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毛泽东晚年的几次恸哭，究竟有何心结？|2022-02-05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

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毛泽东有万般豪情，也有千般柔情。他会一直使用长征时的旧毛毯，只为不忘革命成功来之不易；即使因营养不良而浮肿，他也不愿吃肉，只因想到全国人民还吃不上肉。

这位真正把人民、把国家放在心上的共产党人，究竟有何“心绪、心境和心结”？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河南视察黄河。新华社记者侯波摄

这要从毛泽东晚年的几次恸哭讲起……

文 |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 | 丁贵梓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部分内容摘编自2013年7月出版的修订版大字本），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往往忽略了他情感丰富、柔情似水的另一面。根据2003年12月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的记载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毛泽东在其晚年确是常动感情，甚至痛哭失声。

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次年4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可能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基层群众，这可能是1975年11月6日下决心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依据之一。

如1975年7月28日，即毛泽东刚刚做了眼睛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亲自为毛泽东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是这么叙述的：

当时“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从目前已知的毛泽东晚年的哭声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窥见毛泽东晚年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心绪、心境和心结。深谙我国古文的毛泽东，阅诵古文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沟通古今，古为今用，以推助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人在生命之烛即将燃尽之时，往往会像老牛静卧反刍一样，咀嚼着眼前浮现的一生“奋蹄”的一幕幕历程。诵读700多年前陈亮的这首词，回首自己亲身参与甚至是直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艰辛奋斗和苦难辉煌的革命历程，揽扫当时国际国内的大势，展望中国与世界可能发生的各种前景，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有多少特有的体味和话语会涌上他的心头呀。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

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这其中无疑有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可能有他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的隐忧。

如1976年前后，“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

这可以作为毛泽东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一谈话的心灵的注释。

如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

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

“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为什么晚年毛泽东的眼睛里常常涌流泪水？

因为他对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爱得无比浓烈和深沉。

他与他的战友们，历经艰辛，指挥千军万马，用28年时间，率领亿万人民，用千千万万先烈的头颅与热血终于换来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人民无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无比辉煌的成就，但新中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决不可能彻底摆脱旧中国遗留给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遗产中各种腐朽梦魇的纠缠。加上面对比我们强大得多的西方世界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文化侵蚀，使得我们党和政权内出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性。

因此，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成了萦绕在毛泽东特别是其晚年心头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情结。

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晚年常常涌流的泪水，不仅丝毫无损于我们领袖的辉煌，反而使我们平添了对他的无限敬仰之情。

近些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国内改革的持续深入，使笔者更加感到理论的重要。但坚持和发展正确理论的前提，是正确对待历史。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他十分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逐渐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在建党、建军和建政的过程中，他一直高度重视保持党、军队和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深刻论述党、军队和政权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并为此始终不断进行着认真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

这为指导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军队鲜明无产阶级性质战略思想探索的端倪显现于1927年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湾改编”。那时除了整编部队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队雇佣关系；并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同时也显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之时。

当时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泽东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毛泽东关于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进一步显现于延安时期。

黄克功，1927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1937年9月在延安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

毛泽东随即致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这对当时全党、全军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1944年3月，毛泽东阅读了描述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永昌演义》。他关注这位英雄人物，但让他更加关注的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

1944年，郭沫若应约撰写并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泽东当即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

同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关于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更直接地表现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初。

当时毛泽东会见到延安参加国共商谈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参政要员黄炎培。黄炎培通过在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与一群生活简朴但又充满生机的共产党人的短暂接触，深信这些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全国执政，但他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

他说：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提出“人人起来负责”的思想，实质上是党在夺取政权前特别是在执政后永远保持党的根本性质、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从而跳出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实质上这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

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绝大多数人起来自己为自己负责，从而实现自己为自己当家作主；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则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选举把权力让渡给极少数“精英”，让他们为绝大多数人负责和当家作主。

前者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后者的本质是资本当家作主。

民主的名字相同，但其实质的不同却泾渭分明。

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经验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

1945年7月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之后，可以说，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课题始终萦绕在毛泽东心头。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苏回国来到哈尔滨，这也可以算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内视察。在哈尔滨吃第一顿饭时，他即发现招待得十分丰盛。他当即提出严肃的批评，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2月28日，他到了沈阳，当地饭菜安排得比哈尔滨还好。上述两餐他都因同时从苏联返回的胡志明在场而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而没有“罢餐”。在沈阳这顿晚餐他只用了半个多小时。饭后，他很不高兴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担心很快被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便频频出现。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

同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十分忧虑，他甚至用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形容此现象。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审改此决定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随着“三反”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如，天津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腐蚀干部170人，其中团、师、军干部达25人。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的指示》。“三反”“五反”斗争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历时近一年，取得了重大成果。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包括被判处死刑的刘青山、张子善等42人。

据中纪委截至1952年7月的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

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

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

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斗争中，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私营工商业者，犯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为90%。

“三反”“五反”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特别是当毛泽东下决心要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时，有同志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事实完全可能如此。

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今天的特殊重大意义。

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绝不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评价的小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关涉我们党、国家、人民和军队的根本前途。只有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才有光明的前途。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

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抺黑、否定斯大林以至列宁。

现在，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企图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

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竭力贩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时，把主要矛头集中放在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战略部署十分重要的组成，是其“软实力”“巧实力”十分重要的组成。

尽管这仅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他们能量很大。加上各种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恰当应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如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一样，都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和昭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些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反映和揭示的往往都是几百甚至上千上万年的事，决不能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

若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就必然是没有弄懂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真谛。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穿透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风云。对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实践，不断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会遭遇重大挫折和灾难。

毛泽东在早年就说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

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并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悲剧的思想已经在苏东得到验证，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党和政权变质。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大反斯大林。其实质是开始脱离、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大反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1959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4日晚，毛泽东就国际问题亲笔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而“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1961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

结果，五年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三十多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他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严重后果的估计判断惊人地准确；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及时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深远意义，这是保证我们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重要保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特别是苏联东欧共产党败亡的教训充分表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必须牢记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殷殷教导，并切实身体力行。

曾给毛泽东当过12年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回忆说：

说一个借条的故事。

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一看主席没有表，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地戴上了，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这个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汪东兴借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借的表用了两个月，就还回去了。

“在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多平方米的仓库5个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

“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三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用的都是旧毛巾。太旧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

“主席的袜子大多都是我们补，我们补的针脚就大一些，我们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着，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最后给主席送别时，打开主席的衣服，我都哭了，都是旧衣服，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啊！”

“主席的床上有两样东西一直放着，一个是宋庆龄送他的鸭绒枕头，另一个是他长征时带来的毛毯，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着书，他躺在床上办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垫着那条毛毯，我们要换他不让换，他是不能忘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笔者听说党内资历很老的一位老大姐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得更厉害了”。

笔者四处求证，最后，又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局从事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整整40年的王振海那里得到了证实。

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事例甚多，无须再细加列举。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不知他做到否，但是毛泽东讲“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则完全做到了。

我们党在执政后，能否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与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能否身体力行息息相关。在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上，为什么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身体力行至关重要？道理很简单，这就是毛泽东所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另外，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若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可能以权谋私，并可能滋生并助长私心，就可能在作决策、定政策甚至制定路线方针时掺杂私心，做出危害党和人民事业全局和长远的事情来。

因此，党的领袖集团带头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有着极其特殊重大的意义。当然，党的高级干部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深厚理论功底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以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最可靠、最坚实基础的。

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绝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而是直接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和长治久安的天大的事。

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甚至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加快我们党轰然倒塌的步伐。人民是永生的，只有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与人民一道永生。仅从个人和家庭私利出发，任何人都只会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

我们热切期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涌现出代表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及其代表的世界级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不断加强各自政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并团结带领各国人民共同为全人类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进步事业而不懈奋斗。

全世界全人类的前景最终必然是无比美好的。这就是我们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最高、最终的自信，也是我们中国梦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