的主要推手。
八一九事件结束后，苏联解体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最终于1991年12月26日彻底崩溃，而随之消散的还有曾经制霸全球的苏联红军。
一边是小小的赛斯纳飞机，一边是力压欧亚大陆的红色巨兽，此事过后，苏军的崩溃之快超乎人们的想象，难道这架小飞机是撞上了巨兽的阿喀琉斯之踵吗？
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
其实，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下，整个国家早已改弦易辙。
而自乱阵脚的苏军，正如同风雨中摇摇欲坠的茅草屋，欠的只是那临门一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