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情感上，这些重大事件无疑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更确切地说，我所见到的景象显示出这场地缘政治灾难带来的损失不仅仅是数字上的，也严重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
）
我在俄罗斯亲身经历这场巨变的同时，数十年来我也从外国人的角度持续关注着中国的民族复兴，特别是从2009年起我开始在中国工作。因此，我不仅亲历了苏联解体及其所带来的后果，而且还亲历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我目睹了一场深重的民族悲剧。但自到中国工作以来，我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中国在逐步实现崛起，社会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过程是相互关联的。
不曾亲历地缘政治灾难和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后果，是中国人民之大幸。在此，我希望读者能原谅我作如下详细的陈述——不仅有客观的信息和枯燥的统计数字，而且还有我亲身的经历，希望这些有助于大家更生动地了解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影响。我曾在俄罗斯亲身经历了苏联的崩溃，我又在理论上关注了中国数十年，并自2009年以来亲历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两相比较，反差巨大。
无论是从客观事实，还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结论显而易见：从中国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看，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然我并非中国人，不能像中国人那样亲身体验这一成就，但我不仅亲历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所带来的正面成就，而且也亲历了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和苏联复辟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由此可以对两者进行分析和对比。比较而言，拥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身为中国人何其幸运——但这样的幸运和成就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中国人民及其所创建的政党拼搏而来的。
苏联建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的正面作用
首先，有必要编制一份苏联的资产负债表。而从这份表单来看，绝大多数具有正面意义——不管1991年的最终结果如何。此外，该资产负债表不仅对苏联人民有利，而且对全世界也有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在教育和识字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苏联从早期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个国家打败了纳粹德国，使欧洲摆脱了法西斯，由此带来的影响对殖民帝国的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俄国革命蔓延的恐惧促使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其民众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当然，对中国来说，俄国革命深刻影响了其国家命运，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而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苏联，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些成就和许多其他成就意味着，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苏联的建立都是对其本国人民和整个世界的伟大贡献。
鉴于苏联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苏联解体在全球引发一系列极端消极的影响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在前苏联内部，它导致了世界历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国际上，它在帝国主义国家和许多半殖民地国家引发了一系列持续到现在的后遗症，消除了对强大苏联的恐惧促使美国多次对伊拉克动武，北约更是不断东扩——迫使俄罗斯与自身面临的严重威胁进行斗争，而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现在。简言之，苏联解体不仅使其人民身受其害，而且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苏联解体对苏联人民生活有何影响？
我将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与亲身经历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分析苏联崛起的根本意义，可提前预见到我在1991年12月亲历的那场苏联解体会产生何种负面影响。面对这些如此重大的事件，没有理由不尽一切努力去防止灾难发生。
但到了1991年，我得知了一些别的事情。除了苏联正在发生的可预见的灾难，还有一个积极的选择——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望取得巨大成功。这就是我为何特意要对比中国的成功和俄罗斯的灾难——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以及其后俄罗斯采用的休克疗法毫不意外地失败。
1992年1月，我在俄罗斯报纸上用俄语发表了第一篇阐述这一观点的文章，然后于1992年4月发表了另一篇更重要的题为《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的俄语文章。后来，根据俄罗斯议会主席的命令，我的这篇文章有幸被分发给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我很荣幸认识了众多的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当时他们正试图阻止那场即将发生在自己国家的灾难。
但是，当然，休克疗法并没有被叫停——资本主义得以在俄罗斯复辟。这导致了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可怕的事情——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警告，如果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么中国人民会否也将遭受同样的苦难？俄罗斯遭受了世界历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从1991年至1998年，俄罗斯GDP下降40%。1991年至1994年，男性预期寿命减少6年。
我在莫斯科时，目睹了苏联解体对我周围邻居的影响。他们震惊地发现，他们的国家——苏联即将解体。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人民得知自己的国家将被分裂，他们将是何种感受？
这种巨大的社会变化，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成千上万的退休人员开始在街道上排队，试图出售他们在家里烤的馅饼或蛋糕，甚至不是一包香烟，而是一支香烟——“卖一支香烟”之说并非夸大其词，而是我亲眼看到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之间开始发生战争，特别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然后是车臣。现在乌克兰发生的军事冲突是这一进程的进一步延续。
俄罗斯的买办资产阶级和中国的买办资本家是同一类人
我亲眼目睹了某些个人的遭遇，出于对这些遭遇的厌恶，我可能只会举出我记忆中能刻画那个时期的最痛苦事例。
当时我在一栋楼里租了一个房间进行写作。我注意到，每天我走进大楼时，看门的保安似乎和他的妻子与三个孩子挤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没有单独的厕所，没有厨房或任何东西。因为他帮过我一些忙，于是我给了他一些钱。他几乎是流着泪来到我的办公室感谢我，解释说他不得不因亚阿战争而离开故土——我深感尴尬，因为我无能为力。后来，我搬到另一个地方，与一对俄罗斯夫妇和他们成年的女儿合租——父母两人在一年内都相继去世，我可以部分确定，这对夫妇去世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医疗救护。
老无所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反人类的，但对了解历史的人而言，这种情况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些领取养老金的人是以2700万苏联人死亡为代价击败德国纳粹主义的一代人，他们从纳粹德国手中拯救了欧洲和人类，确保他们受到足够多的照料从而安度晚年理应是国家承担的责任。
但俄罗斯新出炉的买办资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表现出了其完全反人类和反民族的特点。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会支持他们，新资本家们公开向我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有人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告诉我，如果老年人“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就应该死”。有人还跟我说，如果希特勒赢了对苏联的战争，那将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苏联就能更早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了。
举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5月9日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纪念日，也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对俄罗斯人来说是最神圣最庄严的一天，因为苏联人民在打败纳粹德国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了当天的官方游行，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一天禁止进行娱乐活动和无意义的聚会。因此，部分新资本家故意在这一天组织聚会、参观剧院等，以显示他们对苏联人民反纳粹斗争的蔑视。这相当于中国某些人选择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举办游乐派对或其它娱乐活动——这是在蓄意蔑视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牺牲以及他们的英勇行为。
鉴于我在俄罗斯的这些经历，当我于2009年来到中国时，我并不惊讶地发现，爱国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也都犯了他们俄国同行的错误，他们以为作为外国人的我会支持他们。因此，他们不介意向我坦承他们的真实想法，比如资本主义应该在中国获得胜利，美国是一个优于中国的国家，因此他们为什么是在美国而不是在自己的国家进行投资等等。这与我从俄罗斯类似势力那里听到的如出一辙——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发现和启示。
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从我的这些个人经历回到更重要的现实问题，当然有必要了解是何因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是何因素导致了中国的成功。鉴于两种结局大相径庭，这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问题。
苏联早年面对的世界形势与现在或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时的中国截然不同。1929年，也就是俄国革命12年后，苏联建立7年后，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爆发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崩溃，世界经济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相对孤立的集团。大萧条破坏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最反动的力量因此被解除了的束缚——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1年开始侵略中国，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掌权。
因此，如何保护苏联免受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成为苏联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苏联于1929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并建立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只有少量对外贸易的经济体，因此与世界经济相对孤立，农业实行集体化，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经济单位如当地小商店等都属于国有，其中优先考虑的是重工业，尤以军事工业发展为重。结果是，1929-1940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前的最后一年），苏联年均经济增速达到5.3%，快于所有主要经济体——同期日本年均经济增速为4.6%，德国为3.4%，美国为0.9%。
这一时期苏联打造的重军事工业，为战胜纳粹德国提供了基础——从而把欧洲从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出来。这一成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乃至到1978年的经济政策，均受到苏联模式的重大影响——大部分经济实行国有化，人民公社运动也是效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但苏联也影响到了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这种经济结构被视为最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模式。
二战后苏联在经济竞争中失败的原因何在？
但在二战后，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遭受失败。从1950年至1970年，在有数据记录的142个国家中，苏联的经济增速仅排在第59位。也即是说，苏联经济表现不佳不仅始于20世纪70年代，有时也被认为始于1950年以后的整个时期。此外，在二战后，与20世纪30年代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不同，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速不仅超过了同一时期的苏联，也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如上文所述，1929-1940年，苏联经济年均增长5.3%。但在1950-1970年，德国经济年均增长6.0%，日本经济年均增长9.6%。1950-1978年，苏联经济增速仅排在世界第83位，甚至没有进入排名的前半部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便是战后时期经济增速远远慢于德国或日本的美国，其经济增速也超过了苏联（见下图）。
总之，在二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竞争中，苏联的经济体制相对来说是失败的。苏联经济建设失败转而导致苏联深陷危机，为戈尔巴乔夫实施灾难性政策埋下了伏笔，最终导致1991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俄罗斯迎来了地缘政治灾难和苏联的解体。正是这一经济失败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和苏联解体的民族灾难——而中国经济取得成功，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中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与1978年后苏联经济遭受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在世界历史上，一个主要经济体保持了逾40年的高速增长。到1990年，也就是苏联的最后一年，中国GDP较1950年增长767%——而美国为299%，苏联为290%，世界平均水平为409%。1978-2020年，中国GDP增长3914%，而美国为231%，世界平均增速为180%。
简言之，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陷入危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而中国则开始构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体制。1978年后的这种新经济政策和结构，不仅使中国免于犯苏联的经济错误，而且帮助中国经济增速远快于任何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取得了不起的经济成就和二战后苏联经济遭受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才在1991年12月来到莫斯科，见证了苏联的最终解体。
苏联经济模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二战后的苏联经济模式遭受失败，以及为什么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取得成功，这一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里——这就是我为何能够提前预测这两种发展模式成败的原因。由于这一问题对于苏联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对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它们最初可能是作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出现的，但正如下文所示，它们在决定苏联的最终解体和中国的成功方面具有最重大的实际影响力，分析它们还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对不重要的是，这也解释了我为何于1991年12月来到莫斯科的原因）。
从第一次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再到其最后一部著作，马克思始终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劳动日益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派生自“社会化”（即大型）生产。马克思认为，任一生产模式的劳动社会化水平都会超越上一代，直至在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巨大的劳动社会化水平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出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2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指出：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根据劳动社会化和生产社会化呈上升趋势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
• 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是克服资本主义负面影响的基础，应该被“没收”，也即是说，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行业应收归国有。
• 最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必然走向国际化。
• 如《资本论》中详细分析的，劳动社会化呈上升趋势，不仅适用于同一时间点的生产劳动——劳动社会化的地理概念，而且意味着增加使用以前生产周期的劳动力，即从经济角度而言，固定资产投资或者劳动社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 劳动社会化和生产社会化进程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不平衡——在整个经济出现大规模社会化之前，一些经济部门将以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也即是说，虽然在某些部门存在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和生产社会化，但在其他部门，仍将以较小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为基础。因此，将规模小得多的社会化生产行业收归国有，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 事实上，在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落后于城市生产，即农业和小规模城市生产将相对非生产社会化。
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
显然，根据马克思上述的分析，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应是：
• 大规模社会化生产行业应收归社会所有或国有。
• 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行业应参与国际生产。
• 社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生产行业，尤其是农业和部分城市生产行业，没有必要收归国有。
事实上，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其他著作中概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马克思的相关观点见拙文《论六中全会决议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
鉴于我长期从事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观点已经通过了时间的检验。1972年，我第一次在国际经济的框架内研究苏联经济。很明显，苏联经济模式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诚然，在苏联，大规模社会化工业已收归国有，但是：
• 苏联没有参与最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即国际生产，而是建立了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因此与最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相隔绝。
• 不仅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行业收归国有，而且规模小得多的、相对非社会化的生产行业，尤其是农业和较小规模的城市生产行业也收归国有——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经济生产关系决定合法的所有制形式，而非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把合法的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强加在经济基础上。
• 因此，尽管1929-1940年苏联经济完全国有化及其相对自给自足的性质，可能是短期军事目的所必需的，但从经济角度讲，这样的政策延续到二战后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
因此，由此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
• 因为苏联模式背离了马克思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所以未能延续此前的成功。
• 苏联经济应开始参与国际经济分工。
• 从长期经济角度来看，农业集体化是一个错误，将小规模城市生产行业收归国有也是一个错误——也就是说，农业应该去集体化，非大规模城市生产行业应该从国有部门中释放出来。
中国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结果截然不同
我一点都没有夸大。当时我只研究了苏联，并没有研究中国。这些结论形成于1972年，当时我认为这个结论不可能运用到实践中，因此只花费了我大约1%的时间去进行研究，而且这一明确的结论还是源自经济理论。
但从1978年起，一些新事物出现了。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并没有将最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行业私有化，它仍然属于国有部门，但它使中国开始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实行家庭责任制意味着农业的去集体化，开始创建非国有的城市行业等等。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观点来看，这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反之，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有错，需要对我的研究结果进行改进！不管怎样，我都应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比如说，到了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这样就解决了问题，产生了好的结果。我再一次不夸张地说，我从未想过我会有机会和中国直接接触。我只是很敬佩中国所做的事，关注中国占用了我5%的时间。
然后，在1985年，一些非常戏剧性和负面的事情开始发生。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他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与他想达到的目标恰恰背道而驰。
• 很快，他就准备将大规模社会化生产行业私有化。
• 苏联没有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也就是说，它没有参与最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
• 农业的去集体化没有任何进展。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得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将取得成大成功，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将引发一场大灾难的结论。而从1985年开始，对于中国是否会取得成功和戈尔巴乔夫是否将遭受失败的讨论阵营分成两派。
1991年12月我为何要到莫斯科？
从1985年起，这些与中国和苏联有关的问题，占用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由于我从未想过我会有机会与中国直接接触，因此我集中精力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反对他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攻击——我首先是在俄罗斯境外撰文，然后在1991年底打算去莫斯科。与此同时，我不仅开始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基本特征，还开始研究论述中国经济的英文资料。最后，当我于1991年末/1992年初搬到莫斯科时，我才可以更详细而全面地研究俄罗斯经济——我的所有研究都最终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我还于1992年4月在俄罗斯报纸上发表了分析文章《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所有这些文章都有清楚的分析，并像上文题目所明确说明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取得巨大成功，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会引发一场灾难。
通过媒体，这篇文章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我受邀与俄国副总统进行了一次公开的个人交流；我的文章在议会主席的命令下被分发给俄罗斯议会的所有成员；应俄罗斯议会上院议长的邀请，我与总统的经济顾问进行了公开辩论。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受邀参与了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而他们正尽一切可能想要阻止自己国家将要遭受的灾难。
可歌可泣的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悲壮事迹
到目前为止，上文已经分析了苏联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客观上的巨大正面意义，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极端负面趋势，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引发的经济大崩溃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社会痛苦，以及苏联解体导致战争和民族冲突的爆发。后者均非常消极。不过，我觉得，所有这些负面教训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提醒中国，如果资本主义得以在中国复辟，那么中国也可能重蹈苏联覆辙。在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中，有一种不同的正面教训也至关重要，并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俄罗斯的那段时间里，我有幸见到了俄罗斯的爱国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为阻止灾难在自己的国家发生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时这些人准备为自己的国家做任何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主义而战。
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1991年后的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发生了几次试图阻止灾难发生的最后一搏。1993年10月，叶利钦下令炮击俄罗斯议会大厦，而俄罗斯议会一直最坚决反对休克疗法——这是一次军事袭击，旨在镇压民选议会，而可笑的西方所谓“民主国家”则为此欢呼。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试图阻止袭击时被坦克和机关枪打死。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确实早就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试图阻止灾难在他们的国家蔓延。
这些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个人决心和勇气，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者完全相同。这就是我为何说认识他们是一种荣幸的原因。但中国的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有幸之处，在于他们拥有中国共产党，而这是这些鼓舞人心的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所没有的。
这是我得到的一个理论教训，但苏联解体前后在俄罗斯的经历令我对俄罗斯有一份独特的情感。二战后苏共的错误，使得戈尔巴乔夫有了实施灾难性政策的机会，最终导致叶利钦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即便是最英勇、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俄罗斯爱国者和共产主义者，也不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同时创造出一支能够阻止国家发生灾难的力量。相比之下，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仅使中国免遭苏联式的灾难，而且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
中苏两国最主要的一大区别，可以简化为苏共的错误和堕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最终导致苏联出现了民族灾难而中国则实现了民族复兴。我在本文中给大家分享的客观事实和个人经历，归根结底都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和苏联共产党失败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不管是事实分析，还是亲历苏联解体的后果对我所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与见证中国崛起相比，我觉得有必要总结一下对比两者所得出的实证结论。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或者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是真理”。能提前预测苏联的失败和中国的成功，是因为事实上，它是可被预测的——当然，是能预测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的趋势，而非所有的细节或确切的时间尺度。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马克思主义抽象理论面目出现的议题，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显然变成了最重要的趋势，决定了苏联和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前者是消极的，而后者是积极的。然后，到了90年代，它同样能够提前预测休克疗法的灾难和中国的成功。检验某项理论是否是科学的标准在于它能否预测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如此。
其次，和第一点相联系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早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当然，列宁在1917年展示了如何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确切地说，是创建“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在历史上第一次展示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和列宁作为20世纪最伟大政治思想家的地位，“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创造了非凡成就，从1978年开始，则在实践成果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进行了第二次伟大革命。正如上文分析所示，苏联在二战后失败是因为它在经济上失败了。苏联的经济结构在与纳粹德国的军事斗争中取得了成功，但在二战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竞争中遭受失败。正如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经济模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理论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上却创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度。为便于大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有必要指出，在过去500年中，只有三种基本经济制度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它不是任何理论的产物，而是由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斯大林1929年在苏联制定的基本上100%国有化的经济制度；1978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后一种制度被证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制度。
这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都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或许它有助于经济学家了解这一成就的巨大意义，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这一结果改变了世界。邓小平、陈云和其他取得这一成就的人首先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他们这样做也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则恰恰相反。我有幸见到的俄罗斯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对此有深刻的体会，虽然他们试图挽救自己国家的命运，但最后却有心无力。正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Genady Zyuganov）在2008年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说：“如果我们早些时候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那么苏联就不会解体。”
因此，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命运，是由推行中国经济改革的天才和失败的苏共决定的。我在俄罗斯见证了那些为国家而战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英雄主义行为，但这些都比不上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某些重大经济问题，而苏共却犯下错误这一事实。它以最直接的方式表明，历史是由同一阶段最强大的力量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正确认识的这些力量，以及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组织如中国共党所决定的。个人，无论其道德素质与外国人的道德素质多么接近，也都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这一点不能很快实现，只能通过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正如中国人民顽强前行的伟大斗争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样。
这些经验还表明，对形势进行精准分析是多么重要——只有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众所周知，极右错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奉行资本主义。但“极左”则错在具有极强的偏激性和潜在致命的破坏性。在中国，近期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幸运的是，中共纠正了这些错误。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共在地缘政治上转向“右翼”，包括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的攻击，但在经济上，苏联从未纠正其经济结构中的“极左”错误，导致苏联经济失败并最终崩溃。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人们可能清楚地发现，“极左”可能犯与“右派”一样严重的错误。只有对形势进行精准的分析才能成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且看看这些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俄罗斯寒冷的冬天，我看到那些领取养老金的人站在街上好几个小时，试图卖一个馅饼或一支香烟；看门的保安和妻子与三个孩子挤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因为他们不得不逃离亚阿战争；还有些人因试图保卫俄罗斯人民和自己的国家而被叶利钦的坦克杀害，他们均是苏联解体的受害者。我看到了影响数亿人生活的诸多个例。
我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本节谈谈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虽然我早已关注中国，且曾撰文预测中国模式将取得成功，但当我在俄罗斯亲历苏联解体时，并未与中国有过任何接触——2002年之前，我甚至从未有机会认识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我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事实的角度，来了解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2000年，普京当选成为俄罗斯总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局面，这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之内，这里就不就此展开分析。与此同时，当选为伦敦市长的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邀请我从莫斯科回来负责伦敦的经济政策。因此，我开始与中国进行实际接触。伦敦市长与中国高层官员举行会议时，我也在旁参与。
为促进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决定在中国设立伦敦驻中国办事处。2005年，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这个我慕名已久的国家！2008年，在肯•利文斯通不再担任伦敦市长后，我受邀来中国讲学。2013年，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在那里，我可以借助与中国同事交流的机会，增加我对中国经济的了解。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它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几十年前就令我一直关注着中国。但是，与我在俄罗斯看到的情况相比，目睹中国人民生活品质迅速提升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和苏联解体后，我看到一切都在倒退，那么在中国，我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生活品质在大幅提高。我以知识分子的眼光见证了这一过程，但无论如何，亲身体会是另一码事。
结论：拥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幸，也是中国人民之幸！
我希望通过讲述这些个人经历，让大家感受到苏联解体的后果及其与强大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我也希望我或许能为中国贡献一些有用的知识。因为中国人民从“内部”，从自己的国家，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但“外部”的人并不一定都能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功。
当然，作为一个非中国人，我无法感同身受中国人的经历。相反，几十年前，我第一次透过马克思主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我在此简单地重复上文说过的话，是因为这些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是如此重要：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展示了如何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创建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在短短7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展示了如何从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到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将在两到三年内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的大跨越。1949年的这一成就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
但从1978年起，中国也解决了苏共在二战后未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取得了世界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并由此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功绩不仅确保中国逐步实现民族复兴，而且还将世界社会主义从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这一过程还在继续，从国际影响来看，我特别关注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共同命运”和“共同富裕”的理念。
但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经历了这样的成功，他们才没有看到我在苏联亲历的那种灾难性后果。我有时会对那些指出中国这个或那个问题尚未解决的学生有点不耐烦，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对该学生说：“如果你亲历我在苏联解体时看到的情况，你会更有耐心，也会更好地体会到，生活在中国，究竟有多幸运。”因此，提供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崩溃和苏联解体意味着什么的信息，或许有助于提升大家对中国的认同感。
这个教训显而易见。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任何失败或背离中共领导的行为，都将导致我在苏联看到的那种民族灾难发生。遗憾的是，由于我不是中国公民，我不能参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进程。但我能从外国人的角度感觉到这一点。
中国人民在国内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但我也能体会到这一点，首先是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这会带来一种深刻的理论影响，然后对比我亲历的苏联解体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会带来深刻的个人情感冲击。最后，令我没想到的是，我最终能够亲眼看到中国的成功，中国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与苏联解体后我在俄罗斯看到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一切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苏联和中国截然不同的结局，相信有助于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作用，以及也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拥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幸，也是中国人民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