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原始形态到文明的演进，一直在被动与自觉地应对因自然、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机的挑战。气候变化和地理约束对很多人类早期、中古历史时期的大事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现阶段，一方面世界农业形势严峻，全球气温每上升1℃，粮食产量就下降5%，这还没有考虑到伴生气候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特别是殖民地大陆以农业作为获利手段，由此造成环境灾难的趋势就愈加恶化。
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2021年10月3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英国格拉斯哥开幕，这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以来的首次气候大会，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进行了磋商。当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关于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的临时报告。
报告显示，气候形势恶化导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
库叔就此专访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温铁军回顾探究了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东西方农业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比较，他认为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是当今人类追求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和生态文明传统的政治国家对全人类的责任。
受访 | 温铁军
采访 | 李亚飞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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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与人类文明历史
1972年年初，中国科学院时任副院长、院士竺可桢，在主流社会普遍相信“人定胜天”的特定时期，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称其为“一生专门研究的一个课题”。
文章刊发后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高层重视，国内外学者不断索函该文。这一研究成果是开创性的，他首次以历史时期而非地质时期的气候变迁为对象，研究了气候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动。
鉴于其对不同区域历史发展路径显著差异的客观原因分析，不同于长期占据思想界主流的“冷战意识形态”，因此可称之为“竺可桢假说”，作为我们研究生态化与可持续农业的思想资源。
上图中的实线为挪威雪线高度，虚线为5000年来中国温度。温度以摄氏度计，以0线作为目前温度水平。横线时间的缩尺是虚数的，越至左边缩尺越小。
竺可桢指出中国的数据和欧洲的数据走势基本一致，但欧洲的气候变化要稍滞后，二者走势同步的原理在于都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的支配。
竺可桢主要针对西方学术界主流的形而上的气候学论点（即认为可根据几十年的气候观测准确地推算过去和未来很长时间的气候数据，认为地球的气候是不具有历史内容、不具有发展的性质的），在同位素监测等现代年代推断技术手段发展刚刚起步、地球物理和气象理论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利用考古资料、古文献提供的物候学资料、方志资料、近代以来的仪器观测资料，开拓性地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基本框架和趋势，并将其初步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相结合，这是难能可贵的。
虽然此前有西方学者如亨廷顿，1907年在其名著《亚洲的脉搏》中提出的气候变迁导致匈奴西进的假说；后有埃及考古学家发现，过去1万年间尼罗河流域摩里斯湖水位变动的曲线和埃及王朝兴衰时期非常一致，水位低下时就会发生混乱，新的王朝就此诞生。
但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提供的证据之丰富、对考古证据和古文献证据利用之富有创造性、论证手段之综合、论证方法之严密谨慎，都是前作所无法比拟的。
以竺可桢文章最后与冰芯研究结果的比照为例，格陵兰岛冰芯研究方法由丹麦学者威利·丹斯加德于1954年，以格陵兰岛挖掘出的远古冰层中氧同位素为分析对象，根据各时期降雪形成的冰层中各氧同位素的比例来推测当时的气候。以这种方法得到的5000年以来的历史气温数据，和竺可桢根据物候观测得出的中国历史温度变迁的趋势大体一致。
虽然竺可桢未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展开论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与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具体关系，但任何接触到这一研究的人都能感受到文中隐含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说，即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人类社会自身蕴含的根本推动力量之外，还受到气候变迁的巨大影响，甚至是左右历史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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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0度的真实秘密
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四大文明古国”有个共性即都分布在东半球北纬30度附近。早期人类文明集中在亚非大陆上，在人类文明繁衍的客观地理空间分布上有一个明显特点，即高原、山地主要集中于中低纬度地带；平原或低矮山地主要集中在高纬度地带。
从早期人类基本生存依赖的温度条件和地理空间条件上看，中低纬度地带不仅有适宜的温度，其地形防护也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作为文明发祥地的欧亚大陆的宏观地理面貌，主要形成于中生代、新生代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是地质历史上最年轻的造山地质运动，共同定义了欧亚大陆的地貌。
因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升起，整个欧亚大陆发生巨大隆起，而以中央部分上升最大，隆起过程中出现强烈拱曲、断块和沉降，构成线状延伸，巨大的褶皱山系横贯亚欧非三大洲，大大影响了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地理格局。
在亚欧大陆西方，阿尔卑斯造山运动使古地中海大大缩小，形成现今地中海周围的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阿特拉斯山等山系及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山、扎格罗斯山、喜马拉雅山等山地升起，古地中海东段消失，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同时也使欧洲整体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半岛，地中海连绵高山带、北欧大平原、大西洋沿岸区自南向北地势降低，高峰和丘陵把欧洲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区域，地理空间相对局促，没有地域纵深。
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是温带地区，夏季气候适宜，全年雨水充沛，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变化巨大。在西边和西北，周边海洋的调节作用使冬季比较温暖，夏季相对凉爽；向东，亚洲板块的大陆性气候逐渐明显，冬季越发酷寒多雪，时间长达数月；往北，冬季越来越长，越来越冷；往南，气温愈加升高。欧洲温带的降雨大部分是由西北风带来的，自西北，向东、向南逐步递减，而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又增加。
在欧亚大陆东方，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发生了一次剧烈碰撞，造就了地球上最年轻、海拔最高的“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造就了今天中国这一区域的地理地貌，形成了人们熟知的三级台阶构造。在这一地质事件中，青藏高原急剧隆升至2000米以上，由于大高原对大气环流的热力和动力作用，蒙古、西伯利亚一带的冬季因此不易再受暖平流影响，冷空气因而得以聚集成为强大的冷高压。位于青藏高原以南的印度次大陆因地形屏障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较小，热低压得以维持兴盛，因此印度季风和东亚的现代季风环流系统得以建立，且其强度和影响范围不断随高原的继续升高而加大。
碰撞的余波进一步塑造了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是为第二级台阶。
在此以下，以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为界，东南方海拔500米以下的区域构成中国的第三级台阶。
中国东南部和撒哈拉沙漠本同处于北纬30度亚热带，但是由于青藏高原地表吸收的太阳能不断加热空气使其上升，在低空形成大面积低气压区域，这个高原空气泵不断地俘获着南亚季风和东亚季风，使其进入南亚和东亚大陆。
正因为原本后劲乏力的东亚季风能够深入中国腹地，才使得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具备了成为鱼米之乡的前提条件，西北干旱区的形成也起源于此，强劲的西风绕过青藏高原，沙尘颗粒落在太行山以西，形成了厚度超过400米的黄土高原。
高原高空高寒，水汽凝结形成大量降雪。
青藏高原上形态各异的水资源构成中国乃至亚洲江河的水源地。其中最夺目的就是约5464公里的黄河与约6397公里的长江，以势如破竹之势顺三级台阶而下，哺育了中华文明。同时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大河自北向南流淌，穿越中国西南山区峡谷，经过崇山峻岭，下游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
相比欧亚大陆西方，除高耸的青藏高原形成地缘防护外，客观上山水相连的中国大陆和中南半岛构成了古老文明发展的巨大地理纵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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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瓣花朵”结构中的中华文明
一般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肥沃的新月地带”。
提出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埃及学专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他在《早期世界历史》中提出，这个肥沃的新月地带大约呈半圆形，向南开放，西端位于地中海的东南角，中央位于阿拉伯地区正北部，东端位于波斯湾最北边。
他的这一表述在当时的英语出版物中广为流传，最终成为对这个区域的通称，并被称为文明的摇篮。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中，肥沃的新月地带常常与伊甸园的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之一。
当时的西方学术视野中，肥沃的新月地带是农业、城市、贸易、科学、历史，以及有组织的宗教等一切文明要素的发祥地。这个地区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和土耳其南部，历史上因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水泛滥而在沿岸形成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壤，正如《圣经》中描述的“流淌着奶和蜜”一般。
科学考察确认至今还有68种野生植物继续生长于这里的山区，小麦也最有可能是在卡拉卡山区被驯化出来的，时间在距今10500—9500年前。
西方农业文明基于这一起源，因西亚两河流域面积狭窄致使作物单一，社会文化在此基础上演化为一元论思想，信奉一个真理，“条条大路通罗马”。
而在当下要理解中国、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跳出西方中心论视角，才能打通上下五千年，打通万年农业文明。
概而论之，中华文明在起源时期的地理分布是围绕“四河”（江、淮、河、汉）加“四湖”（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展开的，并因区域广大而有多样性作物和多元文化。
以农业为载体的中华文明在起源上的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上分布广阔，覆盖了众多地理气候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夏王朝，各时期各类型的遗址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广阔，以中华大地的水系为基础，中华农业文明分布在气候、地理条件极为不同的广大空间上，具备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
在此作一个空间上的东西方比较：
“两河”流域滋养的肥沃新月地带，鼎盛时期灌溉面积1.5万—2万平方公里，1970年可灌溉面积已经减少到不足2000平方公里。
目前黄河流域的灌溉面积为5.06万平方公里（流域耕地总面积为12.6万平方公里）。若把中国的“四河”“四湖”的灌溉面积相加，则不止百倍于“两河”流域；在这个广袤区域生存的古代人类驯化野生物种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农业从起始之际就呈现出生态文明多样性，由此决定着社会的多元化和哲学思想的多元论，以及“多神共存”互不排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信仰体系。
在多样的气候地理条件下，中国的早期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就发展出了丰富多样的“文明圈层”，主要包括六大文化区，被称为“重瓣的花朵”结构：
中原文化区，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商周文化、甘肃青海文化区的戎羌文化、以山东丘陵地区为核心的东夷诸族文化、长江中游的三苗和楚文化、长江下游的越文化、辽河大凌河流域的燕辽文化。
围绕着中原文化区“花瓣”的，还有距离较远、关系较疏的第三个层次的文化区，比如福建的石山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等，它们呈辐射状散落在中国各区域。如果按照亚区计算，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可划分出10个文化区，分为华北、华南两大谱系。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大量出现，各地都发现了定居村落，知名的文化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小河沿文化、马家窑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在这种更大的空间考察尺度下，“四河”“四湖”地区为主的对中华文明的这种简单归纳，尚不能从地理上概括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地理特征，至少还应包括辽河、珠江流域等。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主要是由于早期农业随全球气候暖化而蔓延开来，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覆盖着原生或次生的黄土，平原开阔，土层深厚，林木较稀。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使黄河流域最早得到大规模开发，黄河流域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全国经济政治重心。
与西方文明肥沃新月地带的单一起源不同，中国文明在起源上跨越了众多气候地理区域，仅汉水上下游就分为两种农作区，并在史前时期形成了复杂的互动。
早在新石器时代，汉水就形成了下游稻作区、上游水旱兼作区的格局。距今7200—6400年前，其间气候干旱（这一时期的干旱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可能促使这一区域的人类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到距今63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汉水上游气候温暖湿润，是1万年来最适宜的时期，聚落分布密度达到史前时期的最大值。
截至2018年，汉水上游发现仰韶时期文化遗址61处，龙山时代文化遗址51处，周代文化遗址47处。从早期农业起源角度看，汉水流域最早的水稻遗存是在陕西的李家村何爱湾遗址发现的，距今约7700年，但这不一定是汉水流域最早的水稻遗存。汉水流域的水稻遗存有16处，上游7处，下游9处，除了水稻遗存还有粟的遗存。
从同一区域文化层的丰富性和工具的发展程度来看，仅李家村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大溪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下王岗遗址中的每一文化层人们都发现了家猪骨骼和野猪的骨骼区别已经十分明显，这显然是因为经过了长期的饲养。这类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铲、石锄。
汉水中上游处于亚热带向温暖带过渡的区域，气候的变化影响稻作农业的兴衰与进退，当气温升高、降雨量增加，来自汉水下游的稻作农业向上游推进，旱作农业退缩；当降温期来临，稻作文化退缩，旱作农业文化向南扩张。2008年《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再次强调仰韶文化在该流域的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并提示从气候变化上去寻找原因。
气候变化对新石器文明的影响很强烈，但并不绝对，比如仰韶文化从汉水中上游对下游的控制时期，也是历史上的温暖期，因此文明发展并非完全受气候制约，即便对于生产力不发达、更容易受自然环境影响的新石器时期文明也是如此。
直到今天，汉水流域的农业生产仍然保持着下游稻作、上游水旱兼作的大体格局，这种传承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即使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社会组织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地理气候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这种早期农业文明分层而向心的花瓣结构，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了强大凝聚力。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这种民族和文化的凝聚力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鲜明特色。
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广大地域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给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和韧性，比如在宋元之际，黄河、淮河流域农业生产因战乱遭到严重破坏，而汉江流域的农业在同一时期得到了显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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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引农牧大战
中亚草原及其周边地带游牧民族，与东亚、西亚等其他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线索。
线索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即是全球气候变迁。
在多元化的人类文明起源中，西亚、东亚的原生农业文明逐步扩散到欧洲、东南亚，形成次生农业文明，伴随着的还有处于欧亚大陆之间在西伯利亚高纬度地带形成的草原游牧文明。两种文明系统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相互交流碰撞，一进一退间推动着历史进程。
在周期性气候变化下，气候冷周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对农耕社会造成挤压性破坏，导致民族冲突和政权更迭；气候暖周期、农业带的北移和扩张，农耕和游牧社会常常会因为土地和财富陷入争夺战争。
以中国为例，农耕文明在亚洲是灌溉农业，人们要聚落而居，需要大量劳动力共同劳作，因此形成了“多子多福”“安土重迁”等观念（这本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态、生活、生产三位一体的农耕文化存在的方式）。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广阔的草原逐水草而居，一旦北方变冷，游牧民族就得全面南下，抢掠农耕民族贮藏的粮食，同时造成人口锐减。不过这种周期性的入侵往往止于各大山脉。
人类不同生存方式的向南和向北的移动，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化。
如汉武帝逐匈奴于大漠以北，匈奴部族事实上沿着欧亚大陆向西，把欧洲北方部落向西南部不断地挤压，进而西欧北方的日耳曼人被挤压进入了意大利半岛，成为压垮病入膏肓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7年8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和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联合考古团队宣布，在今蒙古国中部发现了《后汉书》所记载的公元83年东汉与匈奴“燕然山战役”的重要证据——班固所书的《封燕然山铭》。
此次发现石刻的地点在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距离雁门关1800公里。来自中原的农民骑兵的确曾如此深入游牧民族的腹地。这场决定性战役终结了中原农耕王朝与游牧民族数百年的战争，使得匈奴离开了漠北高原，向西迁徙，直至顿河、多瑙河流域，并在随后三四百年的冲突中不断向罗马帝国施压，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北方，历史上农耕与游牧社会的并存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现象。
中国游牧社会产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北方草原地区，在农业从华北传播到这些草原地区后，加上气候的突然变冷，草原地区可狩猎的动物减少，人类开始畜牧。从其开端，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古代的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或以后逐步形成的。不是先有游牧经济后有农业经济，畜牧经济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往往在农业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之后。
游牧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游牧需要广阔的牧场，因而也就需要扩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和过定居农业生活的居民发生冲突。
从黄帝时期到西周中叶，与中原华夏族抗衡和争斗的主要不是北方的戎狄族，而是南方的苗蛮族和东夷的一部分。从生产结构的角度考察，基本属于农业民族范畴内的粟作文化集团与稻作文化集团的斗争。
从西周中期以后到春秋初年，情况有所变化，随着全球气候因太阳黑子活动减弱而寒冷化，西戎强大的游牧部落群迅速向中原腹地推进，由于拥有大畜群这一巨大优势，他们的攻势一时使华夏诸国疲于奔命，华夏族的农业文化经受着巨大的历史考验，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到春秋中期已经可以看到游牧民族向中原农耕文明靠拢。
进入战国时代，侵入中原的戎狄族绝大多数已被华夏诸国兼并和融合，或被斥逐于中原以外，仅存的中山国也逐步接受了农业文明，后为赵国所灭。这样，中原地区延续千年之久的华夷杂处局面就基本上结束了。
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在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战国后期，北方原来互不统属的分散的游牧部落逐步聚集成大的部落联盟，最主要的是匈奴与东胡，此时农耕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明显隔开来的格局就基本形成了。秦始皇把匈奴逐出河南地，连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其后历史中，农耕社会北进方面，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汉王朝的疆土北拓至阴山，西扩至玉门关，从而保护了原有的农耕地免受匈奴的侵扰。随后为了保卫这一胜利果实，不得不移民百万，设置大量郡县，在阴山、河套以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进行屯垦戍边，将数十万平方公里只宜畜牧游猎、不宜农耕的干旱区开辟成农耕区。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屹立于东亚有300年之久。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发达的农耕业。唐代的边患来自北突厥和西边的吐蕃，所以，唐代前期在边区始终驻有强大的边防部队，守卫边疆。要维持庞大军队的生存，唯有在这些干旱和半干旱区进行屯田，因而将这一区域改造为耕作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和隋代边疆局势的缓和，都伴随着气候的明显转暖。
游牧民族南下方面，北方民族入侵导致了中原王朝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的浪潮，包括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唐末至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这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移，促使南方山区被大量开辟。
早期中国的北方粟作和南方稻作两大农业体系涵盖的地理面积非常大，远大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这赋予了中国早期农业文明宽广的基础、广阔的回旋余地，以及抗风险力。同时这一农业文化圈外围都还是采集狩猎经济，没有强势文化，地位巩固，这是和西方早期文明的显著不同。
西方尽管有的地方发展程度很高，但比较脆弱，野蛮民族入侵往往带来毁灭性打击。比如西欧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以后，在占领者与当地居民共同建立的农牧并重的经济中，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界限泯灭了。
而在中国，入侵中原的戎狄族却被从事农业的华夏族战胜并同化，中原因而保持和巩固了以种植业为主的文化。西欧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蛮族面临的是奴隶制度日暮途穷的罗马帝国，处于初期奴隶制的戎狄族面临的却是中原处于上升时期的郡县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两个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国北方西方广阔的草原沙漠区给游牧族提供了巨大舞台。
演化出东西两大文明早期互动的起因，在于气候变化造成南北两大文明的互动导致世界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不过，这些随着气候变迁研究而提出的人类历史演变的新假说，仍然需要大量研究来证明。
总之，由于种种地缘因素，两河流域的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都中断了，而多样性下的延续性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
习近平主席指出：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
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
这一论述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并直接指向了绵延五千余年具有生态文明底色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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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明藏空间优势
中华文明起源上的特质，首先是空间上分布的广阔，覆盖了众多地理气候带，并因此产生了作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其次是早期文明的成熟度和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
中国的地理气候带的生物多样性促成了早期农业社会的多样性。进入历史时期后，随着国家政治建构与稳态村社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以亚欧大陆东端中国为主的、南北两大不同文明的冲突，即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业区的冲突，政治国家在这种延续了两千多年历史性的冲突中发生了巨大变异。
对比同时代的东西方政治国家的变迁原因可知，西方的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像一只深陷于地中海的靴子，尽得海上贸易之利，因而是商贸立国，在先后打败其商道竞争的老对手埃及和迦太基、占据北非之后，其国土围绕地中海区域呈环状，周边被武力征服的内陆则属于奴隶农作地区，在公元前后的气候温暖期，农产品增量促使其贸易成熟发展。
不过，在气候寒冷化时期，当欧洲历史上被称为“日耳曼蛮族”的北方人全面南下劫掠谋生之际，环状的罗马帝国因没有防御纵深而很快陷落，欧洲此后不久进入“千年黑暗”的所谓中世纪。
但这个在欧洲演化的历史，显然不可能覆盖全世界。
在高山大海和冻土带阻隔着的东方形成的秦汉帝国却“重农抑商”，最初就是农业立国；秦初设立郡县制、秦亡却有汉承秦制，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别了欧洲封建制度。中国与古罗马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国土疆域状如一块巨大的饼，覆盖着中国地理的二三级阶梯，并且因西部内陆的多个气候带比沿海更为频繁而发生冷暖变化，不得不长期与中亚草原游牧区域形成类似地质学板块撞击式的互动。这也是自战国时期北方诸侯发动民众修长城、组建独立于天子的军队、演化为国家间的征伐的原因。
由此看中国5000年农业文明的传承之所以没有被毁灭，是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拥有庞大的“饼状”国土面积，得以对域内任何民族的农业生存方式构成防御纵深来加以保护，并因此种超越一般部族村社的共同需求而具有相对有效的国家动员体系（可追溯到早期文明的水利工程）。
历史上的小农以家庭为单位聚居于村社的制度类型是和东部太平洋季风降水的不平衡从而迫使中国人建设水利系统高度相关的，中国地处多个复杂气候带，要想形成农业的长期生产，就一定要有水利。村社的自治方式是以水利共享形成聚落而居，这与间作套种的农业管理又是高度相关的。
几千年来，中国不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还有以水立国的德治传承。我们认识到，由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
因此，也可以说农业文明和“以水立国”形成的“举国体制”并非哪个帝王人为建立的，而是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这种国家类型所内生的体制特性，正是这个特性，使中国作为政治国家延续的时间远比历史上的西方国家更长。
另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农业国家的兴衰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中国到秦实现大一统的气候背景是中国战国时期全球的寒冷化（即距今2300年前后因太阳黑子活动减弱导致的全球的急剧降温），这导致了北部诸侯国开始修建长城，构成了沿着400毫米等降雨线的游牧/农耕两种文明的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