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一个小的切口来看当时的东野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能力。
前情提要：45年我十万骨干出关之后，短时间内部队即扩充到几十上百万。由于我出关之后尚未掌握坚实根据地及群众基础，在盲目乐观之下仓促扩充的部队质量参差不齐，包括了大量的原国军，伪军，警察，宪兵，甚至土匪和道门教徒。这些乌合之众在编入后不但毫无战斗力，且成为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45年底国军入关，我军在山海关、四平等地相继受挫后即大量地暴露本性——讲怪话，散布谣言，消极怠工，开小差，严重的成建制逃跑，拖枪投敌，杀害我干部战士。从野司训令报告可见，当时的情况恶劣危险到了何等程度：
……一旦情况恶劣，纷纷发生逃亡叛变、投敌、杀害我干部，重复历史教训。比如松江骑兵团在双城叛变，佳木斯‘八·一五’大会之捣乱，程罗纵队60团2营（内朝鲜人两个连）之叛变，以及最近辽吉地区康平各区、县大队三天内逃亡1／3，县大队一个排叛变投敌。彰武县大队第1连于敌进攻后新秋时10余人逃亡，该三区副区长刘平彰打死区长率10余人投敌。东科前旗大队3连连长胡永安率60余人携枪投敌，二区区长王正忠率9人投敌，前旗一带原500余人，现只剩200余人。东科后旗蒙古4师12团2连全部及警卫连一个排叛变投敌。科尔沁左翼中旗（郑家屯西北）一个中队叛变，并以苏木巴特尔为首与高力板之匪500余，结成‘光复军第一团’。一分区13团补充之康平新兵逃亡300余，结果三个团每团千人左右的‘地方基干团’在不到半月内，在敌人进攻下逃亡叛变，每团只剩下五六百人。……
基于这种现象，野司在46年8、9月份先后发布两道训令，强调巩固政治工作，对坏分子进行甄别和清洗，将缺乏干部的部队编入主力，以地方部队充实主力部队，健全司令部机关等措施，同时集中力量训练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对干部实行轮训。训令发布之后，各级部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查成分，找问题。
某团4连经过初步清查，发现新兵中的成分相当复杂。不同成分的人又有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对部队的作风有或多或少的不良影响和腐蚀破坏作用。4连干部们作了调查分析，分门别类进行了归纳：
