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书记的担子，爷爷担了儿子担，儿子担了孙子担……”这是一句曾在南方某村流传多年的顺口溜。
家族宗族势力曾是农村基层的“老大难”。在一些地方，家族宗族拉帮结派、拉票贿选，长期把控村级政权，依靠村集体资源疯狂敛财，对基层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
近日出台的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防范家族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和影响”。
这是笔者在华北地区调研时听一些村民讲的原话，老百姓对当地村级选举的“诀窍”一清二楚。毋庸讳言，在一些农村地区，“公平竞选”时常沦为家族争大小、分高低的战场。“认亲不认贤”，也是村民投票时普遍存在的心态。
以鲁中某“杂姓村”为例，村内姓氏众多，村民以“五服”亲戚关系为基础区分彼此：“五服”之内基本是自己人，“五服”之外准是竞争对手。每到选举，同姓家族内部竞争与异姓家族彼此竞争叠加，弄得村里鸡飞狗跳。
至于选举结果，要么是“一家独大”，要么是部分家族“联合上台”，形成以家族为核心的权力及利益垄断组织。
在河南某村，村中两大家族长期掌控村支书和村主任职位，把持河砂盗采利润。至于上级政府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以及村中其它致富机会，村干部在分配时会“优亲厚友”，其他群众“渣都捞不着”。
村干部家族被逐一编入利益网，普通村民心生怨念。这种不合理的乡村秩序让村庄治理失去了公共性和公平性。
在南方农村地区，一些村庄历史悠久，社会结构发育完整，宗族对内团结，对外具有攻击性与扩张性。一旦公共政策与宗族利益不符，相关势力便会采取行动，抗衡基层政权。
例如，上世纪90年代，赣南地区一些宗族势力有强烈的“生男”偏好，常组织村民对抗计划生育政策。有的地方“求男不得”，甚至发生围攻乡镇政府的恶性事件。宗族势力高压下，一些村干部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向村民妥协：“只要生好了，就是计划好了。”
又如2009年，上级政府向广东某村征地，准备修建高速公路及排水渠。谈判中，补偿价已经一路推高至60万元/亩，当地宗族还是不同意。结果，双方拉扯近10年，严重耽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因为家族血缘关系是乡村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熟人社会中，血缘对村民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同一家族的同姓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是血缘“强关系”，也就是“自家人”；宗族内部有完整的组织结构，比如各房都有“话事人”，每个小房支要服从更大的宗族结构；对一些村干部来说，管理家族宗族内部事务是头等大事，红白喜事、祭祖迎神、调解矛盾纠纷，样样怠慢不得。
长久以来，农村社会自然孕育了个体行为服从整体家族宗族利益的行为规范。尤其是在家族宗族势力旺盛的地区，家族宗族具有极强整合力，只要“话事人”决定行动，其他村民就有服从义务，尤其是为了本族利益团结斗争的义务。
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巨量发展资源也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家族宗族势力。比如，有的地方旧村改造、征地拆迁接连不断，由于规章制度不健全，家族宗族对灰色利益就有了剩余索取权；有的地方集体资源丰富，背靠家族当选的村干部掌握资源分配权后，自然倾向于“肥水不流外人田”。
更糟糕的还有家族宗族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一起涉黑案件中，某家族式村干部负责出面，向建筑工程发包方索要工程，遭到拒绝后，该村干部便让黑老大煽动村民闹事，最终迫使工程承包方出让承包权。
家族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把控和侵蚀，严重干扰基层政治秩序，扭曲党和国家部署的大政方针，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清除“家族自留地”，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劲。
四川眉山某家族式“恶势力”案件庭审现场（图源：央广网）
近年来，国家对基层政权建设愈发重视，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基层权力的规章制度，家族宗族势力对基层政权的消极影响正在减弱，部分村庄已经实现由乱到治的根本性改善。
这种改善当然不是自发产生的，因为要触动实实在在的利益。总的看，一些有效经验做法值得广大农村基层地区持续深入推广。
首先，在村级权力产生环节，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比如，村干部选拔环节不仅要有民主选举，更要有后备干部培养制度，先将村里的好苗子选为村后备干部，由组织观察、培养、筛选，再经民主环节推选为村主要干部。
其次，在村干部权力行使环节加强监督。此前一些地方探索实行村级权力清单制度，划定权力范围，明确权力行使流程，制定权力监督规范，村干部能干啥不能干啥，白纸黑字列明白，老百姓看得清楚，村干部就不敢明目张胆违规越线。
同时，要长期严控基层恶性家族宗族势力抬头。一个黑老大进去了，一些团伙被打掉了，不代表这个恶性家族宗族势力被消灭了，要预防死灰复燃。这就需要将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将基层纪检监察工作力量向监督倾斜、往基层延伸，深挖彻查各种保护伞及家族宗族残留势力。
基层政权必须坚强，基层干部必须过硬，两者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党手里。消除家族宗族势力对基层政治的侵蚀，归根结底要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发展基层民主有机结合起来，让基层生态真正公开透明、风清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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