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新中国治淮事业的开创者。他高瞻远瞩的决定，为几百年不治的淮河带来了新生的希望；他接连不断的批示，促使治淮在短时间内上升为国家决策；他振奋人心的号召和慎重冷静的思考，保证了淮河治理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自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夺淮后，在7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淮河河道泥沙淤垫，为祸一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甚为详尽的治导方案，但南京政府设立导淮委员会后经略数年，仍成果寥寥。1931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灾，皖北20余县蜕变为乞丐之地，唱着花鼓乞讨的灾民遍布全国。1938年，国民党更“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将淮河流域推向深渊。
新中国成立初，淮河已成为最大的一条害河，也是公认最难治的一条河流。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说：“治淮是一件天大的大事，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淮河虽然难治，但对大力提倡愚公精神、领导党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的毛泽东来说，治淮的困难是无所畏惧的，要做的就是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50年夏，淮河流域又发生大水，河南、皖北两地灾情异常严重。7月20日，毛泽东看到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紧急电报后，心情沉重，立即批示并转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根治批示后焦心如焚，立即安排政务院调拨3000万斤粮食救急，同时开始筹备根治淮河的方案计划。
然而，灾情仍持续升级，不足半月，皖北告急的电文再次送到毛泽东的案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封电报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他在电文“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等多处做下标记，潸然泪下，对身边秘书田家英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8月5日，毛泽东作出第二次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救民心切之情跃然纸上。
“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1950年8月25日开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商议治淮方针和1951年应办工程。根据毛泽东的根治要求，会议很快确立了“蓄泄兼筹”的治淮基本方针。上游河南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皖北蓄泄并重，利用湖泊临时拦蓄干支流洪水，整治河槽承泄湖泊拦蓄之外的全部洪水；下游苏北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
不过，由于淮河的河情特殊，豫皖苏三省在会议期间对治淮方案产生了不同看法。淮河“两头高、中间低”，一遇大雨，就会形成“河南排，苏北堵，皖北淹”的局面。位于上游、中游的河南和皖北希望将淮水大量引向下游，而位于下游的苏北则指望中上游两省尽量蓄水滞洪。同时，要根治淮河，豫南、苏北计划好的土地改革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苏北当时便提出工作中心难以一下子“转弯”到治淮上去。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于8月31日第三次作出批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周恩来向参会干部传达了毛泽东三省联动、以导淮为中心的指示，并耐心地做各方的协调工作，三省干部的思想终在会议上取得一致。
9月21日，为推进治淮工作，毛泽东第四次作出批示：“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半个多月后，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1月底，三省治淮工作全面铺开。
打赢治淮工程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根治淮河的决定和政务院的治淮方针满足了淮河流域人民朝思暮想的期盼，得到了人民的热烈响应，新中国治淮事业迈入正确的轨道。
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加治淮，“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的场面到处可见。农民成为治淮的主力军，承担了劳动量最大的冬修、春修工程的土方任务。工地上红旗飘扬，劳动号子震天，到处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许多民工赤手空拳从家里来到工地，到工程完成以后，剩余了食粮，学习了文化，满载着愉快的心情散工回家。除了农民外，还有无数的水利专家、行政干部、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大学生、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以及解放军官兵从全国各地汇集到治淮战线上，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党和人民同心同向，奋战在千里淮堤上。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心下，中央克服物资供应极为紧张的困难，将10亿斤粮食投入到与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同时进行的第一期治淮工程。1951年5月，治淮工地捷报频传，毛泽东十分喜悦，欣然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吩咐将题词做成四面锦旗，派中央治淮慰问团送到淮委和豫皖苏三省治淮指挥机关。题词深切地表达了毛泽东对人民的殷殷期望，经《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激起经久不息的反响，成为那个火红年代家喻户晓的口号之一，极大地鼓舞了处在如火如荼治淮战场上的一线劳动者，也激励着一代代治淮人矢志不渝地开拓前进。
毛泽东在为治淮工作者鼓舞干劲的同时，也对治淮这一“天大的难事”有着冷静的思考。一期工程完工后，不少人认为治淮没有想象中的难度，“两年完成不在话下”。1951年7月底，第二次治淮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规模更大的二期工程事宜。会议期间，水利部领导人向三省治淮干部转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指示，强调治淮必须根治彻底，做长期的打算。在毛泽东这一治淮思想的指导下，各地治淮干部逐渐树立起长期治水的理念，我们党更将初期相对单一、临时的以工代赈政策调整为细致周到、稳妥的民生政策。在后方，组织互助或有偿代耕，帮助治淮民工家庭解决生产问题；在前方，不断调查民工的消费定额情况，适时调整工价，规定民工收入除足够维持民工工地的一切消耗及养活一个普通的农业人口外，还能负担出工期间后方互助生产的支出，从而彻底打消了民工们的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