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 :任弼时才是隐藏的真大佬|2022-01-07-汉风1918-汉唐归来-惟有中华

1945年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因为逢五的数字容易记忆，后人便称之为五大书记。

这个感觉，和五虎上将、五子良将差不多。

毛朱刘周的人生波澜壮阔，大家都非常熟悉，唯独任弼时去世的早，导致很多人不熟悉。

其实任弼时能成为“五大书记”之一，足以证明他的能力和成就，丝毫不比前四个人差多少，甚至说他是“国士无双”也不为过。

时间回到20多年前。

1921年5月，任弼时和刘少奇、肖劲光等人离开上海，绕道海参崴进入苏联，然后穿越西伯利亚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

他在莫斯科努力学习革命知识，而且因为俄语不错，还接替瞿秋白做过课堂的翻译。

虽然任弼时不是东方大学的风云人物，但也是成绩最优秀的人之一，所以在1924年国共合作的时候，他被派遣回国参加工作。

选派任弼时回国的，便是青年共产国际。

这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机构，和各国的青年组织建立上下级关系，然后指导各国的青年革命运动。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共产国际理解成党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理解成共青团。

而中国共青团的前身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在两年前就成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其领导。

于是被其选派回国的任弼时，崛起速度非常快。

1924年9月，任弼时刚回国两个月，便做了团中央宣传部的编辑，同时参与筹备团的“三大”，随后就在1925年1月的“三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局的执行委员，成为领导人之一。

再过半年，张太雷离任，任弼时接任团中央总书记，此时离他回国不到一年时间。

周恩来自欧洲回国，直接到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这份履历，和周恩来相比也差不多了。

都是青年才俊啊。

当然了，任弼时的能力也是顶尖的。

他执掌团工作以后，要求各地的团组织迅速发展团员，为了简化程序，任弼时亲自修改入团条件：

诚实勇敢且服从纪律的工人，可以入团。

有活动能力且遵守纪律的学生，可以入团。

每个团员至少介绍新团员一人。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为了尽快发展党员，规定不怕死愿意给穷苦人打天下，就可以做党员。现在任弼时发展团员的方式，和毛泽东是异曲同工的。

所以到了1927年，中国共青团员已经有3.7万人，人数是团“三大”时的15倍。

在那个年代，这份成绩很了不起。

也正因为成绩出色，任弼时才能在同年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并且在1928年同志们去莫斯科开“六大”的时候，留守国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那时任弼时才24岁，相当于现在大学毕业的年纪。

真厉害。

虽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只有半年，但任弼时不是工具人。

他在半年内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起草条令指导城市和农村工作、拟定《军事工作大纲》确定红军的名称、让官兵平等和连队建立党支部，在中央层面制度化等等。

尤其是《军事工作大纲》，是最早的建军纲领文件，我军后来的建军成果，都能在这份文件里找到影子。

同样是青年领导革命，看看任弼时，再看王明博古，人和人真的有差距。

大革命年代的任弼时，能力超强贡献突出，属于可以信任培养的年轻人，直到长征时期，任弼时才成为真正的党内大佬。

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抱着苏联的大腿，直接成为政治局委员，开启长达四年的统治时期。

而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种关系相当于古代科举中的同年，任弼时应该和王明站在一条线，才符合正常逻辑。

事实上，会后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委员，随后派到中央苏区领导工作的代表团，任弼时也是负责人。

只要他不发表自己的看法，老老实实的听话做事，地位和影响力必然直线上升。

但是任弼时没有啊。

刚到苏区不久，他便搞起了实事求是，做了很多违背中央指示的事，让留守上海的博古等人大怒。

于是在1933年初博古等人进入苏区后，觉得任弼时“执行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把他贬到湘赣苏区做地方工作了。

这件事，当时的人称为“打毛排弼”，毛是毛泽东，弼就是任弼时。

也就是说，任弼时被“放弃”了。

但正是博古放弃了青年干部任弼时，才成就了军政大佬任弼时。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基本失败，中央苏区准备突围，那么就需要提前派出部队探路，也可以说是吸引敌人火力。

于是寻淮洲和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被改编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到江西北部和方志敏会师，给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任弼时和红六军团则向湖南中部突围，找贺龙会师。

孤军深入国统区，没有任何援兵和补给，可谓危险之极，而且博古和李德等人也不抱什么希望，完全是碰运气。

如果真有成功的决心，为什么派出的两支军团，都是战斗力不强的新军团？

他们都知道，出了苏区，基本就回不来了。

事实上，北上抗日先遣队真的没回来，和方志敏会师以后，跟国军作战屡次失败，最后就剩下粟裕带出来的400余人。

而红六军团能保存下来，唯一的原因就是任弼时。

当时任弼时和红六军团离开苏区，用78天的时间转战5000里，绕了四个省的地界，才找到贺龙部队。

结果两军刚会师，军委命令两支军团不能一起行动，贺龙部队留在原地打游击，任弼时部则向军委规定的地区前进。

孤军深入就算了，还不让共同作战，这是闹哪样？如果真听了军委的命令，贺龙和任弼时的两支军团，极有可能都要覆灭。

任弼时很清楚分兵的结果，便做了一个违背命令的决定，和贺龙的红二军团一起行动，在湘西开辟根据地。

可以说，这个决定挽救了2万红军战士的生命，也给红二方面军留下火种。

而且决定合兵之后，任弼时还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整顿部队，重新恢复红二军团的战斗力。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派各路人马到根据地掌权，张国焘去了鄂豫皖，夏曦则到了湘西，他们到任后，根据地都出现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尤其是湘西，夏曦都杀疯了，以至于红二军团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连队组织不起党支部来。

党员和党支部都没有，这哪里是红军嘛。

所以任弼时从红六军团调干部，到红二军团做政委，并且建立各级部队的政治部，同时恢复红二军团干部的党籍，让受批判的同志回来工作。

短短几个月时间，红二军团的党员数量增加四倍，重新成为党领导的红军部队。

要是没有任弼时整顿部队，可能贺龙就没有日后的赫赫威名，也没有元帅军衔了。

第二件是建设根据地。

在整顿部队的时候，任弼时和贺龙商议：“磨刀不误砍柴工，咱们要做点事情。你指挥部队打仗，我来搞建设。”

于是贺龙指挥部队攻城略地，打下大庸、桑植等县，任弼时派出3000多人的工作队，到基层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并且建立各级地方政府。

军事和建设，配合的非常好。

到了1935年，两支军团经历30多次战役，部队发展到近2万人，建立起人口45万的革命根据地。

不过此时中央红军已经长征，留在南方的任弼时和贺龙军团，彻底成了孤军，打不过陆续增兵到20万的国军，只能效仿中央红军长征了。

也就是在长征路上，中央发来命令，决定以红二、六军团为核心，成立红二方面军，贺龙是总指挥，任弼时是政委。

后来胡耀邦评价说，任弼时才是红二方面军的灵魂人物，没有任弼时就没有这支主力红军。

也就是说，任弼时在红二方面军的地位，相当于红一方面军的毛泽东。

任弼时一辈子公正无私，不管是什么人都能保持合作关系，但有两个人，任弼时始终如一的反对。

其中一个是张国焘。

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翻越雪山到了西康，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军会师原本是一件喜事，任弼时也觉得，北上的日子不孤单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两支方面军会师不久，张国焘便派来工作团，给红二方面军送来大量的文件材料。

这些文件材料，显然不是讲工作和革命的，而是指名道姓的诽谤中央领导，光明正大的搞分裂。

此时任弼时才知道，红一、四方面军出现过矛盾，张国焘也曾另立中央，虽然现在伪中央已经取消了，但看起来张国焘并不死心。

现在送来诽谤领导的文件材料，到底想干什么，恐怕不需要多说。

任弼时想着，张国焘这老小子，蔫坏蔫坏的。

于是他命令各级政工干部，张国焘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只保留一份备案，其他的全部烧掉。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允许讲团结，不能讲分裂。

用贺龙的话说，要是敢讲分裂，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张国焘不死心啊，亲自和任弼时谈话，要求红二、六军团更换军政主官。他没说换成什么人，但任弼时知道，肯定是四方面军的人。

于是任弼时直接拒绝。

张国焘又提要求，说红六军团给他指挥吧。任弼时再次拒绝，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最后张国焘提出新要求，召开两个方面军的干部联席会议，商讨一些重要的问题。毕竟四方面军的人多，投票权也多，他想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掌控二方面军。

任弼时说，干部联席会议可以召开，但不能用多数压服少数，只能是两支独立的方面军商量问题。

张国焘无奈，这还开什么会，算球吧。

直到北上陕甘，张国焘都没有占到任弼时的便宜，而且任弼时和朱德经常找四方面军的干部谈话，苦口婆心的劝他们改邪归正，要跟着中央走。

现在来看，张国焘分裂的阴谋失败，一方面是南下政策执行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就是红二方面军在旁边监视。

如果只有朱德等同志，想说服四方面军的干部听中央命令，恐怕力度不大。你一个老头子，空有总司令的名号，又能怎样？我们可是有兵的。

但是红二方面军在旁边，朱德说的话就有分量，更何况任弼时是政治局委员，贺龙是暴脾气的龙头大哥。

这三个人一起说出来的话，谁都要掂量一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弼时和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和朱德一起催着红四方面军北上。

另一个就是王明。

当初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任弼时经过革命工作的锻炼，就知道王明和博古的路子不对，于是才有了贬谪下放的事。

到了1937年11月，红军经历千辛万苦走到陕北，并且改编成八路军东征抗日，结果这个时候王明回来了。

因为王明做了六年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陕北自然以“太上皇”自居，号称自己是国际路线的正确代表。

要继续革命就要服从共产国际，而服从共产国际就是服从王明，这就是王明的逻辑，也是一杆招兵买马的大旗。

但在抗战初期，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的。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共产党要和法共一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这不就是要求我党向国府投降嘛，真听了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以后就没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了。

于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又成了少数派，说破嘴皮子，都不能说服“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同志们。

想改变局面，就需要派人到莫斯科做工作。

而这个到莫斯科做工作的人，必须有留学苏联的经历，才能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必须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并且相信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路线，才能做有意义的工作。

此外，这个人必须有相当的能力和威望。

选来选去，毛泽东发现，只有任弼时能完成任务。那就不用多说，就你了，去苏联。

1938年3月，任弼时离开延安，取道飞往莫斯科。

刚到莫斯科不到半月，任弼时便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

这份报告共15万字，详细阐述了我党灵活的抗日政策。看完这份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得不承认，法共经验是错的，中共经验是对的。

于是共产国际做出决议，同意我党用自己的经验，到日军后方开辟抗日根据地，以及继续用灵活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更多的同胞反抗日军侵华。

而且在同年7月，王稼祥即将回国的时候，季米特洛夫找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明确告诉他们：

“应该告诉全党，要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至于王明等人，就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至此，共产国际放弃王明，他再也不能以“太上皇”自居了。

所以别看王明在国内跳得欢，任弼时一出手，就把他拉下马。

换做别人，可能真没这个本事。

到了1941年，任弼时已经回到国内参加整风运动，有次会议上，王明又扛着共产国际的大旗，指责我党的抗日政策是错的，应该听国际的建议。

言外之意，还是和毛泽东争锋。

任弼时当场站起来发言：

“季米特洛夫和我说过，王明有很多缺点，让同志们帮他改正。但我回来只和毛主席讲过，不太好直接和王明说，现在是不得不说了。”

“曼努意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季米特洛夫同时说，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

“我告诉他们，王明同志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

这番话说出来，王明彻底失去依仗，而任弼时又一次把王明打翻在地。

其实不论是反对张国焘，还是反对王明，任弼时都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支持毛泽东的工作。

如果以为任弼时支持毛泽东，仅仅是反对张国焘和王明，那就想的太简单了。

1940年回到延安后，任弼时辅佐毛泽东做的一系列工作，证明他是真正的无双国士。

这些事现在说的不多，我们简单说一下。

做为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延安有很多部门和政府机构，但各部门机构缺乏统一管理，导致各种事情错综复杂，很难及时处理。

于是任弼时亲手建立了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处、总务处和警卫处，并且制定严格的财会、文档保管、行政制度，来集中处理部队、地方和各部门的事务。

随后任弼时调整各部门机构，让它们都集中到杨家岭附近办公，有什么事可以互相交流，也方便上下通达。

万事有所归依，效率就高了。

抗战时期要团结各阶层人士，那么政府人员的结构，就不能都是共产党员，必须让各阶层人士都参政议政，才能起到统战团结的目的。

原本这是政协的任务，但抗战时期没有成立政协的条件，任弼时就起草政策，建议组建“三三制”政府。

在“三三制”政府里，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都是党外民主人士。

这样便开拓言路，完成统战和团结。

随着皖南事变以及国共合作破裂，陕北不可避免的出现经济危机，任弼时觉得：

“如果国共关系缓和，陕北就是抗战的大后方，如果国共关系继续恶化，那就要以陕北为根基，一边坚持抗战，一边消灭蒋介石。”

所以任弼时说，现在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陕北的经济建设问题，我们在《延安不需要特货》里说过，事迹感人成绩巨大，第一个提出经济建设且制定政策的人，就是任弼时。

此外，任弼时辅佐毛泽东精简机构、调整部门职能、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整风整党整军，相当于党的大管家。

事无巨细一概包揽。

我党能革命成功，根本原因是组织的胜利。

如果把党组织视为一台精密的机器，那么毛泽东是提供图纸的发明者，而任弼时就是亲自动手组装机器的工程师。

要是在武侠小说里，毛泽东是挥剑杀敌的剑客，任弼时是干将莫邪一样的铸剑人。

所以我党成为如臂使指的战斗力超强政党，任弼时功不可没。

这样的人，你说是不是无双国士？

1945年4月“七大”召开，毛朱刘周任被选为“五大书记”，其中任弼时是最年轻的，那年才41岁。

然而最年轻的任弼时，年底却被苏联医生检查出高血压、糖尿病、动脉血管硬化等毛病，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

这些病需要静养，才能康复的希望。

但是解放战争逐渐拉开大幕，任弼时又是分管组织、经济、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书记，实在太忙了，根本没时间静养。

就这么拖啊拖，拖到解放战争胜利了，任弼时却因为身体的问题，不能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后来经斯大林同意，任弼时到苏联治疗半年，病情略有好转，结果刚回国又遇到抗美援朝，任弼时没日没夜的参加会议，终于熬不住了。

其实他就是被累倒的。

当初赴苏联留学的时候，任弼时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里面写道：

“现今社会生死存亡，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任弼时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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