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率不会，大革命时代五十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革命的目的是打碎一个旧世界，从而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是需要土壤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量年轻人。
年轻人一无所有，未来拥有无限的可能，他们自视甚高，身上没有枷锁，加入革命事业无本万利，所以热情高涨。
一旦这个人不再年轻，成家立业有了孩子，背负柴米油盐酱醋茶，身上的枷锁增多，革命热情便会大大降低，他们不愿打破现有的秩序，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即革命的阻碍。
20世纪20年代，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在面对父子政见不同的质疑时（他本人是右派，儿子是左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他的良心有问题；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后还是社会主义者，那是他的理智有问题。
在当时，社会主义者与革命者、潜在革命者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克里蒙梭这段话点出了革命意愿与年龄的相关性，过了而立之年，曾经的革命者便会在理智的驱动下失去革命热情。
所以，革命能否大规模爆发，要看能否发动群众，而群众到底支持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根本上取决于30岁以下青年和30岁以上青年的人数对比。
如果30岁以下占多数，那么结果会像俄国、中国，这两国在革命年代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年轻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革命者本身就是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如果30岁以上占多数，那么结果就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人均预期寿命均大于50岁，30岁以上的青年人是社会的中坚，革命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
这四个国家中，德国、法国预期寿命相对较低，德共、法共还有些声势，而在预期寿命更高的美英两国，共产党没有掀起一点波澜。
所以说，大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二战后全球范围内人类预期寿命的急速抬升改变了一切，现如今就连最落后的非洲大陆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60岁。
随着寿命提高，30岁以下年轻人的革命意愿再也代表不了全体国民，“老婆孩子热炕头”们在各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革命的土壤也就消失了。
当然，相比预期寿命，中位数更能代表革命时期各国的年龄结构，不过我只能查到1950年至今的数据。
1950年，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的年龄中位数分别是30.2岁、34.7岁、34.9岁、35.2岁，均超过30岁，如果剔除儿童和青少年，成年人里面保守的“理智”分子占绝大多数，年轻的“革命派”自然难成气候。
有意思的是，二战后四国的年龄中位数均走出了一条U型曲线，因为战后婴儿潮，大量新生儿集中出生，到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各国年龄中位数集体走低。
而伴随年龄中位数走低，战后婴儿潮一代成为社会的生力军，他们带来了二十世纪最后一场全球范围的革命浪潮。
“60年代”（The Sixties）在西方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婴儿潮一代的年轻人带来了革命浪潮，在此期间出现的摇滚乐、民权运动、女性运动、艺术革命等都深刻影响了今天的生活。
正像《1963：变革之年》两位作者所说的，1963年正是The Sixties 的“开幕之年”，这一年最早的婴儿潮一代人刚刚成年（1945出生），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1963年1月13日，在英国伯明翰，披头士乐队首次亮相英国国家电视台，以一曲《请取悦我》让观众神魂颠倒。同一天晚上，在英国广播公司，鲍勃·迪伦吟唱了一曲《在风中飘荡》，作为他的电视节目首秀。
这不是巧合，1963年他们开启了摇滚时代，随后，披头士乐队会成为一场革命的代表人物，而鲍勃·迪伦则成为这场革命的先知。
1964年，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的学生在“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口号下，反对校方家长式的管理及陈旧的校规，发起“言论自由运动”，拉开了学生运动的序幕；
1965年，美国密根歇大学发起反对越战的运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等名校学生积极响应，形成遍及全国的学生反战运动；
1966年，在西德、法国、英国等国也出现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
1967年，西德学生运动广泛开展，出现高潮；
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的几座大楼，抗议学校为越战服务的研究项目和种族主义政策，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引发全国性的抗议运动；
1968年5月，法国爆发波澜壮阔的“五月事件”，一千万学生、专业人士还有工人走上街头，引发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巴黎街头出现像1789年大革命和1871巴黎公社那样的街垒和巷战，整个社会达到了革命的临界点；
1968年3-10月，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学生罢课、上街，抗议越战；
1968-1969年，意大利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掀起高潮，出现“火热的秋天”（Hot Autumn）；
1968-1969年，东京大学发生了著名的“东大纷争”事件，该校超半数以上学生参与了运动，校园里多座建筑遭学生封锁；
1970年5月，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为导火索，美国学生反战运动达到高潮，全国罢课学校900余所，一半以上的高校教师和学生参加这一运动，学生运动达到顶峰。
婴儿潮这代人数量众多，一举改变了此前西方30岁以下青年和30岁以上青年的人数对比，于是才有了这个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
西方这群“有良心”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开启了社会主义实践，组建了数量众多的乌托邦公社。
196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麦克·梅特利的16岁的中学生离家出走，周游全国，希望寻找友谊和手足之情。1968年，他回到了家乡莱顿城，与7名辍学的大中学生一起，建立起最初的群居村-“莱顿公社”。
他们生活简单，男女分居，从木屋旁的小溪里汲水，用木材烧饭，主要食品是马铃薯、玉米和大豆。在“回到史前”和“寻找友谊”等口号的引导下，群居活动在美国兴起。最初，群居村主要建在旧金山的衿树岭地区、洛杉矶的日落带和纽约的东村，后来遍及全国。
1970年，全美国有200多个群居村，成员4万人，1971年发展到近3000个群居村。群居村里崇尚返璞归真的生活，实行财产、子女的公有制，注重教育和环境保护。群居村的成员们要创造一种另类的生活，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美国，但我们不属于美国”。群居村活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
群居村活动迅速蔓延到欧洲，在欧洲出现许多年轻人组成的群居村。在联邦德国，这样的群居村大约有11万个。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市郊，有一个北欧最大的“自由村”，其成员都是青年男女，他们抛弃一切现代文明的束缚，自由地、“原始”地生活。
这场战后婴儿潮带来的“革命”在1968至1970年达到高潮，然后随着这帮年轻人的逐渐长大，“垮掉的一代”成为社会中坚，革命浪潮逐渐销声匿迹。1980年，美国的年龄中位数超过30岁。
与西方的革命年代同时，中国同样爆发了“大革命”，原因也是婴儿潮。
1970年，新中国成立二十年之际，中国年龄中位数也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19.3岁，也就是说，这帮20岁左右的小年轻才是社会的中坚，他们更激进，也更革命。比人数，30岁以上的保守派们完全不是对手。
而且不像西方国家，中国的革命土壤并没有随着时代结束而消失，八九十年代，中国一直都坐在火药桶之上，社会事件层出不穷，直到2000年，中国年龄中位数突破30岁大关，这个火药桶才终于熄灭。
相比中国和西方，苏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显得风平浪静
1950年，苏联三大加盟国的年龄中位数分别是27.6、27.2、24.3岁，相比中国的23.9岁不遑多让，革命土壤可谓深厚。
然而，因为二战时期苏联年轻人死伤太过惨重，婴儿潮规模太小，年龄中位数一路走高，到1970年，苏联三大加盟国年龄中位数均突破30岁，革命浪潮也就没能发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最后一个革命年代，2020年，世界年龄中位数达到30.9岁，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革命的土壤已经消失。
欧洲、北美、东亚的主流国家，年龄中位数已经达到40岁左右，保守派占据绝对的主流，年轻的“革命派”不可能形成气候。
放眼世界，唯一还存在革命土壤的地方是非洲，年龄中位数不到20岁，但已不可能造成席卷全球之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